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约记者｜郑后生 编辑｜李瑾

中国保镖行走在地球最危险的角落

本刊特约记者｜郑后生 编辑｜李瑾

盛鼎特卫国际安保公司海外部副总经理谢鑫在伊拉克训练当地安保队伍

盛鼎特卫国际安保公司海外部大队长宋激光（中）在伊拉克执行安保任务

海外员工在南苏丹营地大门合影

这几天，周晓飞就要重返南苏丹了。这个全球战乱最频繁之一的非洲小国，自2011年7月9日从原苏丹独立出来仅6年，就先后两次爆发内战，至今仍未实现全面和平。

自2013年以来，周晓飞每年都要在南苏丹工作5～6个月，最多的一年在南苏丹工作了9个月。80后的他个子不高、皮肤黝黑，留着军人式的板寸，发达的胸肌将T恤紧紧绷起。

10年前，他是中国武警最顶尖的特种部队——雪豹突击队的一名特战精英，曾被派驻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担任使馆的警卫任务，擅长格斗、射击、侦查和护卫工程。

2007年退役后，他成了伟之杰安保集团的一名海外安全官。近10年来，跟随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多像周晓飞这样的中国“保镖”，也向海外进军，包括那些局势动荡、战火纷飞的国度和地区。

保护企业不是用枪

2012年9月30日，苏丹境内某项目营地。

如果在中国，恰值中秋，天气正在一天天转凉；但在项目现场，却如往常一样酷热干燥。苏丹属于热带沙漠气候，是世界上最热的国家之一。周晓飞和搭档林林正在这里对中资企业员工进行安全培训。

在海外安保行业，人员可以大致分为普通安保、安全监督和安全顾问三类。其中，安全顾问的级别最高，对个人素质的要求也最高。

一般来说，普通的安保人员从事的主要是站岗放哨、随身护卫、日常巡逻等工作，只要是退役的特种兵，基本都能胜任。而一名合格的安全顾问则需要 “文武双全”，不仅身体素质要好，还要具备一定程度的作战指挥和刑侦探案的素养，比如战场土工作业、视频监控布设、枪战爆炸现场勘查等，但更重要的是要有语言沟通、情报收集、安全评估、安保建议等专业能力。

因此，虽然中国的安保公司大多将“退役特种兵”作为金字招牌，热衷于招募像雪豹、天鹰或天狼突击队等特战部队的退役队员，但像周晓飞这样能文能武，并且从业前就有在海外高风险地区常驻经历的从业者，却是凤毛麟角。

在这次来苏丹“送教上门”之前，周晓飞已做了四五年的安全培训教官，到过多个国家；林林则已从警校毕业11年，曾经在公安系统工作，2008年到北京，先后在拉力赛车队和国家体育总局从事过安全管理工作，2010年加入伟之杰安保集团。

这天夜晚，他们像往常一样睡下。凌晨两点左右，林林突然被一阵激烈的枪声惊醒。听声音，好像就在营地内。

但他既没有走出宿舍，也没有打电话询问。多年的安保经验告诉他，此刻待在房间内才是最安全的，“宿舍的墙壁上铺有防弹钢板，能够抵挡子弹的直射”。

枪声只响了一阵，又归于平静。等到现场确认安全，他和周晓飞才走出房间。原来有8名当地武装分子袭击了营地，执勤的当地安保人员判断，他们是来偷东西的。

这个营地一共有4道防线，从外向内依次是铁丝网——壕沟——土墙——集装箱搭建的围墙。铁丝网外围安有十几个摄像头；营地内有10多名持着AK47的当地安保人员。

这伙武装分子身穿迷彩服、脚踏军靴，手拿德国造的G3突击步枪。他们先是用剪钳剪断了最外围的铁丝网，跳入壕沟。在壕沟中走了一段后，遇到坍塌路段，不得不爬回地面。

武装分子斜穿堆料场时，不小心弄出了声响。距离他们最近的两名当地安保人员正在一个集装箱后喝茶，听到声响，立刻熄灭了煤气炉里的火。一个人踩到另一个人的肩膀上，爬上集装箱观察。

一看来者这副打扮，人还不少，当地安保人员当即开了枪。枪声一响，营地内的10名武装安保全围了过来。双方激战中，一名武装分子死亡。

见情况不妙，这伙人只好从原路撤了出去。第二天早上的弹孔取证发现，“那天夜里一共打了140多枪，还有一颗子弹穿透了4个空集装箱”。

不过，持枪交火并不是中国安全官在海外的日常生活。

由于中国法律不允许公民持枪出境，很多国家也明令禁止私人或外国安保公司在他们的领土上使用武器。选择所在国合适的合作伙伴，让当地的军警或武装保安持枪，成为很多中资企业的选择。

很多人认为，应该让中国的海外安保人员配枪。对此，伟之杰安保集团董事长者美杰觉得，中国安保人员在海外持枪执行任务是把双刃剑，弄不好反而会让企业和员工陷入麻烦。

在专业人士看来，能否持枪，其实区别并不大。万一发生绑架或者冲突，一般都得从主权、领保等层面寻求解决，靠的是外交人员的沟通，而不是枪。如果发生了战争，政府层面首先考虑的是撤离。

“更何况，做海外安保不是用枪去保护中资企业，而是用经验、技术和资源。”者美杰说，安保公司跟国外的雇佣兵不一样，大部分工作主要是安全管理，包括事前、事中和事后的一系列安全防护工作，而不是动不动就拔枪，“安保人员一旦要用枪解决问题，说明之前的工作和努力都失效了。”

还是用中国人比较放心一点

每年，周晓飞有超过一半的时间在海外。从2008年踏入这个行业以来，他去过伊拉克、乍得、尼日尔、苏丹、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秘鲁和沙特阿拉伯等近20个国家。

周晓飞的足迹，大致勾勒出了中国安保企业进军海外的路线。这也是随着近10年来中资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而形成的。

相关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在境外企业已近3万家，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2016年，中国派驻到海外的劳务人员约200万人，90%集中在亚洲和非洲国家。

持枪抢劫、恐怖袭击、战争威胁笼罩在数百万海外员工的头上。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显示，从2010年至2015年，共发生涉及中国企业机构的各类境外安全事件345起。

2004年6月，11名刚刚到达阿富汗的中国工人，在睡梦中遭武装分子机枪扫射后身亡，引发国内高度关注。也正是这一年，中国首次提出了海外利益的概念，外交部涉外安全事务司正式运行，中国海外安保开始起步。

伟之杰安保集团从2006年就开始涉足海外市场，是国内最早开始做海外安保的企业之一。最初，他们做的只是安全培训，随着与客户合作的深入以及形势的变化，开始向安保整体解决方案发展，包括信息服务、安保咨询、安全培训、现场保卫和危机处理等。

者美杰几乎见证了中国安保企业和中国“保镖”走向海外的整个过程。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部分在海外的中国企业并没有把安保放在心上。“很多企业存在侥幸心理，有些根本没有投入，以为企业的安保只需要自己搞一搞，不需要专业力量的帮助。”

2015年是个转折点。当年11月20日，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3名高管，在西非国家马里首都巴马科的一家酒店遭遇恐怖袭击遇害。事后，中央领导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加大投入和保障，加强境外安全保护工作，确保我国公民和机构安全。

在“一带一路”的热潮之下，国家层面的重视以及中资企业自身风险意识的提高，让海外安保成为热门业务。

“全国有安保资质的企业有五六千家，但能够在海外做得比较好的却寥寥无几。”者美杰打了个比方，海外安保就像是高速路，三轮车、摩托车肯定不能上，“只有拥有海外安保资源、国际化运营经验、海外专业人才和队伍，还具有一定抗风险能力的企业，才能做得稳、做得好”。

有些刚刚涉足海外安保的中国公司，在管理、经验、资源、人员素质等各个方面，都无法和欧美老牌的安保企业相抗衡。一些中资企业宁愿花大价钱请欧美安保公司提供服务。更多的企业，则是选择雇佣当地军警或武装安保，中国“保镖”们拿到的订单不到10%。

但是，外籍保安的专业性和忠诚度却存在很大的问题。

“比如西方安保雇员到点就休假，电话一关就找不着人了；非洲和中东地区的安保雇员在岗位上睡觉、打盹儿是常事儿。”者美杰说，这还算好的，一些国外的保安一遇到武装冲突等危险，不管雇主的风险与安全，撂下枪先自己跑了。

甚至，有一些雇佣的安保人员还反过来坑害雇主。盛鼎特卫国际安保公司安保顾问宋激光就曾遇到过类似的事情。一位中国老板聘请了几位当地的安保人员，这些人想找老板借钱。老板在去银行取钱的路上，却被这几位安保人员绑架了。

再加上，“走出去”的中资企业大多带着国家的战略使命，雇佣外国人存在泄密的风险，“肯定还是用中国人，比较放心一点”。

由此，中国“保镖”开始走进中资企业的视野。

海外安全官在阿富汗主营地周边一公里范围内所有公路检查站进行营地武装哨卡检查

出发阿富汗前夜他将QQ和混了十多年的论坛密码告诉了妻子

发生火灾时，一般人都会想赶快逃离，但消防员却要逆向而行，奔着火源而去。在某种程度上，海外安全官扮演的也是这样的角色。只不过，消防员扑向的是火场，安全官扑向的却是战场。

2013年末，林林正在苏丹执行安保任务。南苏丹发生大规模武装政变，中国在大量撤出人员，只剩下300多名中国人留守，甲方公司提出安保支持的请求。

工作人员在南苏丹驻苏丹大使馆办签证时，对方签证官问：“我们可以给你们办签证，但是我们国家的政府已经无法保证你们的安全，还去不去？”

“该去还是得去。”林林没有犹豫。

在机场拿出护照打机票时，机场的工作人员用手做出开枪的动作，一脸惊讶，“南苏丹正在打仗，你去那里干嘛？”

“那里还有我们中国人在。”林林回答。

盛鼎特卫国际安保公司海外部副总经理谢鑫在伊拉克安保工作中

谢世金在安哥拉训练当地安保队伍

“那很危险。”工作人员说。

“我知道。”

1.3评价标准 患儿临床症状和体征消失,体温恢复正常,表示护理有效。患儿临床症状和体征明显改善,体温下降,表示护理好转。患儿临床症状和体征无变化,体温持续不降,表示治疗无效。

“祝你好运吧。”

等林林坐上了飞机，眼前这架可以坐100多人的飞机，只坐了8名乘客，其中7名是南苏丹人，“他们志愿要回去帮助政府军打仗，就我一个中国人”。

林林知道，选择海外安保这个行业，不仅是选择了更大的风险，还意味着要让亲人承担“比普通人更多的惦念和忐忑”。

2012年，公司安排林林去阿富汗执行任务。得知这个消息，林林妻子的脸上，露出了明显的不高兴。

“能不能不去啊？”随着日子越来越近，林林能感觉到，妻子的心情越来越低落，要么不跟他讲话，要么口头埋怨他，中间还哭了好几回。

其实，林林也没去过阿富汗，只是看新闻知道，那里经常发生恐怖袭击。在此之前，他曾经去苏丹做过安全培训教官。这是他第二次去海外执行任务。

但这位穿过6年警服的年轻人，没想过退缩。“既然干了这份工作，往小了说，能多挣点钱；往大了讲，也是维护国家利益，保护中国人在海外的安全”。

距离出发只剩两天了。

“我要是没了，有保险和公司的抚恤金”“万一要没了，你上QQ把签名改一下，上那个论坛发条消息就说：这个人没了，以后也不上了，感谢大家的关心”……

他像交待后事一样。妻子哭着，也跟他承诺，“万一你在外面怎么着了，你放心。残了，我养你。你要是没回来，以后你父母，我肯定当亲爹亲妈对待。”

“真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感觉。”回忆起那次出发前的情景，林林不禁笑了出来。

居然有中国安保面孔出现在阿富汗？项目合作的欧美安保人员也很惊讶，“你们中国还能做这个事儿呢？”

后来，林林才知道，他可能是国内最早去阿富汗做安保工作的人之一。

“check、check、check”

在阿富汗当安全顾问期间，有件事让林林感到疑惑。

他发现营地的几个哨塔上，从来就没有人执勤。询问后才知道，那个哨塔就是一层铁皮，而且不防弹。“塔利班的狙击手，如果朝哨塔开一枪，上面的人肯定就死了。所以，当地的军警说什么也不上去”。直到林林建议在哨塔上堆上沙袋后，这些军警才愿意上岗执勤。

行业内，“没有事情发生”是检验一家安保企业优秀与否的标准。而判断一个安全官优秀与否的标准是，“他能否将风险防范于未然”。因此，查找安全漏洞、提出安保整改建议就成了安全官们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

在一次安全巡查过程中，林林发现营地的大门口缺少了两盏大灯，但由于附近买不到，大灯一直没装上。

已快凌晨，不知道为什么，林林的心里老不踏实，就想出去看看。“一般在营地内是不用穿防弹衣的，但我那天还特意穿上了”。

转到大门口，他停下来跟执勤的卫兵正聊着天，门口的大路上突然出现一辆轿车，打着远光灯，明晃晃地，根本看不见车牌号码和车里的人。出于本能的警觉，他一下就把卫兵拉到了门口一个凹进去的紧急避险处，这是专门设计用来躲避汽车炸弹和突然袭击的。

他迅速拿起对讲机，朝哨塔上的卫兵喊着：“check、check、check。”同时，立刻给枪上了膛。林林让会达利语（阿富汗的通用语言）的当班队长隔着门，对那辆轿车喊：“把大灯关上。否则我们就开枪了。”

喊了三遍后，轿车才把灯关上。用手电一照，原来是日常送食品的车。按正常的情况，这辆车应该凌晨4点多才到营地，但那个司机因为第二天有事，早来了。

虚惊一场。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安全隐患。”第二天的安全会上，林林严肃提出。企业那边迅速找来两盏非常亮的工程灯，装在大门口处，冲着大马路。自此，哪怕迎面开来的车子开着大灯，车上的人也看不到门口的人员位置了。

一周之内，林林又做了两个路牌，让人立在营地大门外几十米一个急转弯的地方，并写上：晚上6点到第二天6点，经过此牌之后就要关闭大灯，否则开枪。

他还告诉营地的军警：“所有哨塔在岗人员，如果执勤过程中发现车辆过了告示牌而没有关灯的，朝天开枪警告；还没关灯，就朝车头前的土地打，然后是车盖；如果车上的人有异常，就直接射击。”

在此之前，这些阿富汗的安保人员没有接受过相应的培训，也没有开枪方面的规章制度，“一般都是谁打我，我打谁”。

有时候，在企业看来已是万无一失的安保措施，安全官一看就发现了问题。

一家中资企业在南苏丹的野外建了一个小型营地。这个营地远离城市和人烟，周围全是茂密的灌木丛，雨季时，营地内潮湿异常。一到晚上，四周漆黑一片。房间里一开灯，就会吸引来密密麻麻的昆虫，“跟下雨一样，一脚下去，可以踩死好几只蚂蚱和蟑螂”。

每天早晨起来，营地的工人们都要把鞋子抖一抖。“因为鞋子存有脚的温度，很多蝎子、蜘蛛或蛇会爬进房间，钻到鞋子里”。

在餐厅建立起来之前，该营地的员工只能打了饭回到宿舍吃。走到房屋外时，他们得拿东西盖住自己的饭，否则天空中盘旋的鹰或秃鹫，就可能来夺食。

周晓飞坐着直升飞机来到这个营地，给这里的员工进行安全培训。在南苏丹，出行大多依靠直升飞机或20人的小飞机，因为“陆路很危险，土匪特别多，遭遇抢劫的风险非常大”。

该项目的负责人想请周晓飞顺便帮忙检查一下安保状况。“他很自信，觉得自己的营地肯定没问题。”但周晓飞走了一圈，就发现了好几个安全隐患。

正常的营地，应该是土墙在内，壕沟在外，这样才能把敌人拦在外面，己方又能居高临下。而这个营地的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

此外，营地的建设者们特意把板房建得离地面有半米来高，“主要是为了防潮以及防止爬行动物进入房间”。

这并没什么错。但周晓飞发现，房子和地面之间空荡荡的，完全没有格挡和防护设施，“这就意味着人只要趴在地面，就能从营地外钻进来。这可是极大的安全隐患”。

在周晓飞的建议下，他们才在里头挂上了防护网。

盛鼎特卫国际安保公司海外部副总经理谢鑫在伊拉克安保工作中

营地外的炸弹和抢劫

营地内外，一墙之隔，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景象。

墙内是农场、鱼塘、绿化带、健身房、医疗室，俨然一座小型的现代化城镇；墙外是戈壁、砂石、荒漠、一片废墟的村庄以及不时响起的枪声，满眼都是战争的痕迹。

2010年第一次到伊拉克某项目营地执行安保任务的宋激光，被这两种景象深深震撼着。彼时，这位参加过“和平使命2007”中俄联合演习和2009年国庆60周年大阅兵的特种兵，刚从雪豹突击队退役。如今，他已是盛鼎特卫国际安保公司的一名海外安全官。

在高风险的海外，没有上级的批准，没有防弹衣护身，没有持枪的安保人员陪同，没人敢私自走出营地。因为，营地外的那个世界，你随时都可能与死亡不期而遇，哪怕你全副武装。

有一次，企业领导要去城里办事，宋激光作为安保人员陪同。一共有三辆防弹车，第一辆车坐着两个中国人和当地军警，他坐在第二辆车里。车队正行进到半路，突然一声巨响，“像是地震一样”，第一辆防弹车停在了路上，“车头和引擎盖全部被炸裂，被路边的炸弹袭击了”。

所幸车上的人只是受了点轻伤。一时间，所有的军警都给枪上了膛，迅速走出车外各自排开，密切注视着周围的环境。在确定没有其他威胁后，才将伤员送去就医。“发生得非常突然，现在想起来还后怕。”宋激光说。

路上不仅有炸弹袭击，还可能有持枪抢劫。

谢世金是盛鼎特卫国际安保公司海外部总经理，2011年开始涉足海外安保市场。在安哥拉执行安保任务时，他跟随中资企业的人去取钱，返程途中，车子停在一个十字路口等红绿灯。突然，一辆越野车擦到身边。两个人跳下车，人手一把AK47，猛然将枪口伸进车窗，用手指比划着，示意让司机下车。司机只好打开车门，抱头下了车。

在那几秒钟的时间内，谢世金做了一个判断：“两个劫匪的AK47是生锈的，而且没有拉开保险。司机是当地人不会有危险，有逃脱的希望。”

谢世金和同事一前一后，几乎同时用手打掉了伸进车窗的枪。原本坐在副驾驶座位的同事，立即将身子挪到了驾驶座上，发动车子，向前疾驰而去。谢世金则拿出电话报警。

两个抢劫的人立马回到了越野车上，开始追击，并朝谢世金他们射击。

“营地距离太远，路上万一再次生变如何是好？”他们灵机一动，将车朝着警察局开去。等到了警察局，停下车再看，车身多了好几个弹孔。最后，在当地军方的护送下，才安全回到营地。

“我们为什么会被盯上？”谢世金事后总结教训认为，一方面有可能是银行安保泄露了信息；另一方面可能是行走的路线太规律，从而让抢劫犯有机可乘。

在海外，“减少外出，是降低风险、保证安全最有用的办法。”谢世金说。

“早两天或者晚一天，我们都走不了”

然而，营地内也并非完全安全。一旦遭遇战争，人员撤离就要摆上议事日程。

2016年7月7日，周晓飞从中国重返南苏丹还不到5天。一声枪响就打破了南苏丹首都朱巴夜晚的寂静——南苏丹再次发生武装冲突。街道上弥漫着枪林弹雨，朱巴唯一的国际机场停运、各种生活物资极度短缺，将近1000多名中国人急需撤离。

“听双方的交火声，发生冲突的地点距离营地大约只有300米。”情势危急，周晓飞所在的项目营地立即启动应急预案，100多名中方员工撤到了地下掩体内。周晓飞与另外4名中方安保人员以及6名苏丹保安则继续留在地面，观察、巡逻，“我们要做他们的盾牌和眼睛，随时了解外面发生的一切。”

当天，冲突只持续了半小时便停火了。1个小时后，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躲在地下掩体里的人才又重新回到地面。“局势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要为撤离做好准备。”

但什么时候撤离，如何撤离，需要中国驻南苏丹大使馆、南苏丹政府、中国企业等多方协调，不是一家安保公司就能决定的事。眼下，周晓飞他们只能在营地内耐心等待。

7月8日早晨8点，冲突双方又打了起来。枪声和火炮声距离营地越来越近，装甲车和坦克仿佛就在身旁疾驰而过。营地外火光冲天，到处是被炸毁或被坦克推平的民房。营地内随处可见散落在地的弹片，子弹打在房屋上，留下了坑坑洼洼的弹孔。“四面八方全是枪声，营地就在战场中。”

周晓飞和同事轮流倒班，每天就睡一两个小时。直到7月12日，周晓飞才护送着中方企业的人员到机场登机。他自己则继续同留守的甲方人员坚守在岗位上。

如果说，周晓飞在南苏丹扮演的主要还是“盾牌和眼睛”的角色，那么，在2014年中国员工从伊拉克撤离这件事里，他更多是以“安抚者和撤离执行者”的身份出现。

2014年6月，在伊拉克北部一个大型项目施工营地的1000多名工人，不经意间和臭名昭著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产生了交集。

几天前，“伊斯兰国”还盘踞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边境，几天后，他们就将战线向南推进了数百公里。来得如此迅猛，项目上的人还没反应过来，“伊斯兰国”与伊拉克政府军的交战区，就阻断了从项目所在地撤往巴格达的路径。

营地外，炮火连天，声音大得把房间里的灯罩都震了下来。营地内，尽管公司承诺会尽快撤离，但时机和最稳妥的撤离方案出炉需要等待。恐慌情绪在蔓延，有人甚至闹起了情绪，喊口号向管理层施压。

这家中资企业找到了伟之杰安保集团。接洽后，双方立即成立了危机应对小组，周晓飞和同事立刻申请了签证，和这家企业的领导一起飞往伊拉克。6月18日，在巴格达等了几天后，通过中国驻伊拉克使馆等机构的努力协调，终于调来一架军用直升机，将周晓飞等人送到被围困的施工营地。

“我们这次来，就是协助大家撤离的。我们会带着大家平安回到祖国。”周晓飞尽自己可能地安抚着这些恐慌的员工。经过多方协调和焦急的等待，撤离的消息终于传来。

1500多人分两批撤离。工人们分坐在几十辆大巴车上，由装甲车护送，走的是伊拉克军方开辟的“最安全”的路线。从项目营地到巴格达只有180多公里路程，平时即使要经过数道安检也只需要2个小时，这次撤离却用了近4个小时。

一路上，周晓飞看到多处民房、碉堡、桥梁和检查站被炸毁，路边遗留下密密麻麻的弹壳堆。除了军人，道路上看不见一个平民。

6月27日，项目全体人员终于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

就在第二天，“伊斯兰国”头目巴格达迪宣布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建立“哈里发”（伊斯兰帝国）。

“看新闻时发现，我们撤离中刚刚途经的区域，再次被IS占领了。早两天或者晚一天，我们都走不了。”至今，周晓飞仍然心有余悸。

顺利完成伊拉克撤侨任务的员工回国

听到鞭炮声，滚落床下

做海外安全官这一行业久了，就会留下许多独特的印记。比如远离任何可能的危险，比如对陌生环境的安全评估，比如近乎本能的警觉。

在北京东城区的一个咖啡馆里，只要有人进来，谢世金就会用余光朝门口瞥一眼。这是他多年养成的职业习惯，“想改也改不了”。他要随时观察环境变化，及时发现潜在危险。

“如果不是考虑到采访，我肯定会选择您这个位置。背对着墙，距离门口近，视野足够好，能看到整个咖啡厅。”谢世金坐在桌子的对面，穿着一件黑色立领衬衣，留着板寸头，用手不时比划着。

谢世金的安全意识极强。

他从不主动去大排档，从不坐在窗户或阳台的底下，坐地铁总是侧着站，看电影总会坐在靠近门的地方，在飞机上总是选择靠近过道的位置。

因为类似的职业习惯，林林的妻子经常说他是“神经病”。

住酒店时，林林总会先做一番安全评估——

他会记住从电梯出来到房间要走几步路，是左转还是右转。到了房间，他会先进去转转，确定安全后，才让妻子进去。他会关上门，用特定的频率敲门，然后告诉妻子，“你听到这个频率后，再开门。”

把东西放好后，他会走出房门，掌握酒店有几个安全通道，各个门是否开着。如果住在低楼层，他还会沿着安全通道一直走下去，看会通到哪里，路途中是否有障碍物。在房间里，他会检查空调的吹风口，如果房顶上有眼儿，则会在面巾纸上沾上牙膏，贴住所有不用的眼儿，“怕有摄像头”。

带着家人去景点旅游，他会事先对拥挤程度、人员安全保障程度做一个调查。

如果自己开车，下车后，他一定会做个记号。车子离开视线超过10分钟，在打开车门之前，他一定会绕着车子转一圈，看看轮胎，检查一下排气管。

要是回国休假时，赶上过年或者有人结婚，那就比较倒霉了。听到鞭炮声，他的腿会不自觉地软。尽管理智上，他很清楚自己所处的环境很安全，可他还是“条件反射一样的，想要蹲下或者卧倒”。

有一年临近春节，他正在睡觉。突然啪的一声，他裹着被子就滚到了床底下，原来院子里有小孩放鞭炮。“你回国啦!回国啦!没事了!”妻子在床边安慰他，他才爬上床继续睡。

现在，林林还会时常想起，他从阿富汗营地撤离时的场景。

2012年的年末，因为天气突变，大雪封山，通往营地的交通全部阻断，“连运水车挂着防滑链都上不来了”。

失去了补给，营地“变得不适合人类生存”。在将近半个多月的时间里，营地里的水只允许用来煮饭和饮用，不准用来洗漱。食物也开始紧缺，绿叶蔬菜和肉类都吃完了，一开始还能就着土豆、白菜和洋葱吃，到后面几天，只能米饭伴着辣椒油吃。

从2012年12月中旬开始，营地就开始陆续遣散当地的工人回家，“要是一下全撤离，可能产生暴乱”。

等到林林最后撤离时，已是12月30日。当他坐着防弹车，穿过皑皑白雪和重重山峦，直到在迪拜转机，看到那印有中国国旗的飞机时，他的眼泪开始在眼眶里打转。

“我终于回来了。”他默念了一句，两行热泪，滑落脸庞。

他，从中国武警最顶尖的特种部队——雪豹突击队退役，选择行走在地球最危险的角落，枪炮也许就近在咫尺，战场可能只有一墙之隔。

伴随着中国企业走出海外的步伐，一群“战狼”般的中国“保镖”，随时可能与抢劫擦肩而过，和恐袭不期而遇，更别说无处不在的子弹和地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