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俊荣

1930年代周作人思想处于激烈变动的时期，他写了大量抄书体散文。由此他被人讥讽为“文抄公”，但他对自己的这些文章很是看重，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致鲍耀明”中说过“没有意见怎么抄法”， “不过我不愿意直说”等语，可见虽然是抄书，作者没有直接表达自己，但从其所抄书的方式和内容上，却能显出作者的眼光。

《夜读抄》中，涉及希腊神话的文章有《习俗与神话》、《希腊神话一》、《希腊神话二》和《金枝上的叶子》。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周作人对希腊神话的热爱和研究由来己久。除了抄录哈里孙女士、俄莱德、茀来则的书籍的段落之外，还记录了他对希腊神话书籍的搜集过程。周作人对自己拥有的各种版本的有关希腊神话的书籍如数家珍。在他自己的拥有的涉及希腊神话的书籍中，他做了一些“有意思”的原文的抄记。从这些“抄记”来看，内容从希腊神话到现世人生，从希腊宗教的研究成果到这些作者的生活札记，行文天马行空，又好似希腊神话与日常人生的有了紧密的关联。能在较短的文章中做到这一点，首先应该归功于“抄书体”的文体自由。由于作者的“退隐”态度，全篇只用类似极简单的词句过渡，省却了繁琐的起承转合，却把要说的全说了。

本文选取了《夜读抄》中的《希腊神话一》的《希腊神话二》作为细读篇目，主要从周作人对哈理孙女士的书籍的抄读中，来看一看他的眼光。

在《希腊神话一》、《希腊神话二》中，周作人提到哈里孙女士的几部书。哈里孙是希腊宗教的专门学者，对希腊神话的研究状况有深切的理解。哈里孙在《希腊罗马的神话》引言中说，希腊神活的研究长久受着两重严重的障害：其一“直至现世纪的起头，希腊神话大抵是依据罗马或亚力山大的中介而研究的”，其二“希腊神话的研究总是被看作全然附属于希腊文学的研究之下”，还有一点，是“不注意仪式”。就希腊神话的研究而言，这些当然算作障害，但是，就希腊宗教对希腊人的行为上的影响，“却常常成为人类活动的两种很不相同的形式”——艺术与哲学。“凭了艺术与哲学的作用，野蛮分子均被消除，因为愚昧丑恶与恐怖均因此净化了，宗教不但无力为恶，而且还有积极的为善的能力了”。也正是因为希腊神话被洗除了恐怖分子，才使得它得以广泛流传，周作人对希腊神话的喜爱也多因为此。

其实，周作人不仅喜欢希腊神话，也喜欢中国的神话，喜欢那些好故事。什么是好故事呢？在《希腊神话二》中，他提到，“小时候看说部演义，神话故事着实看了不少”，“故事的古怪，荒唐，这都不要紧，第一是要不太可怕，便是好故事，而且古怪荒唐得好的时候往往能够把可怕的分子中和了”。中国神话中那些不可怕的，古怪荒唐得好的神话也是周作人非常喜欢的，他以《西游记》为例，说它有“更多幽默有趣的笔致”，非但使周作人喜欢，连他一向很严峻的祖父也非常喜欢。故事要好是周作人喜欢神话的第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从外面来的，因为听说读外国文学书需懂一点神话才行”。周作人提到，对研究宗教的哈里孙女士来说，“神话与仪式两种东西，不能偏废”，“现在如把神话作为文学的附属品，不当做宗教的一部分去研究”，哈里孙女士应该不满， “但从文学的立场来说，那么这也正是必须，但当离之则双美耳。”因为“希腊神话本身便是一种优美的艺术品。当作文艺也值得单独的去读。本来神话的内容材料与别民族没有什么大异，只因运用不同，把愚昧丑恶等野蛮分子净化了，便成就了诗话的神话。”

抛开作为研究家的周作人不谈，对希腊神话由衷的喜爱是与他的人生态度相关的。在1930年代，周作人在“叛徒与隐士”的两难选择中沉静下来。对于人生，他不直接发表意见，但从他对希腊神话的意见，或许透露出些许的消息。他借用哈里孙女士的话说， “这是希腊的美术家与诗人的职务，来洗除宗教中的恐怖分子。这是我们对于希腊的神话作者的最大负债。”把“洗除宗教中的恐怖分子”作为“美术家与诗人的职务”，这与他的文艺观有联系。对于人生，他也期望在优美与闲静中度过，只不过人生不是单色调的，而对生活态度的选择也往往身不由己。在他看似平和冲淡的背后，实际是有诸多的矛盾和不自由的。也许正因为不自由，他才那么向往自由吧。

在《希腊神话一》中，他对哈里孙女士的自传《学子生活之回忆》有数段抄录。在文章的末尾，周作人说“这末了几节文章我平常读了很喜欢，现在趁便就多抄了些”。从这些抄录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哈里孙女士生活态度的欣赏。在对《回忆》“第二章《坎不列治与伦敦》起首”那一段中提及哈里孙女士对屠格涅夫、拉斯金、日本皇太子等名人的印象。哈里孙女士说屠格涅夫“他的样子正像一只和善的老的雪白狮子”，提到拉斯金那装腔作势的指导，说拉斯金是“老骗子”，对于日本皇太子，说“假如你必须对了一个够做你的孙子的那样年青人行敬礼，那么这至少可以使你得点安慰，你如知道他自己相信是神。正是这个使我觉得很有趣。”哈里孙女士对名人的叙说和评价是如此的平易、机智和幽默，正说明她对于生命价值的平等看待和对自我个性的自然流露。

哈里孙女士对生存、結婚、老年、死亡等的认识过程，应该在周作人这里得到了较好地共鸣。生存和死亡是人生的终极问题，关乎着人生观。哈利孙女士对于死的看法年青时候和“现在”很不相同，年青时的对于生存那么执着，到“现在”却对死亡这样地超脱了。哈里孙女士说，现在“我于个人的不死已没有什么期望，就是未来的生存也没有什么希求。我的意识很卑微地与我的身体同时开始，我也希望他很安静地与我的身体一同完了。”然而，生命又不仅仅是自己的。“在我们身内带着生命的种子，不是一个而是两个生命，一是种族的生命，一是个人的生命。种族的生命维持种族的不死，个人的生命却要受死之诱惑”，所以结婚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种族的延续，哈理孙女士没有结婚，这是她自觉自愿地选择。她认为妻与母的职务对于她来说是“一定非大失败不可”的，而在别方面，她却有公共生活的天赋才能。所以她认为自己的“这种生活是健全，文明，而且经济地正当”。在公共生活中，她活得坦然、惬意，而且她认为家庭生活的收缩与文化前进是相辅相成的。放弃种族赋予的职责，在哈理孙是没有什么心理压力的，而在周作人那里，是否有压力就没有明说，但是否他是借助哈理孙女士的话来宽慰自己兼堵他人之口，就不得而知了。

哈理孙女士对老年的看法是那么富有诗意，这是在自主地生活过的女人那里才会有的。哈理孙女士照着自己的意愿生活过了，好好地演过了属于自己的戏，接下来就是安静地坐下来看看了。一个人来到老年，能有如此心境，是何等地幸福！如果年轻时因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结婚，然后又因为要抚养孩子而忍受一辈子婚姻的折磨，到老的时候，很难有如此从容惬意的心境吧。哈理孙女士对生活的诗意追求，与周作人对生活的诗意追求不谋而合。周作人在《北京的茶食》一文中的话可以作为追求诗意的一个注解：“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昕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

由对神话的喜爱到对希腊神话的研究者哈理孙的喜爱，可以说是爱屋及乌。周作人对哈理孙的喜欢显然有行文方面的原因。哈理孙女士的文章，从容不迫，娓娓道来，舒顺、机智、幽默、诙谐，能带给人诗意地享受。但是，周作人喜欢哈理孙，更重要地应该是人生观的契合和共鸣。五四时期的周作人研究希腊神话、研究童话均是为着儿童，为中国将来有身心健全的公民做着他的努力。健全的公民应该有自主地、自由地生活，这一点，作为启蒙者的他又何尝不是他自然而然的选择！然而，民族的职责往往和个人的选择发生矛盾，个人命运的实现又往往受他人、受社会的制约。在中国的1930年代，周作人埋头读抄哈理孙女士的文章的时候，暂且获得了心灵上的熨贴和自由，然而现实中的选择还是无法躲避。当周作人终于“附逆”的时候，他的内心里充满了苦涩和无奈。

【参考文献】

[1]本文所论文章均出自《周作人自编集 夜读抄》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