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波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政党现代性视域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发展理路*

吴 波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在当代中国社会迅速发展的转型期，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以及文化多元化的冲击，中国共产党在加强政党现代性的进程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深刻认识到无产阶级政党现代性的独特内涵，准确把握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面临的新的问题和新挑战。文章在阐明政党现代性的基本内涵的过程中，厘清了无产阶级政党现代性的特殊意义；指明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无产阶级政党现代性的内在意蕴；阐述了在政党现代性视域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遵循，即坚持政党治理的法治性、政党活动的民主性、政党意识形态的主导性以及政党活动方式的灵活性。只有把全面从严治党置于政党现代性视域之中，才能不断提高党治国理政的能力，推动政党的现代化，从而实现政党自身肩负的历史使命。

政党；现代性；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也是我们正在经历且力争实现的阶段。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政党，其在引领社会发展、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扮演着重要的政治角色。政党现代化是适应社会发展，提升自身品质的重要环节。而政党现代性则是政党在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所应该具备的特性。概言之，政党现代性为政党的自身建设规定了方向、指明了道路，也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全面从严治党应准确把握政党现代性的内在意蕴

全面从严治党，就是中国共产党努力适应现代社会发展、不断推动自身现代化的一个战略举措。因此，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与政党现代性历程高度耦合的。对此，我们不仅需要深入了解一般意义上政党现代性的内涵，更要剖析作为无产阶级政党这一先进政党的现代性的特有意蕴。

(一)政党现代性的界定及特征

“现代性”在很多学者看来是属于西方话语体系，指的是西方社会的发展性征。但作为整个人类社会而言，现代化是必须经历的一个社会过程，而现代性就是社会在现代化历程中所呈现出的基本特质。因此，现代性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以及生态发展等多个领域。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在外延方面，它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1]，而我国学者也认为“现代性具有更为具体的文化丰富性和历史丰富性，它不只是一种抽象的理论和精神，而是在个体的生存态度、价值取向、心理结构、活动方式和社会的共同活动、公共领域、制度安排、货币体系、资本结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等宏观的和微观的方面无所不在地渗透着的具体的存在”[2]。可见，现代性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我们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作为构成现代性话语体系的重要部分，政党现代性指的是政党在推动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所具有的特性，主要包括：政党的合法性、政党的民主性、政党的法治性以及政党的社会性。所谓合法性在哈贝马斯看来，“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这个定义强调了合法性乃是某种可争论的有效性要求，统治秩序的稳定性也依赖于自身(至少)在事实上的被承认”[3]，而政党的合法性则是指其政治行为抑或政治活动合乎法律规范，其执政地位的获得来源于法律的授予，当然其中也包括民意的认同。政党是适应民主政治的发展而产生的，而政党的产生也不断推动了民主的发展。在政治生活中，大力发展政党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党际民主，以政党民主带动国家民主，以党内民主、党际民主和国家民主带动整个社会民主的发展，这是政党从容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迫切需要，也是政党民主性价值充分体现的关键所在。政党的法治性，是指政党的政治活动以政党章程和国家宪法、法律作为政党活动的总规范，其核心内容是政党权利和权力的依法确立、依法行使、依法制约和依法评价。政党来源于社会，以社会为基础，同时又服务于社会，社会借助政党实现自身的发展。政党的社会性就是指政党的社会代表性。在政党活动过程中，政党积极吸取社会力量的参与，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而政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和引领社会发展的能力建设，对政党的社会代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真正有社会代表性和社会感召力的政党，是极具人民性特征的政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政党，从而也是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大众性的政党。可以说，政党的社会性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政党现代性的具体体现。

(二)无产阶级政党现代性的内涵

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而言，其现代性除了体现一般意义上政党现代性的内涵之外，还有其特殊的意蕴。

一是指导思想的先进性。无产阶级政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发展弊端的基础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其本身就内在地蕴含了现代性以及批判现代性的思想，比如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而这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所在。针对在工人运动过程中出现的俄国经济派贬低马克思主义作用的现象，列宁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在《怎么办》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科学指导作用，提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而这种指导思想的先进性，指引着无产阶级政党达到政治目标，完成政治使命，实现现代化。

二是目标追求的崇高性。无产阶级政党有着自己明确的价值目标，正如马克思所言：“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4]65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追求的是最低目标和最高目标的统一。这种追求解放人类的目标，也是其为实现自身价值使命而设定的自我要求，而这种追求也代表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指向。可以说，对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目标追求是无产阶级政党现代性的一个显著的标识，也是在政党政治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现代性的自我展示。

三是组织成员的纯洁性。无产阶级政党成立之初，就被赋予了崇高的使命。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4]44而这种使命感也使得其对政党成员的要求特别严格。列宁在推进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的过程中，也特别强调政党组织成员的纯洁性，对于不符合党员标准的成员，坚决主张清除出党，并指出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在发展党员、壮大队伍的过程中，更要注重党员质量而并非党员的数量。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共(布)组织了两次清党运动，以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无产阶级政党对于组织成员纯洁性的追求，使其始终保持着先进性，而这种先进性也使其在政党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极具特色的现代性。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在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就是不断推动其自身的现代化程度，为实现其现代性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二、全面从严治党是增强政党现代性的客观要求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建设，提升政党建设的科学化水平，这是现代政党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政党现代性的必然体现，也是建立在准确把握政党现代性基本内涵的理论基础上，在总结现代政党发展的基本经验上，在承担政党所担负的政治责任和使命的要求上，实现执政转型的现实需求的战略选择。

(一)全面从严治党是政党现代性的内在要求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国共产党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就是要不断增强政党的现代性因素。从这一意义上说，全面从严治党与政党现代性具有内在耦合度。而这种耦合关键在于政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以适应世情、社情和民情的变化，在与外部的不断互动的过程中，调试自身，不断增强自身的现代性因素，从而逐步实现现代化的转型。

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以及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冲击下，现代性的发展也面临新的转型。现代性既保留了传统社会的基础质料，同时又汲取着现代社会乃至后现代社会新的质素。而现代性的这种指向也将促使政党现代性面临新的重大转向，这主要体现在：现代性已成为整个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了整个人类所共有的精神财富。这就意味着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性开始转向全球化的现代性。这种变化要求政党的现代性不仅仅再是单一普遍的，而且更应该具有民族性，从本民族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化之路。全球化世界的发展，使传统与现在、本来与外来、历史与未来开始了一种互动的交流与沟通，这种沟通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就是要通过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增强自身的现代性。

人类社会形态的变化和社会模式的转变，深刻影响着政党的执政观念和执政特征。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最初的社会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人的生产范围是极其狭隘的；第二阶段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在这种状态下，人的社会关系是建立在社会物质交往的基础之上的；第三阶段是建立在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人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已经摆脱了物质力量的控制，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体[5]。在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的社会形态下，执政党关注得更多的是为本阶级获取经济利益从而强化本阶级的独立性，此时的政党的阶级属性比较强。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政党的活动也由以往的革命式的变革变成推动社会发展。这一转变也符合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政治由两极对立的阶级政治向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政治转变的发展规律。社会结构的变化，也要求政党逐步增强其现代性，更加注重其社会感召力和影响力。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实现这一转变关键在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扩大其社会基础。

经济的发展使民众在物质生活方面较之以前有了很大提高，但是民众对此并不满足，开始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更加重视经济发展的效益。民众的注意力已经由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转向关注社会经济发展是否平衡、社会分配是否公正、发展机会是否公平。在以公民意志为表征的时代，民众的公民意识普遍觉醒，高度重视自己所拥有的政治权利，民众的力量也不可阻挡地成为决定政党命运的关键性力量。在执政的过程中，在政策和制度的制定过程中，无视最广大民众的利益诉求势必为民众所无情地抛弃。民众需求的变化、民众素质的提高，要求政党也必须转变执政方式、扩大社会活动空间、提高执政能力；要求通过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增强政党的社会代表性。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而言，更是要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而这也是无产阶级政党自身独特的现代性的发展要求。

随着世情、社情和民情的变化发展，通过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和实现政党的现代性，是建立在对当代政党执政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的理论基础上，是建立在世界政党政治发展趋势、现代社会的形成发展、民众素质的提升的现实状况上，是建立在社会基础的广泛性、执政资源的丰富性以及合法性力量的稳固性的现实需求上所形成的重要认识。

(二)全面从严治党是总结世界政党发展经验的重要启示

政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政党不断强化自身现代性因素的历史。不管什么性质的政党，其政党的组织架构、运作规范以及政治行为既有共通的方面也会有各自的特殊性。诚然，政党现代性并不是千篇一律的，每个国家的每个政党由于其政党的性质、历史的发展以及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展现出来的政党现代性的图景也是不一而足的。但是，总结各国政党走向现代性的发展经验，以资参考借鉴，则是中国共产党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法宝。

1900年成立的英国工党是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产物。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工党的转型发展成为党内理论家和政治家时常思考的问题，工党理论家克罗斯兰在此背景下重新阐释了社会主义理论。他认为在马克思提出“所有制形式决定整个社会的性质”这一理论前提之后，人们经常听到的是社会主义等同于企业国有化，以及政府计划、再分配或国家集体主义。“实际上，这很难行得通，因为人们也许会赞同这样的最终目标，但不可能会统一这样的手段。而且，在某一代人那里最适合的手段，对于下一代来说也可能完全不合时宜；更为重要的是，一个手段可能导致多种结果。”[6]在这种思考背景之下，威尔逊率先提出了“工党现代化”口号，在他看来，现代化的目的就是在于工党的方针政策适应于战后英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在于不断增进工党的现代性，而这也体现了工党追寻现代性的传统,虽然其对于现代性的理解是建立在选举政治的需要之上。1983年工党在大选中惨败以及1992年连续四次的选举失败，迫使工党反思自己的政策和理论，于是“第三条道路”呼之欲出。“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立足于时代发展，认为只有更新政治理念，改革政党运行规则和体制，左翼才能够重新展现出独特的政治魅力，从而重新成为政治生活的中心。工党领袖布莱尔上台后，对工党实行根本性的变革，他主张工党应该由工人阶级的政党向大众的政党转变，扩大工党的社会基础。经过革新的工党，被称为“新工党”。

虽然说英国工党在后来的发展进程中逐步摒弃了社会主义的相关理论，但是其在改革进程中对民主性原则的遵循，扩大政党社会性，增强政党在民众中的实践感召力和作风感染力的一些做法，依然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

20世纪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共产党成立。这些在无产阶级革命主题的时代背景下成立的共产党，在党内团结、政党纪律以及党的统一行动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列宁在领导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就认为要巩固布尔什维克政权，无产阶级政党就必须要有严明的纪律要求。在他看来，如果没有铁的纪律，无产阶级政党势必会受到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涣散性的影响，党的纯洁性就会受到玷污，进而无产阶级政党就不能得到全体人民的拥护，就不能够带领人民取得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7]。但是，时代的发展变化使得共产党面临新的情况和问题。遗憾的是，苏共以及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没能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反而故步自封、坚守教条，革命斗争思维依旧困扰着这些政党，面对国内社会发展的新情况以及民众的新诉求无能为力，从而失去战斗力，失去了推动政党现代性的能力，也失去了领导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能力。

所以，面对新情况和新问题，为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适时调整党的结构、机制和活动方式，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增加党的现代性，是共产党执政发展之必要条件。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更是要更新执政理念，调整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推动自身的现代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党的西方化，而是应该研究政党现代性的一般规律，并顺应这些规律，找到符合中国国情和党情的现代化之路。

(三)全面从严治党是适应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状况的必要选择

在社会和平发展时期，政党执政的基础来源于民众的支持和认可，来源于其在执政活动中对于民众现实期待的积极回应。执政党要实现从革命型政党向建设型政党、从传统型政党向现代型政党的转变，就必须要全面加强自身的建设以适应世情、社情和民情的变化，以凝聚社会力量、实现社会和谐、加强社会建设、推动社会发展，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和政治担当。

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考验和危险要求从严治党。在领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执政环境日趋复杂、执政基础日益多样的执政考验，面临着深化改革发展与坚持社会主义发展的考验，面临着处理发展经济过程中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如贫富差距的能力考验，面临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外部环境的考验。不仅如此，这些严峻的考验也使得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巨大的危险，比如因长期处于领导地位所导致的精神懈怠的危险，面对新的复杂的国情治国理政能力不足的危险，执政过程中党内不正之风蔓延所导致的脱离群众的危险，以及党内个别领导干部理想信念的缺失以及权力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衡而产生的消极腐败的危险。这些考验和危险的全面性和复杂性，对于走向现代性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急需通过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来面对和克服。

中国共产党担负的光荣历史使命需要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自十八大以来，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和“中国梦”的战略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基于新的时代背景，基于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刻认识，以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准确把握，对中国人民所做出的庄严的政治承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8]，而全面从严治党则是重要的战略举措，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面对现代社会发展对自身的现代性提出的要求。

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需要从严治党。政党的自身建设是适应政党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适应政党自身发展的特有规律的必然逻辑要求，也是政党现代性的核心要求。强化政党自身建设是政党自我发展的重要举措，是政党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政治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是政党保持生机与活力的重要保障，也是政党提高自身竞争力的重要环节。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也是政党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而这种科学化水平的提升依赖于政党自身的建设能力和要求。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则是在这种政党发展背景下提出来的，极具针对性。

总而言之，政党全面加强自身的建设是政党发展的动力，是全面提升政党执政能力的举措，也是政党面临新的历史形势和历史选择的路径依赖。在实现政党现代性的进程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既是内在动力，也是现代政党发展的经验启示，更是适应政党自身发展的战略选择。

三、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路向选择

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推进自身现代性的创新性举措。这一举措的基准点在于对政党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现代性的准确理解，驱动力在于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科学把握，落脚点在于秉持无产阶级政党现代性目标即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

(一)推进政党治理的法治性

法治能力是现代政党能力建设的必要因素，也是政党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利益整合难度加大，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社会各阶层利益诉求变化很快，执政党在利益整合方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只有树立依法治理的理念，完善以利益协调为基础的法律调控机制，确保执政权力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活动，执政党方针政策的制定、执政权力的运行都应该由法律来规范、评判，才能树立法律的权威，才能增强政党执政的合法性。

一是要牢固树立依法治理的理念，培育法治思维。中国共产党在十五大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将全面从严治党与依法治理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通过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规范化、法律化，另一方面政党及其组织成员必须严格在宪法和法律的规范内行动，甚至政党对自身的要求要比宪法和法律的规范更为严格，这就是“党纪严于国法”。这一举措体现出中国共产党践行依法治理、严于律己的政治责任与政治担当。树立依法治理的理念，就是要牢固树立“党纪严于国法”的意识，要党的纪律管党、治党，从而严格要求，并严格区分党纪与国法的界限。

二是要完善规范政党活动的法律法规，主要是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包括党的章程、党的单向性法规及党的纪律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纪律条例、组织条例和政治生活准则，运用党内法规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促进党员、干部带头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为提高政党利益整合能力提供主体依托，党的制度建设进入了科学化、前瞻化和法治化的新阶段[9]。

三是树立法律权威。政党享有在宪法和法律规定范围内的政治自由，肩负着维护宪法和法律尊严的重要使命。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进程中要依法治理，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以实现政党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外执政活动及民主活动的民主化、制度化和法律化。树立法律权威，就是将政党依照法律公正处理民众的利益矛盾和冲突的原则贯穿到整合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使之成为政党的行为准则和民众利益的实现机制，从而为构架社会利益共同体提供法律依据和价值保障，而这也是政党现代性的价值指向。

(二)增强政党活动的民主性

政党的组织是构成政党的硬件条件，也是政党开展政治活动的物质载体。扩大政党组织基础的社会性，增强政党组织活动的民主性，是政党现代性的重要方面，也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向。

发展党内民主。党内民主是政党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内民主是衡量政党政治生态的重要标尺，党内民主的践行对于政党民主的发展亦有借鉴和推动之用。而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党内民主更是党的生命。发展党内民主,就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展民主集中制。可行的举措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针对实际问题,制定颁布《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条例》,在该条例中对党内民主的实体性内容作了深入的阐释，与此同时也对党内民主作了程序性的规定，是为党内民主的发展做出了具体规定。此外,要不断改革完善党内其他民主制度和民主机制,诸如党代会制度、党务公开制度等,不断丰富民主形式,充实民主内容,构建起比较健全的党内民主制度体系和比较高效的运行机制。

推进党际民主。党际民主在我国政党制度中的重要实现形式就是协商民主。协商民主基于社会多元性，尊重程序和参与者的意愿，主张在社会治理中的平等、公开、参与和理性。从理论渊源上看，协商民主作为20世纪90年代西方政治学兴起的一种新的民主理论，在我国的实践则肇始于1949年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协商民主在我国的成功实践和创造性运用。当前，增强政党活动的民主性，推进党际民主，就是要着力推进协商民主的发展，构建内容充实、程序公正、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运行机制；关键在于发挥人民政协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党际沟通渠道作用，在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建设中，增强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民主交流，将政治协商纳入到政治决策程序之中，切实增强协商民主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与此同时，在实践中丰富协商民主的形式，开展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基层协商，完善协商民主的实现机制。

培育民主文化。亨廷顿在分析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中，特别是在解释1974年到1990年民主化浪潮的原因、方式及其带来的后果时就指出：威权政权的合法性(最终还包括共产主义政权)几乎完全依赖于政绩表现。显然，民主政权的合法性只是部分依赖于政绩表现，因为它还依赖于过程和程序。特定统治者或特定政府的合法性可能取决于它们所能给予的是什么，这一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政府得以构建的选举过程。决定新兴民主国家能否生存的最主要因素，既不是它们面临的问题之严重程度，也不是政治领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如何，而是当他们无力解决自己国家所面临的这些问题时，他们做出反应的方式[10]。民主政治文化的培育应该是植根于本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作为一个现代政治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政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在政党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势必会带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色彩。但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的新发展、新实践对于在中国形成一种新的民主政治文化，会是积极有益的探索，也最终会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一条新的道路。

(三)巩固意识形态的主导性

对于现代政党而言，政党文化的构建是其政党软实力建设的重要一环，而政党的意识形态则是政党文化建设的核心要素，是标识一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关键质因。意识形态的塑造，是政党的政治属性、政治理想以及终极追求的重要表达。对于政党内部而言，政党是通过自己的意识形态，以实现政党吸引和改造成员；对于社会而言，政党则通过意识形态的塑造，实现引领社会发展，提升政党政治说服力，以使其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而言，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并从中探寻意识形态塑造和传播规律，显得尤为重要。

坚持原则性，是巩固意识形态主导性的压舱石。社会结构的复杂化、社会分层的多元化，使得社会民众利益诉求的多样化日益明显。这种诉求的多样化也必然导致思想观念选择的多样性，但是这种多样性的选择是有条件和相对的。只要有利于主导意识形态的丰富发展和完善的内容都可以加以利用和吸收，但是这种利用和吸收的前提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历史实践的过程中，结合中国实际而形成的指导思想，这也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更大胜利的思想法宝。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是统一全党思想、凝聚思想共识、推动社会发展的思想资源。在坚持这一原则的前提下，可以发展多样性。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是根本原则，不能模糊和动摇，更不能放弃和否定。

富于创造性，就是将传统的意识形态的理解置于当下社会实践之中加以重新审视和关注，意指意识形态的发展和创新应该以社会生活的发展为基准点，不断增强其对社会问题的解释能力和对社会发展的引导能力。为此，一是坚持人民性。更新意识形态资源，根本目的在于更好地实现人民的利益，满足人民的诉求，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求理论创新的基点在于站稳人民立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11]，这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创新的根本导向。二是坚持公正性。现代社会多元化的发展趋向，使得利益诉求也变得更加多元，创新意识形态，更是要使意识形态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求得社会发展的最大公约数，这就要求给予每个公民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与平台，而且要善于捕捉隐藏在这些意见背后的利益诉求，并使这些合理诉求在意识形态中得到及时公允的体现。三是坚持理想性。意识形态的理想性，是建立在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基础之上的。坚持理想性，就是要坚持以实现人民的幸福生活为理想目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12]4。创新意识形态，不仅要为人们指引正确的方向，同时也引导人们用合理的方式去追求幸福，自觉投身于创造幸福的社会实践中去。

把握规律性，是巩固意识形态主导性的根本遵循。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把握意识形态规律性关键是要把握意识形态内容的包容性、传播方法的现实性以及传播手段的多样性。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意识形态，其影响力的大小也取决于其包容性。诚然，这种包容性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性基础之上的包容，是之于合理性意识形态(有助于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意识形态)的包容，从而在此基础之上整合吸取这些意识形态中的合理元素。然而这种包容性并不是对各种意识形态的妥协退让，更不是是非善恶不分的兼蓄并包。针对人民群众对于意识形态的认识层次具有差异性的现实，要求在意识形态的传播过程中坚持现实性的原则，“关键是要提高质量和水平，把握好时、度、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充分发挥正面宣传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12]155，用现实生活化的语言，现实的人文关怀以及现实的服务精神，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获得认同力量。现代社会以信息化为主要标志，现代传媒在其中更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现代传媒不仅承载着处理现代人类精神事务的职能，也彰显着思想进步的责任。在传播意识形态的手段的选取上，中国共产党应该运用网络信息化带来的新的传播手段，探寻新媒体环境中意识形态的传播规律，从而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清正社会风气、塑造社会精神、引领社会发展的职能。

(四)提高活动方式的灵活性

领导方式和方法是政党在实现其政治目标过程中的桥梁。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尤其要重视方式和方法的革新。在执政目标既定的情况下采取何种方式获取社会力量的支持，增强政党在政治活动中的影响力，是一个现代政党在现代化过程中所要面临的现实问题。列宁在领导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就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不是靠“命令主义”来领导民众的。无产阶级政党作为革命事业的领导者，作为国家政权的执掌者要善于领导，要学会领导的方式和方法。

执政党为了达到自己既定的政治目标，会通过多样化的渠道和途径，运用可利用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源。然而这些目标只有在执政党采取科学的、符合政治运行规律的活动方式时，才能够实现。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和长期执政的执政党，其拥有着丰富的政治资源，在中国也有着无可比拟的政治地位，如何运用自己的政治优势，在政党政治行为与社会公共权力运行之间寻求合理有效的活动机制，如何在引领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建立灵活有效的政治活动方式，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重要的任务。纵观国际工人运动史，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执政的过程中，其政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固化停滞，没有适时地进行更新和调整，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得到更大的体现，人民对其执政的满意度也没有得到更大的提升，进而致使政党对于权力的控制并没有体现在促进国家和社会发展之上，反而出现了公权私用的现象，导致人民对其失去信心。这也就使得这些政党自觉割断了与人民紧密相连的脐带，丧失执政地位也实属必然。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特别注意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转变，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新思路。中国共产党自十八大以来，针对党内出现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我党分别开展了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以县处级以上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为重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以及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活动，其活动内容的针对性、活动方式的灵活性都得到生动的体现。西方政党领导方式和方法的特点在于党政分开和遵守法律法规。一方面，政党对于政府保持着相对的距离，政党不具有政府的职能；另一方面，政党的所有活动都严格恪守国家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完善的领导方式和方法，对于提高政党的执政能力，对于巩固政党的执政地位，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至关重要。

[1]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4.

[2] 衣俊卿.现代性的维度[M].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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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克罗斯兰.社会主义的未来[M].轩传树，朱美荣，张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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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张尚兵.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缕析[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18.

[10] 塞缪尔·P·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M].欧阳景根,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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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编辑：蔡秀娟)

TheMethodofthePromotionofStrictlyGoverningthePartyfromthePerspectiveofPartyModernity

WU Bo

(SchoolofMarxism,Peck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and with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impact of cultural diversificati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omotes a comprehensive strict rule of the Party in the process of strengthening the modernity of political parties. Therefore, we must be profoundly aware of the proletarian party of the unique connotation of modernity and accurately grasp the new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In the process of clarifying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the modernity of the political party, the article clarifies the special meaning of the modernity of the proletarian party and points out the inherent connotation of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the party and the modernity of the proletarian party. Under the rule of discipline, the political nature of party activities, in the field of modernity view, the party can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ability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management, and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moreover only with those can we achieve the political party’s own historical mission.

party; modernity;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overning party strictly

10.3969/j.issn.1673- 8268.2017.06.003

2017- 02-19

吴 波(1990-)，男，湖北黄梅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D261

A

1673- 8268(2017)06- 0015- 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