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咪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江苏 扬州 225300)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读《高僧传》有感

陈 咪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江苏 扬州 225300)

佛教是中国宗教文化中的不可减少的一部分，佛教在传入中国的时期约可以分为三个时间部分：第一时期以两汉为中心，佛教开始传入中国；第二时期是魏晋南北朝时，佛教逐渐兴盛起来；第三时期以唐朝为中心，佛教开始成为中国的核心文化组成部分至今。所以想要了解中国的佛学发展脉络，可以从古代高僧的传纪中寻找一二。

我所读的《高僧传》是199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此版是由释慧皎撰文汤用彤先生编纂的，此书内容分为三个部分，前面是绪论和校勘说明，主体是僧传原文的校注。这本书采用大正藏为底本，并采录其中一部分校勘记，以弘教藏、碛砂藏、金藏及金陵刻经处本相校对，并参校名僧传目录、内典录、法苑珠林、开元录、慧琳音译及可洪隋函录等书的有关部分，校勘时采用宁缺毋滥、有闻必录的原则，采用时按宁缺毋滥，去芜存精的原则。僧传整本书共有十四卷，所记载的时间从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至梁天监十八年(公元519年)，前后共四百五十三年。以下由卷一为例，那么卷一里有讲哪些内容呢？

卷一为“译经”，共三卷，介绍了从东汉至齐代三十五位僧人翻译佛经的生平事迹，其中多为天竺和西域僧，也有少数汉僧。在卷一中的高僧大多是在西汉末至魏晋时期来到中国的，既然佛学在西汉末已传入中国，为何在后来才出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种景象呢？在此之前的佛学又是怎么样一种状态呢？

据《后汉书·楚瑛传》记载，楚王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而寺庙在当时并不是很多的，主要的作用也就是给来自西域的僧侣或信仰佛教的商人用来满足自己的信仰的。《弘明集》中有一描述：“恍惚变化，分散身体……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为佛也。”从这里其实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对待佛学与对待巫道差不多，并没有信奉于之，人们仅仅将之看成是一种奇教异术，而且佛教多是从西域传来，被视为外教文化，加之当时的译经甚少，所以佛教在汉末并没有成为主流宗派，也没有形成完整的宗教学说。至于佛学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我想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

1.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玄学盛行时期，玄学是一种崇尚老子的思想，其要以是以老子的思想来解释儒家经典。玄，就是总天地万物的一般规律的“道”，“道”体现了万物变化无穷却在世界背后存在着真实的、永恒不变的精神本体，即强调崇尚的是“无”、“自然”和“无为”。玄学的盛行为佛学的传播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佛僧利用玄学的理论开始传播般若(智慧)学说，例如道安利用了玄学观点去解释和发展佛教理论，迎合了上层社会的思想。

2.高僧宣扬佛法时注意宣传途径。佛僧在传播佛学是很注意传播手段和途径，如卷五中道安就对众徒说到：“今天灾旱蝗，寇贼纵横，聚则不立，散则不可。”这证明当时的这些高僧知道宣传佛法需要依靠王权贵族的。再如东汉年间，明帝对摄摩腾赏识并善以待之，在洛阳城西门外建立了一处精舍来安顿他，而中国也正是从摄摩腾开始有佛教增徒的；又如卷一中晋长安帛远一文中，在晋惠帝末年时，太宰河间王司马顒出镇关中时，对帛远既虚心又敬重，并待以师友之利，每当闲暇之日或清夜之时，便于帛远讲谈佛学的功夫与修养。晋时最重世族，西晋时阮瞻已于僧同游，东晋时王谢子弟与沙门交友，领军王洽供养竺法汰，贵介子弟依附风雅，常为能谈玄理之名俊其赏誉僧人。从这便可以看出当时僧人与上层社会人士是有所接触的。

3.时间背景问题。在魏晋南北朝时，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处在一个大变革大转型的时期，当社会动荡不安时，思想也会跟着受到极大的影响，如春秋战国时期、明国时期，都是因为政局动荡而引起的思想变革。魏晋时期外局侵略，战火频频，而当时持政的正是拥有大量财富的门阀贵族，而百姓保守战争苦难，这便导致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异常激烈。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底层百姓受尽战争的苦难却无法找到生活的出路，而佛教又有轮回与果报之说，这便使当时的人们以寄心于佛教，以此寻求心灵上的安慰。这又为佛学的盛行提供了一个人民群众基础。

4.与权贵者信奉佛教有关。在卷一晋长安昙摩难提中有提到赵正在慕容冲叛乱攻打苻坚时依然修奉佛教奋不顾身，可见其佛法之情极为诚挚，他请道安、难提等人译出了《中阿含》、《曾一阿含》两部经典，“其时也，苻坚初败，群锋互起，戎妖纵暴，民流四出，而犹得传译大部，盖由赵正之力。”当时苻坚刚被打败，各地战争纷起，少数民族部落恣睢暴虐，百姓流离失所，在这种情况还能完成大部分翻译，完全是依靠赵正的努力，由此可见赵正对于佛学的崇尚。比如汉明帝、孙权、太尉庾亮、太常谢坤等人都对佛学有兴趣，如此佛学便自然而然的可以得到王室贵权的支持。

5.高僧致力于弘扬佛法。例如在汉洛阳白马寺摄摩腾中写道：“腾势志弘通，不惮疲苦，冒涉流沙，至乎洛邑。”昙柯伽罗在魏嘉平年中设立恢复斋戒忏悔的礼仪，开展各种佛教法事，中国的佛教戒律正是从此开始的；道安还制定了僧尼规范、佛法宪章，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一是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是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是布萨差事悔过等法，致后来天下的寺庙精舍都依照这个法规执行，所以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高僧为了弘扬佛学，自身做了很大的努力。

6.佛寺受权贵优待，便受封赏众多，因此便有许多人想入佛门，成为佛教子弟。孙权为康僧会建造建初寺，晋成帝为帛尸梨密多罗建造了佛塔和墓冢。南朝豪贵经常分自己的土地给佛寺，以建立寺庙。再加上许多寺庙广占田地，僧尼享受免除徭役、不输租调的特殊权力，所以致使佛寺财力日益丰盛，劳力大增，这些都为佛教确保其势力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综合以上六点大致能看出佛教在魏晋时期盛行的原因，《高僧传》虽是一部佛教史，但其具有的史学价值也不可忽略，僧传是有经、律、论三藏与僧人传纪所构成，由这三个部分可以知道佛学的哲学思想和修持方式。僧人的传记体现了僧人所在时代的风貌、上层人士与佛教的关系、佛学与政治以及老百姓对佛教的态度，有了这些僧人的传记，所以才能构建出佛教史的发展轨迹，并且由此可以窥探当时的一些政治风貌，因此《高僧传》也是具有史学价值的。

陈咪(1993.4-)，女，汉族，研究生在读，扬州大学。

B946

A

1672-5832(2017)08-005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