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恒文

巴金的『敌人』

●高恒文

巴金先生《随想录·合订本新记》的最后一段话，仿佛是墓志铭：“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可以说，这五卷书就是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馆’吧。”后一句，令人心酸。重读《随想录》，笔者产生了一些零星的思想碎片，却总觉得难成篇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确实难以言说，因为巴金先生留下的是两个无法面对的难题：“讲真话”和“博物馆”。面对这两个难题，我们一切的说和做，未必不是成了鲁迅所谓的“虚空”。

争论巴金是不是“思想家”、《随想录》的思想深度，意义并不大。《随想录》的意义尽在“讲真话”这三个字中，很朴素，也很真诚。“批判”“揭露”，常见的其实是“对象化”的“批判”和“揭露”，很少有巴金这样以自我批判、反省为思想起点的“批判”和“揭露”，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巴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巴金说：“分是非，辨真假，都必须先从自己做起，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别人。”“讲真话”大不易，哪怕是讲点真话。指责“讲真话”不够彻底，如鲁迅所说，是想让别人去送死，而自己没有风险；遗憾“讲真话”讲得还不够，是自己不愿“接着讲”。巴金说：“我从来不是战士。”这使人想起鲁迅关于马雅可夫斯基、阮籍的议论——鲁迅深刻，巴金诚实。

《随想录》当然不是“创作”。但就“作家的巴金”而论，“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的作者和《随想录》的作者，还是有十分明显的“个性”特征的。“激流三部曲”的写作与“家”、与“大哥”有那样深刻的思想的更主要的是情感上刻骨铭心的联系。在《我的老家》一文中叙述自己回到成都老家，记忆中的一切竟然和作品中所叙述的联系在一起，“好像我花了十年时间写成的三本小说在我的眼前活了起来”。“爱情三部曲”是作者“最喜爱的”的作品，因为抒发了作者的那种真诚的思想激情和信仰，所以作者这样自述其创作缘由：“我说过：‘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步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写来控诉、揭露、攻击这些敌人的。”并且因此声明：“我不是文学家。”（《我和文学》）这不也是对《随想录》的自我解释么？

“激流三部曲”的影响太大了，虽然有“大哥”高觉新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人物形象，但作品在思想主题上毕竟没有达到已有的同类作品的“意在暴露家族制度的罪恶”的思想深度，艺术上显然不及后来的《寒夜》《憩园》成熟。旧家族制度固然有其罪恶，新式婚姻、新式家庭却有新的不幸与灾难，巴金的思想显然不再像创作“激流三部曲”时的“我要控诉”那样情绪化，而是转为深思，小说中情绪化的抒写、议论也有所节制。《寒夜》中的汪母，是一个令人深思的形象，她的思想固然是“旧”的，她对儿媳妇的看法有其“旧思想”的偏见，但她对“家”的热诚却恰恰源于此，并给予儿子和孙子以慈爱与温暖。作者显然对她有着深深的同情，读者也对她的不幸有着深沉的慨叹。

《随想录》不是什么深刻的著作，作者也不是什么思想家。教导孩子“不要撒谎”是一条平凡而朴素的公理，成人世界却在呼吁“讲真话”，真成了存在主义所谓的“荒谬”，还是美国作家揭示的“黑色幽默”？也许更恰当的说法是：《随想录》反复言说的，其实只是《皇帝的新衣》中那个孩子的那句真话？

郭旺启荐自《今晚报》2017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