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程

摘 要：本文在军队社会化保障全面推开之际，结合军队后勤保障“外包”的现有成果，提出战时将后勤保障“外包”的构想，分析了其必要性、范围、可用模式以及配套措施。

关键词：战时；后勤保障；军民融合；外包

“外包”一般是指企业整合、利用其外部最优秀的专业化资源，从而达到提高企业效率、增加核心竞争力的目的。后勤保障“外包”则是指通过签订合同，把军队的某些后勤保障工作交由社会团体或政府间机构来完成。军民双方致力于改变以往军民分离的简单模式和惯性，遵循市场规律，立足军民合作，建立具有兼容性和互补性的整体系统和机制，以实现社会资源的高效配置。战时后勤保障“外包”的思想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1 战时后勤保障“外包”的必要性

（一）军民融合式发展的必然要求

我国军民融合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70年代，这个时期我国处于“军民结合”阶段。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这个时期我国已进入“军民一体化”阶段。第三阶段是2007年以后，我国开始迈向“军民融合”阶段。从第三阶段起，我国的军民融合已告别了前两个阶段单纯工业生产上的军民融合，军民融合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军民融合的范围更广，理论更新。战时后勤保障“外包”就属于军民融合在军队保障体制方面的延伸。

（二）增强战时后勤保障能力的必然要求

建设实战型后勤有“两要”，一是要加快推进核心保障能力的提升，建强应急保障力量；二是要有大体系观、大集成观、大后勤观，构建配套协调、运行高效的后勤保障体系。在可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用于国防建设的资源越多，用于经济发展的资源就越少，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深深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是解决二者之间矛盾关系、实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最佳思路。

（三）顺应战时后勤保障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

随着冷战结束、东欧解体，世界各国忙于发展战后经济，军队裁剪、国防预算下降，世界各国军队后勤保障“外包”日益增多，军民融合的领域多元化，并带来了突出的经济效益。外军的这种后勤保障“外包”的成功案例并不是偶然，而是顺应新时期后勤发展的趋势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早在1997年就提出了“私有化”和“利用外部人力资源”的新理论，并率先将该理论运用于院校、机关。

2 战时后勤保障“外包”的模式选择

我军现有的“外包”模式是从我军试行社会化保障之后开始的，主要应用于院校、医院等军民融合较深的单位，涉及科研、伙食、营房等项目，后勤保障领域的“外包”模式分为以下几种：军需、卫生、军械、军事交通、车船、油料、物资。

（一）招标承包模式

这种“外包”是一种完全的外包，由中标单位按照合同履行义务、承担责任，是一种“全社会化保障”，战时可以考虑在军需备装生产、军械生产、车船制造方面实行招标承包模式，这样能够完全节省军队的人力，军队能将精力全心投入到作战当中，有效提高部队打赢的能力。

（二）委托管理模式

这种“外包”是一种不完全的外包，是一种“半社会化保障”，适用于卫生医疗、油料研究和供应、物资供给等方面的保障。军队在这样的契约关系中仍然保留了一定的自主权，又能利用地方优势资源对军队提供保障，利用人民战争思想，以全社会可用的保障能力保障军队，减轻部队后勤保障负担，提高后勤保障效益。

（三）经营租赁模式

在军事交通上应当运用这种模式，租用社会运输工具对军队实施保障，提高军队的战略投送能力，可以有效避免军队内部战略投送能力的过度建设，提高军费使用效率，节省了闲置设备时的资金机会成本。

3 战时后勤保障“外包”的配套措施

我军现有的社会化保障以及外军战时后勤保障“外包”的经验都预示着战时后勤保障“外包”的可行性和大趋势，为保证战时后勤保障力量的生成，需要制定相应的配套措施。

（一）搞好顶层设计，建立健全组织管理机构

战时后勤保障“外包”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军地多个不同部门，对整个战局胜败有重要影响，因此需要级别较高的顶层架构即最高协调机构的参与。从国际目前的情况来看，主要有三种做法：一是以实体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为最高协调机构。该委员会为常设机构，有专职人员，兼具决策功能和落实决策的能力。二是由国防部为最高协调机构。在这些国家中，其国防部往往是行政权国防部或民政权国防部，这类国防部没有作战指挥权，专门用于协调国防安全和经济建设。三是由虚设的最高议事机构作为最高协调机构，具体落实则由国防部进行，建议我军以中央军事委员会为最高协调机构。在战时进行后勤保障“外包”具有一定的风险性，由于企业追逐利益的天性，一旦利益受损，部队的后勤保障也会因此受到巨大冲击，因此在做好顶层设计后，还需充分考虑战略、战役、战术三个不同保障层次需求，进而建立精干高效的中层及基层组织管理机构和组织领导机构，以应对不同规模战争中，与作战部队规模相适应的后勤保障“外包”协调需要，确保战时后勤保障的可靠性。

（二）制定法律法规，加快军队后勤信息化建设

为提高战时后勤保障的稳定性，应当注意通过立法将一些成熟的做法予以确认上升为国家意志，使后勤保障“外包”工作进入法制的轨道。第一层次是最高层次的宪法，可以做出原则性规定，第二层次是宪法指导下一系列相关军事法律。第三层次是用以协调特殊领域民用部门与国防安全之间关系的立法。第四层次是各种条例、规定或计划。建议对战时“外包”企业需要承担的任务范围和类型予以规范，同时对拟合作的“外包公司”实行资格认证制度，对严重违反协议的公司制定严格的惩处措施，并承担军事不利后果责任。同时，应当以大数据高速发展的时代大背景为契机，大力发展部队信息化建设，完善各类数据库数据，实现军地资源共享。以更全面的掌握军地可用的保障力量资源，更精确的分析军地保障资源配比，更高效的决策战时后勤保障“外包”的项目。并且对人员、装备和物资实施全程跟踪，第一时间掌握指挥、控制和协调的主动权，真正实现精确保障。

（三）做好预案管理，构建平战转换机制

制定合理的、有效的后勤保障“外包”预案，可以使部队在战争发生时快速地做出反应，增强后勤保障的预见性和针对性，提高战时后勤保障“外包”的速度。各级的管理协调机构应做好战时军事行动后勤保障“外包”的需求分析，收集整理本部门所在部队战时执行军事任务后勤保障需求和所具备后勤保障能力的基本数据，掌握不同等级、不同类型军事行动后勤保障需求、耗量变化的情况，为制定、完善后勤保障“外包”预案提供可靠的依据。并且应当统筹考虑后勤保障“外包”的方式，立足后勤保障的可靠性，留有余地、把握全局、量入为出、突出重点，照顾各个方向、各个阶段的后勤保障“外包”需求；在预案制定成熟后，应当聘请有关专家论证或通过模拟试验不断改进和完善，切实做到一项任务多套预案、一种方案多项对策、一个威胁多个设想，提高预案编制质量。预案经论证完毕后，要积极主动与地方企业协调沟通，及时修正完善，形成方案，然后签订合同。切实做到实案化准备，提高预案的实际可行性。

参考文献

[1]卢正升、李振东.信息化条件下后勤实战化训练保障的创新[J].国防，2015年，9期，46-47.

[2]牛振喜.各国军民融合的历程及我国军民融合的对策[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1年，23期，124-125.

作者简介

楊程，军事经济学院研究生三队学员。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