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菁　吴建平　高佳晨

如果不是要解开爷爷当年留下的那个谜团，65岁的退休职工来芬琴不会特意去关注中共六大的那些细节，虽然她也是个共产党员。

但是，来家的情况与众不同——来芬琴的爷爷来耀先是参加中共六大的五个浙江代表之一，而这段历史真相几十年来一直被尘封，来家三代人为此备受精神的煎熬与折磨。

在来家人的农村老家，来耀先是个传奇人物；在来芬琴的奶奶那里，爷爷是个永远都不能说的秘密；到了来芬琴的爸爸这辈，求证爷爷是六大代表这件事成了临终前的遗嘱；而对于来芬琴而言，爷爷的过往，让她了解了来家的光荣家史，也从中管窥到我党的艰辛革命。

前不久，浙江日报社收到一封署名来芬琴的长信，既不是投诉，也不是求助，好像就是想找个能看懂的人述说一段跨越三代的寻亲解谜故事。

信很长，有六七千字，很多细节催人泪下。于是，记者在对来芬琴的探访中聆听了这个传奇故事。

1892年，来耀先出生在浙江萧山长河。来家的家风在当地还是有点特别的：倡导读书，资助私塾。

1927年，35岁的来耀先参加了萧山西乡农民运动，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长河支部书记，带领农民反对封建剥削，开展减租斗争。

来芬琴说，据奶奶回忆，1927年之后，爷爷开了多年的理发店就关门歇业了，白天常常不见他的踪影，每每都是半夜他才疲惫地推开家门。

1928年3月，来芬琴的爸爸——家里排行老三的来水根出生时，上有两个姐姐，后来又有了一个妹妹。

时年4月，爷爷跟奶奶说要出一趟远门，少则半年，多则一年。奶奶当时正在坐月子。作为一个隐忍而坚强的农村女子，她并不知道丈夫这一趟“秘密任务”是什么，只是轻轻地说了句“你尽管去，家里有我”。

来耀先1928年4月出门，一直到7月底才拄着拐杖回来。到家時，双脚已经烂得不成样子。

来芬琴听奶奶说，爷爷回来后，在浙江西乡做区委委员，负责上海、浙江两地党的秘密工作。那时正处于白色恐怖时期，共产党员身份的人都不能公开露面了。所以，爷爷一回来就躲到山上，搭了个小茅棚，对外佯称生病，到了晚上就下山偷偷开展工作。

1929年，由于形势所迫，来家举家搬至杭州近江村。

1935年年初，爷爷突然跟奶奶说，有任务要出门，很危险。“你回萧山的娘家去，要把孩子们带大。”

当时奶奶的肚子里正怀着第四个孩子。也许是女人的第六感直觉，奶奶没有像前几次那般放手让丈夫离开。她莫名地感到恐惧，于是偷偷去占了个卦。让她更加坐立不安的是，那是个“出门容易回家难”的凶卦。

奶奶哭了好几天，但爷爷坚持要走，态度坚决。无奈，奶奶只好让爷爷带着大女儿一起去，路上也算是个掩护。

那天天还没亮，爷爷牵着大闺女，拎了个篮子，在钱江码头上了船。

“都说活见人、死见尸，我却再也没见！”这是奶奶这辈子心里最大的创痛——丈夫和大女儿就这样一去不回。

在孤守家门、抚养儿女的艰难岁月里，对于一个农村妇女来说，“寻亲”这个念头只能是和着泪咽下去的一种绝望。为了生活，奶奶在娘家弄了个小店，靠弹棉花、卖甘蔗等小零食拉扯三个孩子。

来耀先走的时候，水根7岁，水根身后的妹妹还没出生。

水根在妈妈身边生活到十来岁，就跟着舅舅去金华讨生活、做学徒，小小年纪尝尽人生艰辛。

新中国成立没多久，有一天，组织上派人找到来家，告诉奶奶，1935年3月，来耀先同志在执行任务的途中，在上海虹桥路的一个亭子里被敌人杀害。

来人问奶奶，有什么要求。

奶奶想了半晌，问能不能把20岁的水根安排到铁路上工作。奶奶的想法是，既然丈夫从事的是党的秘密工作，就让孩子走得越远越好，知道得越少越好，包括孩子爸爸已经牺牲的消息。

来水根就这样进了江西铁路系统，先后做过扳道员、养路工等工作。

1952年，来水根的大女儿来芬琴出生。

来芬琴说，小时候家里有个不允许孩子触碰的皮箱，里面装着一把铜茶壶。

她后来得知，这把铜茶壶是爷爷生前用过的，爸爸一直小心珍藏；而那个皮箱，正是爷爷参加中共六大会议后从莫斯科带回来的。

来水根每次出门都反复嘱咐家人，或把自己的联系方式留给亲朋好友。他想着，万一有了父亲的消息，自己可以及时得知。

来水根和姐姐、妹妹一直以为爸爸是去执行秘密任务了，总有一天会带着大姐回家……

天有不测风云。

在来芬琴十几岁时，一顶“政治骗子”的帽子猝不及防地扣到来家头上。

原来，来水根在替女儿来芬琴到江西当地一家单位申请工作时，说自家是“六大代表”的后代。他拿出家乡党支部的证明材料后，对方却不信，反过来说他们是“政治骗子”，把来水根拉去游街示众。

“文革”期间，这顶“政治”帽子一次次影响着来家人，让本想平静生活的来水根忍无可忍，他下定决心，一定要证明家人的“清白”。

1978年，来水根去了趟北京，找有关部门进行查证。由于当时对中共六大的相关资料还非常缺乏，有关部门只开具了一份“来耀先系党的六大代表”的证明函，并没有更为详细的佐证。

1982年，来水根又一次去北京，终于在有关部门拿到了证明文件。而在拿到证明的同时，他也不得不痛苦地接受父亲43岁就已经牺牲的真相。

1986年，党组织追认来耀先为革命烈士。

20世纪90年代初，浙江省革命烈士纪念馆开建。由于来耀先是浙江参加中共六大的正式代表中唯一一位农民代表，纪念馆方面联系到来水根，希望他帮助提供一些资料。

因为父亲已经去世多年，没有更多的资料、物件可以提供，来水根送去了父亲当年从莫斯科带回来的皮包和两个瓷盘。

让来家人备觉伤感的是，生前一直做秘密工作的来耀先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来水根只能回到长河老家，根据乡亲们的回忆，在自己模样的基础上请人给父亲画了一幅像。endprint

2011年，来水根在去世前嘱咐女儿来芬琴，要继续“找”爷爷，把爷爷的生命轨迹弄清楚。

2012年春节刚过，来芬琴接到萧山长河街道办事处领导的电话，说是长河要建一个革命历史纪念馆，希望提供一些来耀先的相关资料。

此时来芬琴刚刚退休，有了闲暇时间，于是，她经常到网上搜寻党的六大的有关信息，从每一位六大代表的回忆资料、行走路线中一一查找，试图找到关于爷爷的蛛丝马迹。有一天，当她查到安徽省一位参加过中共六大会议的代表情况时，忽然被其中提到的一个信息吸引住了——黑龍江省绥芬河市正在建秘密交通线纪念馆。

来芬琴后来得知，1921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在绥芬河建立了秘密国际交通站，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间最早、存在时间最长、发挥作用最大的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当年很多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正是循着“哈尔滨—绥芬河—海参崴—莫斯科”这条线路，奔赴共产国际。六大召开前后，从绥芬河出境的六大代表有瞿秋白、蔡畅、龚饮冰、孟坚、龚德元等19人。从绥芬河入境的六大代表有周恩来、罗章龙、王德三、邓颖超、李立三等51人。经绥芬河出入境的六大代表总人数达68人，占六大代表总数的48%。

2012年3月，江南已是一派鲜绿的初春景象，而地处黑龙江东南部的北国边境小城绥芬河，还覆盖着厚厚的冰雪。

来芬琴和丈夫、弟弟一起来到绥芬河秘密交通线纪念馆。

当时纪念馆刚建成不久，相关资料正在搜集补充过程中。纪念馆负责人得知来芬琴是六大代表的后代，又惊又喜，握着来家人的双手激动地说：“这里就是你们的家，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你们的前辈也是我们的前辈！”

听到这样亲切、暖心的话，来芬琴的眼泪夺眶而出。

“你们的爷爷参加六大真不容易啊，当时太艰难了，太危险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来芬琴第一次听说了那么多关于六大、关于爷爷的事情。那个连她爸爸都不甚清晰的爷爷，让她第一次感觉如此亲近。

据介绍，1928年4月下旬，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六大代表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原本来耀先等人是要从满洲里出境前往苏联的，但是，由于满洲里的路线被敌人发现，只能临时改变行程。

来耀先等浙江代表在上海集合后，先乘火车到哈尔滨，再到绥芬河，然后从绥芬河出境，坐了七天七夜的硬座才到达莫斯科。

绥芬河市委党史办主任王玉富告诉来芬琴，当年的六大代表，尤其是南方的代表，到了东北之后几乎不敢开口说话，生怕口音被敌人听出来，惹来杀身之祸。由于轻易不能讲话，代表们只能用火柴来传达信息——找到接头人后，“以一盒火柴，抽出几根一起折断”作为暗号。

在奔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的代表中，有人因为被敌人发现，结果被抓走、杀害。

由于会议经费有限，又要躲避国民党特务的盘查，来耀先返程时是躲在外国邮轮的货舱里回到上海的，而从上海到杭州的近200公里路程，是硬生生拄着拐杖走回来的。

出于安全起见，六大代表不能携带任何文件，会议精神全部靠背下来，再传达下去。

通过绥芬河秘密交通线纪念馆负责人，来芬琴又联系上了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主任李蓉，她著有《中共六大轶事》一书。

数年后，来芬琴又专程去北京拜访了李蓉，把自己所搜集的关于中共六大、关于爷爷的全部资料都给了她，而李蓉回馈来芬琴的是满满一大书桌厚薄不一的文件、照片、旧报纸、证明等珍贵史料。

“原来，我对六大的历史不太懂，通过这些年寻找爷爷足迹，现在也能算是小半个专家了，家里的资料也能建个小型纪念馆了。在六大代表中，相比之下，爷爷还是比较幸运的，得以安全到达莫斯科参会，还有我们这么多后人。而一些六大代表连后代都没有留下。”来芬琴感慨地对记者说。

这时，来芬琴的孙女突然插话：“我和奶奶去过绥芬河，还去过海参崴，下次，我一定要去莫斯科五一村看一看……”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