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友辉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长沙 410006)

碑学先锋的崛起
——论邓石如书法对后世的影响

方友辉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长沙 410006)

清代书人，公推为卓然大家的不是东阁大学士刘墉也不是内阁大学士翁方纲偏是那藤杖芒鞋邓石如。邓石如终身布衣，却能一改篆书数代以来之羸弱，集隶书之大成，开北碑之先河。开宗立派，成为一代碑学实践教化主。以其书法实践为先导，为其后世碑学理论家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清代大学士刘墉称赞“千数百年五此作矣”以此般巨大的成就，必然对后世产生极大的影响。余以此文在篆隶楷行草五体方面简析山人对后世之影响。

碑学的崛起；邓石如书法；影响

1 邓石如在碑学实践上的改造

邓石如的篆书主要成就在于对篆书笔法的改造。在山人以前，人皆谓赵孟頫“千古不易”之说”，这不易的“古法用笔”就是指二王所开创的帖学一路笔法。从二王一路下来直到现代的沈尹默，在书论中大多主张运腕而反对运指，用笔讲求使转提捺而反对转笔绞锋。时人以帖学之用笔，表现摩崖刻石之苍劲，以及千百年来风雨剥蚀的效果，谈何容易。山人即是书法大家，更是皖派篆刻之鼻祖。山人从刻印中刀锋顶着石面运行的道理，运用到书法的用笔上。把笔管朝相反的方向倾斜，并使用长锋羊毫，转指调整笔锋，指腕并用。使笔头顶着纸面逆行，辅毫自然运出，使得线条的两边出现毛糙，与摩崖刻石，碑版书法极为相似，是以书从印出。

包世臣就在邓的基础上，提出了“运指”、“筋必反纽”、“五指齐力”等观点，并特别以邓作为此法的代表，他说“山人作书，皆悬腕双钩，管随指转”。“用笔之法，见于画之两端，而古人雄厚恣肆，令人断不可企及者，则在画之中截。……中实之妙,武德以后,遂难言之。近人邓石如书,中截无不圆满遒丽,其次刘文清，中截近左处亦能洁净充足,此外则并未梦见。”包世臣的理论明确了碑派的用笔方式。

康有为亦把邓的实践作为自己理论的主要提倡对象，他写道“完白山人出,尽收古今之长,而结胎成形,于汉篆为多,遂能上掩千古,下开百祀,后有作者,莫之与京矣。……完白山人未出,天下以秦分为不可作之书,自非好古之士,鲜或能之。完白既出之后,三尺竖僮,仅解操笔,皆能为篆。吾尝谓篆法之有邓石如,犹儒家之有孟子,禅家之有大鉴禅师,皆直指本心,使人自证自悟,皆具广大神力功德,以为教化主,天下有识者,当自知之也。”此皆因为邓对篆书稍参隶意，杀锋以取劲折笔法的理解，改造笔法的同时对篆书的结构也有着改变，山人以摹印法论书，如疏处可使走马，密处不令通风、大胆分割、组合笔画黑白、虚实空间，依据审美需要，一些笔画夸张放长，一些笔画凝炼收缩，从而创造出一种古朴雄浑、刚健婀娜的新书风。书法从印法中出，结构的改变使得二李以来篆书均匀工整的面貌，加强了篆书的灵动性。因为这句话影响了后世学篆之人，对篆书的改造直接的导致了清代篆书的大发展，以一己之力直追秦汉。使得清代成为了继唐二李之后有一个篆书高峰。复兴了沉寂近两千年的篆书，不仅把古篆继承下来，而且还通过“计白当黑”进行结构创变，使其更加变化多姿、打破神秘感，而使之宏扬广大，广为更多书家书写、鉴赏、传播。在其后吴让之、徐三庚、赵之谦、吴昌硕等都是篆书或隶书大家。只有到二十世纪大量秦汉简牍的出土才使篆书的书写揭起又一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2 后世碑学书法家对邓石如的评价

包世臣在《国朝书品》中吧山人的楷书列为妙品，行书列为逸品，草书列为能品。对于山人在篆隶上的成就历代学书者中重要性和其地位不言而喻。山人之楷行草三体书上却争议较多。方朔《为陶叔渊广文题完白山人四体书》就曰：“吾乡完白山人四体书，皆高古绝伦。若如包慎伯大令九论书言之，则：神品一人，唯以山人篆隶置之；妙品上一人，唯以山人分及真书置之；能品上八人，以山人草书置之；逸品上十四人，以山人行书置之。则诚如曹文敏公所定国朝第一，诚第一也。”“怀宁布衣邓石如顽伯，篆、隶、真、分、狂草，五体兼工，一点一画，若奋若搏，盖自武德以后，间气所钟，百年来，书学能自树立者，莫或与参，非一时一州之所得专美也。”《吴山子论山人书》曰：“山人学书先从篆隶入，隶成通之篆，篆成通之真书。由真通行，须从草假道，山人草不成见，行书亦未工。”马宗霍《书林藻鉴》中也称邓石如的行草为“野狐禅”。

山人楷书一般论来出自六朝碑版，与清代学习唐楷的风潮格格不入。又因平生用力最深为篆隶，多以篆隶之意而为之，全法六朝碑版，风格质朴而厚重，山人携篆隶直入六朝碑版，融冶汉魏，独树一帜。包世臣说：“山人正书方寸以上者，简肃沉深，雁行登善，非徐裴以下所及。”虽品次较篆隶稍底，且相对而言山人楷书作品略少，楷书用笔结字偶有生硬处。但其一反唐季书风的笼罩，而以北碑为宗，实开清代碑学真书崇北碑之先河。其价值与影响甚至远超其篆隶之上。清代碑学大家赵之谦、张裕钊皆其滋乳也。

面对他们对山人行草书的质疑包世臣亦能引刃而解包世臣评邓石如的行草谓：“笔势固如铜墙铁壁，而虚和遒丽，非其所能。”“草书虽逸，不如晋人，而笔致蕴藉，无五季以来俗气。”与南帖的研美，重视线条起收笔的书写方式不同。而以山人之行草，则以方入笔，中段多提按转笔，收笔或顿或锋，极显“刻凿”之意味。多注重线条中段的苍老和遒劲。可见，山人的行草书与南帖因审美观念不同难免产生分歧。林如先生就在《邓石如“国朝四体第一”新解》中指出：“若以二王法度为衡量优劣之标准，邓石如行草书可谓不入流谓为“四体第一”更是言过其实。而若从写碑的角度衡量，邓石如以碑刻艺术的形式对行草书加以精彩诠释，为行草书开辟了二王传统经典以外的“碑学”书法艺术的新路径。”邓石如被尊崇为清代书法最高典范，而最重要的是邓石如以一己之力，在篆、隶、楷及印领域逐次融会古法开创出新的格局，使得魏碑走向了一个稳定前进的道路。可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1] 沙孟海：《近三百年书学》

[2] 《清史稿》卷490，艺术二

[3] 包世臣：《历下笔谭》，《完白山人传》，《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

[4]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

[5] 方朔《为陶叔渊广文题完白山人四体书》

方友辉(1991-)，汉族，湖南岳阳人，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书法研究。

J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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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5832(2017)08-017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