谭淑婷

论余华小说中温情的父亲形象

谭淑婷

余华是当代影响深远的作家之一，他对于同时代的作家而言，作品产量不算很高，但其作品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他创作的《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在这两篇作品中塑造了两个经典的父亲形象——福贵和许三观。纵观余华的小说，从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到最新小说《第七天》，各种类型的父亲形象频繁地出现在其作品中，有缺席的父亲山岗山峰、扭曲的父亲孙福、无赖的父亲孙光林以及温情的父亲福贵和许三观。其中福贵和许三观是余华第一次给读者呈现出乐观、顽强且温情的父亲形象，这一形象的出现代表这余华从先锋小说进入到民间小说的创作阶段，意味着身为人父的余华重新开始打量人性，从而成就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更奠定了余华自己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温情 父亲形象

一直以来，父亲在每个家庭中都处于主导地位，并且父亲这一形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威严不可侵犯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提到“父，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这说明父亲在我们中国传统意义上具有很高的权力和地位。从古至今，我国文学作品受到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熏陶，出现了父权集中化的父亲形象，《红楼梦》中的父亲形象最为典型。而在二十世纪以后，受西方作家的影响，中国的一些作家们开始对父亲这一形象重新进行审判。本文试着以余华的代表作《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为出发点，梳理余华笔下温情的父亲形象的特点。

一、余华小说中父亲这一形象塑造的转变

余华作为先锋作家的代表率先对父亲这一形象进行审判，对带有浓厚传统意义的父亲形象进行颠覆，父亲不再是我们眼中的家庭的顶梁柱、有权威负责任的丈夫，而是逐渐产生异化，余华《我胆小如鼠》中的父亲，总是被人欺负了也不敢回击，甚至于想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极端的用同归于尽的方式企图报复他人。这个的父亲形象与传统意义上的父亲形象大相径庭，从其间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中所勾勒的父亲形象的崩塌。余华在前期作品中所构建的不同于传统的父亲形象使人印象深刻，而对父亲这一形象的审视与解构都是为了寻找最真实的父亲形象、为了重新建构父亲这一形象。

从九十年代开始，余华笔下的父亲形象不再是根据他自己的创作理念安排在作品中的一些符号（如：《一九八六年》），而是把主体放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底层民众上。他们在作品中栩栩如生、可亲可感，说着与那个时代普通老百姓一样的话，做着与普通老百姓一样的事。在余华所有的小说里，他们的独特性和新颖性极为夺目，最吸引读者的是《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的父亲形象福贵和许三观。他们不仅仅是生活上的强者，更是庇佑子女的父亲，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展现对子女的温情。这一个个温情父亲形象让我们看到余华在创作中对于父亲这一形象描写的转变，而这也成为余华小说中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闪光点。

二、余华小说中温情的父亲形象

在《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中，作者描写的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余华将他们推向生活的风口浪尖，将他们推向一个又一个人生的困难时期，让读者感受到其间生活所带来的绝望，与此同时，从小说简单的话语中不经意流露出的温情更加令人热泪盈眶。福贵和许三观这两位父亲形象展现温情的方式各有不同，但父爱的伟大却惊人地相似，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爱子女、爱家庭，即使身临绝境却依旧乐观面对，并他们都有着如父亲般顽强的生命力。就是这一点一滴，让我们看到了真实且温情的父亲形象。

（一）永未失去的父爱本能

在《许三观卖血记》中的父亲许三观，他这一生一共卖血十二次，在这十二次当中，除了第一次是偶然之外，其余的都是为了家庭，为了家人。每次在面对生活困难的时候许三观便会选择卖血，用卖血得来的那三十五元去换得家庭一次又一次的渡过困难的希望，而在这一次又一次的卖血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父爱的本能，这种本能驱使他去卖血、去保全家庭，庇佑子女。

在《活着》中，因为家庭的经济十分紧张困难，为了省下钱给有庆读书，福贵和家珍决定将凤霞送出去，在一次送凤霞回去的时候书中写到“…凤霞是个好孩子，到了那时候也没哭，只是睁大眼睛看我，我伸手去摸她的脸，她也伸过手来摸我的脸。她的手在我脸上一摸，我再也不愿意送她回那户人家去了，背起凤霞就往回走。”[2]在这里，福贵这一温情的父亲形象跃然纸上，而后福贵回到家里对家珍说到“就是全家饿死，也不送凤霞回去。”这让读者感受到福贵对自己孩子所拥有的爱和眷恋。

（二）粗糙而温情的乐观

余华在这一时期的写作注重社会底层人物的描写，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很多有着属于底层人物专有的乐观。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我们看到了福贵的乐观和许三观的幽默，正是因为他们所有的这种乐观幽默，让他们可以更好地去面对苦难艰辛的生活。

在《活着》中，乐观是福贵能够一直坚持生活下去的重要原因，在得知自己赌博将家产输光之后福贵也想着要自杀，但是，“我想着那一屁股债又不会和我一起吊死，就对自己说：‘算啦，别死啦。’”就是这般带着些许愚昧的乐观让福贵决定好好地去面对，让家产输光后的徐家处境不那么太难堪。在福贵谈到家珍的去世的时候他说道“家珍死的很好，死的平平安安、干干净净，死后一点是非都没留下，不像村里有些女人，死了还有人说闲话。”福贵这般平和的语气谈论着自己死去的妻子，面对这世间大家都不愿经历的生离死别，他却用这平和的语气去诉说和微笑，也便是这般福贵才能好好地一直生活下去。

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令人记忆深刻的便是在大饥荒的那一年，许三观用嘴给每个人都炒了一道菜，给孩子们做的红烧肉，给妻子做的清炖鲫鱼，给做的爆炒猪肝，虽是嘴上说说的菜，却使得这个夜晚格外的温馨。幽默的语言，乐观的态度，使得他们一家人即使身处在难熬的三年大饥荒时期，在苦难中乐观地度过难熬的日子；而这一极具温情的画面也使得许三观这一生活在社会底层一点都不起眼，甚至有些粗糙的父亲形象显得伟大且温柔。

（三）顽强的生命力

作者将在中国过去六十年所发生的一切灾难，都集中在了福贵和他的家庭上，家人一个一个地离去，接踵而至地打击，但活着的意志，却是我们在福贵身上看到的唯一不能被剥夺的东西。世界上最痛苦的事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当这发生在福贵身上的时候，他哭过，他吼过，他依旧坚强的扛下来了。在经历有庆的死之后，紧接着又经历了女儿的死、妻子的死、女婿的死以及外孙的死，全家都是他送走，最后剩下的只有自己。福贵依旧乐观的去面对所经历的困境，他会很平静的和那个年轻人坐在那棵茂盛的树下，在那个充满阳光的下午，向年轻人讲述着自己。他相信自己的妻子是世界上最好的妻子，他相信自己的子女是这世界上最好的子女。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感受到的不仅仅是福贵和他的一家生活的苦难艰辛，更能感受到其间他们生活所流露出来的温情。

在《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为了给自己得肺炎的儿子筹集医药费而一路卖血到上海，三天后到了百里因为在林浦卖血后没有休息，许三观的体力终于透支而致晕倒，书中写到“…他双手抱住自己，在街道中间抖成一团，他的两条腿就像是狂风中的枯枝一样，剧烈地抖着，然后枯枝折断似的，它的两条腿一弯，他的身体倒在了地上。” “枯枝”二字写尽当时许三观因卖血过多而脆弱的身体，也写尽他的不易。这一次次的用生命去筹集医药费，既让我们看到了那伟大的父爱，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一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不起眼的小人物所拥有的顽强的生命力。

三、余华对父亲这一形象塑造的转变的原因

温情的父亲形象的出现，代表着余华创作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对着变化，余华曾自己有过描述；

就我自己的创作而言，我后期的创作较之前期有明显的差异。这种变化的原因我想有两个：一个是人在变，想法在变，时代在变；另一个就是写作上更为具体的原因……

王士城老师对于“写作上更为具体的原因”这一点认为余华的解释并不具有说服力，因此，关键的在于第一个方面“人在变，想法在变，时代在变”。

（一）人在变，初为人父的体验

在余华前期的作品中，之所以会出现缺失的父亲、变态的父亲、扭曲的父亲、逝去的父亲，有大部分原因来自于他童年时对父亲的记忆。在余华的记忆里，父亲形象并不完美，有很大一部分时间几近于缺席。余华忆起童年说道：“在我印象里，我的父母总是不在家，有时候是整个晚上都只有我和哥哥两个人在家里。门被锁着，我们出不去……’”正是因为余华童年时期饱经了孤独和寂寞，受到的温暖屈指可数，导致他创造出来的父亲是缺失的、变态的、扭曲的。

余华慢慢地在长大，在变化，他从一个孩子的角色升级为父亲的角色，这是人生一个重大大的转变。余华开始慢慢体会父亲这一角色的艰辛，这时忆起童年就多了一份理解，对于父亲也多了一份宽容，这时余华笔下的父亲没有了缺失、没有了变态，只剩了福贵和许三观的温情。

（二）想法在变，从先锋转入民间

伴随着角色的变化，余华的思想较之以前更为成熟了，就像余华自己所说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内心深处另一部分东西在逐渐生长。”这种内心的增长，使他从先锋派的写作方式回归到民间创作的方式，成为20世纪9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他的每一部作品都会引起巨大的关注。

从九十年代之后，余华的小说不再抽象、变形，不再呈现像梦魇一样的世界，变得较为平实、自然，开始呈现出现实主义小说的风貌。余华先生开始慢慢消解形式，慢慢变得朴实自然，文中也渐渐渗透出着温情，他会将自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的幸福快乐掺杂进去，让故事增加一点平常生活的温情，《活着》便是如此。作者也致力于细节的提炼，每一个细节都经历过精心的提炼使得这些细节都充满美感。可以看出余华先生在创作手法上由先锋转向了民间，这对于作者笔下温情的父亲形象的塑造起到一定的作用。

（三）时代在变，80年代到90年代

余华父亲形象转变的这个年代正处于80年代和90年代交轨的时期，我们不得不注意到的是，余华的这种转变在某种意义上恰恰与90年代的时代精神的内在转变有这惊人的相似。

20世纪80年代先锋派给当时的文学界带来激情、反叛、理想主义，到90年代一变而为实用主义、休闲主义和消费主义。余华的转变完美的契合了时代精神的转变。进入90年代开始，许多作家开始对其先反对的物质主义、平庸生活进行了重新地评定，开始为现实生活辩护。不再有狂妄的理想追求，不再有郭沫若的《天狗》，有的是《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温情的父亲形象，余华笔下的父亲形象不再是根据他自己的创作理念安排在作品中的一些符号，而是有血有肉、可亲可感的福贵和许三观。时代给余华指了一条光明大道，不再是80年代是看不到尽头的乡间小道，不再是80年代的浮躁、不再是80年代的张扬。

[1]余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2]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13.

[3]王庆生,王友平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4]胡秦葆,刘瑶春.余华小说对"父亲"形象的颠覆与重构[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9).

（作者单位：湖南省第一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