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 佳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 100088)

从身份到契约：英法两国现代化路径之选择

连 佳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 100088)

巴林顿·摩尔在《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一书以宏阔的历史视野从英、法、美、中日、印六国出发为我们详尽揭示了农民阶级在国家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在对英国和法国进行探究的时候，虽然摩尔都肯定了暴力的不可避免性，但在两国向现代化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多不同。本文将从身份到契约的角度切入，比较研究英国和法国农民阶级与土地贵族的关系、农民阶级参与到资本主义商业化的程度、农民阶级的政治参与等问题，并展开几点反思与联想。

身份；契约；英法；现代化；比较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之路因不同的国情和史情而有着各异的选择，巴林顿·摩尔在被誉为20世纪社会学三大经典之一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中为我们阐述了世界主要国家的现代化路径选择①，并且从微观的角度解释了背后的深刻原因，农民作为全书的主线贯穿始终。从行文的安排上，作者把英国和法国放在了最前面，这不仅是依据近代化转型的时间顺序，更是因为英国作为世界“宪政之母”和第一个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国家代表着渐进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转型路径，而法国历经史诗般的社会剧变把暴力革命的种子和自由博爱平等的思想传播到了全世界，英国和法国对世界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跳跃的历史意义不言而喻。选取农民为研究线索，作者结合宏观概括和微观分析，考察英法两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进程,为我们展现了两国现代化转性中路径选择以及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

英国法律史学家、历史法学派代表人物梅因在《古代法》一书中曾有一个经典描述，“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②这被视为对现代化的经典总结和概括。身份与契约的冲突，以及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进步孕育着社会变革和转型的强大力量。以身份到契约为视角，结合摩尔所揭示的农民与土地贵族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冲突，将对我们理解现代化、理解社会发展进程起到一定的积极意义。

1 从身份到契约：农民逐渐摆脱对土地贵族与土地的依附

身份是对人格状态的一种限定，它与家族、家庭、出身等相关，身份关系中人受外在因素支配和制约,自己没有自主个性和独立决定权,因而既没有自由,也无所谓平等本身，不具有为自己利益作出决定的能力。契约则是独立个人间的自主约定或合意行为，种当事人达成的意思合致或意见一致是双方契约的基础。③合意不仅意味着双方同意,而且也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而非强制的关系,因为约定是个人自己自觉自愿和自主作出的。因此契约也是一种人格的状态,一种有别于特权、强制,即个人在事关自己的事情上有自我决定能力的状态。因此,从身份到契约既是社会的进步也是个人的进步,个人从各种禁锢包括家庭、血缘、宗法、地域、阶级、等级、传统、习俗和性奴役中解放出来,成为自主自为从而自由的个人。

在中世纪漫长的一千多年间，等级森严的“分封建国”体系之下，国王、贵族、骑士等大大小小的封建主和农民等阶层之间泾渭分明，“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身份使相邻等级形成紧密的依附关系，作为最底层的农民被束缚在封建地主和土地上。土地作为古代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可能都是因封臣履行封建义务而持有。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之前的英国，还是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土地既是身份的象征、也是财富的源泉。④经过若干世纪的制度变迁、土地流转以及伴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土地逐渐成为一种可以拥有的财富并且拥有土地的群体也变得多样化。到了16世纪，伴随着英国农业商品化的发展，大量土地开始逐步变成由个人支配和使用。法国到了大革命时期，农民已经拥有事实上的个人财产权。⑤当农民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那么便会在政治上提出自身的诉求，从而推动民主的进程。

可以发现，在英法两国，虽然历史进程有所差异，但是农民阶级对封建主或土地贵族的依附在逐渐减弱，对土地的自主性不断增强，加之农业商品化的发展，农民慢慢实现从身份向契约的跳跃。应当注意的是，这种转变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和环境各异，因此转变的进程、强度和特点也不同。

2 以议会为平台：英法两国农民阶级的政治参与

摆脱身份的束缚、压迫和禁锢，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人和群体才会有代表自身利益强烈的政治诉求，并与他人或其他群体进行平等的对话协商。

中世纪,英国与法国的等级代表权力机关———议会与三级会议产生后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命运。这是因为英国议会是人民斗争、限制王权的结果,而法国的三级会议却源自加强王权的需要,英国议会和法国三级会议本身就有许多的不同。英国议会由大贵族组成的贤人会议发展为御前会议，这是英国议会的前身，王权与议会处于平等的地位，很多决策都无法绕过议会，当王权出现危机的时候，贵族们就会联合起来限制王权推动议会不断发展。十五世纪，随着英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圈地运动的兴起和资本主义萌芽，乡村的农民和城镇的市民经济力量不断强大，他们与具有商品经济思想的土地贵族积极联合，他们选出的代表在议会下院的影响日益扩张，他们反对国王和封建势力的专制。议会与国王的斗争中，国王不得不妥协和让步，农民阶级的诉求得以表达和实现。

法国的三级会议源于王室大会议(国王与其直属附庸之间以权利和义务关系组成的政治组织)，后被大贵族架空，国王为了取得国内各阶层特别是新兴市民对自己的支持及征收新税,邀请教士、贵族、市民三个等级的代表开会,讨论国家的财政和税收、批准国王的赋税,法国的三级会议正式形成，其价值取向在于加强王权。三级会议具有临时性，它由国王主动召开，完全被国王操控。十五世纪，法国的工商业虽然迅速发展，但是农业商品经济却发展缓慢，农民无法脱离身份的压制，农业中也没有出现英国似的土地贵族和农民阶级的联合，力量仍然比较薄弱，根本无法通过三级会议顺畅而稳定的表达政治诉求。

3 英法两种革命路径的分析

诚如亨廷顿所言，“城市反对派集团凭借本身的力量能够使政府垮台，但是，他们不可能造成革命。造成革命需要有农村集团的积极参与。”⑥英法两国农村集团在本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显然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样态，英国在国王查理一世被处死之后即步入平和的现代化转性，开创君主立宪制的政治体制，而法国高举大革命的旗帜、下层阶级和上层阶级不停拉锯，政制徘徊在共和和帝制之间、中间还经历了政治恐怖时期，社会剧烈动荡、现代化转性艰难。

通过摩尔的分析，在17世纪爆发的英国内战中，由于英国国王未能建立可以在农村贯彻自己意志的有效的行政和司法机构，真正在乡村维持秩序的绅士阶层因国王保护性政策的打击而恼怒，具有商业化意识的土地贵族和自耕农等有商业化意识的群体形成一股紧密的力反抗国王的力量，为新制度的建立扫清了障碍。⑦土地贵族与国王决裂，联合农民阶层反抗王权，以英王为代表的封建势力被严重打击，复辟封建统治的努力难以再形成气候，只能一步一步向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妥协，最终成为一种政体稳定的象征性意义。但是，法国贵族所扮演的角色则大不相同，他们依附于王权之上，利用封建秩序和专制主义在农村有限的资本主义化中压榨农民的剩余价值、进一步加剧农民的经济负担，迫使农民只能通过暴力革命进行剧烈抗争、摧毁旧的政权。可见，法国无法像英国那样通过资产阶级联合贵族制约王权并经过短暂的流血实现了渐进式民主。

综上，贵族在英法两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贵族逐渐摆脱一贯依赖的身份关系，在农业商品化进程中与农民阶级形成契约，达成一种利益共同体，则二者自然而然地变成了自由民主的“朋友”，久而久之，贵族也就成为了文化上的一种符号。另外，这种改良模式下，贵族还能发挥其“稳定器”的功能，一方面步步紧逼把王权限制在狭小的空间，另一方面通过协商也有效处理了底层阶级激进的反抗，从而保证国家和社会在平稳中变革。⑧当贵族固守所谓的身份，对农民进行压迫剥削、巧取豪夺，对其上缴的租金具有很强的依赖性，那么贵族和国王作为上层阶级变成了自由民主的“敌人”⑨，利益的多元化和复杂性之下，其现代化进程必然漫长而曲折。

4 反思与联想

中世纪的英法两国都经历了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制——分封建国，位于顶端的统治阶级往往层层依赖于下一等级的效忠和服从，彼此之间形成相互的权利义务关系，呈现出分散的扁平化状态，这种内生的机体里带有自由平等和自治的基因。这完全不同于中华帝国依靠强大的文官制度形成的自上而下一竿子捅到底的垂直统治模式。就每一个国家最底层的农民阶级而言，英国因海洋贸易和农业商品化经济的发展，其身份属性的依赖程度小于法国，但是英法两国都远远比不上中华帝国垂直统治模式下农民身份枷锁的沉重，这也是中国现代化转型之路异常艰难的原因之一。

鸦片战争后，农民阶级开始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浪潮，由于背负“三座大山”难以实现自身的政治诉求，当身上的枷锁压迫到所能承受的临界点，加之缺乏“贵族”作为中间地带的缓冲和协调，每一次爆发的农民革命都极具破坏性。

新中国成立以后，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展现了超乎西方想象的国家动员能力，农民更是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城乡二元对立把农民限制在土地上，农业反哺工业、国防等建设，农村和农民作出了很大的牺牲。直至改革开放，农村劳动力流动加快，对土地的依赖性越来越弱，城镇化的迅速发展要求改革户籍制度，直至最近几年，全国各地陆续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分，在身份上去标签化。另外，伴随着城市向郊区、农村不断扩张，由于农民无法实质上支配所拥有的土地，即农村土地无法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和买卖，在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上，频频爆发出各种悲剧。⑩另一方面，农民逐渐富裕之后，对民主和政治参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87年颁布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但实际上农村政治民主化进程却比较缓慢，农民在各级人大中的比例很低，其呼声和力量还十分弱，村民自治面临的很多问题更亟待解决。总而言之，经济上取得的进步难以掩盖自由、民主的短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仍在路上。

注释：

① 丹尼斯·斯密斯曾将此书与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和埃米尔·涂尔干的《自杀论》并誉为 20 世纪社会学三大经典。

② 梅因，古代法[M]，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③ 陈刚，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月第1期。

④ 参见《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第四版，第6页、第41页。

⑤ 参见《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第四版，第10页，第41页。

⑥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⑦ 参见《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第四版，第13—14页，第16页。

⑧ 如摩尔在《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第16页中描述，在判决查理一世的时候，出身底层的军人们不得不使用武力迫使议会通过处决令，不少富裕绅士议员和贵族拒绝审判国王，从侧面上折射出英国贵族对民众激进情绪的舒缓和调和。通过议会形成共识，更加说明了不同阶层之间有较为顺畅的诉求表达渠道，可在相互对话的基础上进行协商，从而推动现代民主化的发展。

⑨ 参见《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第四版，第108页。

⑩ 如这两年影响力巨大的山东平度征地纵火案、贾敬龙射杀村支书案等，无不引发全社会广泛的讨论和反思，但类似的案件仍在全国各地不断上演。

连佳(1992-)，男，汉族，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2015级法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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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5832(2017)08-012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