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小丰

〔摘要〕 近代社会以来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思潮，提供了人类力求反观自身的一种镜像理论，其意义不在于它所映射社会的真实性，而在于它以真实的形式触摸社会现实问题时，催逼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问题的思考。在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前提和人类社会理论起点的基础上，马克思在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进路中，完成了关于共产主义概念的科学性和实证性解释。它的目的在于以此来克服已有镜像理论的空泛、模糊和碎片化倾向，进一步规范和明确共产主义概念的指向。共产主义概念首先以规律性的指向证明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又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目的性指向中，通过弱化经济和政治等外在社会因素，阐明了以情感伦理作为自由人联合体联结纽带的社会组织形式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关系。共产主义概念指向性问题的理论辨析，不仅仅是关于马克思如何以科学性和实践性摆脱乌托邦的空泛、构建自己理论的历史铺叙，同时也是完整把握共产主义思想、进而理解共产主义运动价值和意义的现实所需。

〔关键词〕 马克思，共产主义概念，指向性，人类解放，自由人联合体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7）06-0039-08

马克思在1842-1843年在担任《莱茵报》编辑期间，曾转载了魏特林关于共产主义的一篇短评，当时的德国保守派日报《奥格斯堡总汇报》认定《莱茵报》所为是“呈献并介绍一件难看的废物” 〔1 〕130。马克思在相应的回击篇章中，第一次用到了共产主义概念。但是，他代表《莱茵报》所表明的立场，是对现有共产主义思潮的拒绝：“‘莱茵报甚至在理论上都不承认现有形式上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现实性，因此，就更不会期望在实际上去实现它，甚至都不认为这种现实是可能的事情。” 〔1 〕133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显现马克思此前接触和理解共产主义的资料。这意味着，在《莱茵报》任职期间，马克思是不认可共产主义的。那么，关于马克思是在何种状态下接受曾经被他认为根本不具有现实性的共产主义，并且把这个概念作为全部理论体系核心范式问题进行探讨，就是理解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在历史和现实角度上直接表现为共产主义概念指向的逐步清晰和明确，并且以此作为共产主义学说科学性和实践性的表征。

一、马克思共产主义概念的“理论镜像”

雅克·拉康曾在心理学角度上，把初生婴儿的自我体认，理解为通过镜子影像把握虚构自我的一种镜像活动。如果按照拉康的说法，近代社会以来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思潮，实际上提供了一幅人类力求反观自身的镜像理论，它在某种程度上以“虚构”的方式为同样关注社会发展的思想家们，提供了一幅颇具时代特点的图画。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个理论镜像的意义不在于它所映射社会的真实性，而在于它以真实的形式触摸社会现实问题时，催逼了马克思關于共产主义问题的思考。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概念的接受，首先是在这镜像的投射中反观自身，进而在揖别传统形而上学的思想转折中，开始了聚焦于现实社会、进而以共产主义概念解释为理论目的的思想征程。

工业革命和宗教改革以来，西方社会的“主义”一词，已经由“主的义理”这一纯粹神学解释，演绎成可以描画任何一种带有明显价值倾向和政治导向的社会主张。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反省中，构成“主义”的理论需具备三个特征：其一，强烈的价值倾向和政治倾向。以肯定人的现实欲求为基本旨趣的价值倾向，奠定了反抗任何神圣束缚的政治倾向基础，并且在价值倾向的不断明晰中求得“主义”的合理性。同样，以参与现实社会、抨击社会的热情表现出来的政治倾向，又成为所有价值倾向的现实表达式。“主义”总是在价值倾向中表达思想的价值欲求，在政治倾向中求得现实社会中合法性的存在。其二，理论与现实的兼顾性。近代社会以来，关于社会的一些主张之所以在现实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首先是因为这些主张在因袭西方逻辑习性基础上，能够演绎出较为自洽的逻辑体系，其次是力求在以理论迎合现实社会中政治、经济和伦理发展需要的过程中，显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必须指出的是，以“主义”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主张所显现出的力度，往往不在于其理论的严谨，而在于对现实的关切度。所以，能够为社会各个层面所接受的、现实性十分强烈的政治、经济或伦理的口号式表达，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弥补理论的不充分。其三，在社会的一定层面上，以“主义”形式表现出来的理论主张，可能会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社会思潮或社会运动。

显然，近代社会伊始的“主义”思潮，是与新兴资产阶级走出传统束缚、确立自身地位合法性的思想主张分不开的。但是与旧有农业社会不同，资产阶级得以挺立的理由是生产方式的革命。在工业社会取代农业社会的进程中，社会化大工业生产模式所带来的问题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关于资产阶级所确立的社会是否和如何能克服自身所遇到的困难，不仅成为资本主义自我反省的一个课题，也是质疑这个社会形态是否合理的一个重要平台。由此而产生的关于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和现实主张，也以“主义”的形式出现在欧洲社会的政治思想舞台。从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史来看，“共产主义”的概念及其内涵的展开，与更早的“社会主义”思潮直接相关。和启蒙运动及法国大革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近代社会主义理论思潮，同样具备上述“主义”的基本特征。在现实层面上，近代社会中的社会主义思潮是力求以公平、正义的寻觅而构建的一种反抗资本主义的形式，它不仅在近代社会众多思想理论资源中，汲取了相应的资源和给养，而且植根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着对当代社会政治和经济现象认识的现实理论平台。按照资本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段落，这个时期社会主义的主张者可以划分为两个类别，一类是以理论描述为特征的思想家，一类是以领导群众运动而闻名的革命家。在社会主义思想家的序列中，16-17世纪的莫尔和康柏内拉，18世纪的摩莱里和马布里，19世纪的圣西门、欧文和傅立叶等，分别代表了资本主义形成发展不同阶段中的理想设计者。同样，在相应的阶段中，闵采尔、巴贝夫、布朗基等人以领导者的身份，做出了在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尝试。19世纪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日益尖锐，由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所提到的“社会主义”，成为欧洲大陆众多思想家们自觉区别于资本主义、构筑理想社会所热衷的一个词汇，也由此形成了形态各异的诸多社会主义流派。伴随着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日渐凸现，以反抗资本主义为主要形式的社会主义思潮逐步孕育为一种社会力量，并且在19世纪上半叶，逐渐演进成为一场显性的社会运动。其中最主要的标志，是在莫尔“乌托邦”社会主义概念的承续中形成了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的共享社会主义。endprint

关于“社会主义”的产生及其内容，恩格斯有一段经典的描述：“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主义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物质经济的事实中。” 〔2 〕205纵观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可以看出近代社会主义思想较为纷杂，并不具有一个统一的、完备的理论体系。但是在对当下社会的批判和未来社会的期许等方面，却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第一，他们秉承了启蒙运动后期和法国大革命以来反抗资本主义的精神，认定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不仅造成社会不平等阶层的形成，而且在维系自身阶级利益的过程中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资本主义社会违逆了人类的根本利益，因此是一个必须推翻的社会。第二，近代社会主义者们都对未来社会给予了美好的期望，认为取消私有、恢复自然法状态下的社会将是人人平等的社会，它没有各种利益基础上的根本冲突，人类社会将在这个意义上实现永久和平。第三，这些思想并没有挖掘资本主义社会罪恶的渊薮。因此，也找不到推翻这一社会制度的基本手段。同样，他们没能够找到由现实社会通往未来社会的基本路径，因此关于未来社会的企盼都只能流于空想。圣西门的“实业社会”、傅立叶的“法郎吉”管理手段以及欧文的“新和谐公社”，都是在这个前提下给出的空想性指向。最后，近代社会主义者们毫无例外地认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是上层精英层面的任务。因此，只有依靠社会的精英组织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运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争取。恩格斯说：“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 〔3 〕264所以，尽管此间种种社会主义主张不乏对资本主义罪恶的鞭挞和对未来社会的憧憬，但都由于上述原因而只能搁浅于思想领域。

有别于“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在欧洲大陆的出现，不是因为它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对立的一种理论，而是因为它是要在自己的理论诉说中，完成与温和社会主义相区别的更加富有激情和革命意义的理论。尽管有人将近代共产主义思想直接引向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的某些政治运动，如格拉古·巴贝夫的“平等派密谋”等，但共产主义概念比较清晰地出现于欧洲社会，还是来自于19世纪40年代巴黎的某些秘密社团组织。它的原初含义是在“公社”和“流亡革命团体”的明确指向中，作为一个“名词”出现的。其后以这个名词区别于流行于上层社会的社会主义思潮，成为力求区别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一个固有名词。从思想进程上来看，19世纪30年代布朗基的“革命社团”到后来的“正義者同盟”，以及其后的“共产主义同盟”，都是近代共产主义名词产生的重要载体。当这些有着相应载体的理论与这个时期著名的工人运动结合在一起时，“共产主义”已经逐步由一个原本具体的名词，转化为一个有待于解释的理论概念了。由此可见，在欧洲近现代史中，“共产主义”概念逐渐为社会认可，并且在欧洲大陆引起一定的反响，不是因为其理论的力量，而是因为当时社会思潮或社会运动的认同。

和“社会主义”概念比较起来，“共产主义”作为一个理论概念并没有得到完整的解释。它以运动形式表现出来的一些特征，实际上仍然以现实虚构镜像的形式映射出现实的需求。而这种理论镜像之所以能够引起马克思的关注，是因为《莱茵报》之后马克思的理论视角已经挪移到现实社会。借助于赫斯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研究，开始对共产主义产生兴趣。但是，即便是在这个阶段，马克思同样没有从情感上接受共产主义的某些主张。在给卢格的几封信中，马克思曾经表达了接受共产主义概念的犹豫和彷徨，这当然包含着他对有着明显空想和教条主义倾向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失望，也同样包含着对并不成熟的共产主义主张的不满。

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概念的理解与接受的心路历程，表明了他对当下共产主义思潮理论镜像的态度。但是由此而引发的关于共产主义的热情，则与他自身寻觅未来理想社会的实践结合起来，并且在改造和创建共产主义概念思想活动中，开始了对共产主义的全新认识。

《莱茵报》之后理性主义路线的覆灭，导致了马克思由单纯的宗教批判进入到政治和法的批判。在个人经历中意识到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在现实中根本无法立足的马克思，接触到费尔巴哈理论之后迅速转变为唯物主义的信奉者，由此展开以现实批判为维度的思想修正过程。当在现实中把当下诸种社会思潮和工业资本发展联系在一起时，马克思确立了无产阶级立场和认知资本主义新思维，并且逐渐把共产主义作为批判各种社会思潮的一个核心概念。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以及其后的《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等相关著述中，通过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问题的逐步厘清，共产主义的思想得以初步建立。但是，一方面限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理论的阈限，另一方面，此时的马克思还没有真正把握资本主义社会运作的整体逻辑，更没有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因此，关于共产主义的思想还是停留在观念上，而不是现实中。

从理解和逐步接受共产主义概念的经历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在个人实践中，而不是在理论理解中开始认识共产主义的。对共产主义概念的接受，不仅仅是由于当下存在一些信奉这个“主义”的革命社团组织，更主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等政治变革运动的历史基础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由此形成的关于共产主义的镜像理论不是凭空而生的，而是一个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产物。这意味着，共产主义将在修正和批判共产主义思潮过程中，创造出以超越现实社会、实现人类共同利益为基本旨趣、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人类理想主张。

在共产主义概念的接受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审慎的态度表达了自身与其他社会主义之不同。选择共产主义作为核心概念，不是因为已有共产主义概念的丰富性，而是为了区别当时在社会上层知识分子中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理论，顺应被叫做共产主义的思潮或社会运动的自觉选择。恩格斯曾对此作出过解释。“既然我们当时已经十分坚决地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刻也不怀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 〔3 〕264endprint

尽管马克思之前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思潮及其运动，都曾经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马克思理论提供了资源，但是在对资本主义以及私有制社会的认识方面，还都没有找到科学的理论基础，更不可能由此构架出一个科学的未来社会的理想蓝图。因此共产主义还是一个极不完善的概念。也就是说，至少在马克思选择共产主义概念时，共产主义还是仅仅表现为一种“思潮”形式的不成熟理论。这实际上意味着，共产主义概念的科学解释还没有开始。

工业社会以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对于现实社会经济、政治、宗教和伦理中不合理现象所作出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这个时代的要求。而以“思潮”和“运动”形式表现出来的这些理论，又以并不完善的镜像形式提出社会发展理论必须建立在科学性基础上。所以，马克思在接受已有的共产主义概念之后所面临的第一个任务，不是“改造世界”，而是“解释”“改造世界”之后的理想社会，即在批判和修正作为理论镜像的共产主义思潮中，以科学和实践的逻辑去解释共产主义概念。

二、马克思共产主义概念的逻辑进路

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共产主义”所涵盖的共产主义理论、共产主义运动两个层面内容，都展现了共产主义概念的不同意义。这是因为这些内容和意义本身所体现出的，就是共产主义概念的逻辑进路。它在理论与实践、概念合理性和运动合法性的寻求中，获得了共产主义学说科学性和实践性的支撑。马克思也由此摆脱了“粗陋的共产主义”碎片化的原始胎记，在由唯心主义转变为唯物主义、由观念的共产主义转变为现实的共产主义过程中，创造出以解放全人类为基本旨趣的共产主义学说。

（一）共產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共产主义概念的理论基础。共产主义概念的形式表达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独创，但是如何完成对共产主义概念科学层面的解释，却是他们所面临的直接任务。完成这个任务的首要前提，是能够立足于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给出科学解释人类社会的基本理论。在个人经历中意识到理性国家的虚幻之后，走出黑格尔“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理性主义国家观，求得现实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出路，成为马克思最为关切的问题。《德法年鉴》时期关于黑格尔法哲学等相关理论的深入研究，使马克思初步体会到现实的物质生活关系不仅是人类社会的真正发源地，而且也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存在方式。共产主义的理论不应该沉湎于形而上学的纯粹思辨，而应该在科学和实证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获得理论的历史和逻辑的出发点。于是，共产主义观念形态的立足点问题，成为马克思共产主义概念解释的起点问题。而这个问题的展开，就是共产主义理论逻辑进路的开辟。

在西方传统思维习性中，概念遵从的是理性逻辑。它所容涵的必然性，将在“合理性”的逻辑中演绎出来。因此，由概念所构筑的理论体系更加偏重于科学或实证科学，是一个无需言说的惯例。换句话说，在西方哲学所给出的逻辑语句中，任何一种概念都必须完成与经验事实的对接，才能在现实中体现普遍性的品格。带有科学实证性理论的合理性，在其逻辑演绎中至少应该涵盖着这样几个内容：其一，它的理论出发点是否为实证的；其二，它所作出的演绎路径是否可以被称之为规律性的必然性存在；其三，它的目的设置是否与其规律的表征相一致。在已有的相关理论中，共产主义是关于一种合理的社会组织形式的探讨。这种探讨在近代社会中聚焦于“国家”这样一个现实概念中。无论是英国和法国的契约论叙说，还是德国古典哲学国家理论的思辨论证，在关于国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及其二者关系的理论演绎中，都是以当下在场的市民社会为理论平台，以权利和自由问题的解释和解决，作为度量国家合理性的价值尺度。马克思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也经历了以市民社会为开端的历程。显然，市民社会的“在场性”是马克思接受这一概念的重要理由。但是，这种“在场性”能否构架出马克思所希翼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社会的实证性规律？当马克思力图以这种“在场性”的市民社会去考察人类社会时，却遇到了如何能由“尘世回到天上”，即如何能在特殊的、经验的在场性中，寻求普遍的规律性的问题。于是，在《论犹太人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市民社会及其相关理论作出批判性审查、尤其是在对人类社会的历史性考察之后，马克思得出的结论：人类社会而不是市民社会才是能够科学解释共产主义的真正基点。

共产主义概念的起点所内涵的如何认识人类社会的问题，正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哲学的感召下，实现了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之后，曾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以人本学的主张对共产主义做了观念上的解释，而在《神圣家族》中，关于人类历史的发源地是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的发现，进一步夯实了关于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唯物主义解释。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滞留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理论之中，相反，在批判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他们在历史领域中论证了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在人类社会的第一性问题。这种论证使唯物主义“物”的概念摆脱了粗陋的唯物主义感性的鄙俗，成为新哲学的奠基石。关于物质世界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逻辑上也是先于精神世界的结论，第一次在历史领域，在人类社会的层面上得到了科学的证明。当马克思在物质生活实践中找到人类社会的本质之后，不仅得出了人类社会是自然历史过程这一基本结论，而且认为客观的社会规律首先是满足经济生活的经济规律，其次才是随之而来的政治规律。《德意志意识形态》将复杂的社会现象归结为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并且将物质关系中的生产力作为解释生产关系，进而解释思想关系的基石。于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便在“两个归结”中展现出来。阶级社会中，阶级矛盾和斗争不仅集中体现了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矛盾，也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基本动力。人类社会由此呈现出自身规律的客观性，它使我们在以经济现象为基础的社会动态扫描中，获得了关于人类社会的基本认识。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中，作为人类社会运动的人类解放运动是一个合规律性的运动，它的目的指向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以人类解放运动为基本手段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追求，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它在概念上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形式表现为一种必然。endprint

（二）共产主义运动是马克思共产主义概念的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的演绎以科学的形式阐明了共产主义概念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是，这不意味着共产主义概念仅仅具有理论说明的形式。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共产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也不仅仅是一个未来社会的称谓，它同时又是一个立足于现实社会并力图改变现实社会的社会运动。早在《德法年鉴》期间关于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中，马克思就已经意识到“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3 〕9。这意味着，在梳理共产主义概念的理论逻辑过程中，他从未放弃以实践方式改造世界的基本宗旨。共产主义概念遵从的不仅仅是概念逻辑，它同时也是实践逻辑的彰显，概念的逻辑只有在与实践逻辑相一致的格局中才有生命力。当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性论，将现实意义上人的本质理解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之后，认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就是唤醒无产阶级用武器批判的手段推进资本主义灭亡进程和建树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个内容称之为“共产主义运动”，它和人类解放运动是同一概念。

马克思曾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相关的著作中，试图以哲学的方式论证人类解放的必然性，并且在人性复归的思辨意义上，给出了观念共产主义的基本内涵。但是，当他进一步对历史上关于人类解放的哲学理论深入考察时，则真正意识到共产主义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表达式，它必须以社会运动的方式实现自身的内容。共产主义概念得以展开的实践逻辑，就是人类解放运动的现实运作过程。

近代社会的思想家们都曾在各自的理论中演绎过人类解放的故事。在启蒙运动的背景下，这些故事或者秉承由柏拉图至黑格尔的理性主义路线，力图在精神内部寻求解放的路径；或者坚持由经验主义开辟的感性主义路线，以感性欲望的解放作为人类解放的最高目的。当人类解放的思想前提受缚于传统哲学仅仅“解释世界”的理论模式时，试图以道德自律、宗教解放或政治解放的手段实现解放人类的种种设想，都是在承认私有制天然合法性的基础上遮蔽了人类解放的实质和意义。马克思意识到，人类的解放实质是人的解放，在人类解放的社会运动中，改造世界的意义远大于对世界的理性解释。以改造世界的方式去解释世界的实践思维方式，才是转变观念、获得关于社会的科学认识的前提，也就是说，在人类解放的问题上，理论存在的价值不是逻辑的完备性而是它的现实性。在这个意义上，单纯的哲学解释不能够解决人类解放问题，科学的实证原则和哲学的普遍性原则同样是由共产主义理论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原则。当马克思用历史科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理论挖掘历史唯物主义旗帜下共产主义的意蕴时，看到古典经济学的全部内容都是以私有合理为前提的。这些理论忽略了商品经济规律下人不自由的生存状态，而这一点，恰恰是人类解放的基本问题。共产主义运动的目的是人的自由和解放，因此它在理论上必须证明资本主义存在的非法性和阶段性。从《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研究中得出结论，私有制不是永恒的合理的社会制度，它只不过是在“物的依赖基础上人的独立性”社会阶段，即商品社会中表现出来的一种历史性的经济制度。这种制度将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视为合法，由此使人在失去自由的过程中异化为非人的状态。在这样一种社会里，道德良知的唤醒和宗教解放的手段，都不可能克服和改变“以物的尺度”衡量人的价值的经济学事实，因此也不可能实现以自由争取为最高目的的人类解放的任务。实际上，私有制在现代社会中所构造出来的“每个毛孔都带有血和肮脏”的资本，已经预示着它走向灭亡的必然性，“人类解放”的经济学含义，就是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运动就是顺应这一自然历史过程而展开的社会实践活动，它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现实革命中，充分利用阶级斗争这一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創造消灭私有制和一切阶级的政治条件与经济条件，从而实现“人的解放”这一最终目的。正是在实践的思维方式引领下，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在概念逻辑和实践逻辑的进路中完成了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缔造。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正义者同盟”并将其改组为“共产主义同盟”后，观念的共产主义与以无产阶级为革命主体的现实共产主义主张真正结合在一起，使其成为摆脱历史上种种空想的科学理论。

共产主义概念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并行的逻辑进路，彰显了马克思认识时代并超越时代的思想进程。在这个进路中所形成的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前提的共产主义理论，不仅在人类社会这一历史的起点上获得了实证性的科学支撑，而且在共产主义运动的社会实践中，以合规律和合目的性的努力指向人类解放的终极目标。在实践基础上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的共产主义概念，将以更加明确的指向展现自身更为丰富的内容。

三、马克思共产主义概念的目标指向

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共产主义在概念形式上所体现出的指向性，不仅在理论维度和价值倾向上体现出与其他社会理论的本质区别，同时也在“规律”和“目的”的层面上体现出这一概念在共产主义全部学说之中的具体性和现实性担当。它一方面以“规律性指向”引领共产主义运动，另一方面以“目的性的指向”承载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内容。共产主义概念也在自身指向性的展现中，获得了最为丰富的内涵。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概念摈弃了传统哲学仰仗理性的先验设定而获得普遍性的习俗，同样也摈弃了近代哲学以来沉溺于感官世界所获得的经验事实来支撑现实的鄙俗。作为一个现实的而非抽象的概念，共产主义在实践思维方式的引领下所展开的内容，已经被赋予了普遍性和现实性的双重品格。它的普遍性，就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展开中所获得的必然性；它的现实性，则是在认识、把握和运用这种规律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所以，共产主义概念首先是在“合规律”的运动中表现出其理论的科学性。它的第一个指向，就是规律性的指向，即把共产主义的理论指向历史唯物主义所阐明的社会规律，在现实层面上，它表现为引领社会主体逐渐走向共产主义理想目标的社会运动。显然，没有规律性的指向，共产主义概念就无法在科学的层面上得以确立，当然也无法获得社会的认可。endprint

共产主义概念的第二个指向是目的性指向，它也是共产主义的终极指向。“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3 〕294这是《共产党宣言》在论证共产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自由人联合体”的概念作为未来理想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称谓，并以此表达了共产主义理论中最为核心的思想。因此，共产主义概念的最终指向，将是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共产主义社会。“自由人联合体”有别于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理论的其他内容，它以未来社会形态形式，囊括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概念的全部指向。

社会规律的进一步展开和认识的不断深化过程中，伴随着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关系认识的深入，人类解放的目的指向越来越清晰，作为实体样式的“自由人联合体”，是共产主义理论所谱写的目标社会。按照共产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这个社会的状态是在物质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人的精神境界极大提高的社会。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以及对应的上层建筑性质的分析，就是共产主义概念终极指向过程中的目的性问题。既然共产主义理论是一个合规律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理论，那么，它在现实层面上，就是以共产主义运动的展开和共产主义目标社会追求相一致的实践过程。当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自由人联合体”的概念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同义语时，不仅是对未来社会的组织形式作了说明，而且也是在实现人的全面解放、体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意义上，说明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价值与意义。

马克思关注社会以来，曾经对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作过深入的研究。当他在理论上认识到黑格尔的国家理论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主张的致命缺憾之后，开始在他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开启了以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遵循作为走向未来社会的必由之路。在这个必由之路的目的层面上，以“联合体”的形式作为未来自由人之间的组织形式，不可能延续已有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基本内容。我们知道，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共产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在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上，私有形式已经被瓦解并退出历史舞台。“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4 〕305-306因此，在共产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曾经作为社会基本矛盾根源的经济关系被弱化，所以作为维系“联合体”纽带的经济要素被削弱。同样，随着阶级的消灭和国家的消亡，原有的社会公权力复归于社会，以自由人为标度的人民成为社会的真正权力者。因此，曾经在私有制社会组织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和阶级，也不再是新社会形式中的基本要素。恩格斯指出：“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直接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 〔5 〕197-198这意味着，在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组织形式中，政治要素同样不可能成为社会成员相互之间连接的社会纽带。由此而来，在联合体中，维系社会关系、构架自由人不断发展自身的纽带只有一个内容，这就是以人在自我解放中所锻造出来的新型情感体验和以此为基础的社会伦理关系。也就是说，在“自由人联合体”中，锻造人与人和谐自律、互助有为的全新社会伦理关系，才是维系联合体的基本纽带，它缔结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3 〕294 的社会关系。

“自由人联合体”中的“自由”含義，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共产主义概念在目标性指向中所凸显的人的意义。人的意义的实现，不是在滞留于初始阶段经济和政治层面外在权力的争取，而是在以全面自由发展的形式中显现出人的社会本质的努力。马克思的自由理论中，“自由”可以做两个层面的解释。一个是秉承了启蒙运动以来关于自由的呼声而对现实种种剥夺自由现象的批判。在启蒙主义的呼声中，自由是针对现实“不自由”的反抗，无论是反对宗教和君主压迫而对人身自由的理论欲求，还是力图走出神学束缚、追求理性自由的启蒙呼唤，都是对传统社会中不自由、不平等、不博爱的反抗。马克思认为，启蒙运动无疑是工业社会以来极具积极意义的思想运动。以自由争取为基本旨趣的社会运动，不仅充分意识到不自由的现实对人性的肆虐，而且也在诸如人权、理性和社会权力的争取中，为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注入了大量合理的成分。但是，启蒙运动又是一个不彻底的运动，它关于自由的认识总是和某个阶级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因此永远是有限的自由。在马克思眼中，自由的含义固然包含着对不自由现实的清醒认识，但这种认识不能止步于对社会不公平、不自由的现象鞭挞，而应该进一步看到导致人类不自由的历史根源。同样，自由的争取是对未来社会的欲求，但这种欲求必须在现实的社会中找到能够实现其主张的实践路径。马克思把这种争取自由的共产主义主张概括为“解放”和“革命”两个关键词，这集中体现在马克思共产主义运动关于社会发展动力、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革命的思想之中。

马克思关于自由理解的第二个层次，是关于自由的实践性解释。在人的个体性行为中，始终面临着自律与他律的矛盾。自由是摆脱一切外在规范，自身为自身立法的过程，那么，“自由人联合体”所构筑的“法”的内容，只能来自联合体内部自由人的自身规定。马克思认为，自由人联合体所创造的自由空间是“个人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社会” 〔6 〕516，在这个社会里，自由不是某些人的特权而是每个人的权力。同时，只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能在积极意义上无限提升每个社会成员的能力，开辟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通道。“自由人联合体”社会成员的自由形式，不可能再以经济的、政治的符号作为自身立法的标定，而只能在“自由人联合体”这一无限空间中，以能够体现人的现实本质和人性的情感伦理关系，作为为自身立法的依据。endprint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对抽象的人的本质和人性理论进行批判之后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本质，在现实意义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意味着，为传统哲学所青睐的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的本质是不存在的，人的本质，取决于现实的社会关系。“自由人联合体”中以体现人性的全新伦理关系缔结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由此所决定人的本质，既不是自然经济条件下对“人的依赖关系”，也不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个人的独立性存在，而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的自由个性” 〔7 〕71。在这种个性的自由伸张中，人与人之间所构建的相互尊重、互为条件的全新伦理关系，使人在自然面前完全摆脱以物的存在标度自身的不自由状态，在社会面前摆脱所有虚假共同体对自由的限定，使任何一种外在的统治变成一种服务于全体人类的自治行为。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共产主义概念的指向，不仅以规律性的指向链接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共产主义公有制社会之间承继关系的必然性，而且在目的性指向中，通过不断弱化政治的、经济的和一切外在于人的社会关系的束缚，创建能够维系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伦理关系，以此实现人类关于自由的全部理想。

以“自由人联合体”为基本内涵的共产主义社会，承载了马克思未来社会价值理想的全部内容，也使共产主义概念在极为明确的指向中，以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通道的开辟，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的构造。作为一个未来的理想性指向，马克思共产主义概念在指向性问题上所显示的，不仅仅是逻辑的理想性展开，同时也昭示着在现实社会运动中体验未来社会的科学心理态势。现代科学和哲学早已经在理论层面上摒弃了把时间理解为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维性表达方式，既然历史是现代人的历史，那么未来就是已经向我们扑面而来的未来。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共产主义概念的终极指向中给予现代社会的重要启示是，我们应当而且必须意识到，无论是关于后工业社会与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本质区别的认识，还是力求解决这些矛盾的要求，都体现了人类社会在整体层面上的进步。当国际关系的处理中对话和协商成为主要手段时，民族内部和谐伦理关系意义的重现，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贴近更为宽泛和更为丰富的人性自律的表征。对于本属于共产主义运动重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来说，发展生产力与构建和谐社会同步共举、提升个人创造力和维系社会整体进步并行，也许正是在某种程度上践履共产主义概念目的指向的一种积极努力。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責任编辑 苏玉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