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郑挺颖

◎季为民（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所长）

◎杨振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水与环境卫生项目主任）

◎楚宝临（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办公室主任）

◎张垒（新华社新闻研究所主任编辑、《中国记者》杂志值班主编）

◎张晗（网易传媒内容部总监）

◎周辰（财新传媒环境与科技组记者）

◎卢佳新（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科普部主任助理、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硕士生导师）

◎杜博闻（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大中华区新媒体负责人）

首届环境科技信息传播论坛在厦门召开环保大传播时代 让科学跑过谣言

◎本刊记者 郑挺颖

10月21日上午，首届环境科技信息传播论坛在厦门召开。本次论坛以“环保大传播之环境科技信息传播”为主题，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主办，《环境与生活》杂志社承办，是中国环境科学学会2017年科学与技术年会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传统科普到新时代传播

随着环保大传播时代的到来，与环保有关的信息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微博、微信公众号、客户端等新媒体传播平台上，环境信息乱花渐欲迷人眼，尤其是许多自媒体提供的环境科技信息，可谓泥沙俱下，让人真伪难辨。

针对上述现象，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秘书长侯雪松在会上致辞时说：“我们中国环境科学学会负责环保领域的大众科普工作，由于自媒体、社交媒体的出现，环境问题迅速扩大成为社会化的热点问题，所以，我们现在传播的任务特别重。到底怎么做？过去，我们主要是被动的推送，把信息产品推送出去，但现在这种推送已不实用了。所以，从模式、内容、工具、手段、效果上，我们都要完整地做一下拓展，尤其是需要把传统的科普变成互联网时代的传播。科普与传播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过去，我们一开始是简单说教式的宣教，大家比较反感的，然后到科普，最后到communication（交流），这是一种全面的变革。”

那么，从科普宣传到环境科技信息传播，究竟有哪些变与不变？在环保大传播时代，环境科技信息传播有何特点？如何借助新媒体工具精准地投放给受众？

围绕侯雪松副秘书长提出的上述问题，来自中国社科院、新华社、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展开热烈讨论。

环境信息传播的5点建议

◎季为民（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所长）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所以说环境信息传播工作者的责任非常重大。

环境传播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觉得有一个说法挺有道理。环境传播就是围绕环境问题展开的信息处理、议题建构和社会互动的过程。随着这三个议题的建构，它就承担了为公众提供环境咨询的职能。

在实践中，环境传播包括6种参与的主体，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媒体机构，还包括公民、社会组织、环保组织（包括反环保主义组织）、科技专家、企业及其商业公关。

有一名西方学者对1938年到2007年的1000多篇重要的环境传播文章予以分析，然后把环境传播的研究分为九大领域：一是环境传播的话语权，二是环境传播的修辞与叙述，三是媒体与环境新闻，四是环境政治与社会公平，五是社会动员与环境话语营销，六是环境危机传播与管理，七是流行文化中的环境表征，八是环境与国际政治外交转型，九是环境哲学与生态批评。

可以看出，国际传播学界对环境传播这个话题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了。国内才刚起步，有很多话题刚展开。

最后，我有5个建议：一是建立有专家和公众风险沟通模式，在传播专业知识、保证专业权威的前提下，纳入公众意见并实现兼容性的参与，完善决策，实现科学传播与健康公共政策的有机结合；二是平衡专家观点和公众意见，促进不同群体平等的诉求；三是当利益团体作为消息源的时候，要警惕和规避利益团体的引导和利用； 四是媒体平台要对事件保持冷静中立，只做观察和记录，不通过抗争行动去推波助澜；五是平台在参与相关议题时，应该恪守专业准则，保持不同群体话语权的平衡。

从推动厕所革命的传播效果说起

◎杨振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水与环境卫生项目主任）

我结合自己推动厕所革命的体会，谈谈环境科技信息传播。

我们不仅仅是把信息传播出去，更重要的是，我们传出去以后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要使社会和人的行为产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

首先是传播的目的，传播要干什么？改变的瓶颈在什么地方？其次，谁来做传播？不同层次的人传播的信息，讲出的话当然是不一样的。然后，怎样传播才能产生最好的效果，才能产生最快、最有效的改变？最后，就是接收方对改变的承诺，接收方不能白白地接受信息。传播出去以后，效果到底好不好要监测一下。从厕所革命的角度来说，我们当初最早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健康，因为厕所改变了以后，能够消除粪便的污染，而粪便会传播50多种疾病。为了健康，然后才是文明、经济、公平（涉及男女平等之类）、尊严等问题。我们需要设立一个最终目标，就是消除粪便暴露，实现粪便无暴露的一个村庄、社区，所以我们要把它做成一个项目。

那么，我们的瓶颈有哪些？一个是观念和规范，然后就是政策环境，我们的政策是不是倾向于实现厕所革命？

最后，就是谁来做传播，传播什么样的信息，我想应该因对象而异，信息的内容、准确性，以及语言都应该不同。科技人员就应该通过调查、研究，把数据收集起来，形成准确的信息，只有把准确的信息给了政府官员，给了规划制定者，他们才能把它上升为政策，上升为项目。

环境监测要说得清、说得准、说得明

◎楚宝临（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办公室主任）

我国环境监测体系主要由三大部分构成，第一块是环保部门主管的环境监测工作，由国家、省、市、县四级组成；第二块是国务院组成部门的相关监测，包括水利、住建、林业等部门系统；第三块是一些排污企业的自行监测，同时还有一些科研院所开展了一些前瞻性的，或者说试点性的监测工作，初步形成了政府为主导、多方参与的环境监测的格局。

在缺乏理性、喧闹浮躁的争辩当中，如何树立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权威形象？面对真假难辨的谣言，怎样做好沟通、服务大众？有网民盲目攻击时，怎样尽快地解疑释惑？这些都需要所有环境监测人员学会环境科技信息传播。

要做好环保或者环境监测的传播，首先要认识到网民越来越关注环保问题，以及在这个大趋势下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老百姓都上了网，我们的群众路线也要更好地融入到信息的网络传播中，作为环保领域的工作人员也都要提高，并不断完善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

关于环境宣传发展的总体目标，我们总站的站长讲过一句话，监测人员既要埋头干活，也要抬头看路，更要按实说话。所以，必须确保监测人员学会传播，正确引导舆论，围绕环保的中心工作，同时实现服务大众的目标。

目前，环境监测工作有三大任务：说得清，说得准，说得明。“说得清”指说清楚环境质量状况和发展趋势；“说得准”是说监测一定要真、准、全；“说得明”，不仅要提供大量的监测数据，还要做好基础服务，说清环境质量变化的原因、机理，并提供相关的对策建议。

由科普转向传播有五大变化

◎张垒（新华社新闻研究所主任编辑、《中国记者》杂志值班主编）

当前，环境科技信息传播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整个社会媒介化，各种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在这样的变化之后，我们应该总结几项规律，看怎样使环境信息传播真正走出瓶颈，迎来新发展。

由环境科普转向环境科技的传播，变化究竟在哪里？我想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传授关系变化。以前科普是正襟危坐的，我来讲你来听的概念；现在是一个朋友式、个人化的概念，整个传授关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二是文化传播载体的变化。以前是大众传播的方式，通过讲座、报纸或电视等科普；现在，最为核心的是以手机为中心的人际传播，其关键点在于议程的设制不是根据所谓的精英人士的想法来完成的，它自有一套在人际之间传播的规律和道理在里面。上述两个方面其实是传播环境的变化，后面三个方面才是核心的变化。

三是环境传播条件的变化。从以前主动的、政治的、独立的传播变成被动的、随机的、混合的传播。以前所谓的科普文章，有非常明确的传播目的、传播对象，我们要给谁讲，讲什么内容。我们不会跑题去说其他的，是非常独立的传播。现在，由于整个传播环境的变化，传播已经变成一种被动的、随机的、混合的传播。什么叫被动的，就是说很多传播议题的设置，不是说我有一个什么什么的主题想去传播，而是说由于一个热点问题出来了，我们不得不出面给大家做解释，做科普，进行相关说明。所以说是一个被动的传播。

四是“传播重视”的变化。20年前，大家的知识相对没有现在丰富，也没有通联，也没有百度、谷歌这种搜索引擎。因此，每个普通人知道的信息和专家比起来差距很大，只要有专家告诉你一点信息你都会很兴奋。现在，专家告诉他一个信息，比如说转基因的问题，他马上可以上网搜索转基因的相关问题，这样每个人作为受众，都对其略有所知，都知道一点。这个时候，偏见就容易进入认知过程。这就给环境科学的传播提出非常大的挑战，我们要认真思考在这种环境下如何应对。

第五个变化是很多人在传播情绪，而不是传播事实。到了今天这样一个媒介化的社会，我们会发现大家关注的不仅仅是事实，很多时候发言者更是在表达情绪。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也就是说，专家仅仅告诉公众事实是怎么样的已经不够了，还得知道背后可能有什么样的社会情绪，怎样去应对这种情绪的影响。

环境科技信息范围大于环境新闻

◎张晗（网易传媒内容部总监）

对大数据、云计算等说法的产生，我回溯了一下，基本上是在2010年。2010年之前，我们对互联网的使用更像是用一个工具，信息的传播还是单向的，无论互联网、报纸，还是电视，都是经过编辑精选，再推荐给我们的。2010年之后，整个互联网的应用和生态产生了变化，比较明显的特点有三个，一是社交化，二是场景化，三是平台化。

这三个特点集合之后，大家发现用户在互联网上的行为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了。在这个基础上就产生了大数据和云计算的说法，信息其实已经变为一种双向的流通。

大数据的特点大概有这几个：一是规模比较大；二是种类繁多；三是处理速度快；四是应用价值高。

如果把信息放在大数据的环境下去思考，其实环境科技信息的范围大于我们所说的环境新闻。。

记者辟谣为何跑不过谣言

◎周辰（财新传媒环境与科技组记者）

作为记者，我首先要判断一个谣言值不值得我去辟谣。

我其实也感觉非常遗憾。一个谣言，往往是在有非常多的公众已经关注，并有一定的不良社会后果之后，我们新闻记者才会出动去关注、辟谣。这就意味着，这个谣言已经被很多人知道了。很多人可能已经受到这个谣言的影响。他们甚至可能已经形成共识，都相信这则谣言了。等到这个时候，我们才去寻找专家来求证真相，我们还得多花两天的时间去核实，再用两三天的时间去传播出来，其实是非常滞后的。因此，我们在传播的时候也感觉非常无力，感觉阵地已经被谣言占领了。我们还得回去再把人家占领的地盘给抢过来。

现在，我们也发现了，公众因为对自身健康的关切，反而会更加倾向于相信一个提醒他们要远离那些可能是有害物质的信息。在他们没有办法求证，也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相信的时候，他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也可以算是一种趋利避害的方式，所以我们再怎么拼命解释，也很难打消他们的疑虑。因此，我觉得还是要从平时的科普入手，让公众先对谣言有一些基本的判断力。另外，就是有些传播平台，比如腾讯公司的微信上有一个辟谣中心，也承担很多辟谣工作。他们公布了一份2016年微信生态安全报告，2016年累计处理谣言文章20多万篇。所以说，辟谣战斗花费了很多专业人士非常多的心力。

环保类的谣言难处理，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其他的谣言只是很简单地制造恐慌，或者讲一个非常惊悚的故事。环保谣言经常是以科学讨论的形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普通公众因此容易受到蒙蔽。

科普宣传与科技信息传播的不同

◎卢佳新（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科普部主任助理、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硕士生导师）

2016年，与环境、能源、气候相关的搜索频率都排得比较靠前，而且逐年上升。数据量增加、搜索的量也在增加，这说明公众也在学习。然而，现在大家看到，相关的谣言还是一样多，出现一个事之后，大家还是搞不清楚情况，谣言还是跑得比真相快。普通公众还是更倾向于相信谣言。

可能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某个人学了一点知识之后，他会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然后，他在获取信息的时候，从这个信息里边只截取了他想得到的那个信息。真实的信息，他只要觉得不支持自己的观点，就把它屏蔽掉了，他最后只接受一些他觉得支持他自己这种价值判断的信息。还有一种情况是，部分公众虽然知道真相，但因为伤害了他们的实际利益，他们也不愿意接受真相。

宣传和科技信息的传播能不能等同？我个人理解区别非常大，因为普通信息是不需要学习的，哪里发生车祸、着火了，公众对这种信息基本可以很快消化。科技的信息则不行。科技的信息，公众需要有一个学习过程。科技的信息，是深度报道还是浅的报道，需要编辑去调控。我觉得，科技信息拿出来之后，传播出去，公众接收了，接收之后有没有消化，能不能理解，这个就不一定了。我想，这可能是其与其他新闻的最大区别。

公益传播需要德艺双馨的明星

◎杜博闻（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大中华区新媒体负责人）

我今年共请了35位明星来做传播、宣传。比如说著名女演员李冰冰的案例。我跟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老师关系很好，聊到地球一小时的话题时，他说正好他想采访李冰冰。我就去跟李冰冰的团队说。我说中央电视台的老师想就“地球一小时”活动用英语采访李冰冰，因为她在中国做了10年的形象大使，主要的问题是为什么长时间去坚持做这个事情？是怎么做的？最后，采访的节目在中央电视台所有的外语频道传播出。我把李冰冰的话题拿来跟大家做分享，还要说明一下，与明星合作时，我们很需要这种德艺双馨的明星。除此以外，比如说跟网红Papi酱（本名姜逸磊）和男明星李易峰合作，我找他俩的最主要原因是能带来流量，因为炒作一个话题必须要有这个频率，“地球一小时”这个话题后来甚至冲上了微博的热搜榜，就完全是凭粉丝的力量。

我认为作为环保传播、公益传播，我们要坚持传播三点，就是真善美：在传播的内容上，以科学为依据；我们做公益，做的就是善良的事业；另外，我们也找了一些艺术家，因为他们代表的是美。因此，哪怕我们受到的关注不像社会新闻那么高，我们在内容上也一定要保证质量。

（李克准、丁天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栏目责编/郑挺颖

zhengtingying@vi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