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文革”结束后，国家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四十周年，我作为时代幸运儿，先后参加了1977年和1978年的两届高考，上苍眷顾勤勉人，1978年夏，我高中毕业，终于考入了南开大学历史系，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我是天津市人，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一个普通家庭，父母皆是工人，本不识字，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接受了“扫盲”教育，认识了不少字，可以读书看报，但不会书写，他们迫于工作、生活压力，无暇顾及我们的学习。我们兄弟姊妹众多，家境贫寒，蜗居于一间十余平方米的平房里，此房又坐落在一个有六户人家组成的狭窄的院落中，环境嘈杂，学习条件很差。

使我养成好学、勤思习惯的启蒙老师，应该是我的大姐和大哥。记得1963年，大姐在读中专，放寒假时，屋外天寒地冻，我们几个较小的弟弟、妹妹，围坐在大姐身边，让她讲小孩子们都爱听的故事。大姐喜欢看书，古今中外都有，文化知识很丰富，她给我们讲了很多很多，有阿凡提的故事，有安徒生童话，有中国古代神话等等，每次我都聚精会神地听，遇到有疑惑的地方，还时常追问，听到稀奇古怪的情节，觉得新鲜，小孩子的那种好奇心，驱使我反复琢磨。大哥买了很多“小人书”（今称连环画），成套的《水浒》《杨家将》和《岳飞传》及其他，我有时间就翻上一翻，虽不认得图下的释文，但喜欢看古人装束、骑马打仗、刀枪剑戟、小桥流水等等，见到特别钟爱的画面，就一边欣赏，一边用白纸涂鸦，一边思考。那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十分渴望识字，渴望读书学习。

1965年夏，我该上小学了，兄长带我到离家最近的学校去报名，招生老师看罢户口本上我的出生年月，说我的生日小，今年不行，明年再上吧，我哭著回家了。

谁会料到，第二年“文革”开始了，全国动乱，停止招生。到了1968年，毛主席号召“复课闹革命”，学校才又招生，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已经十岁了。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学校正规教育惨遭破坏。那时，我们每天只上两节课，安排在上午，有时不上课，也不留作业，学校经常组织去工厂参观、上街游行。中学时，学工、学农、“拉练”频繁进行，课堂系统授课反而成了“副业”，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同学们以各种方式的“玩儿”来打发时光。青少年的我也不例外，上学前即学会了游泳，上学后加入了区级游泳培训队，每日下午训练，其他闲暇时间，则以打牌、下棋、斗蟋蟀等度日。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读的增多以及哥哥、姐姐们走入社会后的经验，加之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一些现象，我对读书学习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虽不十分深刻，但总觉得读书学习还是很有用的。

当时，“大字报”无处不在，学校里，街道上，烟囱壁，桥梁处，凡是能写、能贴的地方皆有，构成了一道特殊的景观，而且多用毛笔书写，或配上漫画，以丑化“阶级敌人”。每见此，我常想，这一切都需要文化啊！吃饭时，我坐在收音机旁，特别喜欢收听著名播音员关山朗诵的配乐诗《雷锋之歌》，听着那朗朗上口、隽永押韵的诗歌，十分钦佩作者贺敬之老师，觉得贺老师真有学问，这诗篇写得太棒了。另外，同学们学军去外地 “拉练”，有的给父母写信，十分吃力，写出的家信，错字连篇，词不达意，闹出许多笑话，还有的根本写不出来，让我代笔。见闻了这些情状，我越来越意识到，将来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需要读书写作，需要文化知识，我的好学之情重又被点燃。

于是，我暗下决心，只要有闲暇时间，就读书阅报，背诵家家都有的《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和“样板戏”剧本里面较好的唱词（现在我尚能背诵出很多段落），见到报纸上有好的诗文，就把它们抄录下来，这样既增长了知识、词汇，又练习了写作和钢笔书法。

“文革”前出版的书籍，皆以宣扬“封资修”的口实给予查抄，然后焚毁，或送造纸厂再造纸，在唯一出售图书的新华书店里，所售书籍也是寥寥无几。有段时间，次兄和我到处寻借古典小说和唐诗宋词（当时，仍有人收藏此类书籍），友人借给我们时，往往叮嘱两三日内必须阅毕，实在害怕被发现而遭没收，所以我们借来后，偷着疯狂地、不分昼夜地阅读，有时头挨头同时阅读。四大名著以及《三侠五义》《说岳全传》等古典小说，在我念初中前，就囫囵吞枣、似懂非懂地读了一遍，并抄写了不少古人的诗词，从那时起，我便爱上了古典文学，爱上了历史。

1976年，已是“文革”的第十个年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周总理、毛主席相继去世，国家被折腾得疲惫不堪、百孔千疮。就在这年夏天，我初中毕业了。当时，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上山下乡”，要么继续上高中，那时读高中不用考试，只要本人愿意，就可以直接升入，我决定留在原校继续念高中。

又是没有料到，上高中仅过了一个多月，我们党就粉粹了“四人帮”，结束了动乱无序的“文革”，翌年九月，又宣布恢复中断十一年的高考，大快人心，举国欢庆，我赶上这么好的时机，真是太幸运了！当初，我决定继续求学读高中，与其说是较好的选择，不如说无论什么时代，只要是读书、求学，永远是正确的。

“文革”时期，我浪费的时间太多了，我的小学、中学八年时间虚度了，尽管我没有完全放弃学业，但是基础不牢，知识贫乏。我立即退出了游泳队，找寻出中学的各科教材，一边念高中，一边复习初中知识，夯实基础，以备高考。

那时，我们没有统一教材，没有任何参考材料，也没有人知道高考大致考什么，怎样有针对性地复习，老师叮嘱我们最多的话，就是“多学、多看、多练、多记”。我又拿出当年寻借古典小说的精神，发动亲戚朋友，到处找借“文革”前的高中课本和参考材料，可是，绝少人家收藏这类书籍，最后总算借到几册，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学习，尽量深刻理解。

学校为了帮助我们能够考上大学，也是数策并举，先是组建“高考班”，由经过多轮考试、成绩较佳的同学组成，我荣幸考列其中；然后派出各个学科中讲课最好的老师为我们授课，并把最好的教室提供给我们使用。任课老师没有计较“文革”期间对他们的不公，以大爱的胸怀，全身心投入教学，并通过各种渠道，帮助寻找“文革”前高考复习题，然后刻板、油印，发给我们，以充实复习材料。endprint

读高一时，国家虽百废齐兴，但振兴教育力度最大，我们高中生也开始有了周考、月考、单元考的频繁考试，所考成绩，记录在册。“文革”后，全国举行的第一届高考是在1977年的冬天，当时我作为优秀在校生，和社会上符合条件的各类人员一起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我的成绩达到了录取线，但对在校生标准更高，未被录取。我很幸运参加了这次高考的演练，从此以后，信心倍增，更加用功。

前面说过，我们家里学习环境和条件都很差，怀揣着上大学的梦想，饱含好学、勤思的激情，每天清晨，我很早就到了学校，复习功课，下午很晚才回家，利用学校窗明几净的教室刻苦学习，似乎没有疲惫的时候，那劲头和动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强烈的考上大学的愿望，二是反省“文革”时期虚度青春的自责，三是强烈的好学求知欲望。每当自己感觉知识不够用、学得不够好时，就十分懊悔“文革”时浪费的大好时光，有悔悟始知奋进，我充分利用一切时间抓紧学习。从家里到学校大约有三公里路程，需要步行半小时，我利用每天的往返时间，边走路边默记英文单词，有时也背诵一些古文诗词，一年多下来，还是很有收获的。

我们是两年制的高中，记得毕业前最后一个寒假，寒风凛冽，间或飘雪，我每天依然冒着严寒，背着装得满满的备考资料的书包，来到空无一人的教室里学习。教室很冷，因为放假不再生火（当时教室里没有暖气，平时靠燃煤炉火取暖），我一人坐在阳光照射的地方，享受着学习的快乐，每当解开一道数学难题，或写出一篇自己满意的作文，心里总是暖融融的……

转眼就到了高考日，文、理专业各要考六门课程，除外语专业需考口语增加一天外，其他专业连考三天，上、下午考试。七月下旬，天气湿热，我从家到考点，大约要走50分钟，为了中午能够复习下午要考的科目，便带上复习材料和馒头、咸鸭蛋、白茶缸，上午考试完毕不回家，坐在教室里，吃着馒头，就着咸鸭蛋，喝着白开水，复习着下午要考的课程。

……

“此情可待成追忆”。星移斗转，流水年华，往事如歌，一晃四十年过去了，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微观世界到宏观世界，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都有根本性的改变，时移世易，很多事物，不可同日而语。

尽管如此，通过我的青少年时期生活、学习状况，通过我的两次高考经历，通过我三十多年工作的磨炼，通过我的观察和了解，在77、78两级大学生身上，有许多成功经验值得总结，许多珍贵精神遗产应当继承。

半个世纪前，那场从高校开始、蔓延到全国各行各业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给社会造成的巨大动乱，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算真知当时的状况，当时有一个套语，在报纸上、大字报、学生作文中屡屡出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荡涤着一切污泥浊水。”由此可见当时社会的动乱程度。“文革”刚开始的几年，全国的学校停课，工厂停工、机关停政，打、砸、抢、烧、抄家、批斗、游行、串联、上山下乡，等等，其混乱状态无法用文字描述。在教育领域，我在前面所述的小学、中学的上课状况，全国皆是如此，数以千万计的青少年，在他们大好年华、正值学习文化知识的阶段，却没能很好地在学校接受教育，荒废了学业，虚度了年华。那时的人们，较少有独立的思想，一窝蜂地跟进，正如一些从“文革”过来的长者所讲，“当时，好像脑袋没有长在自己的肩上”，这很值得深思。

人最本质、最宝贵的东西是有思想。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要有独立的思想，正确的判断，才能选对适合自己成长、发展的道路，才能朝着光明的方向奮进，也才有可能取得较好的成就，否则就会走弯路、走错路，甚或失败，可见独立思想之重要。

“文革”时期，我还是一个青少年，根本提不上有什么独立“思想”，不过朴素的直觉告诉我，读书看报写家信、批判稿、大字报，都需要文化，正因为自己没有完全放弃学习，所以在恢复高考后，才考上了大学。

如今，改革开放，经济繁荣，中外交流，古今碰撞，思想多元，社会复杂，人心浮躁，国家正处于转型时期，我们无法选择时代、选择社会，面对这样的现实，就应冷静观察，独立思考，独立分析和判断，特别是拥有了一定文化之后，更不可盲从。

因为人有思想，有见解，所以是地球上最复杂的生物，唯其复杂，人类既有大美，亦有大丑，既有大善，亦有大恶，我们要努力修行自己、改造自己、完善自己，朝着真善美的方向前行。

当今时代，社会上流行着这种说法：“高考改变命运。”自恢复高考以来，我们国家培养出了千百万人才，包括我在内，确实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因为高考，曾经的“知青”成了政治家、科学家，工人成了大学教授，农民成了知名学者，山里的孩子来到了城市，普通百姓出国留学……我们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随着国家的繁荣、昌盛和发展，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莘莘学子，前程一片光明，在各行各业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国家作着贡献，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生活、生存状况，很多贤才俊彦，担任了国家的各级领导，这本来是非常值得骄傲、感恩的事情。可是，由于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党政官员、科学家、企业家、学者，不感谢党和国家的栽培，不注意修德养身，优化品行，继续学习，慎独自律，而是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从事犯罪活动，结果，锒铛入狱，身败名裂。人生有道，其根本之道就是做人，做个好人，只有做好了人，才能干好了事。

“高考改变命运”是事实，而修行自己、完善自己更为重要，否则，“命运”还会有变化的。持续优化个人的品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甚至一辈子都行走在修炼的路上，在这个过程中，只有读书学习，提升自己的修为，才能升华境界和思想，它才是提高素质、改变天下人命运的仙丹妙药。

77、78两级大学生人才辈出，在政界、学界、商界都产生了许多领军人物，被称为“77、78级现象”，这和他们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有人曾说：“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77、78级那样，年龄跨度极大，而且普遍具有底层生存经历。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77、78级那样，亲眼看到天翻地覆的社会转变，并痛入骨髓地反思过那些曾经深信不疑的所谓神圣教条。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77、78级那样，以近乎自虐的方式来读书学习……这就注定了77、78级要出人才。”在饱经沧桑之后，这一群体普遍个性坚定沉毅，较能吃苦，而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形成坚毅的个性和练达的人情，也成为日后发展的重要因素。历史不一定记得他们中单个人的事功，但一定会记录这一群体的作为和贡献。

我是平凡的，也是幸运的，作为77、 78级中的一员，年龄较小，没有他们特别是“老三届”上山下乡的非凡经历，除了直觉领悟到要学会独立思考、读书学习改变命运的道理外，也感受到了这个群体站得高、看得远、砥砺思想、不惧吃苦的精神，同时从中也学到了定下一个目标，矢志不渝朝其奋进的治学方法。据我所知，我校的77、78级同学中，就诞生了很多的科学家和著名学者，他们今天的声望，他们的成就卓著，既不是靠家庭背景，也不是靠个人运气，更不是靠所谓的关系，完全是靠自己的勤奋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他们有了奋斗目标，就再也不考虑其他了，什么“下海”赚大钱，什么“跑官、要官”，什么“灯红酒绿”，一切皆不为所动，而是静下心来，废寝忘食地学习、工作，数十年如一日，或进入实验室，常常错过用餐时间；或青灯黄卷，宵漏笔耕依然，如此而为，能不成功吗？至于从事其他事业，要想获得成功，同样需有这样专一的拼搏精神。

1977年高考的恢复，不是简单恢复上大学考试问题，更是社会公平与公正的重建，它不仅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更改变了我们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方向，从那时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上至政府、下至百姓的共识。回头望，看今朝，把四十年前恢复高考，说成挽救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都不为过。

（作者简介：陈德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古代藏书史、方志学、古籍文献研究专家。1978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