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海山（太原）

做学问写文章，中国有句古话，叫作“文如其人”。确实，一个人可以一段时间在某篇或某几篇文章里把自己进行伪装，但若要长年累月地为文创作，终不免要在字里行间显露出自己来。近读金克木先生的散文集《咫尺天颜应对难》，便深有其感。

金克木先生生于1912年，安徽省寿县人。1941年到印度，学习梵文、古印度哲学和文学；1946年回国，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1948年之后一直任教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金先生的主科是哲学，专业之余，亲近缪斯，不料却花香满径，成绩昭然，先后出版了《旧巢痕》《燕口拾泥》《末班车》《天竺旧事》《燕啄春泥》《艺术科学丛谈》《八股新论》等著作，以及《难忘的影子》《蜗角古今谈》等10余部译著和诗集。

由于读书极广、极杂，金克木先生涉足美学、哲学、符号学、文学评论、宗教学、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等领域；更由于金先生兼通英语、法语、梵语等外语，敢就印度的、法国的、英国的、日本的文化从容对话，因此，金先生的笔下之文，便隐隐透出一股与众不同的纵横捭阖与游刃有余：“续断是一味中药的名字。这种草本植物的根若用作药，可以通血脉、强筋骨，对骨折等症有益，故称续断。人人都不乐意断，都愿意续断。”接着，作者自话题引申开去，从断臂的维纳斯雕像，到曹雪芹未写完的《红楼梦》；从《红楼梦》里诸人物的爱情和婚姻，到金圣叹腰斩《水浒传》，最后得出：“当前世界的趋向可以一言以蔽之曰通，交通、通讯、交流、对话、传播，以至于商品和资金的周转、信息流通，还有系统、控制、耗散等名堂，全是不通就不行。科学技术的术语如潮水一般涌向文学、哲学，反而科学技术的理论思想倒是越来越接受或接近文学、哲学，也是在互通。其实这不过是人类对自己和自然界的认识越来越通了而已。不好的文章叫作不通。现在人类作的一篇大文章要通了，要续断了。”（《续断》）民以食为天，这是根本不用再进行任何形式强调的真理了。而金克木先生从中国古代一些残酷的吃饭问题中，却得出了通俗而真理的哲学思考：“吃人肉的历史已经成为历史了，倒是，能仅仅不以吃人为满足吗？吃饭问题还不能忽略。吃饱了再识字，进而读点书，这恐怕是生存的最低要求了。可是为什么几千年的问题依然存在呢？不论讲什么中国、外国、古代、现代的哲学思想，若忘了中国还有以亿计的还在忙于吃饭而且还不识字或识字而不读书的人的实际，那么，讲多少豪言壮语、微言妙道，恐怕都是不中用的。”（《食人·王道》）这些话说得很通俗，这些道理也可以说无人不知，问题是，怎样做才能解决问题？

金克木先生特别喜欢下围棋，但金先生的下棋又和别人不同，那就是：他只喜欢自己一个人研究，只喜欢一个人照谱摆棋自得其乐，却从不与任何人对弈。有所好，便有所关注，因此，金先生的文章里，对于围棋的思考就独树一帜了。说到日本人下围棋，往往有一股子倔劲：“广岛遭原子弹轰炸时，1994年辞世的桥本宇太郎和岩本薰仍照规定在附近进行本因坊决赛，不肯中断被称为‘原爆下的一局棋’。哪里来的这种坚强不屈的精神？‘棋道’中是不是也含有‘武士道’？”接着，作者又分析中、日棋手及围棋的各自特点：“中国的围棋史话难以集中、连贯，由选局见全貌。日本棋士是专业，着重争斗、胜负；中国人下棋多是作为业余，含有表演的意味，不仅赌输赢，还要下给不十分懂棋的观众和支持者看，所以棋到中盘便愈显精彩，往往出其不意。日本棋士为争取名次而发展了战略战术，没有‘座子’，从头到尾斤斤计较；中国高手往往仿佛以为‘胜败乃兵家常事’，要显出艺术才能供观赏。若以日本各‘家’争霸的《三国演义》眼光来看，中国的自由散漫自然相形见绌；若以中国的眼光看出中国特色，抛弃那些不实之词，从棋谱见棋士，凭事实而想象，不是不能写出谈中国棋风和中国棋士品格的围棋史话来的。”（《幻庵棋士乘船来》）说到下棋时要具备的“平常心”，金先生认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上加难了，且举例说，曾国藩“从起兵到临终，处境极其复杂，时时刻刻都是生死关头，而他还能照常读诗文、写家信、下围棋，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外国人总是讲分别直、曲，或者真、伪，这在中国不大适用。一个人又是君子，又是小人，两者都是真的，也可以说，都是假的。下棋就是下棋，全心投入，不顾一切，这一心就能应付一切。常不忘变，以变为常。”（《闲话围棋心》）看似谈棋，实则论道，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只是不能人人都参悟透彻罢了。

作为学者、北京大学的教授，金克木先生自然免不了书不离手的。许多人也时常读书，但读书和读书又不完全一样：读书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读书不仅要学习别人的知识，还要用自己的知识去分析别人的知识。金先生读书，从来都是有自己的主见的，面对大人物亦然。比如说到翻译，金先生认为“梁启超译拜伦有点像曲子，郭沫若译歌德有点像顺口溜，都不像翻译。”（《读书——读语言世界》）而对鲁迅先生的小说《阿Q正传》，金先生又有自己的解剖：“用时兴的《易》数眼光看，Q君是中心，贯穿着九宫、八卦。全篇九章，排出九宫；去掉第一章《序》便是八卦。围绕中心的是一对又一对人物：赵、钱两位老太爷，举人和秀才，假洋鬼子和把总老爷，小尼姑和老尼姑，王胡和小D，赵白眼和赵司晨，吴妈和皱七嫂，管土祠的老头子和问案判案的光头老头子，刚好是八对，分属‘休、伤、生、杜、景、死、惊、开’八门，组织确实是非常严密，这是‘掐指一算’就会明白的。‘八’是中国数字符号传统中的首要符号，是传了几千年的‘两仪、四象’对偶文化的思路，今天仍受重视。”（《阿Q——辛亥革命的符号》）不知多年来吃着“鲁研”饭的先生、女士们，可对鲁迅先生的作品有过与此相近的精彩透析？

对于《红楼梦》的几句“闲话”，则更显金先生的学问品格：“《红楼梦》主题诗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作者说得再明白不过了，问题只在于其核心：什么是‘泪’中之‘味’？于是解者纷起，索引派、自传说等等都是往里钻，越钻越深，深不可测。结果是又钻了出来，从书里到书外，从书钻到了作者，由作者本人到家庭到社会再到时代，以至于越过时空，去和洋古人比试高低。于是又回到书本，不钻了，不外也不内，只见其‘言’，不问其‘味’，结构框架、情节安排、上下人物、深浅心理、语言系统、文章作法、描写技巧等等，还有，谁大谁小？谁先谁后？谁高谁低？谁好谁坏？谁亲谁疏？谁正谁反？谁生于何日？谁卒于何时？如是等等，从‘荒唐’之中寻找条理，以‘假’为‘真’，将‘无’作‘有’，分析谜面，揭露谜底。分明是一座园林，何必当成迷宫？‘辛酸’不‘辛酸’，其‘味’与我何干？其‘泪’干卿底事？何必追究？”写到这里，金先生笔锋一转，直指“红学家”们：“对于从旧红学到新红学到当代以至未来的中外红学，各有千秋，无分轩轾，在下只有钦佩，毫不菲薄；不过一感觉，不知当讲不当讲，那便是觉得所有这一切都会使作者若是复生肯定大吃一惊，恐怕他万没有想到这么多；假如他想到了这么多，只怕就不会写小说，而要去编百科全书了。”（《内和外》）真是笔力所指，让人觉得痛快，觉得酣畅淋漓！

心底无私天地宽。金克木先生虽为饱学之士，却淡泊名利，甚至在出版社主动要给他出书时，金先生都仍奉行自己的“不管主义”：不赞同，不反对，不提供资料，不写前言，不拟书名，不审书稿。有如此之人品，写出那样掷地有声的文章，也就不足为奇了。

是翻译不是篡改

翻译工作的设立，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必须手段。而具体到文学（文艺）作品的翻译，则是为了增进彼此间的了解、为了沟通彼此间的文化需要，从而增加合作、共同发展的有效途径。科学资料、企业资料等对翻译的主要要求是准确，文学（文艺）作品因自身特征的因素，还需要生动、形象等艺术手段的表现，使阅读者从中取得精神上的享受。正如鲁迅先生在《关于翻译的通信》中所说：“翻译，的确可以帮助我们造出许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丰富的字汇和细腻的精密的正确的表现……翻译——除去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深入，我国文学（文艺）方面的对外交流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各类作品被源源不断地翻译介绍给国内读者。然而，针对近些年来文学作品翻译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又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疑虑：中国文学到底该如何走出国门？文学作品的翻译该采取直译还是意译？针对文学作品中的方言、俚语、典故，以及带有浓郁地方色彩的风俗习惯等等，该如何翻译？

按说，中国与国外文学作品的互译，前前后后已不短时间了，经过许多年的摸索，也已积攒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像闽派翻译大家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理念，虽不能作为一种学术标准，但也可以视为一种精神的追求：像杨绛先生提出的译者是作者和读者的“仆人”的观点，便形象地给出了翻译者应有的位置。而最能够“摆正”自己位置的，莫过于前不久去世的翻译名家草婴先生。草婴先生翻译过许多种苏联作家的作品，其中，最负盛名的，便是以一人之力，在无工资、无编制、无职称的状况下，用20年时间翻译了400多万字的《托尔斯泰全集》，“每翻译一本书，草婴先生都会把原作读过几遍甚至十几遍，弄清楚所有的人物关系、所有的情节起源，然后才开始动笔。在翻译《战争与和平》时，他还给书中的559个人物各做了一张卡片，注明每个人的姓名、身份、性格特点及与其他人的关系等，同时他还熟读有关俄罗斯历史、哲学、宗教、政治、军事、风俗等方面的书籍，反复推敲一句话甚至一个词，直到满意为止。”正因为如此严谨的精益求精态度，草婴先生才能使自己的译作既具有很高的艺术境界，又极彰显其独具特色的个人魅力。

后信息化时代的浮躁和功利，不仅瓦解了人们心中树立已久的对经典作品的敬畏，更为人们无厘头地解构作品，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泰戈尔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作家，也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外国诗人之一，他的作品影响了许多中国人。前不久，畅销书作家冯唐翻译的、其自认为“最具诗意和韵律的”泰戈尔的散文诗《飞鸟集》，甫一出版，即被读者们指责为翻译风格粗俗不堪、字里行间“弥漫着荷尔蒙的气息”，是对泰戈尔的亵渎，甚至让人觉得是“诗歌翻译史上的一次恐怖事件”。从网上，我们可以检索到一些冯唐翻译的代表性诗句：“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绵长如舌吻”“现世界孤孤单单的小混蛋啊/混到我的文字里留下你们的痕迹吧”“有了绿草，大地变得挺骚”……面对众人的抨击，冯唐不但在翻译之余，特别撰写了札记《翻译泰戈尔〈飞鸟集〉的二十七个瞬间》，认为“语言是人类发明的最具欺骗性的工具，文化是某个人类种群最大的信息聚合，翻译是用最具欺骗性的工具在两个信息之海中架一座准确、通畅、景色优美的桥”，而且颇为自负地“相信自己的翻译诚意和自己的中文水平”。无独有偶，普希金更是中国读者钟爱的诗人，“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的诗句温暖、安慰了几代中国读者的心，最近，这首诗竟被名为“不鸡盗”的人重新进行了“翻译”：“假如生活护龙了你，/败鸡声儿/败上火/败扎乎/败嘟囔/败哭丧子个脸/败磕孱/也就搁哪嘎达趴着/也败起来……”也许本为无聊之人的庸俗调侃，却被身为严肃作家的王蒙“慧眼识珠”，而且还要“奉劝”人们“不要按《现代汉语词典》给改错字，千万别把‘护龙’改成‘糊弄’”，而且还要告诉大家：“如果是用戈宝权的译本，绝对不能达到这样的正面效果。”恕我眼拙，丝毫看不出“不鸡盗”的下三烂“译作”有何“正面效果”！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传统、稳重、著作等身的王作家，年届高龄，何以会有如此出人意料之举？

更让人心里边疙疙瘩瘩的是对莫言作品的翻译。不可否认，莫言之所以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与其作品的英文翻译葛浩文的付出是分不开的，甚至有人评价，莫言所获的诺贝尔文学奖实应为“诺贝尔文学翻译奖”，据说，正是因为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对莫言原作进行了大胆的删节或是改写——葛浩文在翻译莫言的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时，甚至把原作的结尾改成了截然相反的结局——迎合了西方读者的阅读趣味，才引来诺奖评委对莫言作品的青睐。因此，葛浩文的翻译观也受到了一些译者的推崇，有学者因此而认为，文学翻译忠实于原著已经成为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的绊脚石。持有相同观点的，还有美国的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魏卢迪，他一直着力探讨翻译在建构世界文学体系当中发挥的作用，并毫不隐讳地指出：“翻译不是复制，而是改写，它融入了译文文化环境中的信仰和价值，是独立于原文文本的。”

果真如此吗？针对翻译文学作品为何要改写的观点，苏州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季进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主要面临语言的障碍和文化的障碍，如果译者不对作品进行改写的话，作品就没有办法“披上一个外国语言文化的外衣，很难得到真正的接受”。

真是削足适履！就文学作品而言，翻译的过程就是源语文本和译录语文本之间的文化观念进行转码的过程，也就是说，翻译文学作品时，如果在对方的文化中找不到相对应的民俗以及相对等的指称符号时，就要找到类似的、相近的书写符号和观念去转码。这是翻译文学作品遇到具体问题时，一种灵活机动的技术处理。而改写是什么？是担心对方读者对我们的文化不了解，对我们的民俗、民风不了解，对我们的掌故、典故、俗语、历史、逸事等感到茫然，而在翻译过程中将原文转换为对方语境中已有的、相近的再书写；换句话说，也就是根据对方读者的知识范围、阅读习惯，而去进行了迎合性的重新书写。这样一改写，对方读者是可以读懂了，甚至还喜欢了，然而，他读懂了的、喜欢了的，是真正的我们的文化吗？作为一门知识，如果外国读者不了解，他完全可以通过学习去掌握；如果一定要通过我们的改写才能让对方接受的话，那么，说轻点，是人格奴性的显现，说重点，就是挑战中国话语权的问题了。同样是文学作品翻译，《百年孤独》《战争与和平》《铁皮鼓》《尤利西斯》等，其中都涉及有大量的地方风俗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谁又为了让中国读者能够读懂、能够接受，而进行了伤筋动骨性的删节和改写呢？再说了，既然葛浩文如此了解西方读者的口味，又是费时费力地翻译，又是要绞尽脑汁地去进行迎合西方读者口味的构思，为什么不与人合作，或者干脆赤膊上阵自己写作去获诺贝尔文学奖呢？

翻译是一门独特的学科，有它自身的规律，文明的社会、开放的社会需要高质量的、丰富多彩的翻译作品，因此，我们大家一定要尊重其规律。翻译文学作品虽然不是复制，但是，更不是篡改。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正如西方一句俗语所说：钟表走得快并不是本事，要走得准才行。

网络文学的症结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网络文学”早已不是个能引起关注的新鲜事物了。但是，随着网络文学的日益发展，无论其自身所存在的弊病，还是其外在所产生的影响，都让人们不得不再次把目光投向它。

关于网络文学的概念，现在还没有一个严谨的、明确的定义，但是，网络文学的写作，至少在表面看来，还是繁荣的，其文学体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评论、言论、剧本、寓言、报告文学等，囊括了文学写作的全部形式，并且，在此基础上，还衍生出了架空历史小说、穿越小说、新军事小说、现代讽刺小说、戏谑小说、冷幽默小说，以及幻想小说等。这些作品，可能是以大话的方式写就的，可能是以传奇的方式写就的，也可能是在自然环境中轻松而就的。

赞成也罢，批评也罢，惊奇也罢。摆在眼前的事实是，网络文学是一种新兴的文学，它是网络时代的文学，更是网上的文学，它产生于网络、依赖于网络，因而，具有诸多与网络相吻合而与传统文学大相径庭的特点，以及症结。

网络文学最大的特点，是其书写方式和阅读方式的改变。书写方式的改变，除了能够加快写作的速度和减轻作家写作的体力负担外，并没有别的什么优势，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却非常明显。写作是一项脑力劳动，它不仅要求作者拥有广博的知识、深厚的生活积累、较强的语言组织能力、奇妙的生活敏感，以及浓重的文学情结，更重要的是，它还要求作家具有独特的对生活总结、归纳、提炼、升华的能力，实际上，写作的过程，不仅是作家将积累的材料抒写出来，更是作家对事物的思考的展示。网上写作偶尔为之尚可，时间长了，难免对作家的思考造成破坏。故，网络文学作品，大多都直白、浅薄，显得急躁。在某种程度上说，网络文学更像是写作技术的比拼。作家张抗抗就曾质疑：网络会改变文学的载体和传播方式，会改变读者阅读的习惯，会改变作者的视野、心态、思维方式和表现方式，但它能否改变文学本身？文学源于精神而不是源于技术，技术只是艺术借助的工具，它应该受驭于艺术，而不是反客为主，凌驾于艺术之上。

网络文学的另一特点，是语言。在民间，作家就被老百姓善意地称为“文字工作者”。语言新鲜不新鲜？语言生动不生动？语言传神不传神？语言绚烂不绚烂？语言是否别出心裁？语言是否让人回味无穷或感到震撼？——语言真正是作家一生的“冤家”！“吟安一个字，捻段数茎须”，“语不惊人死不休”，得一妙字、得一佳句者，夫复何求！然而，网络上的语言，却让作家们一头雾水、手足无措，谐音法、拼字法、象形法、方言法、联想法，或者干脆就拼音字母、外文字母杂糅而上，看不懂？看不懂你就是跟不上时尚，看不懂你就是被时尚淘汰的对象。美国作家大卫·格里芬曾嘲笑过这种与人性相悖的状况：“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语言，消除一切具有主观性的词汇，不说‘我饿了’，而是说‘K-14在燃烧’；当觉得妒火中烧时，我也许只是说：‘亲爱的，我的G-3活跃起来了。’对此，我的情人也许会这样回答：‘亲爱的，这的确驱散了我的G-7。’”每一种传统语言，都有其创造的合理性、规律性和延续性，都有着深刻的内涵与外延，并被人们所共知。网络语言看似个性十足，其实却杂乱无章，不但破坏了民族语言的纯洁性，而且经常会导致人误入歧途。

网络文学同时还具有其他特点，诸如门槛太低、匿名写作、商业操作，等等。门槛太低，使网络写作者没有了任何限制，于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媚俗哗众，技巧粗浅，甚至不排除大量的没有基本的文学素养或者几乎没有多少文化知识者，也在错误连篇、磕磕碰碰地发泄着自己的倾诉欲望；并且，由于网络作品没有权威部门或资深编辑的严格把关，因此，网络成了一些人发泄情绪、消除牢骚、表现自我、无限膨胀的平台，大量的低俗描写涉及暴力、性、恐怖、血腥等，并津津乐道，以此来吸引其他网民的观看，从而增加点击率，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尤其一些女性作者，不加节制地把自己的絮语、独白、私密日记甚至梦呓统统放到网上，再把自己与名人的合影及挑衅人们道德底线的搔首弄姿的暴露照片插入“作品”中，以期达到与某些“机会”媾和的目的。对此，网络作家痞子蔡就曾坦言：“我并没有很好的文学底子，所以写东西是靠热忱，而不是凭实力。我相信在网络上，有很多像我一样的人。”匿名写作类似于使人拿上了“隐身草”。人一旦脱离了法律、法规的束缚，脱离了道德的指责，便可以无所顾忌，更不用说商业操作了。因为网络的快捷性和隐蔽性，加之网络立法的相对滞后、网络举报的相对困难，造成了网上抄袭、转载、非法链接等问题的日益突出，这无疑大大打击了网上优秀作者的创作积极性。为了十二个金币，犹大就可以出卖耶稣，为了金钱，许多人很容易就突破了道德的底线。何况上述诸特点往往综合于一人之身，而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尚待重建，社会评价体系失序，于是，没有了等级的约束、没有了道德的禁忌，也没有了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一些网络作品为了追求点击率，就明目张胆地宣扬暴力、色情内容，甚至有人把自己的私密日记原生态地搬到了网上——真正是为了出名，无其所用不及！

由于网络文学作者的身份大多参差不齐，相当部分人的文学修养太低，加之网络自身的特点，造就了众多的网络作者不愿思考、不会思考，人云亦云，直接导致了写作的游戏性、猎奇性和宣泄性，“在这种虚拟的空间里，复制代替了创造，感受代替了思考，碎片代替了整体，短暂代替了永恒”，于是，宏大叙事、情感倾诉及有关人类的终极命题让位于玄幻、修仙、穿越等虚拟题材；于是，由于喜欢刺激和幻想、热衷游戏和娱乐、强烈的参与及好胜心理驱使，网络作者与读者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脱离生活情节、远离现实社会的作品，尽管与传统文学历史悠久、形态成熟等优点相比，网络文学携带着强烈的个人性、互动性、自主性、民间性和即时性，并且拥有着交互共享、大众狂欢、公共空间等优势，毕竟，网络文学作品流于浅显，因“没有对真切人生经验的反复咀嚼和沉思，没有关注人类生存状态及其命运的批判眼光和悲悯情怀，没有面向人间现实的责任担当和理想追求，没有对完美表现形式的自觉努力和刻苦磨炼”，而使作品充分暴露出文本形式的稚嫩和审美格调的随意，就像批评家马季所说，网络文学“……在艺术上和思想深度上还远未成熟，缺少深邃的社会意义、人生感悟和深层次的文化积淀。同时，网络写作的多种风格和多元结构，以及追求个人价值感的认同，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创建个体精神的同时，容易忽略对受众的心理关怀，一旦失去边界，就会因为追求娱乐性而导致创作责任的缺失，构成对网络文学发展的制约”。是的，无论作为个体人，还是作为文学，都崇尚自由，但那“自由”，是精神的高度自由，而非形式的自由。生活中，虽然每个人都有表达的欲望，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恰当表达欲望的能力，因此，消解崇高、去中心化……网络文学大众写作的直接后果就是，使文学沦落成了随手涂鸦，使文学沦落成了众人婆婆妈妈、唠唠叨叨的录音整理！针对文学的一个基本价值就是对人类观念和生活提出深深的、有价值的疑问，作家李洱毫不客气地指出：网络文学就是文学的“卡拉OK”！

作为一个年轻的文学类别，网络文学新鲜时尚，富有时代气息，而且对当代文坛格局的整饬、对传统文学观念的无情冲击，其巨大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文学本身；但是，年轻的网络文学毕竟在自身的完善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对于任何新兴事物，一味地看不惯、一味地打压，当然是不应该的，然而，无条件地支持，也并不是明智之举。市场和时间是最公平的检测仪器。不管传统文学也好，还是网络文学也罢，都交给读者和时间去评判好了。

嬉笑怒骂皆是文章——孔瑞平散文创作小议

与孔瑞平相识于古交笔会。只记得，当时瑞平因单位有事需提前告退，走之前，将她自行装订的一册作品交于我，说是想让我提点意见，并希望能有机会付梓出版。其时我因为忙于事务，随手将之杂于一堆交上来的作品中，并未细看。

后来，当我要主编一套丛书时，便想起此事，于是，找出瑞平的作品仔细阅读起来，这一读，不仅让我对瑞平的写作另眼看待，而且，由此让我生出些许感叹来。

中国是一个散文的大国，诸子争鸣，先秦文学，唐宋八大家，“五四”新文化运动……或沉雄，或玲珑，或蕴藉隽永，或朴实平易，或灵动曲折，或冷峻峭拔，每一时期总有许多佳作留给人们去感叹、去共鸣。近些年来，作家们似乎更偏重于散文的选材（并非技巧）与主题的挖掘，这便使散文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空前地壮阔起来。比如余秋雨，其散文往往从历史的深处走来，携带着一股浓浓的文化气息，字里行间激起人一种民族的自尊和自信；比如贾平凹，其散文娓娓道来，不疾不徐，小中孕大，亲切而广博，如一股涓涓细流，直沁进人的心脾；比如周涛，其散文大开大合，肆无忌惮，游刃八极，纵横千古，不羁的才华充溢着纸张，每每令人耳目一新。

与大家们的散文当然不能相比，但瑞平写作散文，却自有她的路数，是那种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习惯与逆向的思维方式，从而让自己的作品散发出一股新鲜的泥土芬芳的散文，让人可以从中感受到远朋近邻般的温暖，其稍嫌凌乱的文本结构、其粗粝的叙事方式、其未经精心打磨的突兀文字，都让人们在见多了艺术有余而性情不足、圆润过度而筋骨缺钙的自恋式散文作品后，再读她的散文时，内心里微微一颤。

孔瑞平的散文文本中，处处闪耀着哲理性的思想火花，与以往我们看到的许多散文的不同之处，是瑞平明显摒弃了学院派的散文作者所津津乐道的某些叙述元素——行文的冷静与节制、阐释事理的繁复与精致，而她大胆地通过对糅进文本中的借喻物的描述和解读，进而去思考生命、关注心灵，甚至以些许淡淡的调侃和无奈去探询、去揭示人类从古代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的亘古争论：生与死，是与非，美与丑，好与坏，高尚与卑下，深刻与肤浅：“我把自己卖了。//受惠者和受益者好像从来都是我最亲近的人（无论是以人伦的名义，还是以法律的名义），所以，我说不出不愿意的话，我不能拒绝……颈上套着绳索，腕间拴着铁链，我蓬头垢面地终日劳作。//我割自己的肉给他们充饥，抽自己的血给他们解渴，焚自己的骨头给他们取暖……长期习惯性的喑哑，已使我的声带失去功能，喉咙里发不出声音。//我能听到他们快乐的笑、互相的低语，可他们听不到我哭。”（《深夜私语·奴隶》）“美丽的疯女，就像从云层里掉落到大地上的一个雨滴，坠落的过程中也曾辉映过日光的美丽，可惜就那么一瞬，她落到土地上，马上就被贪婪的干土吸吮，无影无踪了。”（《山深闻鹧鸪》）某种程度上，散文是剖开了自己的灵魂给人看的一种文体。在瑞平的散文中，以她独特的思维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许多见怪不怪（或看不见）的地方入手，漫不经心地将生活中各不相干、互不贯通的东西连缀起来，从而给我们一种警示，让我们对身边熟视无睹的事物开始注入激情：“无边的雨幕以及在无际的原野中默默伫立的‘天豪’（歌厅），场景一如来时，心情却多了几分异样和不安。这偏处郊外、戒备森严的淡灰色建筑群里，到底关着多少如花似玉的女儿？而雨幕里默默停放的‘奔驰’‘宝马’的车主，此刻又在楼里搞着些什么样的勾当？”（《老爽》）这样的叙述，需要胆识，需要智慧，更需要具有一颗客观而悲悯的心。回忆起年少时留在记忆深处的美好时光，瑞平却有了另外的感叹：“她（卖冰棍者）的‘幸福’很明显与我的不同。那么，那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爱吃冰棍的孩子，她会不会在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给她的孩子带一根冰棍回去……谁又能告诉弃舟登岸的我，现在可以属于我的‘幸福’，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老冰棍》）秉承传统文人的习性，瑞平以自己良心的率真与坦诚，向我们从容讲述着她对具体事物的真情实感；反过来，当我们沿着瑞平的笔端去触摸发生在她生活里的人与事的同时，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有过诸多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的现代文化人脆弱而正直的心灵！

瑞平散文的另一大特点是：朴实——是那种返璞归真小中见大铅华洗尽式的朴实，是那种可触可摸可会于心可动于情的朴实；而这朴实的文字中，却处处闪现着作者的机智和幽默：“走进曼德拉，走进历史的洪荒。帐篷里升腾起牛粪火，草地上盛开着小野花。牧归的人们安坐驼背，马头琴韵律悠扬。曼德拉的山顶，弥漫着生命的原音。”（《阿拉善四章·教徒顶礼》）朴实的文字中还昭示着一种亲情：“父亲去了，蔡岭上新起的坟堆渐渐被茸草覆盖，我那个‘背靠高山，面朝大海’的世界，随着父亲的离去曾经崩塌，然而，悲痛过后我发现，它又在我的心里重新矗起，不同的是，轮到我自己成为高山大海了！我须让我离去了的父亲不用担心、不用牵挂，也须让我辛劳了一生的母亲可以依靠、可以指望。”（《背靠高山 面朝大海》）大大咧咧的瑞平有着一颗善良而多情的爱心，生活中的每事每物，无论是多么微不足道者，或是多么高贵显赫者，在作者的笔下，都被赋予了其特殊的、同时又是非常合情合理的意义，借助着对这些事物的回忆、发现、挖掘，以及严肃的思考和升华，作家的思想直接逼入生命的本质，因此，文本中平实的文字里，便有了一种撞击读者心扉的硬度，有了一种成熟人格所折射的那种辽阔与沉稳，有了一种对古老传统与道德的不遗余力的过滤与诠释，更担负着一种沉甸甸的责任和担忧：“说也怪，文学鼎盛时期，文人的标签从来是简约的、矜持的，即便不着流行的衣衫，也带着那么一种前卫和时尚；如今，文学的式微，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随着‘沙漠化’‘边缘化’这些不详的字眼的出现，文学，很快就被这个含义复杂的时代风化得轮廓臃肿、步履蹒跚、面目模糊，犹如伍子胥过韶关，一夜间满头青丝变白发。”（《文人的标签》）若是有人先入为主地认为，文如其人，生活中伶牙俐齿的孔瑞平只会写些掷地有声得理不饶人的文章，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作为一位有着相当文化素质和生命体验的散文作家，瑞平的内心深处依然保留着一块多情、柔软的角落，表现在文章中，其朴实的文字里同样不乏流畅而优美的语言：“我已经记不起这两个老师的姓了，但是，女老师的歌声和男老师的城市梦却一直沉到我的意识深处去了。忘不了那个总是盛满了水的大搪瓷缸子，忘不了那根从没有落到过我们身上的教鞭；忘不了女老师快乐的歌声，也忘不了男老师眺望山外的忧郁的眼睛和我画在沙石地上的那个四方框子。”（《两个老师》）王国维认为，文章之妙，在于“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瑞平无疑是有着深厚的传统抒情散文写作功底的，面对将要创作的作品，瑞平的下笔显得游刃有余：“常常觉得，一棵树就是一个人。//有些树是孤独的，它落落寡合，却又不是隐士，因为它通常都坦然地、一无遮拦地独自站在广袤的原野里。这样的树，往往有着粗大的树干和优美的树形，只此一株，足成风景。见到它的时候，你通常离它很远：你在列车的车窗里，或是在蜿蜒的山径上。它让你怦然心动，却又无缘近前。这样的树，自有它独特的想法，呼吸深长的、宁静的想法。//有些树喜欢聚族而居，家人似的守在一起，这就是一片树林了。走进它的深处，你会有一种到别人家里做客的感受。”（《有些树》）如此冷静而深情的叙述，即使放进课本里让学生们作为范文，也毫不逊色。

文如其人。瑞平善良聪慧，却心直嘴快、口不择言，爱旅游，好读书，识见广而泛，涉猎博而杂，虽然于写作起步较晚，短短几年工夫，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若能静下心来再坐几年冷板凳，去琢磨琢磨文章的细节布置、打造自己的个性语言，定能使她的文学创作再上一个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