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谢迪斌

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三重逻辑

文/谢迪斌

习近平在201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学习会上首次提出：“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016年7月，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命题的提出，是理论创新的时代要求。在当下和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要在这一框架下展开，对这一命题丰富和充实。从理论创新规律来看，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应在三个逻辑维度上实现。

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

（一）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应遵循人类社会的历史逻辑

把握和运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是马克思主义产生及其科学性与进步性统一的基础性条件和逻辑。当下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也应该直面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进程的基本问题，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只有这样，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才会符合人类社会运动规律，才会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正如习近平谈到理论创新时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不仅仅在于它立足过去、当下已有静态的历史事实和社会实践，更在于其能够顺应历史的发展潮流，通过人类社会运动规律方向的研判，提出超前性理论框架和解决方案，人类历史发展和人类社会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保持其科学性和革命性的最基本前提。马克思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恩格斯写道：“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开放动态的理论，它对人类历史发展新形势开放，更对人类社会实践的新经验开放。19世纪以资本原始积累为基本特征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事实，以工人运动为核心的人类社会实践，造就了以批判资本主义和指导工人运动为基本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20世纪以垄断和国家资本主义为基本特征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事实，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形成了以列宁国家、革命理论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今21世纪的新形势下，以和平发展为主要特征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以科技创新和社会治理为主要方式的人类社会实践呈现出越来强烈的加速趋势。杰里米·里夫金预言：“与此同时，一种改变生活方式的新型经济体制应运而生，它就是‘协同共享’（Collaborative Commons）。”凯文·凯利认为：“网络是21世纪的图标。”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特征和新趋势，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内容体系的凝炼，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表达话语的建构，提供了最基本事实材料。新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面对和把握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和人类社会实践的基本经验基础上，提出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命题，并在这一命题下进行理论思考和行动的实践。

（二）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应遵循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

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最主要内在动力是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趋近的内在差异和张力，这种差异和张力促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创新发展道路上永不停止。与其他社会科学理论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没有把自身的理论看成终极绝对真理，而只是将自身的每一次理论发现都看成是向终极真理前进的重要环节，任何一个阶段性真理都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性就是不完整性，不完整就要向完整方向发展前进，就要在理论认识和实践行动上继续探索。正是这种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趋近的非平稳性，促使了马克思主义者在三个世纪中，在坚持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观点，不断调整自身的实践方案，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内在结构上不断完善，外在功能上断增强。

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动力和路径，决定了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起点和创新轨迹：任何创新都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原点上的充实、完善和提高，任何抛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框架而“另起炉灶”的意图和行动，在理论上是行不通的，在实践上也是要失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以来，形形色色的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理论体系和学术流派很多，有的在一些特定历史阶段还有较大的影响。但这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理论流派与社会思潮，都没有真正进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中，也没有为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作出贡献，而在历史的脚步声中，不断自我弱化甚至消亡。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原理框架和行动准则，以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为目的，最后走上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邪路。苏联的解体是以新思维名目开始的，戈尔巴乔夫说：“要改造经济机制，首先得改变思想，抛弃老一套的思维和实践模式。”这里所说的思维与实践模式不是一般的观点或者具体方法，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经验教训，在今天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进程中，是需要严肃对待和认真吸取的。

（三）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应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逻辑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强烈的问题意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面对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史。当然，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并不是简单地将理论转化为解决方案，药到病除、立竿见影的过程，而是在把握问题的实质，然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中国化的二次创造，形成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案后才得以实现的；其次是明确的实践导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实践的，这种实践性在中国发展过程中，则表现得更加突出，成为理论发展的一种实践导向。这是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而决定的，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首要功能所决定的；再次是有效的纠错机制。将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运用于中国实践，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就必然要求有一个理论转化和创造的过程。在这一转换和创造过程中，出现错误和挫折是可能的，必然会有一个试错过程。为了能够发现错误之后，立即停止错误的理论转换和实践探索，就必须有一种自我调整和纠正的纠错机制，而不至于在错误理论框架下和实践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导致彻底失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道路上，逐渐形成和完善了一套较为有效的纠错机制。

现实需要的时代逻辑

（一）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应遵循全球治理的时代逻辑

首先，要以全球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念为全球治理时代逻辑的起点。在今天新的国际形势下，需要一种以合作和共赢为基本理念的理论框架和解决方案，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已经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并向国际社会表达了这种理念；其次，应该重点关注全球治理的主体建构和技术创新。面对21世纪的全球治理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应该在一种全新的理念下，重点在理论上思考，在实践上倡导和引领。当今国际社会的全球治理技术体系是落后于时代要求的，很多技术手段和操作工具还停留在非对称国际关系的框架下，其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效率都存在很多不适应性，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和战争理论的基础上，创新国际争端与利益冲突的解决理论框架与操作手段，发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二）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应遵循社会主义实践的时代逻辑

首先，要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存在与发展的内在本质及运行规律的理论阐释与表达。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正确总结和概括基础之上的，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原则规定和方向的引领是科学而正确的，但关于社会主义存在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具体理论观点和操作手段，会因为历史的变化而失去其合理性，不能苛求一百多年前的他们能够对今天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进行精准的预测，从而准确地界定21世纪社会主义的具体内容。这些问题，只能依靠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去面对和解决；其次，要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存在与发展的外在特征与表现形式的阐释与表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于19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征与趋势，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体制、机制的一般性特征与表现。这些基本的原则规定大部分仍然是正确的，需要遵循和坚守。但也有一些规定与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与趋势产生了较大的差异，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重新探索和思考，并概括和提炼出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及其表现形式。

（三）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应遵循中国现实问题解决的时代逻辑

首先，创新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现代政治体系在中国的建构。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政治体系构建应该把握三个方面要素，符合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必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框架下的，二必须是立足于中国政治基础的，三是必须应对现代政治发展的趋势与特征；其次，创新马克思主义语境下效率与公平的双重实现。在21世纪的中国，这两大问题时间上的重合与空间上的叠加，其理论建构的复杂性与现实解决的艰巨性，对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智慧和实践勇气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本土融入的文化逻辑

（一）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应遵循中外融会的文化逻辑

在当今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全球化背景下多种文化交融激荡的过程中，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并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先进文化相融合，仍然是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文化逻辑。这种文化逻辑以两种模式体现出来：首先，当代中国文化为与域外先进文化主辅共生的结构模式。所谓当代中国文化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创造过程及其成果，所谓域外先进文化就是一切其他国家和地区创造的先进文化成果；其次，当代中国文化与域外先进文化体用协进的功能模式。在今天的新形势下，还要站在更高的视角上，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当代中国文化与域外先进文化之间的功能关系。在今天中外文化深度交融和激荡的过程中，在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历史阶段，不能再简单地以体用功能来看待和建构当代中国文化与域外先进文化的关系，而应该从具体问题领域来区分看待中外文化的不同功能。在有些问题领域，例如政治文化、道德规范上，当代中国文化当然要发挥主导作用；但在有些问题领域，域外先进文化也会发挥主导作用，如在科技文化、产业文化等问题领域，域外文化的功能更强一些。在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进程中，要促使不同问题领域中外文化的体用功能发生一定程度的转换，坚持当代中国文化与域外先进文化体用协进的功能模式，而不再固化体用主次的功能模式。

（二）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应遵循推陈出新的文化逻辑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虽然在近代社会发展进程中，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不适应性显示出来，一定程度妨碍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实现，但这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问题。任何前现代的传统文化都不可能对社会现代化产生发挥直接的指导作用，必须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梳理和转换，挖掘其中具有超越历史阶段的文化现代性，方能对现代社会产生积极意义。遵循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逻辑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主体和内核，民族传统文化要实现结构上的转换和功能上的重生，就必须融会于这一主体和内核之上，任何游离于主体的文化因素，其功能必然得不到应有的发挥。二是，无论是在理论上与马克思主义的融会，还是在实践上发挥引领作用，民族传统文化都不可能直接套用，必须进行分析和梳理，挖掘其中的现代意义与价值。在建构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进程中，在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进行融会的时候，必须对传统经典文本进行现代意义的解读和阐释，赋予传统文本发当代意义和价值。只有在当代意义和价值下，民族传统文化才能在与马克思主义同等的平台上进行融会，为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提供思想源泉。

（三）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应遵循民族话语表达的文化逻辑

一是要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文化话语体系的内在同一性和外在连接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当代文化又是与传统话语体系密切联系的，从范式结构和表达习惯上，就需要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进行民族话语的转换，同时又要将民族话语进行时代与科学的转换，只有在二者相向转换的过程中，才会实现对接；二是要提高传统话语的叙述力、解释力和传播力。一种语言的国际影响力，与经济的竞争力、政治的操控力、科技的发展力相关联，因而，语言触角的全球延伸和影响力的广泛辐射，其实既是国家实力的外现，也是国家利益的国际拓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要将这一理论体系包含的观点和故事叙述出来、传播出去，需要很强的话语叙述力和传播力。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话语叙述力和传播应该说是比较强的，但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在汉语还是国际社会“小语种”的时候，要承载叙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观点的功能，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在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进程中，还需要将传统话语体系与国际社会的表达习惯进行适当的对接，重点是要增强民族传统话语的边界清晰性，强化传统文化话语体系现代表达的定量特征，减少模糊性与强调意会的非确定性。

结语

总之，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理论建设和创新的重要任务，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中，做深入细致的工作，根据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本质规律和内在逻辑，在中国人民广泛实践的基础之上，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提炼和概括出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的观点，用具有中国气派和民族特色的话语体系与表达范式呈现出来，传播出去。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摘自《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