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明鑫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海南 三亚 572022)

一、《碧洛雪山》从小说到电影的“同象”

虽然小说《碧洛雪山》与电影《碧罗雪山》的情节存在极大的差异，但其并未完全质变，“同象”之处仍有迹可寻：一是小说与电影讲述的都是麦地村向外搬迁的故事，表层目的相同。二是风景描述一致。不管是存文学笔下的麦地村，还是电影镜头下的麦地村，同是地处偏僻，自然环境优美，风光独好。如怒江波涛滚滚，咆哮不止，峡谷深长，花草静静地生长，动物自由地奔跑。只是相比文字描述，电影展现的画面感更强，更令人震撼。三是经济水平雷同。麦地村居民虽然得益于大自然的馈赠，但仍为贫困与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所苦。四是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五是村民同样淳朴、憨厚、勤劳。

这些“同象”，能让阅读过小说的读者对电影产生一种熟悉感，进而接受电影，逐步进入观影状态。特别是影片对麦地村原生态景色记录性的展现以及DV作品般的自然用光，能让观影者深刻地感受到麦地村与大自然的不经雕琢，大大强化了影片的亲切感。然而，也正是这种初期的熟悉感与亲切感，使读者在后期观影中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背离感”，并由此获得观影乐趣。可以说，这是电影进行“质变”的最巧妙铺垫。

二、《碧洛雪山》从小说到电影的“质变”

(一)精神象征的“质变”

不管是小说文本，还是电影镜头，动物主角黑熊——托拉都是麦地村的祖宗，即熊图腾的化身，村民对它有着一种敬畏之情。但这种敬畏在小说与影片中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在小说中，黑熊托拉是带有可爱意味的祖宗化身。如“每隔两三年”，黑熊托拉就会下山，进村“巡游”。它每次进村，走路渴了，嗓子冒烟，脚板发烫，都要“到水磨坊歇息一阵”，在这里“歇歇气，喝喝水，让脚板变凉”。然后进村偷吃苞谷。在这里，作者对托拉偷吃苞谷的描写可谓是可爱至极。“托拉晃动着硕大的脑袋朝四周瞅瞅，张大鼻孔闻闻，潮湿的空气中弥漫着新苞谷诱人的清香味儿，馋得它止不住流下了口水。”[1]在喝足水后，它开始扭动笨拙的身子走进磨坊，“熟悉地”用头顶开虚掩的木门，嘴巴“凑在槽前，立起身来，抓起柔软的面粉就往嘴里塞”。肚子撑饱后，还“连着放了几个响屁”，才“抿着嘴”“恋恋不舍”地离开。

除了可爱特征，小说文本中的黑熊托拉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守护神。如有猛兽和小动物到麦地村捣乱时，托拉就会大吼一声，将它们吓跑。在《碧洛雪山》小说文本中，黑熊托拉与人类是和谐相处的，人们对它的尊敬是带有敬爱成分的敬畏。甚至可以说，黑熊托拉是麦地村村民安稳度日的精神依托。

但改编成电影后，黑熊托拉却转变成了一种灾害象征。它不仅经常带领其他动物践踏、破坏村民好不容易种植的农作物，还咬杀村民养活的牲畜，甚至袭击劳作的村民。在这里，人们对它的敬畏是一种带有恐惧的敬畏。由此对比可知，小说中的熊“善”已被篡改为熊“恶”。加之黑熊是麦地村傈僳族的“祖先”化身，是不可侵犯的精神象征，所以，从精神文化视角而言，电影中的黑熊，是弥漫在村民意识中、与小说文本“善文化”相对的一种“恶文化”。换言之，从小说到电影，《碧罗雪山》已从根本内涵上发生了“质变”。

(二)起点矛盾的“质变”

电影中黑熊形象的“质变”，直接引起的是起点矛盾“质变”。小说文本中的黑熊托拉是“善”的，它并未阻碍村民的发展。村民之所以搬迁，是为了摆脱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对人类的无情伤害，并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特别是四川人李冬不慎流落到麦地村，给麦地村带来山外的现代化科技、帮村民修缮公路、设立公交站，让村里的孩子开始与山外的孩子一样学会付钱坐车后，麦地村让孩子接受现代教育的渴望变得更加强烈。之后，故事由此展开。此时，起点矛盾是人地矛盾。但改编成电影后，麦地村渴望搬迁的原因却变成了村民无法忍受黑熊的无情残害，起点矛盾转变成了人熊矛盾，故事走向接连变化。

不难看出，精神象征的“质变”引发了起点矛盾的“质变”。而因起点矛盾又恰好统筹整个故事脉络，所以在电影故事后续发展中，又接连出现了一系列“质变”，其中，主体文化“质变”就是一个直接性的代表。

(三)“官”文化的“质变”

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麦地村的搬迁都离不开“官”的支持，而“官”，又牵涉到小说与电影欲表达的“官”文化。在小说中，为了顺利实现麦地村的搬迁，村长迪阿鲁接受同学阿普的建议，开始向乡政府送兰花、山鸡，甚至鼓动全体村民背着山里的礼物进出乡政府。在这里，“官”文化是一种偏“恶”的贪污腐败文化。基于惯性思维，读者往往能感同身受。但这种“官”文化放在电影中，却“质变”成了一种打击罪犯，维护山林与正义的“善”文化。其中木扒偷红豆杉树皮到山外去换钱，最后被维护山林的官队抓捕并受到法律制裁就是典型的代表事件。就笔者阅读的感受而言，作者之所以细节性地描绘迪阿鲁贿赂官员这个场景，主要目的是批判官场的腐败，希望读者学会监督官员的行为，真正保障自己的利益，而非像麦地村村民那样，一味地忍让，最后为讨好乡政府，连自己的精神象征都被抹灭。

然而，电影却对这个场景进行了彻底性的改编。其目的或许并不是想引起读者的思考，而是想让观影者出现这样一种感受：政府是公平正义的，任何犯罪行为都难逃法律的制裁。由此，整个故事引人深思的意义被弱化，弘扬政府与法律的主题被放大。值得庆幸的是，这种“官”文化的“质变”，又恰如其分地引导出了权力中心的“质变”，使电影故事发展有了一个新视角。

(四)权力中心的“质变”

在小说文本中，最黑暗的权力中心是现代国家基层单位。他们接受麦地村贡献的兰花、山鸡，残忍地想要剥夺麦地村的精神依托——黑熊托拉。但改编成电影后，电影镜头下的黑暗权力中心却转变成了以老祖(迪阿鲁爷爷)为秩序核心的乡俗传统文化。而且，相较于书本文字描述，电影镜头在传统文化形象刻画上更用心，从而使小说与电影的权力中心形成巨大的反差，也将读者原本的散乱思路直接引导到村落“宗族化”上。笔者认为，小说与电影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权力中心反差，目的并非只为冲击读者观感而已。相反，这只是表层。其本质目的是进一步强化“宗族化”的独断专行，凸显传统野蛮乡俗文化与现代文明不相适应的状态，从而为后续凸显现代文明做好铺垫。不得不说，电影改编者在现代文明主题彰显方面的心思非常细腻。

(五)电影发展脉络的“质变”

精神象征、起点矛盾、“官”文化、权力中心的“质变”，直接引起了电影脉络的“质变”。长篇小说《碧洛雪山》主要讲述的是居住在云南边陲麦地村的傈僳族因渴望接受教育而向外搬迁村落的故事。故事的起点是麦地村村长迪阿鲁的父亲年轻时因没有文化而被他人侮辱；激发点是外乡人李冬流落麦地村，带来先进的现代化信息科技；高潮点是迪阿鲁为搬迁麦地村向政府官员行贿；结局是迪阿鲁杀熊不成失去生命。[2]虽然由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碧罗雪山》同样讲述的是居住在云南边陲麦地村的傈僳族搬迁村落的故事，但在精神象征、起点矛盾、“官”文化、权力中心“质变”的情况下，其起点转变成了黑熊践踏村民的庄稼，咬杀牲畜，致使村民变得愈加贫苦；高潮点是木扒被抓，吉妮祭熊；结局是政府为补偿村民而帮助村民搬迁。整体而言，电影已完全颠覆了小说原本的叙事脉络，纪录片式的镜头拍摄已然将观影者带往另一个人兽关系、生死关系解读视角。这种“质变”，也在极大程度上冲击了读者的思维，或将让读者产生一种不舒适的篡改感觉。但从时代主流文化视角来看，电影故事的这种发展脉络，是弘扬时代主题的最好思路。

(六)文字、语音差异感的“质变”

若说以上五个重点环节的“质变”，已让读者深切地感受到电影与小说的差异，那么小说文字对话转变成电影镜头下少数民族母语对话带来的差异感，则会让读者感受到彻底的“质变”。因为《碧洛雪山》小说创作使用的是汉语文字，而非傈僳族的母语文字，在一定程度上可消弭种群因素差异，拉近民族间的亲密关系。[3]但改编成电影后，人物对话却使用了族裔话语及母语对白，使清除村中异族人、村民难以与外界进行语言沟通等矛盾变得更加强烈，从而引起种群间的疏远。这种差异感“质变”通常是允许存在的，对建构受众认同也有好处，却无法让其他种群产生感同身受的创伤体验。

三、《碧洛雪山》从小说到电影“质变”的原因

从小说到电影，《碧洛雪山》在诸多层面上都发生了严重“质变”。然而，这些“质变”，都并非是凭空形成的。相反，其都有更深层次原因支持。具体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现实生态发展的需要

在现实生活中，傈僳族所在的麦地村与《碧洛雪山》小说描述的“自然独尊”并不一致。[4]虽然其也风光秀丽、景色宜人，但地理条件与生存环境相对较残酷。尤其是最近几年，包括麦地村在内的怒江周边地区经常出现泥石流、滑坡、风雹、雨雪等自然灾害，导致生态环境愈加恶劣，人地矛盾愈加突出。因此，基于生态与经济意义，政府要求，必须加快麦地村等村落的移民速度，以缓解生态压力，改善西部生态环境，提高区域经济水平。这也是《碧洛雪山》改编成电影时，刻意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变质”为恶劣的人熊矛盾，以激发村民搬迁意愿的原因。就本质而言，人熊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的是现实生态中的人与灾害的矛盾。

(二)意识形态弘扬的需要

随着我国精神文明建设速度加快，国家查处腐败力度加大，越来越重视弘扬正向官场文化，提倡国家基层部门“为人民服务”。为契合这个主题，《碧洛雪山》改编成电影时，特地剔除了贪污受贿部分，而纳入了政府的“为人民服务”职能。尽管在电影故事发展过程中，“官”较少直接出现，但电影镜头却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表现以老祖(迪阿鲁爷爷)为秩序核心的乡俗传统文化的强硬独裁，进而从侧面彰显了政府的公平正义、法律至上理念。因此，电影《碧罗雪山》发生“质变”是意识形态弘扬的需要。

(三)电影市场的需要

电影制作与文学创作最大的差异是电影是与“市场”关系更加密切的文化表达形式。在经济运算中，影片的成功主要由目标市场与目标观众决定。文学创作与电影制作虽同是文化传播手段，但受制于时代主题、主流趋势差异，两者的表现结果往往有所差异，甚至发生质变，《碧洛雪山》就是典型的代表。从小说到电影，《碧洛雪山》并未采纳小说文本乌托邦式的表达与情节，而是根据现实生态发展需要、意识形态弘扬的需要及电影市场的需要，对小说文本进行了大幅度的改编，从而形成了“质变”的电影。所以，笔者认为，《碧罗雪山》的“质变”是成功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电影创作者对“完全照搬”与“契合主流改编”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