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园园

(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陕西 渭南 714099)

19世纪英国女权运动女性自我意识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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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英国女性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自我意识逐渐发展，形成一套自己的思想体系。而这个思想体系是伴随着女权运动一系列实践活动形成的。本文笔者分别描述了这一时期的妇女实践活动。活动中，她们的思想无不体现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发展，并且指导着运动的开展，而运动的开展，也在无形中促使妇女自我意识的提升，而这些都是妇女必然获得选举权的因素之一。

英国；女权运动；实践

19世纪，民主化是英国急需解决的一个课题，而在民主化的过程当中，女性选举权的获得是很关键的一部分。女性自思想启蒙运动开始，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探索，自我意识逐渐发展，形成了一个女性自己的思想体系。而这个思想体系的形成，是需要经过实践来验证的。

1 女士请愿书和密尔修正案

芭芭拉·利·史密斯，她是一个妇女运动的积极分子。1866年，她通过密尔的继女海伦·泰勒向密尔提议，为妇女争取选举权，密尔建议她征集签名，因为只有一定数量的妇女签名，在议会上才有说服力。于是，在芭芭拉·利·史密斯的努力下，成立了非正式的妇女选举权委员会，并在短短两周内征集了1499个妇女签名，她们要求议会给予符合条件的妇女选举权，这就是英国历史上有名的“女士请愿书”。

“请愿书”明确地提出，要求政府议员考虑在适当的条件下，给予妇女选举权，要求拥有和男性一样的权利。“凡是拥有议会所认可的财产和租金条件的公民，不论男女，都要拥有选举权。”

随着妇女越来越多的参与运动，签名人数逐渐增多，提交请愿书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1867年5月12日，密尔在议会上代表女性发表了激烈的演讲，并且提交了给予女性选举权的一份修正案，他在其中说：“我建议给予妇女选举权，它不会影响任何政党的利益，……这是妇女们对公正/公平的追求。我们不能将人类所拥有的权利从另一半人口的身上剥夺……妇女们能够管理财产、做生意，她们和男性一样缴纳着济贫说，为什么就不能行使和男性一样的权利呢？按照我国古老宪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相等原则，我们应该给与妇女选举权。”密尔修正案提出之后，出现了很多反对之声，但密尔坚决予以回击，使反对者们哑口无言。

密尔是一位女权主义思想启蒙家，也是一位践行女权思想的实干家。在他的领导之下，许多妇女从蒙昧无知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提升自我意识，争取妇女的选举权。密尔修正案的提出，标志着代表妇女权益的提案出现在男性政治中枢，即议会当中。这是妇女选举权运动的一大进步。

2 全国妇女组织的建立和政党政治的参与

19世纪80、90年代，没有声势浩大的请愿活动，选举权的提案也比以前少了很多，这种现象表明妇女的选举权意识似乎薄弱了，她们抗争男性统治的意志不坚定了？实则不然，我们不可以低估这一时期运动的活力。

1896年10月，在伯明翰召开了妇女参政组织联合会议，会上各组织建议成立一个联合各组织的统一机构，带领妇女们统一参加活动。一年后，1897年10月14日，参政妇女组织人员、制定章程成立了“妇女参政会全国同盟”该同盟下辖17个妇女选举权组织，为女性争取选举权、传播女权思想提供了很好的阵地。

该组织的建立，坚定了妇女争取选举权的决心，标志着全国性的妇女组织的成立。“该组织的唯一目标是获取妇女的选举权”。同盟设立了舆论委员会、议会委员会、组织宣传委员会等委员会。妇女参政会全国同盟将各组织团结统一了起来，将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加大宣传妇女选举权的力度，为将妇女选举权工作扩展到全国各地、提升女性的自我意识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妇女之要求参与地方政治由来已久，并且相较于议会选举权的获得，争取地方政治的参与要轻松很多”。1869年，雅各布·布莱特提交一份修正案，希望政府能够给予缴纳济贫税的女性选举权，而这一提案最终获得通过。妇女在市议会中占得一席地位。之后，女性在郡议会也拥有了选举权。1908年，“第一位女市长也在英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

除了参与地方政治，妇女们还参与学校委员会、济贫法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的竞选和工作，当中竞选阻力最小的当属学校委员会。1870年的福斯特法将女性纳入学校委员会的选举工作当中，有资格拥有选举和被选举权。1890年到1905年这15年中，在学校委员会竞选工作中，获胜的妇女由100多人逐渐增加到600人。而济贫法因有财产限制，所以刚开始妇女在其中的比例很小。但1894年，财产资格解除之后，济贫委员会中妇女的数量大增，由1895年的839名增加到1905年的1157名。《威斯敏斯特概览》上称“济贫法这项工作极其适合女性，只因为这是家庭经济在更广泛意义上的扩大化。”

3 战斗妇女的宣传活动

19世纪末，妇女宣传活动最特殊的便是利用大众媒体力量来扩大社会影响，最有影响力的便是报纸。妇女运动的领导人要求报社发表关于妇女选举权问题的文章，积极借助社会媒体的力量进而呼吁社会各界重视妇女参政问题。

同盟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为妇女选举权事业进行宣传。如在一些都市开设的妇女参政商店中，出售各种与妇女选举权运动相关的商品，像肥皂、珠宝、游戏牌、圣诞卡等。还有各种为妇女争取选举权进行宣传的载体，如演讲、巨幅海报、鼓乐队曲目、游行横幅、宣传单等等。利用各种所能利用上的工具发出妇女的呐喊，这些都使公众感到参政妇女的身影无处不在，展现了她们对这项事业的活力，也吸引了广大民众对这项事业的关注。

同盟的这些宣传活动成功的吸引了英国国内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对同盟的各种活动进行报道。《每日快递》、《每日镜报》、《每日邮报》、《前进报》等大众化的报纸一直热切关注着战斗妇女的行动。同盟在成功利用媒体的公共性和大众性之后，使得妇女参政的政治诉求通过媒体进入到大众的舆论范畴，而英国统治当局在看到由女性所引起的社会冲击后，便随之正视和着手解决女性的选举权问题。总之，媒体在宣传女性参政要求、启蒙女性思想等方面起到了积极地作用，而女性能够主动积极地去运用媒体的力量，则进一步证明了女性的自我意识逐步加强，对自身权力追求的决心更加坚定。

[1] 陆伟芳：《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64页。

[2] Helen Taylor,The Claim of Englishwomen to the Constitutionally Considered,

[3] Marie Mulvey Roberts & Tamae Mizuta(ed.),The Disenfranchised:The Fight for the Suffrage,London:Thomemmes Press,1993.

[4] 陆伟芳：《19世纪晚期英国妇女政治参与的历史考察》，《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杨园园(1989.09-)，女，汉族，陕西咸阳人，助教，研究生，历史学，渭南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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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5832(2017)08-016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