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临之

“很久没见到她，嗨，朗诵家。”李兰心平常发起闲心时，总是提及对面住的女人。

与她第一次碰面时，我们刚搬过来。记起搬家的时候，家里满目狼藉，家具从皮卡车上一件一件往楼上挪，我们没钱，请不起搬运师傅，家具又笨重，我和李兰心足足忙了两天。每天下午四点，我从新开的摄影工作室回来就开始搬。小区里买菜的高峰时期，没有人正眼看我们，遛狗的女士、买菜的阿姨们从来一声不吭，我和李兰心只是两个隐形人。第二天下午快要搬完了，我拿起一张条凳从楼上下来时看见她。

朗诵家在对李兰心说：“搬家了？搬完了？”她表情平淡，脸上见不到有一丝血色。或许她只是路过寒暄一声。

面对唯一欢迎我们的邻居，兰心贴起脸面乐呵呵地说：“是呀，可不，好麻烦的。”兰心被重体力活憋得通红的脸很像一盆刚下的猪血，更难堪的是，滚圆的汗珠一个劲地往下掉，这是掩饰不掉的土气，是我们来城市时的最初写照。如果这世上有两种苹果，一种叫城市苹果，还有一种叫乡村苹果的话，我和李兰心应该是杂交苹果。

上楼的时候，朗诵家给我们搬过一个热水瓶，老式的藤编热水瓶。水瓶本来不要了，李兰心说要带回来，因为是我们的结婚纪念品。兰心从来不忍心扔掉属于过去的东西，哪怕它看起来猥琐，老成了一只老鼠。

这只热水瓶让我们记住她。其实，从昨天晚上开始搬家，我和兰心就知道她了。她家的阳台对着我们，所有人关着窗帘不正眼看我们的时候，她的窗帘没拉，冷艳的日光灯逼射着吸引众人目光。她家是绿绒的落地窗帘，她穿着裙子，能看到她的脚。以仰视的角度看，她非常高挑。我们搬家具每感觉到剧烈的痛疼，仰起头绝望地寻找机会时就会看到她。我们没有注意站在我们面前的正是她。

“你们来的地方远吗？家具这么多。”她跟李兰心说话。

“呵，都是累赘，来自镇上，其实也不远。”

“哦，我住在那。”她指着那个阳台。

不过，我们首先是通过她的声音认识她的。前一天，她在夏天大声说话。好像在朗诵什么。直到搬到深夜十一点，她还在，好像在对口型，有时，她为了纠正自己难改的口型，总是反复地朗诵，绒绿色的窗帘拉开的那条下三角线里，反复传来“鲶鱼、鲶鱼”“鲢鱼、鲢鱼”的声音……就这样，这一个晚上，她在“鲶鱼”和“鲢鱼”中形成摆渡。这点让我和兰心记忆深刻。原来她也是咸家铺人啊，在咸家铺人嘴里，鼻音和边音总是分不清的。

听着女人的朗诵，兰心怀着对移居小城的憧憬说：“她是播音员吗？她是想考播音员吗？”

“她是朗诵家吗，你说说。我心里还是想得挺美的，说起来，我年轻的时候，有画画的天赋。”

这是一座盛产画家的小城，李兰心说的“画画”大概是她小学时的事情吧。李兰心小时候的画我见过，我敢说如果她不放弃机会，或许她是墨西哥的著名女艺术家弗里达。结婚后，我本来想放弃摄影行业，就是当画家的念头让她支持我把摄影师的职业做下去。

李兰心一时天真得像一个少女，不顾她只是临时小商贩了。但是，我又不好揶揄她，只好说：“啊，那看来，我们搬来还真有希望。”

等到快要搬完，我和兰心想邀请她顺便去家里坐坐。大家有差不多的口音，这是“鲶鱼”和“鲢鱼”的差别带来的，我们感觉到亲切，老家似乎成为迎接我们到来的礼花。

女人拎完热水瓶，她到我们新家的门口，就拒绝了。她说：“不了，我妹妹过会要来，我下楼是来等她的。她从上海过来的。她不认识路。”

“上海”镇住我们，我们都沉默了，兰心也不好意思发出邀请，兰心开始羡慕起来，肯定将她当成城市女人的模板。楼道灯底下，眼前的中年女人，除了面容衰老，确实是一个精致的女人，她穿着紫色的裙装，白色的上衣，颜色有毛边纸的泛黄，黑色的丝袜带来舒服的曲线，曲线往上悠长生长，在昏黄的走廊灯下透露出神秘的本色，有着蕾丝一般神秘的妩媚。从V形领的上衣往里看，能看到内衣，边缘镶着粉色的蕾丝。这些观察，都来源于我作为一个摄影师对图像的敏感。至此，我不忍心再看了，我怕李兰心多疑，当我用余光观察李兰心，发现她也在看。

家具总算搬完了，我真正回過神来，已是夜晚，时钟敲到整十点，饭也没吃，搬家总算结束，我有点累坏了，心里有点失落，木在那里，任凭同样疲惫的李兰心整理打扫新家，等到一切忙完，差不多十一点。对了，我才忽然发现忘了一个事情：朗诵家，她真的是咸家铺人吗？

那年我们都很忙。这座只属于画家的小城市，满城的墙画让我内心斑驳。每过一段时间，身边总有人燃放烟花炮竹，让人联想到际遇什么的。经过差不多半年，我们总算安定下来，日子过得不好也不坏，有点像一块肥皂，感觉到总有一些什么在消逝，可是又说不出来什么。

这里大概也不属于朗诵家。她总是蛰居在家。初始，我们又见过她几次面，只是相比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房间里多了一个人，那个从“上海”来的女人。女人烫着一种蓬松的头发。最初我们搬完家的那段时间，几乎每天都在为工作忙碌，便没有认真去想朗诵家的问题。

倒是李兰心提起过。那天晚上，我们像往常一样在家，无所事事地瘫坐在半新不旧的沙发上，李兰心突然对我说，你记得对面朗诵家吗。我说，整天忙得发晕，底片都洗不完，你关心人家干嘛。李兰心眼睛一亮说，嘿，我跟你说，我看见她妹妹，姐妹来买雪莲果。我说，哦，你们还说什么了吗。李兰心说，她说有时间到我家来玩，她们是咸家铺人，真的。

其实我每天在摄影工作室发愁，初来乍到，生意和这鬼天气一个样。那几天李兰心为搬一箱凤梨扭到腰，在家休息。姐妹便和李兰心再次有了交往。李兰心告诉我，朗诵家还真是以前电台里的人，每到晚上，李兰心总是动员我说，你别老磨蹭了，电台和报纸不需要摄像的吗？李兰心的意思是让我找找关系，认识甚至结交下朗诵家。大家都是咸家铺人，这就是活络的基础，虽然大家可能忘记了已离开几十年的咸家铺的面貌，忘记稻田、麦田、翠竹，忘记石桥、木板房，可是，感情好歹都在的，这就像一瓶老酒，咸家铺是一瓶存放几十年的老酒。

朗诵家是我们在这里的第一个熟人。后来，李兰为搬一箱凤梨扭到腰，便在家休息，姐妹和李兰心再次有了交往。夏末的一个黄昏，像粗糙的砂砾，但是天气不热。扭了腰的李兰心在单元房之间散步，她碰到姐妹，姐妹跟着她上楼来了。

那天，我在攝影工作室里像往常一样无事可忙。人家说秋天是成熟的季节，对于我来说，秋天简直就像一个黑洞，是渐渐干瘪的水蜜桃子，原形毕露。李兰心当然欢迎姐妹的到来，也许她们是太寂寞了。李兰心认为对于她和我这都是一个机会。

姐妹作为客人，第一次进我们的家门。朗诵家姐姐说：“我们可以进来吗？”她没有问我们的房子是买的还是租的。妹妹探头在打量我们的家，看到一个印着“贾宝玉和林黛玉”图案的白色门帘，她说：“呀，我在美国的时候，也是挂这种门帘呀，你知道，我姐把它寄过去有多麻烦。”

妹妹骨子里是活泼的，现在，姐妹倒像成为真正相依为命的亲人。待从上海来的妹妹说完“美国”了，李兰心如迎宾客，连忙迎接她俩走进家中，然后就去拿干果。

朗诵家和她的妹妹坐在沙发上，手脚轻缓。见李兰心将瓜子、花生、糖果铺了一桌子，她说：“我不吃这些的，我这里——”她用手指指了指自己的嗓子，又说：“不过，她可以吃。”

兰心觉得她愿意谈谈都是好事，还在乎一点零食吗。她说：“那么，我给您去倒一杯茶。”

朗诵家说：“没必要了，我们就坐坐，不用客气。”

这天，朗诵家是有事来找李兰心，她想了解家乡近况。我们搬家的时候，她从口音认出我们正是咸家铺人，她说：“妹妹从上海回来，正要到老家去看看，我们姐妹都是在那长大的，我们的爸爸是上海支援三线的知青，妈妈是当地人。我们家在城市的东面，那座大桥那面。啊，那时大桥还没修建啊。我们父母就是那时候离的婚，他们拖得很久。这都好几十年前的事情。就这样，家各一方，直到妹妹前些天从上海过来。我们是想跟你探探路，她说要回去一下，你能跟我说一下对老家的印象吗？”

原来如此。李兰心“哦”了一声，作为一个杂交居民，刚才她还心虚着，她说：“真要回去吗？”

沉默的妹妹听姐姐说话。她的脸没有姐姐那般衰老，是姐姐面容的复原，也没有像姐姐一样始终手里握着手帕。她是一个优雅的女人，坐在沙发上，双腿并排，呈“之”字型地坐着，手放在膝盖上，她很年轻，她的烫发让她沧桑了许多。这时，她说：“是的。是要回去看一看了，我是给我妈扫墓。我姐身体也不好，回去就我一个人。”

李兰心大大咧咧地说：“嗨，回去也没什么，与这里差不多，看与不看，就在那，也没什么好看的。”

妹妹继续发话了，她低沉着说：“我要回去看的，我要离。”

她脸色白得像白玉兰。上海来的妹妹说“离”，被李兰心灵敏的耳朵迅速捕捉到，凭一个女人的敏感，她马上想到了什么。她似乎已经知道在妹妹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就好像知道了另一个女人的一切——她的前半生。“美国”的好处已经消除一半，或许对面的女人只是一个普通的上海女人。

李兰心细心地听着。她坐在我们从镇上搬来的旧木凳上，双手平摆，有点浑身不自在的样子。李兰心知道自己不该说什么，面对和我们同样年纪的上海女人，她以柔和的口吻告诉她们乘车路线：“从市车站坐十一路，一块钱，大概要坐一个多小时，就到咸家镇。到镇上，可能还要等车，等上半个多小时，才有去村里的车，前后七十里。路是远点，风景还是挺美的。老的房子，是木板房，还有马灯呢，还有洋火、火柴。现在那里的老年人，七老八十的都还在叫洋火呢，还有洋盆。”

“哦，还真没变，镇里烧煤气了吧。”当李兰心说到这，作为姐姐的朗诵家发话了。她说：“我在家乡待到十岁，然后跟我妈妈来到了这里。到电台工作后太忙，我差不多三十年没回去过村里。但镇上倒是去过的。”

“是啊，你说三十年变化多大啊。现在，大家都是城市人，倒都还好，以前住在镇上的时候，买菜都不方便，天寒地冻的时候，能上哪去呢，其实就是风景好点。”

李兰心念念叨叨地说，姐妹再没有说什么了。她俩大概沉默了五分钟，然后姐姐说：“我们要走了，过几天再过来聊聊，好吗？谢谢。”她隆重地说了声谢谢，拘谨的妹妹也紧跟着说了声：“谢谢。”她们那么客气，以至于让李兰心觉得她们就像外国人，让她看到了城市人的见外心理。姐妹们的到来，让李兰心大概知道了新的情况。看来，她们是一对伤心的姐妹。

姐妹的故事在继续，后来，我知道了妹妹的工作。她是舞蹈家，跳一种陌生的舞蹈。“听说不是芭蕾舞，是那种旋转舞，啧啧，你看看，电视上有，你说是吗？”李兰心问我。我们正在阳台上乘凉，榆树上寂静的蝉声总是让人疲倦，睡意伴随着起伏的丘陵，和绿色的油菜杆子一起侵入城市。我们住在单元房里外围的一栋房子里。听到妹妹的事情，能想象出兰心的表情有多么复杂。从知道姐姐朗诵家到触摸着妹妹舞蹈家的生活——她们的生活莫非只是如此吗？我们感觉到悲伤，又有点卑鄙的自鸣得意。

作为舞蹈家的妹妹果然去了乡下。李兰心对我说：“哎呀，她不是舞蹈家吗，当天可是哭着回来的。”舞蹈家已经去拜访过母亲的坟墓，她母亲去世后，安葬在老家。等到妹妹从乡下回来，她们又跟李兰心来往过好几次，李兰心在她的水果摊子上，总是能听到姐姐朗诵家和妹妹舞蹈家零碎地说一些往事。

夏天的某些时候，我上厨房洗菜炒菜，上卫生间解手和洗衣服，从窗子里都会注意到对面朗诵家的家。偶尔会看到这两个身材相似的女人，啊，还有她们灵巧的脚，它们就像玩具一样。

作为舞蹈家的妹妹几乎与我们同时来到小城。朗诵家每天夜晚必备的功课，除了朗诵果戈里的《钦差大臣》，就是朗诵托尔斯泰的《复活》。朗诵家喜欢俄国作品，周末的时候，她们有时播放的音乐应该是圆舞曲，难道是《胡桃夹子》吗？这曲子以前是听说过的，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在新年音乐会里演奏过。

“她放的是《胡桃夹子》，她好像跟我说起过，她还说要送我一张唱片作为礼物，我仍然记得，我没要，就是这样。你说卖水果的，要它干嘛。”李兰心对我这样说，她后面的话一语双关，含着额外的用意。

朗诵家和她的妹妹并不跟邻居往来，比起我和李兰心来，她们好像更不属于这里。我和李兰心倒成了特例，依旧和她们有着来往。来往的方式，是姐妹经常上李兰心的水果摊。姐妹喜欢买些水果回家，例如柑橘、柚子、香蕉什么的。不过，她们再也没有来过我家里。

我除了从李兰心那里知道朗诵家身体不好，还从其它地方得到过她的信息。小城里的事，一些上年纪的男人记忆得特别清晰。原来朗诵家很有知名度，男人们都知道她，例如当我说“我有一个老乡，她以前在电台工作”时，一个同是摄影师的朋友说：“她离婚了吧，呵呵。”随后，朋友便对我说起他了解的朗诵家。

“她现在跟我一起住单元房呢。”

“啊，那么，她在单元房的独居生活超过十年了吧？”

也就是从这位朋友那里，我清楚了朗诵家的一些前史：人们刚走出大锅饭集体时代时，市里举行过一次选美比赛，她荣获小城“市花”称号。朗诵家从文学青年一跃成为“市花”，这个荣誉让她成为电台主持人。原来她曾经是万人迷啊。

“如果她不离婚，如果她不爱那书，兴许命就更好了。”这位来自摄影圈的匿名朋友说：“你知道她以前有多美有多少男人吗？”

原来，朗诵家和妹妹一样，同样是离婚的女人。有一天，我从厨房窗口意外地捕捉到新的信息——在对面窗口出现一只粗壮的牛仔裤裤筒。这是一个男人。男人不是修水管工，也不是空调安装工，我看到他打开柜子的抽屉，拿起一个金属片状的东西。后来，他一个转身去屋外的楼梯了，而他下楼的瞬间生硬地嵌入我的脑海。

晚上，朗诵家没有朗诵，作为舞蹈家的妹妹也没有放唱片。

第二天我无事可做，从楼上下来时，心里莫名有一丝侥幸，想会不会碰见这个男人。然而，我只是看到了朗诵家。她朝我笑了一下，说：“要出门啊。”我不知如何回答：“啊，你去买菜？”她刚好提了一颗包菜，左手拿着钱夹，还拎着一瓶酒，一副刚从菜市场回来的样子。

她和李兰心熟，也便当我是熟人，她解释道：“我腌东西。我妹妹一直喜欢吃些腌菜。”

这次过后大概一个月，我又意外地捕捉到一点关于朗诵家的音信。这来源于我不辞辛苦的探听。有一天，电台要拍一部宣传片，摄影朋友找上我，让我上电台一趟。在电台的办公室等待时，我看到一张表格上写着“主持人李心怡，离休”。自从知道朗诵家曾经是电台的主持人后，任何主持人的名字自然让我联想到朗诵家。

回到家后，我跟李蘭心说：“我总是想起什么，听说，朗诵家前夫以前是电台的策划和导演。”

李兰心问：“你见过？”

“你还不知道她名字吧？她叫李心怡，离休两年，电台有公布，应该不会错的。”我说。知道名字有什么呢。只是探究姐妹的生活秘密，似乎也成为了李兰心生活里的一部分，接近姐妹后，她已经将朗诵家和她的妹妹——那个具有多重可疑身份的女人，视为与我们平等并且可以观察的对象。

这表示着李兰心对生活的焦虑——对生活中缺少机会和希望的焦虑。后来，我们反复看着一个移动的黑点。那是一只黑色的乌鸦。乌鸦在单元房的屋顶和小丘地里的麦田、花地里盘旋，飞跃城市的时候，发出凄惨的啼叫声，消失在隐隐绿绿荒芜的灌木林里。

这是最为平静的日子，是夏季的中期，小区里人最少的时候。有些冷清，每天的气氛都像鬼节就要到来。姐妹的生活像搁放在放大镜前，显得尤为清晰。

李兰心说：“那你说说，她是什么病？”

我说：“我问了，人家说她鼻咽癌二期，做过化疗。你也知道得那病，差不多就是废人，还能怎么样。”

李兰心毫不甘心：“那还有她妹妹呢。”

我用目光暗示她寻找飞越而去的乌鸦，乌鸦像鬼魅一样，带来的是飘浮不定的日子。我说：“那还能怎样，人家的生活是人家的。我们只看到好的一面吧。再说，你们不是经常联系吗？”李兰心准备睡觉，她叹息地说：“或许，不应该这样子生活。”

夏天过后，李兰心更忙，她努力为前途着想，在经历一些不切实际的希冀与幻想后，开始正式迎战小城里的一切。我和李兰心再也没有和朗诵家舞蹈家联系过，当然姐妹俩依旧在我的视野里。

冬天很快就来了，冬天好像一列火车，还是一列老式蒸汽式火车，不断地把雪花喷向小区单元房。冬天多雪，雪多得就像玻璃屑子漫天飞舞，瞬间盈满眼眶，让人麻木，睡意绵绵。

第三场雪到来的那天早晨，李兰心催我起床，李兰心站在窗子口说：“哎，小区来了救护车，雪真大啊，连车轱辘都让雪掩盖了。”这辆车是被雪送走的。

几天后李兰心看到了妹妹。妹妹打扮朴素，提着白色的饭盒，一看她提饭盒，李兰心就问：“呀，你干吗去？”妹妹说：“我给姐姐送饭，她住院了呢。”“呀，那多严重啊。”李兰心说。

原来是这样，难怪再也没听见念“鲶鱼”和“鲢鱼”的声音了。

那几天，只有妹妹一个人去李兰心那买水果。在李兰心的心里，我们和她们姐妹是同乡人，如果同乡人算亲戚的话，那就是远亲了。所以整体来说，我们和姐妹俩交往的频率并不高。这俨然是知识分子之间打交道的方式，毕竟她们一个是朗诵家，另一个是舞蹈家。

那一阵，我的压力空前增大，我喜欢上喝酒。家里也很少回，整天醉得双眼通红，像一头野兽，连拍照片的手也是抖的。可是，正是这些手抖让我的摄影作品出现昏晕的色彩效果，出现了难得的奇迹。我拍出了不少好的片子，渐渐地竟然入选国内的一些大型摄影展了。

不到半年的时间，我总算打开一条出路，认识了不少业内朋友，聚会比以往陡增。见到我的“成绩”，作为高中毕业生的李兰心也不好说什么，在一定程度上，她的容忍放纵了我的饮酒。

就在那段时期，我从朋友那得到朗诵家的消息。

还是那位摄影同仁，叫我和一些所谓的朋友喝酒，大家在醉酒的情况下，讨论起烟花柳巷。

这一次的主角竟然是朗诵家。

“小时候就见过她的。其实，大家都在贫民窟。我们见过她妈。那时，她很美。她妈也很美。”

“她很狂的，也不跟我们谈恋爱。你说男人和女人求什么啊？你说她现在去了哪儿？”

“听说她病了，她前男人，我们都见过的，电视台的导演，其实就是风流种子，她怎么会看上他呢。莫非是想上电视？没想到她会离婚，听说她妈也是这样上位的。”

“其实就是乡下人，最初她和她妈来的时候，就是乡下人，只是喜欢读书的乡下人罢了，他妈的。”

“他妈的。”

“他妈的。”

“你说，女人这样求啥？我们同样是拍片的艺术家，我们真想不清。你说她求啥，我看她真病了，病得不轻。”

“病了，我在医院看到过她。真病了。我们也认得她。”

这时该轮到我说话了，可是我不能透露她是我的邻居。在这群艺术家面前，任何道德、修养、素质，都在酒精的融化下归零。眼下能说什么呢，继续喝酒吧。最后有一个人酩酊大醉的情况下说：

“对，喝酒后，我就是艺术家。她妹妹来了？我们从来不知道，她还有一个妹妹。”

回来后，我才认识到犯了过错，和一批粗俗的“艺术家”在一起，感觉像脱掉蛇皮一样，大家成了一条条赤裸裸的蛇。我决定择机去看望朗诵家。

我神奇般出现在朗诵家住院的市人民医院，因为知道朗诵家的名字，找到她很快。

她躺在病床上。妹妹不在。她戴着白色头套，像一片覆盖着的雪。除了脸，她全身其它地方也都是白的。看到我的时候，她眼睛一亮地说：“你好啊，你找我？”

我笑了笑，把水果篮放在她的病房柜子上。我说：“是的，好一点了吗？哦，你妹妹不在啊。”

“是的，她去上海了，她在那有一点事。”

“她还会回来吗。”

“不知道。其实，她也挺累的。她回去离婚了。”说到这，她神色黯淡了，然后继续说她妹妹，“她来我这里，其实挺拖累她的，我很不好意思。她坐飞机回去的，连一件棉衣也没带，唉，回去也好，只是回去得不是时候。听说你在忙摄影？”

“是啊，我每天也就是忙这些，一直寻找机会，也得到了一些机会，拍的片子刚得了个奖，也就这样了。知道你身体不好，我顺便来看看你。”说到这，我才意识到说了谎。是的，我说了谎。

“对于我来说，就是这样。如果我身体好点，也许什么都会更好一点，”

我还是将朗诵家的现状告诉了李兰心。自从去医院看过她后，她的病让我揪心。不过，李兰心听后，倒是满不在乎。

后来朗诵家回家了。她托我带着李兰心去一下她家，请我们给她搬一些书什么的。她说愿意付给我双倍的工资，而且要当着我的面，送一件礼物给李兰心。

对于朗诵家说的“礼物”，李兰心依旧很冷淡。她历来忌讳去一个病人的家里，按老家人的习俗，这是万万不可的。不过，冷漠归冷漠，李兰心还是同意我去她家里看看。

我是第一次去朗诵家的家。

朗诵家在门口等我，她依旧戴着头套，脸部显得更衰老了些。我对她笑一下，跟她一起走进房间，她说想把卧室的书搬一部分来到客厅，然后卖掉一些，就是这样，请其他人很不方便。

天啊，她家里满是书，卧室也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书。我去卧室给她搬书的时候，看到一本布尔加科夫的小说，书名让我印象深刻——《狗心》。我们同是“艺术家”，我感觉到莫大的惋惜。

搬完书后，我不由想抽一根烟，不过，她的疾病让我充满顾忌，我笑道：“能允许我抽一根烟吗，烟瘾犯了，艺术家都好这个。”

“抽吧，没事，反正我也死不了，就这样了。”朗诵家反而大方地说。

“幸好我妹妹不在。”她还幽了一默。

我抽煙的时候，回过头去，看到卧室里有一面偌大的照片墙，上面有她的妹妹。我确实好几个月没有看到舞蹈家了。

我也看到她们母亲的照片。一张彩色的照片，姐妹都刚刚成年，十八九岁的样子，都剪了刘海，落落大方，旁边的母亲是一位同样美丽的女人，剪了一头飘逸的短发，她身穿筒裙，气质迷人。合影的背景是咸家铺旁边的小河，河流到处布满粗大的鹅卵石，光线让每一个布景都光怪陆离，很像《百年孤独》里描写的荒芜而充满神秘感的村庄马孔多。

朗诵家叫我帮忙，给她卸掉照片墙上的照片。我忙了很久，总算捣鼓完，她的房间干净了。当我在她身旁坐下来，她拿来一个盒子，盒子里是一件羊毛背心。她说是一件外国货：“我妹妹去美国访问，带回来送给我的。我把它送给李兰心。反正我是再也用不上了。我一直想去一趟俄罗斯……但去不了了，唉。”

“哦，你说鲢鱼和鲶鱼，难道有关文学？有关俄罗斯？”这些事儿忽然让我记起我也是艺术家，带有强烈历史使命的艺术家。

“鲶鱼，鲢鱼，你知道我为什么念鲶鱼为鲢鱼吗？鲢鱼，我小时候在乡下吃过很多。我妹妹在上海，电话里她总说吃鲶鱼很多。”

“是啊，我也只记得鲢鱼，那时真的很多，我们拿着马灯去叉鱼。鱼见着光，一动不动，鱼多傻啊，可都是鲢鱼……”

“好几年前，我妹妹从美国回来，就说来陪我，其实她身体也不好，又受打击……医生说我骨质疏松，不能乱跑，否则要坐轮椅。”

“哦，是吧。”

过了几天，我把背心交给李兰心的时候，李兰心倒是又说起姐妹。

我想起朗诵家的场景，开始默默地吸起烟来，重新看着阳台。啊，秋天又要来了，远处的绿色一点点坠落，变为墨绿，它们终有一天会变为黄色的土地，和这沉默的本色一样。

李兰心把双腿压在茶几上，她一个劲地叹息：“她真的离婚了，看起来脸色很不好。还有她姐姐……哎。”

原来，朗诵家的妹妹去李兰心那买水果了，看来妹妹从上海回来了。离婚对于舞蹈家来说，肯定是一个不好的消息，对于李兰心来说，也谈不上是好事。可是我又不能在她面前说什么。现在，李兰心从仰慕变为平淡的叹息了。这是平等的叹息啊。

朗诵家的人生轨迹就是这样，一棵镶嵌了各种宝石的病树，最终成为小城郊区山丘上的一棵平淡的梧桐；她的妹妹像是沉默的钢琴，这架钢琴带有不可预测的神秘性，然而，终究有一个爆发点。

朗诵家的妹妹，也就是从上海回来的舞蹈家又出现在我们面前。她更为憔悴了，更不爱说话了。她们很少出门，不去李兰心的水果摊和她见面，更别说买水果了。我在窗子里也很少见到她们，那扇具有梦幻色彩的窗帘早已关上，她们的阳台和房间里的生活关得严严实实。姐妹的生活变得像模糊的皮影戏。

忽然有一天，他们屋里传来声音，有人又开始朗诵。

那种像哭泣的高调，我确信不属于朗诵家。朗诵家的声音温和，带有乐观和回溯时间的温和。肯定是她的妹妹舞蹈家：

“他们讲各种故事。顺便谈起村长的妻子玛芙拉：她身体健康，人也不笨，就是一辈子没有出过自家的村子，也从未见过城市和铁路，近十年来依旧整天坐在炉灶旁，只是夜间才出门上街。”

再有，就是：

“一个月以后，别里科夫死了。我们大家，也就是两所中学和一所宗教学校的人全都去送葬。现在，他躺在棺材里，表情是温和的，愉快的，甚至是兴高采烈的，仿佛他在庆幸自己终于被装进了套子里，并且永远不再出来。”

比起姐姐，舞蹈家的声音要高八度，在寂静的夜晚，在没有狗吠的小城，看不见的她发出的声音像一个铁钉，更像一次高调的控诉，在大家的沉默和睡眠中，尤为突出，更为不可思议。

结尾，她说：“阿门！”

继“阿门”后，她总是咳嗽。

后来有一次，妹妹舞蹈家的朗诵和咳嗽终于吵醒了李兰心。

李兰心从床上坐起，烦心地说：“你说她朗诵什么？”

我一直没有睡着，仔细聆听着窗外清晰的女声。听到李兰心说话，我道：“替她姐姐回忆过去吧。”

李兰心起床了，她去客厅喝水。看她起床，我也开始起床，准备吸一支烟。李兰心回到床上的时候，愤怒地说：“无知。白痴。”

看来李兰心在说她们。于是我说：“你不能这样说话。”

“我说了又怎样，你说这样能带来什么。”李兰心通红的眼睛看着我，她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让我不能睡觉。”

那一夜，李兰心彻底无眠，联想翩翩，她是对于我们的选择彻底后悔了。后悔的对象中肯定包含朗诵家和舞蹈家。她已经完全忘记曾经和姐妹俩的交往，忽略了她们是水果摊位的顾客。这成为李兰心情绪的一次总爆发。她对姐妹从希望转变为愤怒，她的焦点已经准确转移。

我安慰她说：“你再回去看看那只乌鸦好了。”

单元房外，绵延的小山丘上，河流的交际地带，确实有鸟类出现。深夜，在模糊不清的只有雷电偶尔经过的黑暗中，可能有鹬鸟、白鹭。它们作为颤栗的鳥类，染着一身白色的羽毛，像木炭燃尽后，终于带来一丝坠落的白光，不断地在人类居住的边缘出现。没有乌鸦，只有亮点。我们的世界只有坠落的亮点。

“我不想成为乌鸦。”

“总会成为乌鸦的。”

“我不想这样，谁也不想。”

“人总会这样的。”

……

继这次妹妹代替姐姐朗诵家朗诵，我和李兰心说完话后，过去好几天，李兰心都没有跟我说话。我更是很少回家，我们差不多闹到要分居的地步。

在以前居住的小镇上，这样的生活从来没有过。我们本来是抱着希望从镇上来到城市的。

这几乎是李兰心对我的情绪总爆发。我蓦然发现，我们的生活其实一直随朗诵家和舞蹈家而改变。那些天，我想起姐妹俩的生活，同时也感觉到一丝人生的破灭。我仍然只能没日没夜地喝酒，还是跟那群所谓的艺术家，所谓的志同道合的猪朋狗友。

作为男人，我和同样是艺术家的姐妹俩太不同了。

我开始把我新拍的片子命名为“颤栗”系列，我用颤栗手法拍了一系列作品。那些天，李兰心从水果摊位回来，总是带着恼怒的情绪。待她酣然入睡后，我轻手轻脚地出现在黑暗里，打开相机，咔擦咔擦，用一系列手法拍对面屋子中的女人——那个开始骨瘦如柴的女人，也拍妹妹——那个曾经婀娜多姿但日渐憔悴的女人。两个女人都在黑暗的对岸，在绿绒的窗帘背后，她们成为一幅可以创作的背景，她们用声音和脆弱的旋转姿势，给我的镜头画上一个像是坠落光点的符号——一个大大的问号。

确实是问号。在相同的时间维度上、在时间的转盘上，发生同质性的改变。虽然她们是姐妹，虽然她们前半生的生活完全不一样。

她们还改变了我。这算是我对举目无亲的城市的一种报复吗？

真没想到，因为我的隐秘观察，因为我的喝酒技术，我的照片意外获得了国外的摄影奖。

摄影圈里，这几年已经有“艺术家”相继出事，不是发生车祸，就是转行破产，还有走穴被判刑。这一切渐渐令我开始绝望，出于对李兰心的逃避，我把奖金都花费在了和同是艺术家的猪朋狗友的聚会上。自从来到小城，我的情绪也像得到引爆。我们作为艺术家只有重新回去找同群的人，对于追寻进步和自由的阶梯这一点来说，哪怕都是堕落者也无妨。我们别无去处，于是大家更无所顾忌。

又一次聚会，大家又谈起传说中的女人——朗诵家。朗诵家在落魄的艺术家眼里有说不完的话题。她是漂亮的女人、与众不同的女人，谈起朗诵家和她的妹妹舞蹈家是命中注定的话题。

“艺术家？你真拍她们？唉，女人。其实大家都他妈脆弱。”

“艺术家，你认不认为大家都是女人？”

继获奖后，他们开始叫我“艺术家”了。

“你说她还活着？她是大家追过的女人。没想到你成为我们中间最伟大的艺术家，狗日的。”

“见鬼了！世界真是狗日的。”

“用她以前电台里朗诵的句子：命运毁坏幸运的人。哈，命运毁坏幸运的人，毁坏的是我，不是她，也不是你，狗日的！”

“是不？”

“你问我？你应该问问那些追求过的女人！”

“哈哈，朗诵家，大摄影家，她妹妹，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其实，男人和女人是一样的人，一样的命运……她妹妹也是一个人。”

“你说，她‘阿门什么呢？”

……

艺术家们要我这个“获奖者”做总结，我握着啤酒瓶，吸一口烟，悠悠地说：“在别人身上，只能看到我们自己。”

舞蹈家的咏叹调激烈持续，直到我家的风波近于尾声。李兰心决定搬回镇上去，我们的孩子在镇中学上初二，李兰心以孩子上学为由，说要回去。冬天，李兰心真的回去了，她的水果摊也就关门大吉了。她直到回镇了才打电话告诉我这事。她稍安慰我几句说：“等春天再看吧，看看吧。”

同时，她抛给我一个问题。她说：“我们来到城市，到底改变了什么？”

这竟然让我答不出。看来，梦想在李兰心的心里彻底破产。继她决定不想当城市“乌鸦”后，我每周回镇上看她一次。冬天过去，李兰心还是坚持己见，以冰封的河流为例：“这最少能让我的思维冷冻，也不用被邻居们的噪音打扰。”

我像所有平凡的人一样不准备争辩。不过，李兰心作为一个小商贩能说出这样的话，倒让我刮目相看。

那段时间，我除了接单拍片、继续拍摄“颤栗”系列，就是去找摄影界的朋友喝酒吃饭。谈论的问题从艺术家演变为宗教和技术手法，同时我异常害怕听到不好的消息。

我的独居生活像朗诵家和舞蹈家在我们楼对面的生活一样平淡无奇，这样的日子整整持续了一个年头。持续到第二年的时候，我再也拗不过李兰心，她用家庭实际情况和女人的优势打败了我。当我决定关闭摄影工作室，重新回去和李兰心一起生活的时候，冬天又来到了。

这年冬天与以往一样，腊月乍一开始，这个北纬三十度的小城便下起很多雪，下了三天三夜。这么冷的天，当我准备深夜离开这里回去镇上时，我又碰到姐姐朗诵家。

坐在轮椅上的朗诵家，她在几棵盖满雪的玉兰树的中间。在月光和雪的倾泻里。她身后不再是她的妹妹，而是一个陌生的男人。这是一个陌生得让我感到熟悉的男人，熟悉得让我想起朗诵家曾经度过的所有日子。男人戴黑色的墨镜，头发油亮后拢，面目不清。他将近五十来岁，穿着条纹裤，像一个有音乐气质的男人。

看他们的样子也许刚从医院出来，也或许他们正好在雪地里的月光底下散步。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朗诵家用手帕揩拭眼泪，准确地说她在啜泣。

见到我，朗诵家抬起头友好地说：“你好呵，天气冷呵。”

我本来没准备叫她。我问道：“是啊，好久不见，身体保持得怎样？”

她身后的男人像沉默的冰山忽然开口：“身体保持得马马虎虎，就是不能再开口多说话。”

我说：“哦。”

“其实挺好的。李兰心呢？”

“我不知道，我可能今天晚上回镇里去。你妹妹呢。”

“你问我妹妹……”她眼眶里有些泪珠。她是一个不善动情的女人，可能她的泪珠只是偶尔闪现。后面戴墨镜的男人没有看到她的眼泪：“别说了，我们上楼吧，心怡。”

“她在住院，她身体不好。”她偏要说：“谁也没想到会这样。”

“真不信啊。”

“我妹妹那么要强，她和我一樣。”

“哦。那么……”

“在抢救，也许今天就回来。”她终于哭出声，“也许……”

她哭得很剧烈，让单元房周边的雪都发生了一些松动。男人又开始说话：“别说话了。我们上楼吧。”

我“哦”了一声，看着他们融入雪里。

“朋友，人就是这样，你要好好过。”

这是朗诵家留下的话。我本来想再多问问她妹妹舞蹈家的情况，但他们已经走开了。她的轮椅平滑地离我走去，好像要前往遥远的月球。

不久后，她的房间便亮起灯光，随后响起音乐。雪花从单元房周围一直飘到城市之外。我们的命运原来和姐妹俩绑定在一起，想到这点，我突然失去了力量。那一瞬间，我坐倒在雪地上。我嚎啕大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