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抗抗

走进重症监护室最初那一刻，我找不到我的母亲了。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竟然会不认识自己的母亲——仅仅一天，猝发脑溢血的母亲在手术后整个面部都萎缩变形了，口腔、鼻腔和身上到处插满了管子，头顶上敷着大面积的厚纱布。那时我才发现母亲没有头发了，那花白而粗硬的头发，由于手术而完全被剃光，露出了青灰色的头皮。

手术成功地清除了母亲大脑表层的瘀血，家人和亲友们都松了口气。然后就是無数次俯身在母亲耳边轻声呼唤：妈妈，妈妈，你听到我在叫你么？妈妈妈妈，你快点醒来……

等待是如此漫长，一年？一个世纪？时间似乎停止了。母亲沉睡的身子把钟表的指针压住了。那些日子我才知道，“时间”是会由于母亲的昏迷而昏迷的。

两天以后的一个上午，母亲的眼皮在灯光下开始微微颤动。那个瞬间，脚下的地板也随之颤动了。母亲睁开眼睛的那一刻，阴郁的天空云开雾散，整座城市所有的楼窗，都好像突然一扇一扇地敞开。

然而母亲不能说话。她仍然只能依赖呼吸器维持生命，她的嘴被管子堵住了。许多时候，我默默站在她身边，长久地握着她冰凉的手。我暗自担心苏醒过来的母亲，也许永远不会说话了。脑溢血患者在抢救成功后，有可能留下的后遗症之一是失语。假如母亲不再说话，我们说再多的话，有谁来回应呢？苏醒后睁开了眼睛的母亲，意识依然是模糊的，母亲只能用她茫然的眼神注视我们，那个时刻，整个世界都与她一同沉默了。

母亲开口说话，是在呼吸机停用后的第二天夜晚。那天晚上恰好是妹妹值班，她从医院打电话回来，兴奋地告诉我们妈妈会说话了——我和父亲当时最直接的反应是说不出话来。妈妈会说话了，我们反倒高兴得不会说话了。

妹妹很晚才回家，她详细地复述了妈妈当晚在病床上一口气说的那些话。妈妈反反复复地说：“太可怕了……这个地方真是可怕啊……”妹妹插话说：“我是婴音啊。”妈妈说：“你站在一个冰冷的地方……”妈妈的那些话，结结巴巴断断续续，似乎在一场长长的梦魇中挣扎。她一生里曾经历的所有屈辱和苦难，如同无数记忆的碎片，在她脑海深处闪烁浮游。她正在试图用嘴唇和牙齿与梦魇对抗，在语言中逃脱并复原自己。是的，不管怎样，我们的妈妈会说话了，妈妈的声音、表情和思维，正从半醒半睡的噩梦中一点一点复苏。

第二天清晨我急奔医院病房，悄悄走到妈妈床边，问：“妈妈，认识我吗？”

妈妈用力地点头，却叫不出我的名字。我说：“妈妈，是我呀，抗抗来了。”由于插管子损伤了喉咙，妈妈的声音变得粗哑低沉，她复述了一遍我的话，那句话却变成了“妈妈来了”。我纠正她：“是抗抗来了。”她固执地重复强调说：“妈妈来了。”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上来。“妈妈来了”——那个熟悉的声音，从我遥远的童年时代传来：“别怕，妈妈来了。”——在母亲苏醒后的最初时段，在母亲依然昏沉疲惫的意识中，她脆弱的神经里不可摧毁的信念是：“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终于回来了。

从死神那里侥幸逃脱的妈妈，重新开口说话的最初那些日子，从她嘴边奇怪地冒出了许多不连贯的文言文。那几天我们差点儿以为母亲从此要改用文言文了，我们甚至打算赶紧温习古文，以便与母亲对话。幸好这类用词很快就消失了。母亲的语言功能开始一天天恢复正常。每一次医护人员为她治疗，她都不会忘记说一声“谢谢”。

离开重症监护室那天，爸爸对她说：“我们经历了一场大难，现在灾难终于过去了。”妈妈准确地复述说：“灾难过去了。”

灾难过后的母亲，意识的康复却十分艰难缓慢。她明明是醒过来了，但我时常觉得她好像还在一个长长的梦里游弋。但无论她的意识在哪里游荡，她的思绪出现怎样的混乱懵懂，她天性里的那种纯真、善良和诗意，却始终被她无意地坚守着。

母亲也许是听见了不知何处传来的乐曲声，她说：“敞开音乐的大门，春天来了。”医生带着护士们查房，在她床前嘘寒问暖。母亲微笑着夸赞说：“这么多白衣天使啊……”又说：“多么好听的声音。”还说：“多么美好的名字啊……”护士们都喜欢与她聊天，她们说朱老师说话真的好有意思。

也许是得益于母亲乐观平和的心态，母亲在住院几个月之后，终于重新站立起来，重新走路，自己吃饭，与人交谈，生活也逐渐能够自理。母亲回到了自己家里，几乎奇迹般地康复了。我为自己有这样一位坚韧仁慈的母亲而骄傲。

（摘自《回忆找到我》长江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