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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志·诸子略》之小序研究

2017-11-25秦婷婷

小品文选刊 2017年20期
关键词:诸子汉书儒家

秦婷婷

(广西民族大学 广西 南宁 530000)

《汉志·诸子略》之小序研究

秦婷婷

(广西民族大学 广西 南宁 530000)

《汉书·艺文志》是汉代公家藏书的分类目录,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献目录。作者以分类编排之法,将《汉志》分为六个门类,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以及方技略。历代以来,诸多文人学者已对各部分进行了广泛的探究,成果颇丰。本文主要是对《汉志·诸子略》的各家小序进行比较探究,以加深对《汉志·诸子略》的整体理解。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序

《汉书》是东汉史学家班固根据刘歆《七略》增删改撰而成的我国第一部断代史,因其“整齐一代之书,文赡事详,与迁书异曲同工,要非后世史书所能及”,而被列为“二十四史”之一,从而也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后“孟坚删《七略》之浮沉,取其指要,作《艺文志》,以备篇籍也”,故成《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一书,由于《七略》已佚,《汉志》便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

《汉志》为《七略》改编本,但“《论衡》曰‘六略之録,万三千篇’,盖歆所撰虽名《七略》,其‘辑略’即汇别群书,标列旨趣,若志之小序,实止有六略耳”,故今存六艺、诸子、诗赋、数术、兵书、方技六略,亦建“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九十六卷”的分类体系,另析“辑略”形成总序置于志首,叙述了先秦学术思想源流,进而《汉志》成为后代研究先秦两汉文献的必备资料。因此,王鸣盛先生《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二曰:“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

而,除《汉志》本身外,六略中的诸子略同样地位极高,顾颉刚先生认为:“经是政治史的材料,子是思想史的材料,故研究中国的古籍和古学,不得不从诸子入手。”确实,诸子略是对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主张、文献著作做出的大致概括,据统计,《汉志·诸子略》共收录先秦至汉初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并根据各书的思想倾向,将其分为儒、道、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并在每一类后都列小序来评价各类书籍的源流、特点、优劣等,确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效用,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整体而言,作者在汲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对先秦汉初诸子进行了较为全面、公允的评价,对后世目录学、学术史等的发展有极大影响。

从《庄子天下篇》、《淮南子要略》、《论六家之要指》到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其流变汇聚了几代学者对诸子百家源流及主张特点的总结和梳理。起关键作用者为其小序。《汉志·诸子略》中的小序来源于《七略》中的《辑略》部分,这是对先秦汉初的诸子各家作出的较为公允的评价,除了学术界所谓的有“考镜源流”之功,亦可见作者对“主权”的宣示。

1 王官之学的争议

小序虽为简短的几句话,却精准地概括出各家各流派的历史源流、整体特点,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各家的出身源流——诸子出于王官之学。

诚然,《诸子略》在各家小序中的第一句话就点明各家的渊源所在,作者认为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议和之官、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礼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出于行官、杂家出于议官、农家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出于稗官。即各家均出于王官。周朝前期,吏师不分,政府各部门的官员负责传播该部门的相关知识,加之,当时官吏和诸侯一样为世袭,故只有官学,而无私学,虽孔子始创私学,但大流之势仍为官学,故此说法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在其说影响之下,后世章学诚认为,诸子百家所衷之道,皆不外于《周官》之典。似受《汉志》影响,赞同班志之说。民初章太炎亦谓:“九流皆出王官,及其发疏,王官所不能与。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宣其义,是以滋长。”在章氏的影响下,胡适故言:“今之治诸子之学者,自章太炎先生以下,皆主九流皆出于王官之学。”可见,章氏之说在当时影响之大,以致诸子出于王官之学一说受到学者们的普遍认可。

但不少学者不以为然。据称,最早提出疑义者是晚清曹耀湘,他认为:“刘歆之叙诸子,必推本于古之官守,则迂疏而鲜通。其曰道家出于史官,不过因老子为柱下史,及太史公自叙之文,而傅会为此说耳。……至其谓墨家出于清庙之守,则尤为无稽之臆说,无可采取。”或因此,学者高正因墨翟一句“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推测其或为“士”阶层,故也认为班志谓墨家出于“清庙之守”,“乃是根据不足的臆测”。后胡适在《诸子不出于王官之学》中以儒墨为例,指出“九流无出王官之理”,又认为诸子之学只是应时而生,非王官之属,亦对章太炎之说进行了批驳,似完全否认《汉志》之说。

因胡适是当时学界思潮领导者,此言一出,便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但追随者甚少,大多数学者还是认为,诸子出于王官之学,不可完全否认《汉志》。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称:“刘歆理论的某些细节虽可能有错误,但他从政治和社会环境去探求各家的由来,无疑是一种正确的观点。上面较多地引述了他的见解,因为他对各家的描述已成为中国史料学在这方面的一种经典式的见解。”刘歆关注当时的社会现实,从社会政治角度出发,将各官与各家联系起来,确也说得通。当时社会大变革,相互战争,既有军事上的争斗,又有政治上的斗争,一国想拥有独立的政治势力,不甘屈于他国之臣,而诸子们的著书立说,表达各派的思想主张,实际亦是捍卫各自的政治利益。

诸子是否出于王官之学,历代学者们均有其自己的研究,自己的总结,但对班志,亦或刘志,肯定之声仍未消散,只是各自角度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亦各异。

2 “最为高”与“其所长”之份量比

以儒、道、墨三家为例,序文先介绍三家所属王官类别:儒家出于司徒,道家出于史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后叙各家之功用或主要思想主张:儒家是辅助君王顺应阴阳,教化百姓,要求研习六经,专注仁义,遵尧舜之道,效文武之德,宗孔子之师;道家记载历代成败存亡祸福之道,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墨家详列其主张,“节用”、“兼爱”、“尚贤”(“上”同“尚”)、“明鬼”、“非命”等。随之均以五字结尾前文,儒家“于道最为高”,墨道两家“此其所长也”。最后再续写各家所存之弊:若精习儒家主张,将有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若惑失其精妙,违离道本,只会哗众取宠;习道家者患绝礼学,弃仁义,唯清虚为之;习墨家之思者患因节俭之利,别亲疏之情。由此看来,序文并无异义,各家所讲皆然。

实际上,其区别在于序文中(除儒家外),皆出现了“此其所长也”与儒家“于道最为高”之比。从这仅有的五字,便可知晓在作者心中各家的份量,同时,也可看出作者更倾向于哪家思想,哪家才算时代之主流,抑或捍卫儒家的“主权”地位。

儒家在政治上主张“德治”、“仁政”、重视礼义教化,在先秦时期奉为显学,但未高出其他学派之上,其经典也很少被征引于国家的重要文书中。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①指出当前存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现状,为维护大一统的社会,须摒弃诸家异说,采用统一的治国思想,进而也指出,以儒术为正统,才能达到使全国上下一心的理想状态。因其主张与汉武帝建立建立思想文化统一的内在诉求所契合,故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出之后,在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里儒家一直被封建统治阶级奉为统治思想,处于正统地位。周寿昌在《汉书注校补》中称:“本志自此以下道家至农家,凡八家,俱用‘此其所长也’五字称之,下便作抑辭。独于此,以‘于道为最高’五字极力推重,所以别儒于诸家也。”可见,儒家思想在西汉时期所处的重要地位,是谁都无可撼动的,刘歆《七略》就是最好的见证,班固《汉志》予以延续。

而,其“道”非指道家,是一个哲学范畴,因为“道”在先秦诸子中为儒、道、墨等家所共用,作者言“于道为最高”,实际上是以哲学范畴中的“道”去界定诸家之高下,认为儒最为高,这是与“独尊儒术”一说相应和的,故有其合理之处。

“长”与“最”更有明显区别,较之儒家的其他诸家,作者均以“此其所长也”来指出所列之优点,只是其所擅长之处。这无疑分清了儒家与诸家的界限、轻重,更表明了作者的思想倾向,并且,也真正做到了把“主流”视为“主权”般捍卫,显示出作者对主流思想的肯定和认可,亦甚为重视。

《汉志》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其学术研究价值很高,但世上无绝对完美的东西,故我们应从理性角度出发,在肯定《汉志》的同时,还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善于发现,善于探究,尽量做出较为合理的解释,以免误导,亦或曲解作者本意,因而,对《汉志》的研究仍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注释:

① 班固,《汉 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8月,第570页。

[1] 顾 实.汉书·艺文志讲疏[M].商务印书馆,1929年1月.

[2] 张玮,高威.<汉志·诸子略>与先秦至汉代诸子学的发展[J].河北大学学报,2011年10月第36卷第5期.

[3] 胡适.胡适文存壹[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3年7月.

[4]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6月.

[5]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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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672-5832(2017)10-006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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