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先生给顾维钧编过回忆录后，如此评价：中国近古以来外交家，两个半。周总理，李文忠公，顾维钧。

为何顾维钧是半个？因为他是个技术官僚。周、李，是真外交家。

1949年中苏建交。1953年领导团队跟美国人谈判。1954年日内瓦会议使老、越、柬三国独立，一方面南方无虞（暂时），一方面继续推进国际民族主义独立运动。1955年去万隆前国民党已经炸过飞机，周依然去了。所谓“求同存异，协商一致”，反对“殖民主义”，说白了，就是从帝国主义嘴里硬抢第三世界国家。

外交家当然不止得说服外面，还得想办法统一内部意见。

1953年，背靠苏联，跟美国打得昏天黑地，这有点“联吴抗曹”的意思。

1965年，跟苏联关系不好了，眼看要被孤立，于是跟美国抛绣球，最后居然跟美国与日本建交，在两个大国间斡旋自如，轻易换了合伙人。

本来先前得罪美国，跟欧美是没法较真了；得罪了苏联后，中国只有跟一个阿尔巴尼亚关系还行。当时本来是很难谈的，因为美国是美帝，苏联是苏修，都讨厌得很，那是不让接触的。

“珍宝岛事件”之后，周恩来组织开了一个神奇的会——“四老帅外交座谈会”，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出席。叶时年72岁，陈和徐也快要68岁了，聂69岁。

1969年6月到7月四老帅在武成殿座谈，周恩来另配熊向晖与姚广帮衬。于是最后集体得出结果，确实苏修比较讨厌，美帝可以联合。

于是终于可以跟尼克松去接触了。

之前跟美帝那可是敌我矛盾，你死我活的，居然被周恩来带节奏带到“可以谈”。他这一招真是神来之笔。

只要能获准跟美帝谈了，那么以他的权谋魅力，把基辛格哄得服服帖帖，把尼克松哄得主动扑过来握手，简直手到擒来。

美苏对抗时，在美苏之间稍微不坚决，就要倒霉。中国居然从容地从联苏怼美，到联美怼苏，最后还能保持独立，成长起来。

这个事实说来简直有点魔幻。

再说说新中国成立前。

西安事变虽是国内事宜，但算是不同势力间的斡旋，所以这个也能算外交：类似于诸葛亮出使东吴，联吴抗曹。

西安事变之前的半年，延安和南京是敌对的，众所周知。

西安事变后，在延安保留了独立地盘之下，跟南京形成了联盟。简直神奇。

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被擒，国民党大乱。有要讨伐的，有看热闹希望老蒋死掉的，有要封锁消息的，有要搞营救的。宋美龄所以要亲自去，是因为很明白，若不立下決心竭尽全力，不可能“不流血地和平解决”。

郭增恺后来的原话：“与张、杨间在西安的成交，宋子文和蒋夫人是保证者，见证人一个是我，另一个是周恩来”。

张、杨捉了蒋介石，按道理应该是张、杨和宋美龄、宋子文谈。

周恩来一个外人，怎么忽然成了见证人？

周恩来很清楚，张、杨和蒋、宋之间，需要一个大家都信赖的中间人，而这个中间人可以乘机争取许多利益。于是他通过郭增恺要求与宋子文面谈，宋子文大感意外，见面后被说服，返南京，确保安全，宋美龄于是去西安。

12月23日与24日，宋美龄两次会见周恩来。周恩来先说延安未参加兵谏，主张和平解决，又说只要同意抗日，中共拥护蒋为领袖。然后抛出六项主张。

中间张、杨很紧张，手下一度蠢蠢欲动，于是周恩来亲自找张学良，建议次日开会。

12月24日，周恩来向蒋介石暗示：只要放弃武力剿共，可让蒋经国归国（时在莫斯科）。

本来是根据地被围攻，忽然变成了联合统一战线。

明明跟张学良有接触，但最后还能落得干净，可以跟宋美龄保证“我们没参加兵谏”。

敌对势力变成友军，关键时刻抛出蒋经国为筹码。

张学良、杨虎城、宋子文、宋美龄和蒋介石都是豪杰，但这事情后，有的人被软禁了，有的人被软禁着死了，有的人憋屈地回南京了，也没落大好处。事件最后毫无损失，却还大赢的，是周恩来和背后的延安。

仔细想想，也够魔幻的。周恩来就如此空手套白狼，强行达成了一个为延安争取时间成长，为抗日营造统一目标的和议。

（摘自“张佳玮写字的地方”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