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一

——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中出现的一个“姐姐”形象研究

李 一

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中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女性形象，她特别像但丁《神曲》里的贝阿特丽切。在一些以“我”的精神成长为母题的男性自述文本中，这个女性形象不是作为独立的个体被呈现，也不承担任何诸如个体解放、人生幸福等抽象的理论任务，她像是《神曲》中的贝阿特丽切，她吸引“我”，她是一个被“我”发现的、不自觉的启蒙者形象。这像是一个姐姐或者说一个缪斯的形象。可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语境中，她从哪里来，她是谁，她为什么会跟“我”的精神世界发生关系，她又如何照亮“我”，指引“我”？换言之，此时的中国文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类贝阿特丽切的形象，在不同的文本中她们有怎样不同的呈现，这个形象被投射了哪些特殊的理想和情感？

一、问题的提出

路内的《少年巴比伦》(2007)中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却难以为人所忘记的人物——白蓝。《少年巴比伦》所处理的是一个少年人的精神成长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现代文学的历史中存在诸多回应，如从最早的觉醒到彷徨到再次觉醒，围绕这个问题，几乎每一代的书写始终涉及“启蒙”的问题。在这条历史的长河中，相关作品针对我们的现代性语境在启蒙者、启蒙内容与启蒙对象、启蒙方式几个要素之间基本形成某种定势书写。这种“定势”或可以理解为，在时代的主流话语情境，作品通过具体的人物、情节去阐释、再现和表达时代的一种共同话语。将《少年巴比伦》放置在现代文学如此的“启蒙”书写中，这部小说在呈现启蒙者、启蒙内容、对象以及启蒙的具体方式等方面，通过白蓝这个形象的塑造，对已有“定势”提出了疑问。

尽管《少年巴比伦》这部小说试图在重新建立的、确定的听说关系中消解自我精神成长中的启蒙问题，如小说设置了一对说者和听者的身份，如男/女、“70后”/“80后”、工人/诗人、90年代的戴城工厂/21世纪上海西区的马路，但作品中出现了白蓝这样一个富有意味的角色，她身上隐含着小说的另一层历史叙事。换言之，追忆的、历史的讲述一般指向确定性的叙述，而这部小说的叙事动力却是由一个不确定的/模糊人物白蓝(这个形象关乎叙述者“我”的精神世界，是一个引导者角色)驱动。

白蓝的形象叠合其自我形象与白蓝之于“我”的他者形象。与师傅老牛逼、小撅嘴、阿芳等人物形象一样，白蓝也是工厂的一个小人物，在大历史的叙述中这样的人物极其容易被忽略。作品中隐含着白蓝形象的另一面，即白蓝之于“我”的形象或者说关系。“白蓝”与“我”的精神性成长有关。如果我们借用“启蒙”的概念，将“白蓝”与“我”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白蓝”就是一个“启蒙者”。在我们现代小说的视野中，得于启蒙内容的确定无疑，启蒙者应该是一个明确的、高调的、强势的，代表着时代进步方向的某种形象。可是“白蓝”的吊诡之处在于，她虽与我的精神世界紧密相关，对“我”有种难以厘清的隐秘的激发和引导(对“我”的一种个人化启发和引领，不具有普遍性)，但她的形象却相当暧昧、模糊，与其说她是一个具体的形象，不如说她代表“我”成长中某种历史的、隐晦的资源。她(大概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从北京一所大学肄业之后回到家乡戴城(事实上的戴城与她显见的关系只有她父母生前留下来的一户教师筒子楼宿舍)，她最后考取研究生，离开。

新千年的秋天，我在上海郊区的一个宾馆里遇到个女的，她三十岁上下，梳着一个干净利落的抓髻，穿着PRADA的裙子，挎着个香奈尔的小包。当时在电梯上，我觉得她很面熟，我对她说：“白蓝，好久不见。”她从墨镜后面看着我，她看着我，很久之后她说：“你认错人了。”我笑了笑说：“我大概认错了，我记性不太好。”后来有一个外国男人走过来，很亲切地叫她Kisa，并且吻了她的脸。我看得出来，这是一种礼节性的吻。这种吻在我年轻的时候从未有机会表达过。

——路内《少年巴比伦》

我们可以对她有多重猜想，但是从她的经历以及与时代节点的对应，“白蓝”乎隐含着一代人/一类人的形象，更为重要的是，她之于“我”有一种不自觉的、启蒙的角色和关系。我们不难想象这样一个形象对于“我”具体的吸引，但是如果我们不清楚她是谁，或者更为确切地说她身上所附着的历史象喻，我们很难理解“她”作为启蒙者对于“我”的精神引力以及“我”的被启蒙。

二、马缨花和米兰

启蒙(Enlightenment)，给他们光。作为一个“光”的形象，路内在《少年巴比伦》中写出一个不确定的白蓝，她有着某种类型化的特征，如她是通过与“我”之间自然的情爱关系而产生不自觉的某种类似精神启蒙的后果。白蓝形象背后的疑问即启蒙的内容是什么？这个形象在80年代以来的文学中有两个参照，《绿化树》中的马缨花和《动物凶猛》里的米兰。她们都是一种被叙述者“我”发现的角色，以具体/抽象的关系进入“我”的生活世界。

张贤亮1984年的这部中篇小说《绿化树》第一次塑造出一个特殊的启蒙者形象——马缨花。无论是来自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启蒙书写，还是来自于40年代延安工农主体的新启蒙关系，所谓启蒙者都是代表着大历史、高级的、来自我们所陌生的、抽象的理论代表，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和内容都是确定的。可是马缨花是历史中的凡人，在历史和理论的比照下显得微不足道，她与“现代”以来的所有概念都无关，她甚至还有着现实生活多种可疑的“道德”问题。吊诡的是，这样一个意想不到的角色最后却成为了“我”生命里的一道“光”。

蔡翔在解读刘震云的《白涡》时曾提出知识分子书写中的“妓女”原型：

这种“妓女”原型不仅出现在《莺莺传》中，出现在《金瓶梅》中，也出现在当代的一些小说中，像《绿化树》中的马缨花，《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黄久香。

从元稹的《莺莺传》开始，这类母题就一直缠绕着中国知识分子在灵与肉，性爱与道德，个人与社会之间所产生的莫名的烦躁与痛苦。

马缨花或可理解为对知识分子书写与“妓女”原型的又一回应。马缨花和“我”的关系书写在世俗和现实层面的灵与肉、性爱与道德、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表达层面上，由于“我”独特的精神要求和马缨花特有的审美维度，作品更为重要地通过马缨花这个“象”隐约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我”求智的精神路程。马缨花一直按照她的精神信仰修改和创造她和“我”的爱情关系，如她对“我”最初的吸引是她能不断地变换出精细的粮食，在那样饥饿的年代喂养“我”，她只要求“我”讲故事、唱诗歌，在生活中无私地供养“我”继续念书。马缨花与乡村妇女的嬉戏对骂/她装模作样地借口泥炉子来喊“我”吃东西/她对孩子的父亲是谁，她与海喜喜、谢胡子等的关系，这些问题的态度颠覆“我”所有的现实认知和道德判断，她的直率、淳朴、简单以及强大的生命能力和生存能力修改了“我”以前知识和信仰构成中的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最终在马缨花对“我”的等待和付出中，在马缨花对我的爱情里，“我”被启蒙了。也就是说，马缨花对“我”的付出(如有的研究者所理解的“在张贤亮的大部分小说文本中，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超稳定的潜结构，实质上是子/母关系的一种置换”)本身不是结果，书写的重点与其说是一种现实生活里的男女关系，不如说是“我”的内心世界。这种关系导向了有自觉精神要求的“我”的一种成长，即出现了启蒙的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绿化树》中将马缨花作为一个光的形象是对五四新文学传统中启蒙与被启蒙关系的一种颠覆和反转。不仅如此，马缨花之前，我们有着经由男女情爱而实现的启蒙与被启蒙关系，可是启蒙的内容是确定的、已知的，如个体生命价值、国家民族责任，马缨花却是一种来自于我们所陌生的、土地的、民间的启蒙。可是马缨花对于“我”的这样一种精神烛照内容仅仅是她的天真灿烂、她的奉献和牺牲以及爱情吗？马缨花对“我”的“启蒙”内容不是马缨花自己，而是“我”因为马缨花而发生的自我启蒙即我发现了有关于理想、生命、世界的更本质的东西，这些发现未必是确定的，但是它打开了一扇窗子，让光进来，引导我走出去。在这里所呈现的是知识分子在新时代里的自我精神启蒙，这种新的启蒙与历史和时代有关，某种角度上，它颠覆了五四以来现代文学中形成的启蒙关系，在这里民间从启蒙的对象地位上转移。而这种启蒙关系的变化又是知识分子“我”主动的作为，也就是说是“我”把那个长久被批判被启蒙的民间重新发现，并看到了它的光彩和力量。

《绿化树》因为马缨花的塑造在80年代开了一种新的知识分子自我启蒙的书写方式，它为“我”找到一个姐姐(尽管小说中，“我”猜测过马缨花的年纪，“我”25岁，“她不会比我大”，但是我们还是把她理解为是一个姐姐，她以姐姐的现实姿态喂养我、关爱我、保护我)。“姐姐”某种程度上，不过是“我”要求觉醒的精神投射。这是怎样的一个人，她通过什么特质吸引我牵出我的自我觉醒，则是作者对自我精神的真实剖析。

张贤亮在《绿化树》中“我”的这样一种来自于叙述主体的精神焦虑强烈，在如此阳刚的精神背景衬托下，马缨花有如山间生命力极强的一朵野花，“我”对马缨花的发现与赞美最终形成一种高调、确定的情感基调。

与《绿化树》(1984年)明确的叙述主体自我觉醒书写不同，王朔在1991年的《动物凶猛》里透着一股伤感，小说写的是少年情窦初开的一段暗恋，它通过一个中年人对自己少年时期的回忆而展开虚构，这样的叙述角度使得它带有审视和反思的性质，可以理解为“我”在理性地思考一代人的青春成长，在这个过程中“我”假想米兰是一个“姐姐”的角色。王朔的写法与张贤亮完全不同，他在回忆的过程中虚构一段现实从未存在的情爱关系，反思青春的同时，真正呈现中年人“我”此时的一种“去蔽”的精神行动。

《动物凶猛》复调着两个时间和两种真实。此时的90年代和少年时期的70年代；现实中“我”与米兰陌生的关系和回忆中虚构的情爱斗争关系。两种时间上建立的两种真实背后是一个重写历史的结构，现实与被改写之间包含着此时的审视和判断。真实的故事是米兰曾经吸引了“我”，“我”远远地暗恋着她，目睹她与高晋的爱情直到她消失。这种吸引容易被理解，少年情爱的一次自然发生，艳丽的色彩、丰满的身体，以及年长几岁带来的眼界和气魄。有意味的是，在虚构行为中，“我”对米兰的迷恋有所实际的行动，如“我”去守候、等待、追求，在这个求爱的过程中“我”变得敏感，曾因嫉妒而与其他人恶语相向，最终“我”对米兰实施了强暴。为什么在回忆的虚构中，出现一场强暴？在一个重写的结构中，文本揭示了什么？

米兰在一个追忆结构中被重写或可理解为一个启蒙形象的建立。在70年代中期的中国，当“我”用自己琢磨出来的万能钥匙偶然进入一间房子，第一次见到她的照片时，“我”犹如中世纪后期的人们看到了古希腊的人体雕塑，那种健康的人类身体所迸发出的强烈的美吸引和震撼了15岁的“我”：

她在一幅银框的有机玻璃相架内笑吟吟地望着我，香气从她那个方向的某个角落里逸放出来。她十分鲜艳，以致使我明知道那画面上没有花仍有睹视花丛的感觉……为什么我会对她的肩膀、大腿及其皮肤润泽有如此切肤的感受？难道不是只有在夏日的海滩上的阳光下才会造成如此夺目、对比鲜明、高清晰度的强烈效果？

米兰之于“我”是一种从身体而来的精神性想象，它以“姐姐”姿态进入日常生活的层面。如米兰总是以一种姐姐的身份教育“我”，提醒“我”，甚至是包容、迁就和保护“我”。于此同时，米兰也被“我”在审视青春和历史的过程中，赋予了很多美丽的气质，如她不涂唇膏却娇红欲滴的嘴唇；她也没有于北蓓的叛逆和造作；和长辈关系融洽(其中有一个细节写米兰在“我”家撞到我父亲时她恭敬诚实的态度)等。这种美丽的东西在当时对“我”都具有类似启蒙的作用，“我”由对米兰的好奇和疑惑陷入自我精神的斗争中，也即“我”有了精神上的疑惑。

为什么在那样一个教室和书本、社会和家庭无法给予精神引领和情感关怀的年少时代，“我”给自己创造出一个精神上的明亮的“姐姐”，而“我”最终却用欲望去强奸她？

无论是故事中被重写和虚构过了的“我”还是现实中无乡的“我”，都在米兰这里看到了残酷和绝望，当回望青春时，“我”看到了曾经最吸引“我”的东西是如何被摧毁，当“我”试图通过故事让自己和别人理解“我”的心情时，“我”把她塑造成为“我”精神上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姐姐”，可是“我”和我们最终把她蹂躏了，然后“我”孤单、委屈、绝望地哭泣，毫无办法，无处可逃。

米兰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光的形象，她映衬叙述主体生活世界的黑暗和荒诞。小说中始终复调着真诚和戏谑两种声音：无知无畏和对无知无畏的反思。在一个坚硬无比的、以武力和强权为真理的男性世界里，当少年好不容易发现如此一个禁闭时代里的亮色时，米兰被叙述得很美好，她既没有道德的说教也不受偏见的污染，她从不放浪形骸却是娇艳健硕，她就像一个缪斯一样引你走向你不知道的、不确定的、孤独的觉醒的路。也许可以这样理解所谓在重写结构里的强暴，其实是叙述者对自己和时代最残酷的反省和批判，“我”是如此地孱弱和不堪，面对这样一个“光”的引诱，只能去侮辱和损毁她。或可理解为，“我”借由书写对我们那时所找到和发现的启蒙形象与资源本身深刻的怀疑。

三、妓女与圣母

如果我们继续借用“启蒙”这个词的话，张贤亮的马缨花是用她的实际行动和真实性情启蒙“我”，王朔则是塑造出一个模糊的光的形象，这个形象具有明显的假象色彩以至于叙述者最后亲自将它揉碎。相比来说，前一个形象(马缨花)有着具体的启蒙内容，米兰更像是一个自我启蒙的精神投影。换言之，尽管马缨花对“我”的启蒙内容不是马缨花，说到底这还是“我”的自我启蒙，但是相比米兰，马缨花仍然有着具体的启蒙内容，米兰就是一束光，她不是去照路，而是照出“我”的粗鄙、无知、孱弱和可悲。不管怎样，这个“姐姐”的形象永远关联的是“我”的精神状态，她是“我”内心自我觉醒的一个象，她本身可挖掘的内容及其有限，但她是“我”或者直接说是知识分子在“无名”时代里自我觉醒需要的一个形象，她在引导我、照亮我、启发“我”的同时，陪伴我、温暖我、关爱我。那么这样一个姐姐的形象就具有了某种德性，它契合知识分子自我精神觉醒的要求，马缨花身上来自于大地的、民间的那种美德、能量和米兰来自于人本身的美都符合，可是在韩寒的《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2010年)中，“姐姐”首先是一个妓女的角色。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是一篇目的性很强的小说，它要比《绿化树》和《动物凶猛》更为直接，它写一个人的“觉醒”历程。与之前几部小说不同的是，韩寒的这部小说里“我”的觉醒似乎不是直接因为这个女性形象带来的光。“我”已经在觉醒的路上，“我”偶像的英雄形象破灭，“我”的理想和爱情都被现实所粉碎，“我”想学着那些曾经热血的人去跟这个社会去抗争。这个女性形象所针对的是“觉醒”之后的问题。也就是说《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中，“我”不需要投射一个“姐姐”的形象在2010年的时候告诉“我”“我”的无知、幼稚以及“我”生存世界的荒蛮，上一代青春的热血故事早已成为“我”这一代窥视的一个内心据点，现在需要讨论的不再是如何被启蒙的问题，而是当“我”确实醒过来之后去做什么。

韩寒小说中的这个妓女，特别像是此时来帮助“我”的“圣母”：

我缓缓地转过头去，珊珊依然高高地站在原地，伸出手拉着窗帘，最顶上无法严合的那个部分透出最后一丝光芒，正好勾勒了她一个金边。随着窗帘微微的颤动，她的光芒忽暗忽亮。

这个女子身体里孕育着一个新的生命。腹中的小生命给了她一个现实的任务，那就是准备成为一个母亲，像一个母亲那样抚育即将出世的孩子，并为它谋划一生。种种因缘际会，两年后她腹中的孩子辗转被送到我手中。因为这个孩子，“我”真正上路，真正地去跟这个世界谈谈。在这个过程中，“我”仍然在进行精神斗争。

“我”本来计划开着这辆被我朋友改装的“1988”去遥远的监狱里接朋友的骨灰，这个过程中，看得见的“启蒙”和“觉醒”已经了然，好像只能到此为止了。如果没有怀孕妓女的加入，这个过程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社会的那么多令人气愤、绝望却又毫无办法的点点滴滴，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以极其个人化的面貌袭击你、伤害你，最终如果不能吞噬你就要毁灭你，你也无法跟这个庞大肌体里的每个具体的个人去商量和讨论。可是这个女子形象进来之后，她不断地打岔，她以她的故事以及她和“我”之间微妙的关系逐渐地在“我”精神绝望的底色上附加内容，她这样一个被当局罚光了所有储蓄的、丢了饭碗的、找不到男人的孕妇该如何实现她的理想——生下她的孩子，又要如何抚养孩子长大。她给“我”带来了实际的问题，这些问题总是吸引我莫名地想对她有所帮助。这个过程中，两个人一度想彼此甩开，后来再次相遇之后，也极力地彼此提醒他们之间毫无感情，但也就在这一路上，他们不断讲故事，情感逐渐发生变化，渐渐地彼此生出某种敬意。最终，“我”收到了一个孩子。当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根本不应该诞生一个婴儿的时候，倔强的、患病的妓女硬是用她强烈的意志和全部的生命给世界生出了一个“属于全世界的孩子”。这孩子像是这世界唯一的新生希望，于是，“我”再也不是在精神层面上等待启蒙，然后去呐喊，“我”因为这个生命必须跟这个世界谈一谈，以父亲的名义，身体力行。

这个叫珊珊、田芳或者娜娜的女子，似乎就是要在“我”觉醒之后的彷徨时期带着一个婴儿来给“我”任务，“我”所有的故事几乎都能在她的故事中找到另一种对应，偶像、理想、爱情和激情。她同样像是个姐姐的形象，尽管那么弱，可她在不经意中陪伴了我，疏导了我，同时给“我”一个最好的行动理由。好像上面给人间派了个任务，它先借由妓女的身体，然后转向我的精神世界，她是母亲，“我”是父亲。那么“我”最终喜欢上她了吗？

我仰望阳台，娜娜从这些植物前走过，对我笑笑。我向她挥挥手。她虽不漂亮，但此刻她真像走在舞台上的明星，也许是那天大自然光打得好，楼转角墙壁上开的一扇窗正好将光芒折在她的身上。

与《绿化树》中“我”对马缨花的感情以及《动物凶猛》中“我”对米兰的迷恋所不同的是，《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中的“我”不是在精神关系的层面解决“启蒙”的问题，而是行动的层面去做点什么，于此“我”对娜娜从路程上的帮助，到最终接过她留下来的孩子，或可理解为是一种与前两篇小说中“我”与“姐姐”关系模式相近的一种书写方式。在韩寒的这篇小说中，娜娜，就是我们所讨论的这样一个“我”的“姐姐”形象，她的到来就是为了帮助“我”这样一个无路觉醒的人，给我一条路。

四、姐姐

海子在诗歌《日记》(1988年)也曾呼唤过一个“姐姐”。在这首诗歌中，“姐姐”完全可以理解为作者的一种精神呼唤和渴望，呼唤背后隐藏着他内心的绝望和恐惧。对“姐姐”的情感映照的是作者对于世界的否定和批判。换言之，“姐姐”某种意义上正是“我”内心对世界的一个正面投影和成像，她是作家塑造和虚构出来用以对抗和反思他对于世界的否定、批判以及绝望。显然“姐姐”在海子这里最后只能存在于抒情层面，他无力在这个形象上面发掘更大的精神力量。

为什么会是一个“姐姐”的形象？某种意义上，这个形象本身是不重要，她完全是为了呈现“我”的精神要求而存在，所以她可以是有具体内容的马缨花，也可以是符号化的米兰，但她不是王小波小说中的陈清扬，也不是张炜作品中的刘蜜蜡。《黄金时代》里的陈清扬本身即是书写的对象，她与王二势均力敌，更为重要的是她们俩没有从具体的现实生活走向形而上的精神发问。诚如张炜在“在《我的田园》中，曾经写道：‘一个人要真正地走向孤单，也许必需一种奇特经历，必需遭遇异性。’”张炜小说中类似的“我”从未有过精神上的软弱，主体着实是一个硬汉，无论是刘蜜蜡还是美蒂她们只是硬汉遭遇的对象，而非精神世界的“发现”，她们始终停留在现实世界里，更多地成为现实世界中的一种符号和隐喻。“姐姐”形象首先是存在于那些有精神反思和觉醒要求的主体内在书写文本中，她处理的更多的是主体精神世界里的虚像问题。她与被书写的“我”之间构成某种具有张力的情爱关系，并以此作为精神关系的发生。她恰恰不是苏轼的“此心安处是吾乡”，不负责解决实际的问题，而是一个缪斯的角色。

作为觉醒者的一个“光”的形象，“姐姐”应该提供出/被塑造出“光”的内容。《少年巴比伦》和《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实际上在触碰同一个历史时间点，而“姐姐”这样一个形象很难去对应于历史上的那个点，不像韩寒对这个时间点的多角色处理，路内把所有历史的信息挤压到白蓝身上，显然因为这个原因，路内小说中的“我”并没有真正地完成或者说实现启蒙意义上个体的精神自觉。围绕此时中国的贝阿特丽切形象来看，《绿化树》《动物凶猛》《少年巴比伦》和《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在情感的趋同中，又缘时间展示了不同的选择。我们在最早的《绿化树》里，看到了确定性的、来自于大地的“善”，这种“善”带给我的启蒙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在外在思想和信仰崩塌之后，“我”回到民间，展示知识分子个人化的对于时代、文化、国家的反思。90年代中，《动物凶猛》在延续这种个人化的精神书写风格时，用虚构的方式对历史复调，表达作者隐秘的愤怒、悲伤、无助，这其中的怀疑和破灭几乎颠覆了任何理想性的东西。将近20年之后同龄的《少年巴比伦》和《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则是围绕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历史转变，陈述一代人对于历史前身的不解的兴趣和困惑，以及面向此时与未来新的选择、态度以及意志。

“姐姐”所能带来的情感上的安慰、审美上的愉悦，以及精神上的力量是要求觉醒者所希望得到的。这样一个形象，某种程度上，完全来自于精神层面，她几乎不涉及日常生活的情感和伦理，她仅仅是叙述主体在找不到直接的、强大的、有效的启蒙理论时，自己创造的一个角色。她的性情、气质以及身份和地位几乎是依着主体自我寻找和自我启蒙的需要而设定。她和“我”的关系以及她的命运，在不同时期、不同作家的那里，显示着不同的精神信仰和现实状态。这个“姐姐”是一个求智的、觉醒的形象投射，她身上包容着叙述主体在具体时代里的软弱、孤独一面，也承担着一种不放弃、不妥协的精进精神，她可理解为叙述主体自我书写中的审美性的精神陪伴。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项目“20世纪中国‘青春文学’研究”(项目编号：2014SJB524)成果〕

(责任编辑 李桂玲)

李一，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讲师。

Beatrice，但丁《神曲》中人物，参见黄文捷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