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追问与人性的回归

2017-11-25聂茂曹雪冬

湛江文学 2017年11期

※ 聂茂曹雪冬

历史的追问与人性的回归

※ 聂茂曹雪冬

罗尔是文学湘军中的一个潜伏者，也是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文学散客，却是一个笔力雄健、大智若愚的码字高手。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他是湖南祁东县最早一批文字弄潮儿之一。虽然实力不凡，但文运欠佳。在那“一篇小说可以定终生”的黄金岁月里，罗尔有一篇小说被当时发行量极大、影响力极高的《中国青年》杂志留用，他本可以借此“飞黄腾达”。如果及时发表出来，罗尔的命运可能不会像他后来经历的那样跌宕、坎坷和曲折，但很不幸，上帝给他开了个玩笑。由于罗尔不懂规矩不断催问，等了两个月未见小说发出来，他就气冲冲去信编辑部索回了稿件。罗尔第一次“成名”的机会就如此这般地夭折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些可惜。

当然，如果历史是按照人们善良而美好的逻辑发展的话，文坛上可能多了一个叫罗春旺的昙花一现者，却不会有一个叫罗尔的这样一个韧性十足的文字纠缠者和文坛边缘人。一个从山村出来、未受过高等教育，连讲话都结结巴巴的人，却有胆量趴在运鸭的货车顶上蒙混过关闯荡深圳，在经过一番不堪回首的血泪奋斗后，他居然成为深圳的“引进人才”而有幸从最底层的蓝领变成了令人向往的白领，并顺理成章地成为一本畅销杂志的主编，真是印证了狄更斯所说的“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在编辑杂志的日子里，文学的忧伤总会在夜半三更光顾他，罗尔挡不住诱惑，断断续续写了一批短篇小说，还写了一部长篇纪实文学《匹夫忧国》。他也在杂志上开过专栏，虽然反响不错，但也仅此而已。

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罗尔的写作有着湖湘文化“为天地立心”与“文以载道”的文人情结。这种情结集中体现在罗尔的新作《那些义盖云天的人儿》一书中。该书以客观原始的史料为基础，运用现代语境下的文化意识和超然的审美视角对我国尧舜至民国时期被湮没的历史人物进行了重新的发掘、审视和演绎。作者通过零散化的故事片段将不同背景中人物所展现的情感体验融合在一起，使文本形成了一种聚合的审美张力。文本中无论是对于历史背景的细致描写还是人物内心情感的隐秘表达都指向一个主旨——人性本真的回归，传达出作者对生命本体的崇高敬意与真切关怀，这也是罗尔自出道以来一直秉持的艺术立场。

本文着眼文本特色和学术规范，运用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等观点对该书的主旨价值进行必要的阐发和诠释，这种阐发和诠释主要基于三个维度展开：国族经验的叙写、义气情怀的高扬以及自我意识的彰显，从中可以窥探罗尔文字生动的背后所隐含的历史追问和生命美学之堂奥。

国族经验的叙写

美国学者杰姆逊认为：“我们当代社会体系逐渐丧失保存它过去历史的能力，开始生活在一个永恒的变化之中，而抹去了以往社会曾经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保留信息的种种传统。”(1)在这种背景下，作家罗尔秉持对历史传统的热爱与文化价值的追寻，尝试以客观的历史文献为基础，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作为文本的叙事线索，还原了一幅幅原始理想状态下的时代图景。为了真实地再现，作者采取了调侃、夸张、反讽等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技巧对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人物形象与命运进行了新的书写与审视。这种叙事策略的运用不仅消解了传统历史写作中的严肃的叙事方式与庄重的语言风格，而且通过对一个个碎片化的人物命运书写将不同语境下的文本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聚合的张力。

“写古”是为了“喻今”，也为了“以史为鉴”。因此，罗尔在《那些义盖云天的人儿》一书中，并没有将叙述的重心放在不同时代背景的展示或是历史事件的发展上，而是围绕不同人物形象的塑造对人物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探索，发掘出人物灵魂深处的道德理想与生命活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作者独特的人文情怀和价值追求。更可贵的是，作者笔下人物形象不再局限于传统历史文学创作所展现的少数英雄人物或是一些作为陪衬的反面角色，而是将人物书写的范围扩大到历史长河中的各个层面:上古帝王、文臣将领、才子佳人、草民流寇等都得以从被湮没的历史尘埃中散发出独特的光芒。

伏尔泰曾在《哲学词典》中谈道:“我今天的身份很明显是来自于我昨天的经历，以及它在我身体和意识中留下的痕迹。大大小小的‘我想起’都是‘我’的建构成分。我的记忆由回忆构成，但不仅仅是回忆，它还包含了很多因素，吸收了我们称为‘集体记忆’的东西。”(2)我以为，这种“集体记忆”是构建人群文化身份认同不可或缺的因素，对于“集体记忆”的深入挖掘与追寻在更深层面上无疑是对人类最原始的生命形态与文化理想的追溯，也是一定意义上对人性本真的反思与回归。在《那些义盖云天中的人儿》一书中，出场的人物虽然各自具有不同的生存背景与社会身份，但若透过其表层身份与地位的指征探向更深层次的文化精神领域，我们不难发现在他们的精神深处都沉淀着一种厚重而有力的国族经验，而这恰恰是罗尔笔下这群人物所共同拥有的“集体记忆”。

文本中的人物对于这种“集体记忆”的追寻大多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觉意识，是天然天成，不带有一丝功利色彩的自觉实践。这种自觉的追寻不会因人物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不同而有所差别，无论是平民还是将相，妓女还是学者，这份“集体记忆”始终埋藏在他们人性的深处，从古至今，都是如此。文本中一位靠养牛维持生活的郑国农民弦高，对待自己的祖国有一种深沉而坚定的爱，在他走南闯北的卖牛过程中，始终将维护郑国的尊严作为交友的底线。即使后来因为受到官府的压迫而决心离开郑国，但是他对于国家这种无怨无悔的爱从来不曾改变。因此在郑国将要灭亡的时刻他坚定地选择挺身而出，勇敢地同秦国将领进行和谈，最终用自己的智慧吓退了敌军；楚国的宰相申鸣面临白公叛乱、楚惠王出逃的混乱局面，不顾老父亲的苦苦哀求，坚决要召集楚国的残兵剩勇帮助楚惠王夺回江山。他含泪对老父亲说了这么一句话:“国家灭亡，总要有人为它牺牲为它殉葬的。”(3)简单的一句话却蕴涵着无与伦比的巨大力量，展现出申鸣对国家真诚而炽热的爱。

本迪克特·安德森把现代民族国家定义为“想象的共同体”，认为对“‘共同体的追寻’——寻找认同与故乡——是‘人类的境况’本然的一部分。”(4)在近代中国，当仁人志士们面对祖国落后于西方，惨遭列强凌辱的境况，那份埋藏在灵魂与记忆深处的渴望再次清晰地出现在他们眼前，指引着他们自觉对“想象的共同体”进行追寻，在奋力前行中重拾自身对于国家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于是有了青楼女子赵彩云（赛金花）为保护受列强欺侮的妓女们，义正言辞地用德语斥责德国大兵的壮举。她的身份虽然卑微，但当祖国危难之际，她仍愿意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最终凭借其灵巧的口舌帮助祖国化解同列强之间的矛盾，使得双方的和谈顺利进行，北京的百姓们才免遭流血死亡；还有清末大臣张百熙“为中华民族子子孙孙知书达理，有勇有谋有担当，不被人欺侮。”(5)的呐喊。怀揣改革中国旧式教育体制，培养出富国强兵需要的人才这一理想，张百熙甘愿舍弃自身的尊严。为此，他一跪列强，从列强手中救下差点被烧毁的“京师大学堂”牌匾，再跪平民教师吴汝纶，请求吴汝纶就任总教习一职。他的忍让与屈从不是为了替自己谋取利益，而是始终将中华民族的未来作为一切行为的最高标准。

可以说，这些人物无论是对于“集体记忆”的思索还是对于“想象的共同体”的追寻，其本质都是归因于那份积淀在他们生命深处的爱国情怀与民族意识，而这种国族经验在日积月累中逐渐内化为每个生命个体为人处世的最高理想，生生不息地向前延展。

义气情怀的高扬

《那些义盖云天的人儿》相比以严肃、崇高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历史小说创作则体现了一种偏离中心的边缘化倾向。作家不再采用传统历史写作中的宏大叙事话语进行写作，而是更加注重历史的局部细节，同时使用现代文化语境下的话语体系与表现手法进行叙述，展现了一种通俗化的写作态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对传统历史创作中的话语霸权进行了冲击。罗尔认为:“英雄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的优秀品质，让英雄成为寄托道德咒语的偶像，或者任由英雄默默沉入历史的深渊，都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哀。”(6)为此，他一方面颠覆了传统历史写作中构建的“英雄神话”，不再将英雄人物塑造为至高无上、勇敢无畏的“超神”形象，而是采取平视的眼光，实事求是地根据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对其行为品格进行客观的评价；另一方面打破了人物的阶级属性与地位界限，不再以某一个体或知名人物作为主要叙述对象，而是运用较多的笔触对群体人物和“无名”人物的心理活动进行了细致的刻画和发掘，将这些“非英雄”式人物身上所展现的英雄品格重新呈现在读者面前。我以为，文本中的人物群体身上集中展现了一处最明显的人格力量，即义气情怀。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崇尚“义气”的传统，无论是儒家君子所秉持的正统道义还是《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所遵循的兄弟情义，“义气”都象征着人们对主体人格美的弘扬与追求。在罗尔的《那些义盖云天的人儿》这部文本中，这种义气情怀具体有以下三方面的指征:

首先是正义之气的展现。文本中，作者运用了辛辣、嘲讽的语言向读者揭露了官场的腐败晦暗与统治者的专权荒淫，而生活在这样一处社会场域中的人物却毫无例外地选择坚守人性深处的浩然正义之气同这样一处卑鄙、肮脏的处所进行对抗，二者之间所形成的反差极大地扩展了文本内在的审美空间，凸显了人物的性格力量。

例如齐国宰相崔杼为了一己私利设计杀害了齐庄公，史官太史伯、仲、叔、季四兄弟秉持内心深处的正义，坚守历史最本真的形态，宁愿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决不屈服于权力的淫威，最终感化了崔杼，保证了历史的清白；又如东汉县令董宣，为人耿直刚正，对贪官污吏下手毫不留情，被百姓们称为“董青天”。为了捉拿杀人犯刘勇得罪了皇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面对皇帝的怒火与处罚，董宣毫无惧色，坚信维护正义是一个忠臣应尽的义务，宁死也决不向公主磕头认错；更有普通农民敢于向官府状告太平公主强抢石磨，而判案官员却不惧权贵写下“南山可移，判不可摇也。”(7)的故事。文本中的人物将正义之气作为为人处事的自觉期望与价值追求，并按照这种最本真的愿望去实践，不仅对当时以至后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其次是恩义主题的表达。在《那些义盖云天的人儿》中，作者将“恩义之情”作为文本叙事的关键因素及人物行为活动的源动力进行书写。“报恩”作为一个古老而重要的伦理范畴，是中华民族甚至世界各民族都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文化心理特质，它不仅与儒家所提倡的“以德报德”的正统思想相吻合，同时也符合民间文化《诗经》中所彰显的“投桃报李”意识。从更深层面的文学意义来分析，“报恩”作为“义气情怀”的具体表征，已经成为文学创作中生生不息的文学主题。它超越了时代、地域、阶级的限制，逐渐渗入到各类文学作品的创作当中，与人物群体的心理感受交互影响形成了一种独特而稳定的文化心态。这种文化形态在文本中则有具体表现为知遇之恩的恩义情怀。

例如春秋末年晋国之士豫让心怀“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智伯于我有知遇之恩，我理当报答他。”(8)的信念，为回报智伯对他的信任和赏识，不惜亲手毁去自己的容貌和声音乔装成乞丐以刺杀赵襄子。这份不掺杂一丝功利色彩的恩义之情也感染了后世，豫让的“国士之心”也一直被后人所称赞。又如战国时期魏国著名君子信陵君因敬重守门人侯嬴深处卑贱之位却泰然自若的心态，不仅放低身份与侯嬴结为好友，而且亲自驱车邀请侯嬴至其府上赴宴，并将侯嬴奉为上宾加以恭敬之心坦诚相待。所以当信陵君即将冒险前往赵国与秦军作战时，侯嬴为回报信陵君的礼遇之恩，甘愿背弃自己对国家的忠义之气，向信陵君献上偷窃魏国虎符、杀魏国主将的计谋；海宁查伊璜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救助了一位小乞丐，并劝说小乞丐投身军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多年之后当他面临杀身之祸，深陷囹圄之中时，受他点化之恩而成长为潮州总兵的小乞丐——吴六奇竟倾尽家产，四处托人保住了他的性命。这些人物大多没有明确的利益与物质诉求，只是遵循内心深处最原始的价值冲动去自然地生活、真诚地待人，却不知在这种无功利的意识指导下的行为无意间影响了他人的命运，最终改写了双方的历史。

再次是情义真情的观照。文学正是因为伦理情感的存在才产生了美感，而罗尔的小说《那些义盖云天的人儿》除了向我们宣扬浩然正气与知遇之恩等传统文化形态之外，还对世俗的亲情、友情与爱情等伦理情义进行了表达，不仅拉近了读者同文本之间的距离，使读者更容易获得一种真实、亲切的审美观照，同时也反映出中国传统情义在历史进程中不息的生命力，加强了文本的文化意蕴与审美价值。

亲情是中华民族最为珍重的情义，因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相连接，从古至今一直作为中华民族生存中极为重视的道德伦理情感。例如战国时期的侠客聂政为报答严遂的知遇之恩替他杀死了仇人侠累，因害怕连累姐姐聂荌，在击杀侠累之后，划破了自己的面容，剜出了双眼，用手中的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聂政的姐姐聂荌无惧满门抄斩的刑罚，听闻消息后赶往韩国寻认弟弟的尸首，因悲伤过度，气绝身亡；近代军人施从滨被孙传芳残忍杀害，其继女施谷兰坚守为父报仇的心愿，甘愿放弃安逸的生活，忍受巨大的痛苦矫正了自己缠裹变形的小脚，花费了十年的时间终于成功刺杀孙传芳。文本中的人物深知这种情义根植于他们生命深处无可改变的血缘关系与朝夕相处的生活经历，因此宁愿舍弃容貌、金钱、地位等一切外在物质的羁绊，用自己坚强的心智去追寻这一份早已融化在血脉深处的情义。

至于友情，是两个人之间因具有相似或相同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追求而从相识走向相知的结果。从思想层面来看，其纯粹性与坚固性有时甚至可以超越以血缘联系为基础而建立的亲情。文本中，作者为我们刻画了东汉时期一位有血性、有担当的太学生苟巨伯形象。面对当局的荒凉腐朽，苟巨伯一腔热血，积极号召士人向皇帝进谏。当矛盾激化时，又极力维护好友的安全，坚定承担自己的责任向官府自首。后来苟巨伯跨越千山万水去看望友人，却遭遇匈奴的突袭，但他宁死也不放弃醉酒的友人而独自逃亡。面对来势汹汹的匈奴士兵，他平静地说道:“将军，我怕死，但我更怕救不了朋友的命。我用我的命，换下我朋友的命，可否?”(9)言辞中充斥着对待朋友的深厚情义，令人感动。

爱情作为文学作品中永恒的主题，在这部文本中同样有所体现。文本中一名普通的青楼女子王秀兰在北宋灭亡之际被金军抓住送往金国。她本想依靠百夫长乌烈的庇护以求平安到达目的地，却在北行途中感动于乌烈的关怀与柔情，同乌烈产生了深刻的爱情。不承想金军四王子为从乌烈手中抢走王秀兰设计害死了乌烈。悲痛万分的王秀兰为替乌烈报仇奋力拿起斧头劈向四王子，最后虽然没有顺利杀死四王子，但王秀兰对待乌烈这份壮烈的深情也打动了四王子，四王子也因此饶恕了她。这份卑微却壮烈的爱情也一直被后人所铭记，指引着后人去思索爱情的真谛。

自我意识的彰显

上世纪80年代后，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极大地推动了文学从社会功能向审美功能的转换，进一步凸显了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也使得创作主体在创作中更加注重文学的美学价值，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更加多面化、立体化，开始从人物浅层外表的刻画深入到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剖析，从而将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物的思想情感、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全方位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在《那些义盖云天的人儿》一书中，罗尔试图淡化其自身作为文本创作主体的主体意识，很少直接对文本人物的处事方式、价值选择进行评析，而是任由人物按照历史和时代演变的脉络去演绎人生。因此，文本的人物大多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他们清醒地明白自身内在的心理需要和价值追求，于是他们开始密切关注自身的成长历程和真切的生命体验，敢于打破传统封闭的政治、文化甚至思想领域，主动为自己发声。我以为，文本人物自我意识的觉醒在这部文本中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基本内涵:

第一，人物具有强烈的理性意识，更加注重对生命本真形态的思考。文本中的巢父面对唐尧的劝说，坚决拒绝做国王，并抛下“什么都不干的人，才当干部，什么都不会干的人，才当国王！”(10)的话语扬长而去。这体现出普通士人对自身价值的深刻认识，他们厌恶官场对人体本身的束缚，宁愿生活在乡野，同自然万物和谐相处，以求获得一种内心的宁静；汉文帝刘恒之母薄姬面对原夫魏豹被杀，自己也被掳进汉王宫纺纱织布的悲惨遭遇，在日复一日的辛苦劳作中变得心如止水，逐渐认识到幸福的最高境界原来只是同心爱的人携手相伴一生，不必为过多的私欲而困扰。正是因为她始终以一颗冷静、谦逊的心对待身边的人事，才得以在严酷的宫廷斗争中逃过一劫，携同儿子登上权力的顶端；陶朱公用二儿子陶禄的生命告诫后世“心里不可没有钱，眼里不可全是钱。”(11)这也表达出他对如何看待身外之物的理性思考；此外还有先后服侍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小太监寇连才，因跟随在光绪身边有幸受到一些改良派思想的熏陶，埋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爱国赤怀缓缓浮现：“天下百姓，都是大清臣民。臣不想一辈子做奴才，只想堂堂正正做一回为民请命的大清忠臣！如果臣的卑贱之命，能成为大清国富强路上一粒铺路石，臣，知足了。”(12)如果说寇连才对自己身份的重新认识预示着他自我独立人格的苏醒，那么他敢于向太后直言进谏的举动也展现其对国家现实的冷静思考，这也是人物自我意识增强的表现。

第二，女性人物具有独立的人格追求，显示出浓烈的反叛色彩。纵观整部文本，我发现罗尔对于女性人物形象的书写占据了较大的篇幅。不同于以往历史小说中将女性作为平面化或妖魔化的形象加以展现的方式，罗尔用客观、真实的笔触将不同历史情境下女性最原始、最本真的面目还原出来，对传统历史概念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重新的审视与观照，从而将更加立体、丰满的女性人物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

文本中女性人物的自我意识在实践上表现为对男权的反抗，她们更加注重对自立、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的追求与塑造。比如文本中的青楼女子王翠翘为了坚守自己作为女性的尊严，宁肯死去也不愿被歹人占有。她对自己的身份有着清醒的认识:“在花满楼，我是任人践踏的婊子；出了花满楼，我就是一个普通女人，我必须守妇道，别人也应该尊重我。我坚守的不是我轻贱的身子，而是女人的尊严。”(13)这简洁的话语有力地表达出一个女性渴望获得平等、自尊自爱的呼吁和诉求；又如近代女性沈佩贞、唐群英等人本是冲着《同盟会纲领》中“男女平权”四字而加入同盟会，参加革命斗争。不曾想革命成功后，“女子参政”的权利并没有被纳入法律，于是沈佩贞等人联合全国各个女性团体成立了女子参政同盟会，大闹湖广会馆。面对袁世凯的斥责，沈佩贞不仅没有屈服，反而下定决心实现自己作为一个女性的价值和尊严，最终得以踏入官场，成为了总统府顾问；再如胡适的妻子江冬秀，原先一直深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在家中将胡适作为心中的圣人一般恭敬地对待。直到听闻胡适同其亲戚曹诚英相爱而打算同她离婚时，她的女性意识才终于觉醒:“我是小脚，可我站得稳行得正！”(14)自此，江冬秀终于敢在家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敢于替北大校园中其他受丈夫压迫的女性讨回公道，甚至不准胡适帮再婚的北大校长做证婚人……这一系列举动不仅向传统男性主权进行了挑战，同时也反映出传统旧式妇女成长为一个新兴的独立女性的进程。

作者通过对历史长河中的女性人物形象进行了重新的审视与思考，不仅为我国女性主义思想的萌生找到了一些源头，同时也向读者传达出这样的意识:女性随着时代的变迁已经成为一个与男性平等的生命个体，她们对于自身独立人格的追寻与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是女性自我意识走向成熟的表现，这也使得女性的存在意义得以更加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