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可佳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青岛 266100）

浅析青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

王可佳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青岛 266100）

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我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这一战略之后，作为山东半岛龙头城市的青岛，一直都在寻求着新的定位。本文将以时间为线索，来追溯青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并针对青岛如何应充分利用挖掘和利用这一过程遗留下来的历史文化价值提出几点建议，以加快青岛融入到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之中。

青岛；海上丝绸之路；渊源

海上丝绸之路是指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交往的海上通道。“丝绸之路”概念由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1877年在其著作《中国：我的旅行与研究》中最早提出。这里指的是“陆上丝绸之路”，而“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出现较晚。最早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是法国汉学家沙畹。他在《西突厥史料》中称：“丝路有陆、海二道，北道出康居，南道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从此，“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开始正式被提出，并得到各国史学家和学者的普遍认同。综合学术界的种种观点看来，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东海航线主要是山东半岛始发前往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南海航线主要是始发于广州徐闻港往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

自从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目标后，全国各省市都在重新寻找自己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的定位。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发表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作为沿海港口城市之一的青岛也被列入到“一带一路”的战略体系之中。目前普遍认为东南沿海才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对于从山东半岛出始发前往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的这条东方海上丝绸之路认识的地位和重要性认识不足，针对青岛如何充分挖掘和利用这一过程遗留下来的历史文化价值提出几点建议，以进一步加快青岛融入到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之中。

一、青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

（一）北辛文化时期

如果要追溯青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渊源的起点，首先应追溯到距今7000多年的北辛文化时期。根据考古资料显示，北辛文化时期就已经开始形成一条青岛滨海地带。它的东北端始于即墨金口丁字湾的莲阴河口，西南端止于胶南海青的白马河与吉利河口，全长730余公里。[1]

“今年山东半岛考古发现4000年前先民们的稻田遗址，位于青岛胶州里岔镇赵家庄。朝鲜半岛稻作的起始年代是公元前1000年，距今 3000年；日本稍晚，距今 2000年。距今3000年前，辽东半岛还没有开始出现稻作，因此，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稻作，当是由山东半岛通过航海传入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稻作品种，至今普遍不是‘南方型’的籼米，而是与山东半岛的稻作品种完全相同的‘北方型’的粳米。山东半岛的这种粳稻，春秋以降，以‘琅琊稻’最为著名，《春秋》即有记载，后世有稻城遗址。”[2]

这条稻米传播路线与与山东半岛始发到朝鲜半岛、日本的列岛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有很大的重合部分，由此基本可以断定东方海上丝绸在那时就已经有了萌芽。而“琅琊稻”这种胶州湾特有的稻种，又证明了稻米极有可能是从这里开始沿海岸线北上传播的。

（二）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青岛地区就出现了海上活动。归属于青岛的琅琊、即墨、不其等古地，在春秋时期都是齐国的古地。古琅琊港是我国春秋战国五大港口之一，也是当时东方最为繁盛的一个大港。《管子·戒篇》记云：“桓王将东游，南至琅琊”；《吴越春秋》种记载：“越王勾践二十五年（公元前473年），徙都琅琊，立观台，以望东海。”；《晏子春秋》中记载：景公“尊海而南，放于琅琊。”

由齐地商民或移民自发开辟而成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从齐国沿海港口出发，北渡长山列岛至大连，再转向东南，沿带方（朝鲜）西海岸南下，过济州海峡到达倭奴（日本）。《管子》中曾记载朝鲜文皮（虎豹之皮）通过此航路进行贸易，近代朝鲜曾出土齐剑、日本曾出土齐地所产丝绢，都证明了这条航路的存在。[3]

由此可见，琅琊港在当时就不仅起着供船队停靠的优良港口作用，而且已经成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城市。由此可以推断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是以古琅琊港为中心开始发展和蔓延的。青岛在那个时期就已经开始融入到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之中。

（三）秦朝

《史记》中对于徐福本人及东渡的事件的记载共有三次：

“齐人徐 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 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4]”这是《史记》中的第一次记载。

“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 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4]。这是第二次记载。

“方士徐 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原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致。’乃令入海者资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自琅琊北至荣成善，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4]”这是第三次记载。

据此可知，从公元前219年开始，秦始皇先后两次派遣徐福东渡，为其求长生不老之药。根据上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可以判断出徐福两次东渡的起航港都是在今青岛境内的琅琊。“其路线是从琅琊港起航，经过灵山湾、胶州湾。再循海岸线向东北航行至成山头，然后沿着胶东半岛北岸之罘，沿半岛北岸到蓬莱，再从蓬莱经长群岛渡渤海，岛辽东半岛南端的老铁山，然后沿着海岸线东航抵达鸭绿江口，再沿西朝鲜湾南下到朝鲜半岛东南部海岸，随后借北风扬帆出发向南航行，过釜山海峡到对马岛、北九州海岸，再经过关门海峡进入濑户内海，最好沿大阪海湾入纪伊水道，到达雄野滩。这正是一条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完整路线。[5]”徐福东渡的路线也正是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作为徐福东渡起点的琅琊港，也正是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正又印证了青岛在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不可或缺的位置。

（四）西汉时期

《后汉书·循吏列传》记载：“王景字仲通，乐浪讲邯人也。八世祖仲，本琅琊不其人。好道术，明天文。诸吕作乱，齐哀王襄谋发兵，而数问于仲。及济北王兴居反，欲委兵师仲，仲惧祸及，乃浮海东奔乐浪山中，因而家焉。[6]”说的是古琅琊不其（今城阳区）王仲曾经为了躲避灾难，带着全家人出逃。因为他喜欢道术晓得天象，所以从胶州湾出发后顺利到达了乐浪山（今朝鲜平壤附近）。从胶州湾古港出发并完成的长距离航行，这是首次在正史中被记载。

（五）东晋时期

东晋时期，法显大师为了维护佛教正理、矫正时弊，决定远赴天竺国求得戒律真经。我们知道，法显是从陆上丝绸之路去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印度，再航海至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回到中国，成为走海上丝绸之路归来的到印度取经的第一人，也因此被人们看成开创海上丝绸之路第一人。[7]法显最终回到祖国的登陆地点是青岛崂山。在登陆之后，法显崂山的沙子口建造了第一座寺庙石佛寺遗址，此后在这里译经、说法一年多才离开。无意之中，他已经走完了整个丝绸之路的路线，这一行为也是对青岛作为古代“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的一种确认。法显以青岛作为连接城市，向西连接着陆上丝绸之路，向西又连接着海上丝绸之路。由此可见，青岛在当时就已经成为海陆沟通的一个关键节点城市。

（六）唐朝

唐朝作为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期之一，国力的强盛必然带来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当时，新罗侨民在唐朝境内的分布范围很广。在山东半岛范围内，新罗侨民以村、坊位聚落侨居最多，青岛地区也不少。唐开成四年（839年），日本僧人圆仁跟着日本的朝贡团一行来到唐朝，为了能够更好的在唐朝本土寻求礼法，他决定留下来。数十年间，他辗转奔波于唐朝各地，其中在山东半岛的停留时期最长，并且是在今属于青岛地区的沿海一带。其中有一次圆仁在楚州要找船回日本，新罗人金子白等人曾给圆仁稍信让他到崂山等待他们的船只。将崂山作为起航去日本的起点，可以推断出崂山港口是一个可以航行到日本的重要出海口。

公元623年，古朝鲜发生内乱，高丽王求助于唐高宗。唐高宗下令从板桥镇（位于现胶州）借助海运运输官兵前往朝鲜，协助其平定内乱。战争结束后，板桥镇就从原来的军事港口变成了连接对外贸易的重要商业港口之一，并成为中国北方最为繁忙的古港之一，同时连接中国的南北贸易。此时的板桥镇，可以顺利通往日本、朝鲜，经济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日本和朝鲜多次派出遣唐使团和使节来到中国，海路都是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而来，经板桥镇辗转内地。板桥镇已经成为重要的枢纽港口。

公元884年，在唐朝做官的崔致远在回家乡新罗时，曾三次停泊在山东半岛港口候风。第一次是停泊候风在大珠山海口，第二次停泊候风在乳山海口，第三次是停泊候风在 山海口。其中大珠山海口和 山海口今都属于青岛境内。

由以上资料可看出，当时青岛已经成当时中外交流往来的重要窗口，成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城市之一。

（七）宋朝

宋朝时期，全国一共设有市舶司八处，其中只有板桥镇是唯一一处设在北方的。

“板桥市舶之法”一旦施行，“海外之物积于府库者，必倍多于明、杭二州”。原因是明、杭二州贸易的腹地较小，而板桥有西北广阔腹地，这一大区域的丝绵、缣帛又是蕃商喜欢贸易的商品，因此板桥镇港口可以成为南北交驰本辏之地。商舶通行候，“凡所至郡县，场务课额必大增羡”，而且“每岁市舶抽买物货及诸蕃珍宝应上供者，即无数千里道途辇运之费、江淮风水沉溺之虞”。[8]

由此可看出，当时宋朝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措施来促进板桥镇的发展和繁荣。宋哲宗三年，政府批准在密州板桥镇设立了市舶司。板桥镇成为继广州、泉州、明州、杭州之后的第五个国家对外贸易港口，也是五个港口中唯一一个位于长江以北的。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众多载着大量茶叶、丝绸等货物的船只都以板桥镇为出发点，经过蓬莱，转至长山列岛、辽东半岛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等。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密州板桥镇出口的货物主要有：杂色帛、丝织品、瓷器、药材、书籍、金、银、铜、铁、铅、锡、纸张等；进口的货物主要有：香药、犀角、象牙、珊瑚、琥珀、乳香、镔铁、玳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苏木等。可见其进出口物品种类之繁多。此外，“元丰六年（1083年），入内供奉官、勾当龙图天宝文阁冯景为派遣高丽国信使赴高丽，就成上书：‘今至登州、密州问知，得两处海道并可发船至高丽，比明州更近’。”[9]当时的高丽政府是十分重视板桥镇在中朝政治往来和文化交流的作用的。

从此以后，板桥镇开始成为国内南北方货运的重要枢纽，宋朝政府和其他国家通过这条以板桥镇为起点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政治交往、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

（八）元朝

元朝初年，为了满足北方的粮食供给和需要，采取南粮北运的政策。南粮北运主要采用河运与陆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这样成本较大，元政府将目光转向了海运。元政府开始越来越重视海运，此外还十分重视海外贸易，于是开通了贯穿山东半岛南北的胶莱运河。胶莱运河的路线南其麻湾至海沧口，“南北相距三百里”。胶莱运河在疏通了胶河和大沽河河段的基础上，还挖了新的河道，将两河连接起来。据有关学者统计，自至元十九年（1282年）胶莱运河通航后，四年内经其北运的粮米达到了六十万石，可见当时海运的繁忙程度[10]。

（九）明朝

明朝时期，与胶莱运河一起开凿的还有马濠运河。“薛岛之西十里许连海崖处有平冈焉，曰马濠者，南北几五里，元人尝凿之，遇石而止。[11]”因马家濠石头较多，开凿难度较大，开凿马家濠运河的任务就从元朝遗留了明朝。马濠运河的开通虽里程较短，但开凿难度较大，历经250多年才完成，从元世祖十八年（1281年），到世宗嘉靖十六年（1537年）。《新开胶州马濠记》：“自兹南北商贾，舳舻络绎，往来不绝，百货骈集，贸迁有无，远迩获利矣。”可见，马濠运河的开通促进了古代青岛和胶莱运河一带的往来贸易的发展和繁荣。

此外，明朝万历年间，即墨县令徐铤上奏朝廷取消海禁。朝廷下令开放金口、沙子口、青岛口（今小青岛）和沧口四大口岸。其中，金口港，因其地理位置优越，迅速崛起，日益昌盛。四大口岸的开放大大促进了青岛口岸的区域范围。

（十）清朝

1862年3月，清政府在烟台设置东海关，并咋金家口、青岛南处设立分关，女姑口、沧口、沙子口等设常关分卡和代办处，成为正式海关机构归属户部管理，专门负责关税征收和通商贸易管理。[12]这表明当时青岛的地区的贸易已经开始走向有序发展，开始由政府统一管理和规划。青岛延续了自古以来绵延数千年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

二、历史文化价值的挖掘和利用

综合青岛历朝历代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来看，青岛想要把自己打造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城市，绝不是应时之举，而是有着深厚的发展沿革和历史底蕴的。为加快青岛融入“一带一路”的战略部署之中，我们应从青岛与东方海丝的历史渊源入手，重点挖掘和利用这一过程所遗留下来的历史文化价值。可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开展：

（一）相关历史文化遗迹的发掘保护

追溯青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细数遗留下来的历史文化遗迹：先秦两汉时期作为对外文化交流窗口的琅琊古港、唐宋时期一度繁盛的板桥镇、法显登陆崂山建造的佛山寺、因徐福东渡佳话而建造的徐福殿等，这些旧址在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都是十分重要的。

应该专门就青岛与“一带一路”的历史遗迹进行专门的挖掘和整理。一方面，在考古学上，要依据田野调查、考古实践来对上述遗迹进行细致入微的研究。这些文化遗址历史内涵丰富、距今年代较为久远、勘探挖掘工作难度大等，要把保护工作和挖掘工作双管齐下。挖掘和整理工作要建立在保护和利用的基础之上，要尽量避免对古代遗迹的破坏，并加强对现存文化遗迹的保护。另一方面，在史学资料方面，加强对与上述历史遗迹相关的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加工。在使用相关文献资料时多多加以甄别和对比，沿着历史典籍的线索来梳理历史文化遗迹的发展脉络。无论是考古学，还是文献资料上，青岛市都要组织专门的人员来注入更多的研究力量。

（二）加快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步伐

世界文化遗产，是一项由联合国发起，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负责执行的国际公约建制，以保存对全世界人类具有杰出普遍性价值的自然或文化处所为目的。可以说，世界文化遗产是国际社会对一个地区优秀文化遗产的承认，是一项世界殊荣及一个地区文化资源和价值的顶级品牌，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得到全世界的广泛认同。

2012年10月22日，在国家文物局公布的最新一版《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宁波、泉州、广州、福州、扬州、漳州、南京、北海和蓬莱九个城市已经正式组成“海上丝绸之路”联合申遗团，目前国内已列入预备名单的海上丝绸之路遗迹有50余处。这些城市通过编制规划、进行考古发掘和遗迹点保护、举办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展等方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与此相比，青岛虽然在申遗工作中起步较晚、相对落后。通过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青岛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密切程度绝不低于其他九座城市。为此，青岛要加快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步伐。这一点上，政府应给予更多的重视和支持，可考虑将青岛的海丝研究作为一项专项工作来开展，并号召青岛市内的各高校积极加入，提供更加强大的技术和人才支持，争取早日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列。

（三）广泛开展对内对外宣传

在对内宣传上，面向青岛市的大中小学生以及其他各阶层的市民，开展相关知识的普及和宣传。使其充分认识到青岛在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战略地位，增强他们对青岛市打造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节点城市这一战略的信心和自豪。既不谈“自上而下”，也不谈“自下而上”，而是上下共同携手努力，来加快青岛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步伐。就青岛目前情况来看，大大小小博物馆林林总总，但并没有一个以“青岛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的专门类博物馆，青岛市政府可加强相关专门博物馆的建立，这也是加大宣传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对外宣传上，要多向其他城市借鉴和学习，坚持青岛海丝发展“走出去”的战略。开展专门的学会会议、借助国内外的媒体，及时发布青岛海丝发展的最新成果和进展。这一点对于有力地传播青岛在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必要的，提升青岛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历史地位。

三、小结

山东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是源远流长的，萌芽于先秦时代，秦汉魏晋时期日益兴盛。它是一条从山东半岛出发，经过渤海到达辽东半岛、朝鲜半岛乃至日本列岛的一条重要航线。韩国群山大学教授金德洙认为：“‘海上丝绸之路’应早于陆地丝绸之路，比陆地丝绸之路持续时间更长、范围更广、影响更大。”[13]这对山东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密切程度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青岛是山东省的龙头，是胶东半岛的心脏。从古至今，青岛与古代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更是古代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应该充分利用这些独有的资源和优势，加强对相关历史文化价值的挖掘和利用，把自己打造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争取更大的发展和进步。

[1]郭泮溪.《对青岛海洋文明历史中几个问题的初步探讨》[J]，《东方论坛》，2009

[2]袁行霈、陈进玉.《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山东卷》[M]，中华书局 2013

[3]刘凤鸣，《齐国开辟了东方“海上丝绸之路”》[A].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俺就中心编，齐鲁文化研究[C]

[4]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胡春燕.《青岛市作为古丝绸之路海陆交汇点的人文历史价值发现》[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5

[6]范晔等.《后汉书·循吏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

[7]朱艳.《用法显文化重塑青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灯塔》[N].青岛日报.2014

[8]袁行霈、陈进玉.《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山东卷》[M].中华书局.2013

[9]曲金良等.《蓝色青岛》[M].青岛出版社.2012年

[10]郑安新、冯耀东.《青岛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发掘和保护研究》[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5

[11]朱铭.《山东重要历史事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

[12]刘萍，张继国.《德国侵占胶州湾始末》[J].地方军事志.2001

[13]金德洙.《张保皋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C].载耿 等主编：《登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北京：人民出版社

王可佳（1991-），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中国海洋大学在读硕士，主要从事古代史与海洋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