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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军,天命之年的焦虑

2017-11-18余驰疆

环球人物 2017年20期
关键词:范曾画画

余驰疆

他说,工作很累,也有遗憾,但能站在全世界最大的舞台上成长、坚守,也是幸福的一种

人物简介:朱军,1964年出生于甘肃兰州,1991年进入甘肃电视台,1993年主持中央电视台文艺节目《东西南北中》。1997年开始,连续21年主持春节联欢晚会,并凭借《艺术人生》等节目拿下金话筒奖、金鹰奖等奖项。今年10月,由其主持的《中国民歌大会2》开播,夺得国庆期间综艺节目收视冠军。

很少见到这样的朱军——脸有点肿,眼圈有点黑,伴着咳嗽,看起来很疲憊。

“我今天早上5点才睡。”他说,“一直在和团队讨论新节目的事儿。”

“什么样的节目?”

“现在还不能透露,只能说是全新的,从舞台设置到节目模式,都是全新的。”他停顿半刻,说,“到了我这年龄,是该做更多有分量的节目了。”

这两年,朱军雷打不动地主持着春晚,在按季播出的《艺术人生》坐镇,在音乐节目里当了回“导师”。这个“十一”假期,他又主持起《中国民歌大会2》。这档民歌节目播出8期,收视率稳居同时段冠军,微博话题阅读量突破3.4亿,朱军个人发起的节目子话题阅读量更是达到了9.4亿。对一个没有明星参与的节目而言,实属不易。

看起来已经在主持的世界里游刃有余了,朱军却说:“我依然在找一个属于自己的,或者叫适合自己的方向。”他也想过停下来。“我经常给自己宽慰,行了吧,春晚恐怕也没人能破你纪录了,21年,够了。现在躺在原来的功劳簿上也可以了,洗洗睡了也无所谓。但转念一想,我才五十出头,就在这等着退休?观众饶不了你,自己可能也饶不了自己。所以还得往前奔。”

坚持不容易,大成靠平台

往前奔的动力,一部分来自于危机感,而且是复合式的危机感,各种焦虑情绪在知天命的年纪交织而来。

儿子今年中考,他焦虑。“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告诉他。孩子的压力我能感受到,他焦虑我也焦虑,但是你又不能给他撤火,说孩子没关系,考成什么样都行。他不行!社会就是这样,不读书不行!”他想让儿子别学了,又觉得会把孩子害了;但看着儿子这么学,同样感觉在害他。“真的没办法,只能等他学一段后带他出去玩一会儿,让他精神上放松一点。”

面对媒体形势的剧变,他也焦虑。今年他特地数了一下,上世纪90年代初进入央视的主持人,如今就剩他和张泽群,身边的搭档有的功成身退,有的转战幕后。“坦率讲我们都有诱惑,好多橄榄枝伸过来,那家伙,都诱惑得不得了,动不动就是高薪什么的。要坚持不容易啊,但是我特不愿意说得了便宜卖乖的话,大成靠平台,我站在世界最大的舞台上,这也是幸福的一种。”

《艺术人生》迈入第十七个年头,他更焦虑。他是这个节目的制作人兼主持人,亲眼看着它经历起步、辉煌、质疑和瓶颈。今年,《艺术人生》的播出频率基本上是一个月一集,“随着播出年限的推移,节目的老化,嘉宾的枯竭,《艺术人生》再做下去也会受到许多客观因素的限制。”朱军说,“审美的疲劳是不可逆的。”

对朱军来说,《艺术人生》的意义重大而又复杂。2000年刚做这节目时,娱乐圈的浮华风气才有点苗头,“很多年轻人觉得去参加一次选秀、一个PK就功成名就了。我就想通过讲老艺术家或者成功明星的故事,让大家看到他们背后必然的智慧和努力”。节目里,他用一包黄土弄哭了陈凯歌,解开了孙悦对父母离异的心结,让陈坤吐露对去世姐姐的愧疚……还有常香玉、傅彪、陈晓旭,都把人生最后的亮相献给了《艺术人生》。节目收视率始终位居央视前三,“最火时一期嘉宾可以成为一个星期的话题”。2005年前后,朱军因为《艺术人生》拿遍了全国所有的主持人奖。

但节目也让朱军几次陷入质疑的漩涡,其中就包括对他美化嘉宾和过度煽情的批评。前段时间他看到一篇文章,大意说《艺术人生》太过于包装化,把嘉宾的毛病、缺点统统掩盖掉了。但朱军觉得这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他给一些嘉宾做节目时,对方有一句话若说得不合适,他会提醒一下:能不能重说一遍?“我觉得这是一个公众媒体的节目,一定是要具有教化和引领作用。”

“有想过终结这个节目吗?”

“到目前为止也没说停播,但我希望自己还有节目组能冷静下来,沉淀一下、梳理一下。”

打从心里,朱军并不想停掉《艺术人生》,或者说这个节目已成为他的某种使命。“我们努力建立了一个中国当代艺术家的档案。每当有老艺术家谢世,我看到《新闻联播》上用的都是《艺术人生》当年的资料时,心里就会有一份危机,真的想在他们有生之年把最精彩的故事留下。”他始终记得2003年,豫剧大家常香玉上《艺术人生》,特别动情地对他说:“我是来谢幕的。”

那一刻,他感受到的是巨大的感动和沉重的责任,直到今天依然记忆犹新。

“聪明人肯下笨功夫,就没有成不了的事”

年轻的时候,压力一大,朱军就邀三五好友喝一场大酒,彻底把自己灌醉,睡一觉起来一切也就都过去了。“但现在不行,胃也差了,不敢那么喝了。”如今,他排解压力的方式,是画画。

他中学开始学画,后来到处奔波也就放下了。12年前,他终于在北京买了房,有了一间自己的书房。“买了点笔墨纸砚放那,闲来没事就拿起来画,突然觉得内心的东西并没有走远。”

他成了范曾的关门弟子,但拜师过程颇为曲折。范曾先是屡次拒绝,之后又布置了许多费工夫的作业,诸如临摹《八十七神仙图》《屈原远游图》等。后来朱军问师父为什么接纳了他,范曾回答:“因为这些都是需要下笨功夫的作业,你在主持这个行业干到这份气象说明你是个聪明人,聪明人肯下笨功夫,就没有成不了的事。”

现在,师父的话成了朱军自我鞭策的警句。“03、04年的时候,我的节目、事业都特别好,内心就开始得意起来。”2004年的春晚,在最后零点时,朱军把猴年说成了羊年,这成了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失误。“那个年过得特别不好,但我越来越觉得,老天爷就是在用这样的方式提醒我,不要自作聪明,不要有一丝懈怠,要下笨功夫。”

“我特别浮躁的时候,看什么都觉得不舒服。有几次,我就去到刚来北京时租住的那个地下室,把车停在马路边上看着。地下室里来来往往,我告诫自己,20多年前,你是他们中的一员,大冬天没地方洗澡,只能把手臂洗干净,脖子擦干净去见人。现在日子好了,有车有房,内心就不安稳了?你不还是那个朱军吗?今天的你跟昨天没什么区别。这样跟自己说说话,人就冷静了。”

画画,让朱军变“笨”,也让他找回了许多记忆。他画了大量人物画,主题大多与藏区有关,那是他年轻时最深刻的经历。朱军生长于西北,17岁入伍当兵,跑到青海的海北州农场支农。农场很大,人站在田地这头,那一头就是地平线。每天给4行油菜除草,一上午从这头走到那头,一下午从那头走回来,一天就结束了。

“当时部队没有营房,我就住在一个藏族老阿妈家里,跟她生活了3个多月。后来她听说我们要走,天没亮就起床了,给我下了一碗青稞面。藏族的青稞面不是用擀面杖做的,是用手一条一条搓出来的,那一碗面我吃得特别香。这碗面就是她对我的不舍和祝福。”朱军有幅名叫《雪中祈福》的作品,画的就是这位房东老阿妈,他说:“画画时想起藏区里的时光,就觉得安静。藏人内心很从容,按时髦话讲,他们心中有诗有远方。在这样一个匆忙的社会,那样的眼神特别珍贵。”

主持节目时熙熙攘攘、灯光闪耀,画画时关起门来安安静静,这两件事在朱军的生活里相互补充。“工作这么多年,我很多棱角被磨平了。我特别不愿意把自己磨成一块鹅卵石,但生活不经意就会让你这样。所以画画就是我铺开宣纸发泄所有情绪,记录所有回忆,找回自我的东西。”

“生活给我上了那么大的课,内心变得很丰富”

不论是央视还是地方台,今天人们说起主持人,想到的依然是十几年前活跃的星光灿烂的那一代。为什么新主持人越来越难脱颖而出?朱军说有两个原因:“从大方面讲,媒体环境不一样,我们那时比较单一,人们回家只能看电视,主持人容易出名;从小方面看,人的经历不一样,我年轻时干了好多事,真的特感谢那段时光,生活给我上了那么大的课,内心变得很丰富。”

对朱军来说,第一堂课就来自于家庭。“我小时候捡了一个雪花膏的瓶子,拿回家洗干净摆着,还挺美。我妈看到后打了我一巴掌,说:捡来的都不是你的,真喜欢自己去挣!”这种严格的家庭教育让朱军成为拼命又谨慎的人。1993年,早已在甘肃家喻户晓的他开始北漂,住过地下室,坐过冷板凳,在央视每天打水、擦桌子、递盒饭;1997年他第一次主持春晚,直到直播开始也没敢和家里说自己要主持;压力最大的几年,他梦到过话筒不见了,或者节目快要开始了,半夜惊醒披上衣服就往外跑……“人家开玩笑说你要是想累的话就去电视台,那里拿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牲口用。干我们这一行,你只能拼命,只能时刻准备着,就这样你也未必能赢。”

过程要一丝不苟,但结果可以淡定看待。“我真的不是一个很在意外界评价的人,这可能和个人经历有关,我很小就经历过很多同龄人不可能经历的事。”年轻时,他随着部队执行特殊任务,看到许多生命无常,“中午还在一起吃饭的战友,下午执行任务就没回来,再见到就是一捧骨灰”。这些都让他对成败、得失有了更坦然的态度。

尽管如此,在備受争议的那几年,他还是有了些波澜。他一面让自己多点“阿Q精神”,让想法积极起来;一面也自我提醒:做人要低调,不要当孔雀。“云南人把那种特别张扬的人叫孔雀。孔雀开屏时,你在正面看特别美,到后边就不能看了是吧。人也是,你尾巴搭着的时候什么也看不到;尾巴翘起来了,美是美,但也把最隐私、最丑陋的东西全撅在外头了。”

这些年他开画展,从北京一路开到台北。画展名字原本想用“若木”二字,因为“折若木以拂日”,霸气、逍遥。范曾看到后问他:“若木?你想干什么?”朱军回过神来,把若木改成了杜蘅,那是种很不起眼的小草,少可入药,多可致毒。

他说:“杜蘅挺好,有着丰富的功用和顽强的生命力,我希望自己也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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