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炳帅

摘要：跨界是近年来在音乐领域中炙手可热的词汇，然而，音乐艺术的跨界并非轻而易举的，真正的跨界必须从多种层面努力，以行为、形态、意识层面的彻底转变才能够完成。长笛教学领域的改革，可以以跨界为突破点，思考这一西洋乐器如何更好的融入到中国的教学领域与表演领域中，以中国的独特民族审美方式来塑造优美动听的新旋律。本文的研究从跨界的议题出发，着眼于长笛教学改革领域的跨界可能性与可行性，以笔者个人的视角来观察其改革的方向。

关键词：长笛教学 跨界 改革方向 艺术跨界 文化跨界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7）18-0139-02

长笛是一种文化积淀深厚的西洋木管乐器，在交响乐与室内乐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乐器。早期的长笛由椰木或乌木制作，后来在工艺的该两种逐渐以金属替代。长笛的声音优美婉转，嘹亮空灵，在木管乐器组中独树一帜。在交响乐队中不仅可以用于重奏声部，还可以单独以色彩乐器的表现力发挥特殊的功能。长笛在中国的引入与教学实践并没有很长的时间，分门别类的形成独立学科只有几十年的时间。今天，在各高等音乐学院中，长笛均设立了单独的专业门类，而在综合类院校中，长笛专业还并没有得到全面的普及发展。由于长笛与中国传统音乐中的竹笛和箫在音色、材质、造型等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此社会对于长笛的认知既有易于接受的一面，也有含混不清的一面。在具体的教学中，长笛的训练多是以技巧为主，着眼于欧洲的教学套路与教材内容，但从另一角度而言，音乐的表达是为人服务的，长笛教学的最终归宿在于表达中国审美，服务中国观众。因此，在艺术表达方面，教学不仅要打下良好的基础，还应从当下热议的“跨界”视角思考多层面的变革问题。

一、何谓真正意义的跨界

跨界一词来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流行音乐。当时在美国电台音乐打榜的热潮中，一些歌手为获得好成绩，尝试将不同风格的歌曲混搭在一起，比如所谓的乡村摇滚、蓝调爵士、民谣布鲁斯。在这样的风潮驱使下，跨界的风格与内涵被最初定义下来。近年来，跨界之风大有蔓延拓展之势，从世界三大男高音的演唱会，再到莎拉布莱曼的横跨古典与流行唱法，又到国内的谭晶、吴碧霞、廖昌永等歌手的唱法转变，跨界已经在音乐圈中炙手可热。不止是歌唱界对跨界情有独钟，在器乐领域中，同样出现了大量新鲜的案例。比如中国民族交响乐团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奏的《拉德斯基进行曲》，西洋交响乐团在中国京剧舞台上华丽的配乐渲染。这些来来往往的跨界尝试，都使人为之耳目一新。

但究竟何谓跨界，如何定义跨界的论域与界限，如何将跨界与简单的模仿或恶意的抄袭区分开来，这一问题在应用领域中似乎并不愿深谈，唯恐触动了个别人的利益。但是从音乐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跨界问题的属性与特征必须得到清晰的论证。

跨界，从本质属性来说，是通过音乐人或艺术家的努力，以主动的技术转变跨越音乐的界限，从一种音乐形态转变到另一种音乐形态之中。而在更深层次来看，跨界的内心意识层面虽表象上的技术转变而动，最终必须达到跨越文化界限的高度，才能够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跨界。

在这一原理的驱动下，我们可以对跨界有一种更为清晰和深刻的认识。在当今音乐表演领域中随处可见的跨界乱象，其实并非跨界的本意。绝大多数的跨界都只是一种哗众取宠的噱头，并非真材实料。跨界的真正意义在于表演者置身于其中，保持足够的主动性，这不仅仅是一种艺术魄力，也是一种技术修炼的结果，一种对音乐执着追求的回报。比如：吴碧霞的歌唱，可以在一场音乐会的上下半场表演不同的唱法，她可以轻松的从花腔女高音过渡到民族唱法，再转变成为湖南花鼓戏的唱腔。这种转变并非是“玩票儿”，而是通过多年来不懈的努力达到的艺术高度。在观察其履历时，发现吴碧霞出生在花鼓戏世家，在求学阶段学习了多年的民族唱法，又在研究生阶段和出国访学期间轉学花腔女高音。有了多年的历练积累，才使吴碧霞的歌唱风格多元，才能够轻松的跨界至多个不同的声乐领域之中。又如：交响乐队在中国戏曲中的伴奏融入过程也是通过漫长的求索过程才实现突破的。早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就已经有了个别西洋乐器填充京剧伴奏乐队的实验，在七、八十年代，即便土洋之争不绝于耳，依然出现了许多西洋乐器在京剧、川剧、豫剧中的实践范例。在今天的戏曲舞台上，交响乐队从声音的音量、配器的科学性、音色的丰富性等方面，都有了取代传统乐器的方式，并与京胡、板胡等乐器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完成了一定程度的跨界。

可见，跨界的概念并没有那么的宽泛，真正的跨界之举需要千锤百炼的历练过程，也必须完成在不同文化之间的转变。跨界不仅仅是一种风潮，更是一种音乐艺术水平提升的标志。

二、长笛教学中艺术“跨界”的论域

长笛的教学进程，在中国的开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从最初的摸索前行到80年代具有一定作品和人才的积累，再到新世纪以来逐渐向全国大中城市综合类院校的普及，其间经过了多次教学理念与方式的创新改良。早起的长笛教学方式借鉴了前苏联的体制，在逐步完善中，又将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教学结构借鉴应用。直到90年代开始，长笛的教学中开始加入了中国原创的作品素材，并在练习曲、乐器、合奏曲等方面结合中国人的技巧风格与审美特质创作融合。虽然，目前的教学进展还不足以撼动西洋教学体制的稳定结构，但是长笛在中国的教学开展已经有了在意识形态上的新思路。

所谓新思路，就是要完成一次乐器教学体制引领，传导到人才培养和表演领域的跨界行为。因为长笛的人才培养目标，必然是中国社会大众所喜爱和认可的人才，他们的作品能够完整的表达中国人的音乐审美情怀，这才是长笛教学的最终归宿。

从教学领域而言，学生的技巧训练和表演训练中，需要加入各种中国元素的作品尝试，但是这种尝试并非是教师所强加的，而是在学生主动意识的作用下，在构建了大规模的作品体系作为支撑的条件下才能够形成的教学改变。我们欣喜的看到，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作曲家围绕长笛的独奏、重奏、合奏、室内乐等方面，创作了许多具有中国风格的作品，这一方面加深了学生对于长笛应用领域的进一步认识，另一方面也对教学提出了跨界的展望。技巧的训练非一朝一夕之功，只有立足于民族文化与西洋音乐的双重视野，以刻苦的训练和创作投入，才能够使学生能够突破西洋音乐的瓶颈，掌握长笛与中国乐风之间跨界结合的可能性。

三、长笛文化“跨界”的内涵与教学启示

教学技巧训练是一种表层的形态与行为改良，真正意义上的跨界离不开意识形态与文化层面的彻底转变。长笛从属于西洋音乐领域的范畴，即便在中国有着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但是相对于欧洲几百年根深蒂固的发展历程，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因此，要将长笛的教学与人才培养形成中西合璧的跨界效应，必然要在观念上产生深刻的认识觉悟。

我们的教学领域中，时常会出现注重技轻艺的情况，技巧练习方面，无论是老师或是学生都乐此不疲，一旦学习理论知识，就会觉得比较乏味，不能以正确的态度来对待。这样的思想认识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以跨界的视角来看待长笛的教学改革，首先应当值得注意和警醒的就是它的前世今生，来龙去脉，一种乐器从无到有，绝非是偶然，而是经过呕心沥血创作与推敲而形成的。对西洋音乐中如何认识长笛并驾驭长笛的过程进行理性的分析，是跨界的第一步，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步。

长笛的民族化教学转变方面，首先要对文化的认同感提出要求。中国对于吹管乐器在民间有着特殊的情感寄托，长笛在音色上与竹笛的靠近使其有了先天的优势条件，在民乐演奏中对长笛的有机融入，必须使中国的听众能够产生审美认同感，能够真正体会出长笛与国乐结合的自然融洽，这是必不可少的一种审美感受，也是长笛能够融入民族的先决条件。从另一角度而言，融入的过程必然需要遵循长笛所特有的技术技巧，遵循其在乐队中的角色地位和旋律声部属性，盲目的改变不仅会使其丧失主观能动性，也会在不经意之间产生文化隔阂感。于跨界而言，文化属性的距离感跃进，其融合效果与力量感就会越发强大。

综上所述，跨界在音乐领域的风生水起，可以惠及到长笛的教学与演绎。音乐的表现力在于特有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之际，也会使音乐的魅力被放大到極致。在未来的长笛专业教学领域中，只有不断突破并保持单纯的艺术初衷，才能够以技巧和内涵的双重质变，完成长笛的跨界之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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