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垚 年猛 王春华

产业结构、最优规模与中国城市化路径选择

文/王垚 年猛 王春华

引言

如何选择和判断合理的城市发展路径来避免资源的无效配置，正是当前处于城市化加速期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难题。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是优先发展中小城市还是更加注重大城市的发展，一直存在争议。1980年，中国的城市政策从改革开放前的限制城市发展，转变为“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2001年，中央政府放松了限制大城市发展的政策，提出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新政策，城市化速度显著加快。但与此同时，城市发展不平衡现象也开始突出。为了促进中国城市合理有序的发展，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通过明确各类城镇的发展路径，提高城镇化质量，优化各城市的资源配置。

各种要素聚集于城市能够产生正的外部性，Marshall将其归结为投入共享、劳动力池和知识溢出三个方面。首先，厂商聚集于城市，选择在其他厂商附近的区域选址，可以通过共用生产要素投入，节约厂商的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其次，厂商聚集于城市，能够有效满足劳动力与厂商之间的匹配，包括风险共担机制和供需匹配机制。根据补偿工资理论，专业化程度高的行业更容易受到失业的冲击，需要提供更高水平的工资。专业化厂商聚集，不仅可以降低市场经营不确定性带来的工资成本负担，还可以通过汇集各类人才达到降低厂商和工人之间寻找的成本。最后，知识在城市中能够更快且有效的扩散，有助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和促进创新。

尽管聚集会带来收益，但是过度聚集也会影响城市的发展。第一，受到要素投入边际递减规律作用的影响，资源过度集中于某个大城市，影响整个经济体达到最优规模。第二，城市规模过大，大量资源用于维持城市日益拥堵环境下的生活质量，而非用于投资和创新，影响国民经济的整体增长。第三，大城市的人均基础设施支出和住房支出远高于中小城市，为了维持高水平的基础设施与住房需求，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创新的资源就会降低。第四，随着城市规模扩张，住房区域扩大，工人通勤的平均距离就会扩大，通勤时间也会因为拥堵而增加，即通勤成本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上升。除此之外，城市人口的过度聚集还会造成失业率与犯罪率上升、空气和噪音的污染以及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提供不足等问题。

集中不足与过度集中都会影响城市自身的发展。一方面，城市集中度低或资源投入不足会导致知识积累程度较低，无法形成规模经济，从而影响城市甚至国家整体的生产率；另一方面，城市集中度过高或资源过度集中会导致资源浪费在非生产性活动中，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现实社会中城市发展可能存在一个适度的规模。学者们通常利用城市人口聚集带来的外部性构建经济模型来测度城市的最优规模。一些学者认为行业专业化带来的规模经济促进了城市的聚集，得到了实际增加值与城市规模之间的倒“U”型关系；另外一些学者通过测度城市规模不经济（即聚集产生的负外部性）所带来的成本，分析城市的最优规模；也有一些学者将正负外部性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

本文借助Au和Henderson（2006）的理论模型，从正负外部性两个方面考察，考虑了城市类型的多样性，纳入了产业结构、市场潜力、知识溢出、通勤成本等因素，将城市的数量内生化，用新经济地理学的方法处理城市间的贸易成本（即冰山成本），采用CES效用函数，在垄断竞争市场框架下进行分析，把影响经济活动聚集的空间因素纳入本模型之中，最终构造了人口规模和实际产出水平之间的倒“U”型关系。依据此理论模型，本文分析了1990-2010年中国不同城市的最优规模，突出了产业结构和聚集收益对城市最优规模水平的决定作用，并探讨了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最优路径。

实证分析结果

实证分析之前，需要对本文估算的城市最优规模做以下说明：首先，本文对理论模型推导的结果进行二阶泰勒展开和里昂惕夫标准化两种方式。展开过程中，假定除了人口和产业结构因素变化，其它因素不变，近似估计使得结果丧失了一定的精准度；其次，计量回归结果得到系数的置信区间也具有一定的宽度，因此，这里得到的城市最优规模是按照90%的置信水平计算出城市最优规模区间。

选取常住人口作为因变量，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

1．中国城市的倒“U”型曲线

通过对回归结果进行处理，可以得到城市人口规模与增加值之间的倒“U”型曲线。本文的分析表明，产业结构决定倒“U”型曲线的形状，市场潜力、技术水平、人均资本存量影响曲线在纵坐标上的位置，也就是达到最优规模时产出水平的高低，但不影响城市最优人口规模的大小。本文的分析更加关注最优规模的大小，通过给定倒“U”型曲线在纵坐标上的位置（即人均GDP的高低），变动产业结构 与人口规模来模拟某个城市的倒“U”型曲线。根据数据描述可知全国城市产业结构的平均值为1．64，因此，我们将此选取该值作为代表，将最优人均增加值固定在全国平均水平12500元，模拟城市的倒“U”型曲线。

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产出水平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当城市处于最优规模时，促进人口的聚集有助于提高产出水平；而人口的过度聚集会造成城市经济的损失，限制或减少人口的过度聚集会有助于提高产出水平。图形呈现出“左陡右缓”的不对称倒“U”型，说明城市人口超过最优规模带来的损失效应小于人口低于最优规模带来的损失效应，即城市规模未达到最优水平时的经济损失要更大一些。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每个城市有着不同的倒“U”型曲线，这里是所有样本城市平均水平下的曲线，并非某个具体城市，我们也可以通过代入某个城市的增加值和产业结构得到其倒“U”型曲线，限于篇幅，不再逐个列出；第二，城市的最优规模是在现有条件下的最优规模，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吸纳人口的能力会发生变化；第三，回归结果得到系数的置信区间具有一定的宽度，最优规模并非仅仅是倒“U”型曲线的某个值，而是有一定的范围。

2．产业结构与城市最优规模

前文分析了城市产业结构不变，人口规模变动对产出变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曲线上的变动。这里，分析产业结构变动对最优规模变动的影响（与Au和Henderson一致，本文重点考察了产业结构对于城市最优规模的影响。然而，正如一位匿名审稿人指出的，最优规模还受到技术水平、资源环境承载力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最优规模可能是不断变化的）。产业结构比值低（即服务业比重高）的城市最优规模高于产业结构比值高（即工业比重高）的城市，表明服务业的发展对城市化建设和城市规模的扩张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一方面服务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比制造业强，对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具有更大的拉动作用；另一方面，以服务业为导向的城市多样化规模经济效应特征更加显著，可以提升聚集的收益。

3．城市聚集收益损失问题

得到城市最优规模的倒“U”型曲线后，可以进一步分析偏离最优规模所导致的城市聚集收益损失问题。根据回归结果，可以计算出偏离城市最优规模时的产出效率损失曲线，它反映了城市聚集程度过低或过高所导致的收益损失，效率损失曲线呈现出不对称的“U”型，效率损失曲线与横轴相切的点表示城市的最优规模时的收益损失，此时的损失为0。

选取前文中的典型案例进行城市聚集收益损失的数值分析（即当最优人均增加值为12500元，产业结构为1．64时），得知，此时城市的最优人口规模为1116万人，偏离最优人口规模是会产生效率损失。当低于最优规模400万人（即人口规模为716万）时的收益损失为51．83%，而高于城市最优规模400万人（即人口规模为1516万）时的收益损失为33．48%，说明城市人口低于最优规模时的收益损失大于人口超过最优规模时产生的收益损失，印证了之前的分析结果。

4．达到最优规模城市的分布特征分析

第一，达到最优规模城市的比重下降。1990年21．25%的城市达到最优规模水平，2010年，这一比重下降到17．77%，这是城市发展所处的阶段决定的。中国城市逐渐步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服务业占城市三次产业的比重越来越高，吸纳就业和人口的能力也不断增强。

第二，行政等级高的城市达到最优规模水平的比例高于一般地级市。按城市行政等级细分研究发现，到2010年，直辖市、同时为省会和副省级市的城市以及副省级市已经达到了城市最优规模，部分省会城市未达到最优规模状态。这样从最优规模的角度说明行政等级高的城市，依托强大的资源聚集能力，更容易达到最优规模水平。

第三，从区域角度来看，达到最优规模的城市比重呈现东、中、西梯度差异。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且存在较大的地理空间差异，因此本文按照东、中、西三大区域划分来观察不同区域城市发展特点。截至2010年达到最优规模的城市所占比重，东部地区为23．97%，中部和西部分别为7．41%和1．18%，呈现出区域差异，表明东部地区城市发展水平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反映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

第四，中小城市普遍处于规模不足状态。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和《中国中小城市绿皮书》的划分标准对城市规模进行分类，2010年人口小于100万的中小城市中，仅有2．67%的城市达到了最优规模水平；人口在100-500万的大城市中，达到最优规模水平城市占比就提高到了27．27%；500万以上的城市全部已经达到了最优规模水平。由此可见，人口规模越小的城市，达到最优规模水平的比重就越小。这一结果表明，与大城市相比中小城市发展滞后，同时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从目前中国城市规模结构总体来看，中小城市发展的潜力要大于大城市。

5．其他结论

市场潜力指数的系数为0．223，可以计算出产品的需求弹性为4．491，表示市场潜力指数增加1%，城市人均最终产品产出提高4．491%，表明潜在市场规模的扩大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万人拥有大学生人数变量的系数为0．337，表明万人拥有大学生人数增加1%，城市人均最终产品产出增加0．337%，说明技术与知识对现代城市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资本存量对城市增加值的影响显著为正，系数为0．653，说明资本存量增加1%，城市人均最终产品产出增加0．653%，表明作为传统经济增长要素的资本，在1990-2010年间的中国城市经济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主要结论

本文以新经济地理学框下的一个城市最优规模理论模型为理论基础，以人均产出最大化作为城市最优规模的标准，分析了中国城市最优规模问题。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人均产出水平与城市规模之间存在非对称倒“U”型关系，即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均产出水平先上升，随后下降，人均产出水平最高时的人口规模是城市的最优规模。此外，偏离城市最优规模会造成聚集收益的损失，未达到最优规模的经济收益损失要大于超过最优规模的经济收益损失。

第二，城市的最优规模水平受到自身产业结构特征的影响。本文以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比来表示城市的产业结构特征，实证研究结构表明，该比值越低，城市的最优规模越大，吸纳的人口越多，即以服务业为主的城市，其最优规模水平一般要高于以工业为主的城市。

第三，行政等级越高，城市越倾向于达到最优规模。王垚和年猛（2015）认为，行政等级与城市规模存在高度相关的原因在于，当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还是以政府为主导，行政等级越高的城市获得中央政府支持的资源越多、配置市场资源的能力也越强。

第四，与大城市普遍已达到最优规模水平相比，中小城市普遍处于规模不足状态。这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与大城市相比中小城市发展滞后，同时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从目前中国城市规模结构总体来看，中小城市发展的潜力要大于大城市。

除此之外，本文的研究还表明城市最优规模水平还受到市场潜力、知识溢出、资本存量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等因素的影响，并且中国城市最优规模水平还存在东、中、西区域差异，反映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

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标志着中国进入城市化发展的新阶段。如何在尊重城市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优化资源配置，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进一步提升城市整体发展效率，是中国新型城镇化时期面临的重要难题。基于本文的研究，我们尝试提出中国未来城市化的路径：

一是鼓励人口向规模不足的城市聚集、限制人口流向已经达到最优规模的城市聚集皆有助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因此“发展中小城市及小城镇、合理控制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发展规模”，通过放开中小城市户籍限制，引导农村人口向中小城市流动，从本文研究的角度来说，具有合理性；

二是着力提高服务业的比重，通过促进城市服务业的发展来提高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的最优规模水平，提高城市人口承载力，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来破解“大城市病”；

三是制订差异化的城市政策，通过适度的政策倾斜，引导资源合理流向中西部地区，缓解东部城市人口压力，释放中西部地区城市发展潜力，促进东中西部城市协调发展；

四是实施扁平化的城市行政管理体制，减少政府干预尤其是将资源配置的方式与城市的行政等级脱钩，实施由“政府为主导”转向以“市场为主体”的资源配置方式。

【王垚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年猛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王春华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摘自《经济学》（季刊）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