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增益

(暨南大学 广东 广州 510632)

孤独地奔走
——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

张增益

(暨南大学 广东 广州 510632)

刘震云自登上文坛以来就一直非常关注人的生命存在，他在小说中探讨人的生存状态、人性的善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一句顶一万句》对存在主义进行了东方化改造，作品对底层民众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进行了深入地展示，描绘了一幅百年中国底层百姓的孤独生命体验图景：世界荒诞虚无，人物孤独无所依靠。这种孤独迥异于西方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异化孤独，而是纯粹的中国经验，深受儒家友爱孝悌与实用理性精神熏陶的中国人往往把现实利益放在第一位，亲情、友情、婚姻都让位于功利原则，人们在互不信任中感受到深深的孤独。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困境、个体的生存困境则加深了人物的孤独感，虽然知己与精神寄托都只能让人得到暂时的精神慰藉，生命的孤独始终无法摆脱，但是人们依然选择继续寻找。

《一句顶一万句》；孤独；荒谬；寻找

1 中国经验：荒谬孤独的生存本相

刘震云在他的诸多作品中表现了生存的荒诞和人生的虚无，而刘震云的独异之处在于他既承接了西方存在主义“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的观点，又对之进行了东方化改造：将人生的荒诞虚无与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精神结合，描绘了一幅幅由于现实利益纠葛而产生的人物之间的勾心斗角的图景，人物在这种生存处境中感受到的是生存的荒谬与生命的孤独。另外，他将眼光对准中国底层平民，极大地消解了“五四”以来“孤独仅属于知识分子和精英者”的观点，他的作品的主人公是生活在话语的热闹之中的孤独的平民百姓，从而将孤独扩大为一种普遍的生命体验。

纵观《一句顶一万句》，每个人物都有着孤独的生命体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漠然成为一种普遍的生命体验。亲情褪去了伦理道德的外衣，父子、兄弟之间毫无温情可言，彼此之间往往存在难以消除的隔阂，互不信任、互不理解，甚至因为一点利益冲突就反目成仇。因为一只羊，发烧打摆子的杨百顺被老杨用皮带在头上打出七八个血疙瘩，还被赶出家门，两个兄弟则在一旁幸灾乐祸。后来杨百顺得知新学抓阄的内情，怒不可遏，竟然起了杀父杀兄的念头！“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神话骤然坍塌。没有血缘关系的友情同样是靠不住的，“知己难寻”的呼声响彻全书，《论语》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在刘震云的笔下成了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知己难寻的绝妙表达：“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远道来的这个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①即使找到了朋友，是不是真朋友还两说呢。刘震云曾谈到：“在人人社会里面，朋友是危险的，知心话是凶险的”②，因为你对“朋友”所说的心腹话很可能会变成刀子扎向自己，牛爱国对冯文修的一腔肺腑之言竟然变成了自己要杀人的“证据”！作品褪去了亲情、友情的温情面纱，裸露在众人面前的只有丑陋的利益与人心。婚姻作为男女爱情的神圣结盟则成了故事主人公难以逃脱的地狱，杨百顺“嫁给”吴香香，给她做牛做马，却始终讨不到吴香香的欢心，最后吴香香跟着与她说得着的老高私奔了；牛爱国千方百计地讨好庞丽娜，庞丽娜却一再地出轨，最后竟然与自己的姐夫私奔了，在伤害丈夫同时也伤害了自己的亲姐姐。婚姻的不幸几乎成了作品中人人都有的生命体验，相知相爱、相濡以沫成了难以实现的奢望，夫妻之间往往存在着无法沟通的隔膜，老裴与老蔡、老汪与银瓶、曹青娥与牛书道皆是如此。

这种孤独体验与西方现代文学作品中人物身处现代大都市所感受到的异化孤独不同，它是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是纯粹的“中国经验”，一方面，儒家文化极端注重人伦关系，强调“友爱”、“孝悌”，教导人们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和朋友，重宗族重亲情重友情，力图建构和谐的现实伦理关系；另一方面，儒家的哲学观和人生观基本上是世俗化的，强调实用理性精神和对现实的关怀，因此，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熏染的国人往往关注现实利益，注重实用、实际和实在。而强调友爱精神与强调实用理性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是悖反的，强调友爱就意味着重感情，而强调实用就意味着重利益，这二者实际上存在着根本的对立，可以说《一句顶一万句》完全消解了人与人之间温情脉脉的关系，消解了儒家的友爱原则，不管是亲情还是友情都不能给人带来心灵的慰藉，人们行为处事从现实利益出发，神圣的亲情、友情、婚姻荡然无存，友爱原则让位于功利原则。缺乏宗教信仰的国人没有人神对话的可能，也没有寻求彼岸世界超脱的可能，而只能将眼光对准现世人生，然而现实是荒诞的，每个人物苦苦挣扎，却始终逃不脱命运的牢笼，在琐碎平庸的生活中磨平了自己的棱角，在与人交往中一次次地感到与人打交道之累，感慨人心难测，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后，人物内心产生了生命存在的本体性孤独：“我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这是人物内心孤独彷徨心态的外化，也是对生命存在终极意义的追问。

2 存在焦虑：沟通困境与生存困境

在《手机》中，刘震云表现了现代都市人的沟通困境，作为通讯工具的手机非但没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反而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手机不仅阻碍了人们之间的真正沟通，甚至变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一颗手雷，随时能毁灭人们的正常生活。《一句顶一万句》则将人与人之间实现沟通必不可少的“说话”作为陈述对象，写出了人们在热闹的话语声中体验到的孤独。说话在作品中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说话是人与人之间实现沟通交流的媒介，但是另一方面，说话又具有阻拒性，“说话具有不可预知的力量，说话的结果又往往不是说话者的本意，人们每天都不得不说话，却又无法通过说话真正与人沟通。”③这是由说话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决定的，说话是一种语言的表达与交流，汉语博大精深，但是人们发现有时候很难找到合适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内心，“词不达意”的困境几乎是每一个人都曾有过的体验，对于不善言辞的人来说，这种表达的障碍尤为明显，“从何说起呢”、“该怎么说呢”就是陈奎一等不善言辞之人的表白。说话还有“此情此景”的背景限定，在特定的情境下，人们可能会生发出某种感慨，可能会说出一些唐突之词，如牛爱国发现庞丽娜与小蒋偷情的事后，心中烦闷不已，他喝醉酒后将满腔烦闷说与冯文修听，说自己想杀人，等到两人因为十斤猪肉而产生隔阂时，冯文修将他醉酒后的话传了出去，这时的话已经走了几道形，不再是说话者的本意了。

然而，在中国这个“人人社会”里，缺乏宗教信仰的国人只能通过与人对话或与自己对话来确认自我的存在，每个人都要与身边的人打交道，人不可能活在一个孤立的世界里，《论语》开篇便是讲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正因如此，当我们心中有烦恼时，当我们遇到开心的事时，总是迫切地希望有一个倾听者、分享者，即便不能改变现实，也能给我们的心灵带来一丝慰藉。但是人与他人的关系从根本上是对立冲突的，而且由于现实利益的不同，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人们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堆废话与谎话，刘震云对此深有体会，他在诸多作品中诠释了“面和心不合”的虚假人际关系，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表面上表现出亲近，实际上却是“相互拆台，相互想看笑话，明里一盆火，暗里一把刀，上面握手，下面使绊子”，④这在《官场》、《官人》、《单位》等作品中有多处体现。生活在人心叵测的社会，人们既不能完全理解他人，也不能完全为他人所理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异常困难，人们往往言不由衷，感到说话之累、与人打交道之累。

“面和心不合”的虚假人际关系使得人们迫切地寻找“说得着”的知己，现实伦理关系的不可靠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说得着与说不着成了衡量人与人之间关系亲密与否的重要尺度，如杨百顺与妻子吴香香说不着，却与继女巧玲说得着，牛爱国与庞丽娜说不着，却与情人章楚红说得着。说得着的人与人彼此掏心掏肺，有说不完的话，相处起来自然融洽，而说不着的人与人沟通困难，彼此之间存在无法消除的隔膜。在某种程度上，说得着成为人们对知己的一种确认方式，两个人说得着，自然而然的就会掏心掏肺，把对方当作自己的知己，当作苦难人生的心灵慰藉。

但是，说得着与说不着这种衡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尺度具有某种虚妄性：说得着的人可能会因为现实环境、人生经历的变化而变得说不着，章楚红因为与李昆说得着，不顾家人的反对，嫁给了比她大二十多岁的李昆，可是短短两年过去，两人就说不到一起了。牛爱国与曾经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冯文修、好战友杜青海也因为时间、地点、场合的变化而变得没有从前那般说得着。说不着的人之间难以通过说话实现真正的交流，只有说得着的人之间才能实现心灵的融合与交流，因此，当曾经说得着的人变得说不着时，人物又会千方百计地去寻找新的说得着的人，“寻找——失去——再寻找”，人生成了一个永无止境的轮回。然而，不管这种轮回持续多久，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困境始终存在，只有孤独才是永恒、普遍的，而中国人的奔走永远不会停止。

注释：

①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

② 刘震云、陈平原、孟繁华等：《从<手机>到<一句顶一万句>》，《名作欣赏》，2011年第13期，第96页。

③ 贺绍俊：《怀着孤独感的自我倾诉——读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文艺争鸣·新世纪文学研究》2009年第8期，第41页。

④ 郭宝亮：《洞透人生与历史的迷雾——刘震云的小说世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页。

张增益(1993)，女，汉族，暨南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2015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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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5832(2017)08-0058-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