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海燕

——读王岳川《文化输出》有感

高海燕

如果说，“为求得真经”是“拿来主义”的典型代表，那又是怎样的精神让同为高僧的鉴真历尽艰辛，六次东渡日本，在眼睛失明之后最终到达日本，系统地讲授佛经，成为日本佛学界的一代宗师。他指导日本医生鉴定药物，传播唐朝的建筑技术和雕塑艺术，设计和主持修建唐招提寺，鉴真可以被认为是“文化输出”的典型代表。该文从拿来到输出，从“君子不器”到道不远人及“向死而生”，深刻揭示了聆听先行者的声音的真谛，让东方文化中的精华走出国门，在文化多元的太空文明时代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互补互助，和谐共生。

聆听；先行者；声音

是什么样的精神支撑着玄奘在25岁离开长安，前往印度孤身求法？又是什么样的精神使得玄奘回到长安，不为高官厚禄所动潜心译经十九载。留下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佛经译本，广泛影响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各国。一个托钵僧，身无分文跋山涉水，“不求得真经，誓不东归一步。”如果说，“为求得真经”是“拿来主义”的典型代表，那又是怎样的精神让同为高僧的鉴真历尽艰辛，六次东渡日本，在眼睛失明之后最终到达日本，系统地讲授佛经，成为日本佛学界的一代宗师。他指导日本医生鉴定药物，传播唐朝的建筑技术和雕塑艺术，设计和主持修建唐招提寺。鉴真可以被认为是“文化输出”的典型代表。

一、从拿来到输出

“拿来主义”是为求得真经，造福天下苍生。“文化输出”则是基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两位唐代的高僧已经用自身的行动书写了文化交流的历史。在现代的中国，经历了积贫积弱的晚清以及落后挨打的战争创伤之后，中国人很少再有这样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拿来主义”盛行，一切唯西方马首是瞻，甚至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大加鞑伐。如今，中国的经济、政治方面已经复苏和崛起，可文化的混乱状态却让人担忧。如何重新整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如何把当代中国学者的最新思想传播出去，如何扭转文化赤字，是当代人文知识分子所焦虑的。

北京大学的王岳川教授多年来一直积极从事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的工作，最近刚刚出版的《文化输出》是以访谈录的形式，记录了从1996年至2011年大约十五年间，王教授接受的一些媒体采访乃至与世界知名学者、艺术家之间的高端对话。这种对话的形式既展示了当代学术界前沿的最新动态，又通过学者智慧闪光、高度凝练和具有人格魅力的言说，使得思想延伸到大众公关领域空间。

在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时代，访谈意味着与不同的读者群体对话，面对不同层面接受的审视维度，如何既保持住学术含金量，又能够于绵邈的论述中见到精微的洞见，实在是对论者学术思想水平的一个考验。

从王教授与季羡林先生的多次交谈中可以看出北大学者之间的精神传承，二人在很多问题上保有共同的观点和相似的追求，一问一答间有种知己般的契合。

季羡林先生在朗润园时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写作，在医院里还每天写2000字，甚至说：“如果有一天我没能读写文章，清夜自思，便感内疚，认为是白白浪费一天。习惯成自然，工作对我来说已经成了痼疾，想要改正，只有等待来生了。”而王岳川教授显然继承了这种“痼疾”，多年来笔耕不倦，用写作来连接生命本体。

对此，王教授是这样表达的：“个体只能以自己平实的工作为思想批判和问题揭示做一个注脚，进而成为这个变革的社会肌体中的一种反思性微量元素，以对新世纪中国思想播撒和知识增长做点有意义的工作。”

季老对文化输出的前景十分乐观，“我提出‘文化拿来主义’之后，走向‘送出主义’，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但是我不辩论，因为中国的崛起谁也挡不住。”“世界上不存在单边的文化流向，文化总是互动的，文化的回流是迟早的事情”“中国文化在新世纪有广阔的前景。但是需要好好总结，提炼出仍然有生命力的中国文化精神和元素，再送到其他文化区域去。”

“尽管先生年事已高，不可能具体从事‘文化送出’工作，但我们青年的一代学者应该坚持‘文化输出’，将这一理念转化为长期而浩大的民族文化振兴工程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王教授如此回应并身体力行，推进“文化输出”工作。

“向世界整体性推出古代和现代中国思想家群体思想，不仅注重中国古代景点向西方的主动翻译输出，而且注重将经历过欧风美雨的20世纪重要思想家的著作系统地向海外推出，还应在‘读图时代’充分利用现代电子技术和卫视手段，传播具有深厚中国文化魅力的作品，系统地‘发现东方’探索‘文化中国’的精神价值；同时，从‘汉语文化圈’振兴与和谐的‘文化外交’的角度，增大‘对外汉语’的教学和办学，吸引更多的西方人到中国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艺术，成为中国文化的理解者和爱好者，以加强中国同世界对话和互动的文化心理接受基础。”

然而，从事跨文化跨专业的探索是危险而容易受到攻击的，可以说，王教授每次提出新的理论和思想或出版新的著作，都会面临一些各方的攻击，对此，王教授十分坦然，先行者也许是孤独和寂寞的，批评和攻击是促进理论一步步走向完善的良药。“君子不器”“道不远人”“向死而生”这三个词足以概括王教授在“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征程上留下的坚实的足迹。

二、“君子不器”

“君子不器”语出《论语☒为政》篇：“子曰：君子不器。”朱熹注曰：“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王岳川教授在很多场合都曾经谈到过“君子不器”的问题，来说明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做学问需要有价值担当，而不把研究范围局限在某一个狭窄的领域。

“中国立场很重要，王国维年轻时翻译康德、叔本华和尼采，难道他仅仅是在做翻译工作吗？他是在为积重难返的中国寻找西方药方，而后来转向研究甲骨文、古文字学、考古学、敦煌学、蒙古学等问题，他同样是为中国守成精神遗产。没有这种诚挚的中国心，他会成为中国一流的学者吗？”

同样，正是由于怀揣着一颗诚挚的中国心，王岳川教授的学术研究内容虽几经转变，而思路却一以贯之：“我的想法很简单，西学只是我真正学术研究——中国问题研究的背景，我需要全球化时代西学背景的深度阐释，但我学术的最终目的是‘当代中国文化阐释和理论创新。”

“国学根基、西学方法、当代问题、未来视野”，是王岳川教授学问人生中强调的十六字心经。正是依据这古、今、中、西的问题意识，王岳川教授在大学时代注重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研读，研究生时代则转向现代西学的研习，在执教北大多年后，又转向中西文化研究互动和中国立场的确立，这是一个在转型的“否定之否定”中精神深化和人格修为的过程。

在世纪之交的十年里，王教授潜心于西方文论的研究，包括现象学、解释学、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先后出版了多本学术专著：《艺术本体论》《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还主编过《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下）、《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主编翻译）、《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大系》（九卷本）等。

这些厚重的著作是王教授研习西方文论和美学的结果，可以说每本书都留下了艰难思考的生命指纹。但王教授一再强调，其研究后学的真实目的在于：通过“后学”研究发现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对西方现代性霸权的批判，使“边缘话语”得以获得某种发声的可能性，使西方中心主义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使第三世界同第一世界对话和互动成为可能。因此，研究后现代后殖民主义不是目的，相反通过这种研究，力求找到几个世纪以来不断被边缘化的中国文化自己发言的机会，寻求中国形象和中国文化身份的重新阐释和重新确立，进而在中国知识界重新发现和创造中国文化的魅力中实行“文化输出”战略，打破全球化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单边主义，在新世纪世界文化中发出中国的声音，展示新世纪中国文化的精神魅力。

因而，在十年研究西学之后，王岳川教授开始反观中国问题，研究重心渐渐发生了转型：一方面是主编了近百卷的《中国学术思想随笔大系》和《中国书法文化大观》，另一方面是陆续出版：《中国镜像》《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中国书法文化精神》（韩国版）、《全球化与中国》《发现东方》以及《大学中庸讲演录》等著作，将研究的焦点放在中国。

在研究了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影响现状之后，有一件小事引起了王教授深深的忧虑，北大曾经请过一个德国的专家来讲美学大家鲍姆嘉通，在讲的过程中他发现中国人对德国文化和历史人物了如指掌，说到歌德、席勒、贝多芬，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尼采、海德格尔等，如数家珍。有一位研究生在他的课上提了一个问题——请您谈谈对鲁迅的看法？这位教授问：鲁迅是什么地方？这位德国教授甚至不知道鲁迅是一个人一个物还是一个地方？

另外，尽管中国的经济已经崛起，若是拿着一张人民币去西方的大街小巷去随即采访各色人等，很少有人说出这是中国的人民币，当然也很少有人知道那上面的头像是谁？风景是何处？

在与身居美国多年的李泽厚先生的对话中，王岳川教授表达了这种焦虑，并提出了其“文化输出”的主张。李泽厚先生对其想法表示支持，但是仍然保守地认为中外交流还为时尚早，认为中国问题让西方感兴趣至少要100年以后。“中国对西方的了解更多，西方对中国的了解比较少，也不能怪这些人怎么想，因为他们过去或现在还不需要了解中国。”

王教授对此要乐观和积极的多，“好酒也怕巷子深，人家可能不感兴趣，但是我们要主动输出……西方角度不能代替十三亿中国人的思想，更不能无视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全球文化单一美国化将是人类文化的退败……尽管不能立竿见影，但是仍然需要有人筚路蓝缕去开拓去做事，万事开头难，文化输出必须要有人现在就去做。”

不仅要身体力行地去做，还要将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的实践引进去。王岳川教授多次提出其“文化输出”的宏伟构想，包括组织大规模翻译300本中国思想著作，减少文化误读；拍摄100集《发现中国》，让西方人能够认识到一个崛起的中国的悠久的历史和当代精神，减少意识形态的有意误读；建立“新西方”汉语文化学校，传播中国语言文化；教授团巡回演讲，直接而生动地展现中国文化魅力；建立国家电视台的中国书法频道，专门从事书法文化的输出、传播和介绍；呼吁加大海外留学生招生力度；建立“思想中国”网站和“网络电视台”，通过双语方式传播中国文化等。

可以说这些宏伟的构想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要经过多年的努力才有可能全部实现。构想中几乎充分利用了现代传媒时代所有能够利用的资源和方式，是一个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文化输出体系。然而，无论多么宏大的体系，都需要从头开始做起。

三、“道不远人”

“道不远人”出于《中庸》，原文是：“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朱熹注曰：“道者，率性而已，固众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远于人。若为道者，厌其卑近以为不足为，而反务为高远难行之事，则非所以为道矣。”

正是秉着“道不远人”的理念，王岳川教授多年来身体力行，从一点一滴做起，实践着“文化输出”的工作，包括出版著作、巡回演讲、接受电视台和报刊杂志的采访、吸引民间资本的投入、创办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开办书法展等。

这本《文化输出——王岳川访谈录》正是王教授十几年来不断践行其学术理念的记录。其中包括接受《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主编胡淼森博士访谈：“大国崛起需要‘大文化’守正创新”；与周瑾博士谈中国文化精神的远游；接受《中国艺术报》何瑞娟的访谈：“五四以来中国传统文论现代转换问题审理”；与时胜勋博士谈文论研究的中国立场与世界性价值；接受《解放日报》曹静的访谈：“文化缺失与文化自审”；与凤凰卫视主持人陈鲁豫谈文化遗产的精神阐释——西湖是有魂的；接受央视网《电视批判》的访谈：“当代电视文化与大国形象”；与《山花》主编何锐谈如何超越现代性之弊提升艺术原创力；接受《中国教育报》记者的访谈：“当代艺术症候的文化检视”；与画家刘亚明探讨人类危机的呈现与救赎；接受《中华文化画报》记者的访谈：书法申遗与中国形象；与北京文艺台黄集伟先生探讨如何再孤岛境遇中体验天、地、人通感……

以上简单的罗列中，不难看出，尽可能抓住一切机会来阐释自己的学术理念，王教授的“发现东方，文化输出”的理论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然而，个体行为的力量毕竟有限，只有整个民族都重视对等的“文化拿来”和“文化输出”，中国文化的复兴和文化生态重建才能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都不可能成为一个孤岛，任何一种文明都需要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并不断播撒。‘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的努力，或许就像加缪笔下的西绪福斯那样，具有无法克服的悲剧和悖论色彩，然而我们毕竟在一种文化混沌状态下清醒过来，毕竟看到了世界与我存在之间的荒谬关系，并寻找到一种将‘不可能性’变为‘可能性’的方式。大石还会继续从山顶滚下，而我们也将继续不断地将它推上山去。”

王岳川教授在这段文字后面讲到《礼记·中庸》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以及《周易》的“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这是他心中的理想境界，也是“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所希望达到的理想境界，减少西方对东方文化的误解和误读，达到东西方文化的“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多元共存。

而在这些“文化输出”的实践中，最具特色，也最有影响的当属“文化书法”的提出。在与李泽厚先生探讨文化输出的问题时，王教授曾经提到，在国内外讲很多理论时，西方人并没有多大兴趣，但是一旦拿出毛笔，他们会觉得惊奇，因为他们都是硬笔，毛笔软软的，很轻，很有弹性，写字会有很多变化，他们很感兴趣，因此，在讲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时，需要把实践带进去，光说不练是不行的。

因此，王岳川教授坚持东方书法的世界化是文化输出的重要环节，并在世界三十多个国家传播中国文化和书法艺术。1998年-2000年在日本金泽大学教文学与书法课程；2001年参加“中美书法教育观摩展”；2002年春在中国美术馆参加《北京当代著名学者书法展》，2002年秋在澳门举办《王岳川书法展》，2003年到韩国参加“书法国际会议”；2004年到日本大东大学主办“国际书法展和大学书法教学交流”；2005年到韩国汉城参加“国际书法家协会成立大会和作品展大会”，并当选为国际书协副主席；2006年带北大书法团到韩国出席“国际书法双年展”；2007年主办“中日韩三国书法展”；2008年5月主办“北大110周年建校国际书法展”；2008年7月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主办“国际书法展”；2008年11月到韩国主办“中韩名家书法展”。2009年到韩国参加八国书法展。

2010年4月美国十几所大学的邀请赴美进行“中国文化和艺术精神”的学术讲演和书法展出，分别在美国华盛顿、纽约、哥伦比亚、亚特兰大、圣路易斯、卡拉妈祖、明尼苏达、芝加哥、丹佛、旧金山等地的乔治梅森大学、马里兰大学、南卡南卡罗莱州立大学、南卡普莱斯比大学、肯尼索州立大学、乔治亚州书法协会、亚特兰大孔子学院、亚特兰大爱默蕾大学、韦伯斯特大学、韦斯特密西根大学，尼苏达州立大学、丹佛大学等巡回讲演《中国文化创新与艺术精神》《中国文化智慧的当代启示》《中国文化书法艺术》等，引起了美国各大学的热烈反响。

正是这些秉承着正大气象的书法文化输出，对中国书法出现的问题起到反思和纠偏的作用，受西方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影响，中国书法出现了书法唯技术主义，书法唯美术主义，书法唯民间主义，书法唯视觉主义，书法唯本能主义，书法媚外主义，书法消费主义，书法拜金主义，书法部落主义，书法市场主义等乱象。

王岳川教授坚持“回归经典，走近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强调“文化书法”关系到中国文化形象，不能全盘西化，而是要不断拓展成为世界性的艺术；强调在大国崛起而国家强调“文化软实力”的时刻，进一步坚持书法文化创新而推出“文化书法”，就是要从一个世纪的文化虚无主义中走出来，从主体性的误区——小我一己的狂妄中走出来，进一步坚持书法文化创新而坚持书法的文化高境界。

在有限的生命里不断推进“文化输出”的大业，不仅需要个体的勤奋和坚持，还需要被激发的后起力量的薪火传承，为此，王教授经常对弟子们谈起“向死而生”的意义。

四、“向死而生”

“向死而生”是海德格尔提出来的，王教授在接受艺术家沉睡的访谈时曾借用这句话来解释，为什么有哲学家说“哲学就是怀着乡愁寻找家园的冲动！”为什么说哲学是学会死亡的艺术？

“人的有限性便自然变成了人的创造的无限性。人文科学家之所以重要，套用海德格尔的一句话就是‘向死而生’。如果我不死，我干嘛还要创作，天天玩儿去吧！太阳每天升起，我们可活一万年，不着急这一天半天。而正是因为死亡，才能使人要去在有限的生命中做无限的事情。这也就是海明威的硬汉精神，人虽然像虫子一样渺小，但可做天地之大事。”

“文化输出”相对于个人而言是件大事，多年来笔耕不辍，出版多部论著，足迹遍及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巡回演讲，开办书法展，这正是王岳川教授力求在有限的生命中做无限的事情。而在文化输出的过程中，面对的最大质疑竟然来自中国，我们究竟有什么文化资本能够向外输出？

对此，王教授曾讲过两个“文化输出”的实例来论证，一个是唐代景教的传播，公元653年，该派传教士到达长安，唐朝当时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景教又有什么文化资本可以向大唐输出的呢？但他们还是义无反顾的输出了，虽然一度遭到禁绝，但仍有很多教派前仆后继来到中国，他们甚至并不考虑中国是否能够迅速理解和认同他们的信仰。

另一个例子就是沙勿略决心来中国传教，却由于中国的海禁在澳门外徘徊而不得进，最后在1552年12月病死在珠江口外的上川岛上。后来，利玛窦等诸多传教士进入澳门，继承并发展了沙勿略的宗教输出和文化交流的策略。

这些传教士为什么能够遭受如此磨难而前仆后继，是什么样的精神在支撑着他们？如果说是宗教精神，是宗教输出大业的感召，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今天坚持“文化输出”的立场并且身体力行，正是怀有“学术者，天下之公器”的理念，并承担着历史交给自己的使命。

而文化输出并不是原封不动的输出，文化需要创新来适应新的时代。宗白华曾经说过，西方人是浮士德——不断向前，而中国人是怀旧的——不断回头往后。按照西方的“线性空间观”，将历史分成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维度，而确实空间的维度。

鉴于对美国保守主义者丹尼尔·贝尔将人类历史分成“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的“线性时间观”的不满，王岳川教授重新引进了一套新的文化解释符码，那就是大陆文明、海洋文明和太空文明的文化体系。

“毋庸置疑，在大陆文明时代，中国是领先者，而西方是落后者；在海洋文明时代，西方是领先者，中国是落后者；在太空文明时代，中国与西方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中西方将在太空文明时代重新审视对方，明白任何一种文明形态都不可能长盛不衰一统天下。只有不断的本体创新、探索发现、消除误读，才能使中国和平崛起并重振辉煌，才能使大陆文明的优胜者和海洋文明的优胜者在太空文明这一新的文明形态下互体互用、互补互助、获得双赢。”

而中国在太空时代必将通过文化创新来改写自己的身份。中国学者向海外介绍的中国文化，要让世界认识到：经过汰变的中国文化不是西方眼中的扩张性文化，不是持“中国威胁论”人士宣扬的那种冲突性文化，不是19世纪后西方人眼中的愚昧落后衰败脆弱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有深刻历史感和人类文明互动的历史文化，是具有书画、琴韵、茶艺等艺术性很强的精神文化，是怀有“天下”观念和博大精神的博爱文化。

《文化输出》的对话体形式少了单纯理论的严肃面孔，让人读来有一种充满人情味的感动，既感动于学者的心怀天下也感动于艺术家的沉潜玩味。面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话题，王岳川教授所传达的信息含量是非常大的，远非以上三个方面所能涵盖，正如在序言中所说的那就话“凡苦求者未必能得到，凡不珍惜者则必将失去，文化传统和文化身份亦然。”聆听先行者的声音，召唤后起之秀一路相随，让东方文化中的精华走出国门，在文化多元的太空文明时代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互补互助、和谐共生。

[1]王岳川，《文化输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8页。

[3]王岳川，《文化输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9页。

[4]王岳川，《文化输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页

[5]详情参见《文化输出》第四编《学术心路》。

[6]两人对话见于《文化输出》第一编《大国文化与正大气象》。

[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5页。

[8]详情参见《文化输出》，第一编，第107页。

[9]详情参见《文化输出》，第一编，第156页。

[10]详情参见《文化输出》，第一编，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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