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南·小星》历代诗旨嬗变分析

2017-11-06秦玥

卷宗 2017年29期

秦玥

摘要：《诗经》是我国历史上一部重要的典籍，随着它地位的提高，对《诗经》的解读从汉代即开始，人们对《诗经》的研究直到现在还方兴未艾。通过对从汉至民国关于《诗经》中《小星》一诗的文献的整理，可以分析出一个大致的《诗经》解读的发展脉络，从中也可以一窥不同时代学术思想和政治的发展特点。《小星》属于《召南》第十篇，如何理解它，历来有所争议，考察《小星》一篇的历代主旨嬗变有利于具体地把握不同时代人们理解《诗经》的方法和背景。

关键词：《小星》；主旨；社会背景

关于《小星》一詩的研究不如《关雎》这样著名的诗篇多，但也有一些文章有所关注，如王连成《〈诗经·小星〉新探》[1]经过考证认为该诗是描写女奴服侍贵族公子，并有随时被占有的危险，内心伤悲不平，但该文的考证似乎不能完全支持他的结论。胡义诚的《〈召南·小星〉在怨谁——兼评胡适的解说》[2]批评了胡适的“妓女说”，并认为《小星》的主人公具体来说是农民而非奴隶，他们要反对的是新兴的地主阶级，奴隶主贵族特意将这首诗收集起来反对封建制。《〈召南·小星〉的多样主题与其被解读的时代》[3]梳理了从古至今主要的几种解读方式，并对这些解读的时代背景进行了大致的分析。但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对不同主旨及其区别分析只有一个大概，过于简略。邵杰的《〈诗经·召南·小星〉论析》[4]详细分析了历代注解中的一些合理之处和谬误，并通过对关键词语“肃肃宵征”、“夙夜在公”、“抱衾与裯”的考证分析得出该诗是西周时期产生的，地位低下的充当杂役的女奴深沉的无奈，反映了当时社会阶层的差异和人们渴望平等的自觉。《中日韩〈诗经·小星〉研究之考察》[5]主要从横向的角度比较了中日韩三国对《小星》研究的不同与相通之处，但也有纵向的比较，其中详细举出了中国从汉至清的不同诗旨并进行了分析比较。《〈诗经·召南〉诗旨研究》[6]一文对《小星》也有涉及，它批驳了《毛诗序》、胡适和闻一多的说法而赞成小吏因为劳役而自喟命不如人。在《小星》这一首简单的诗上千百年来的人们产生了约十种不同的理解，在这么多不同理解的背后反映出了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思维，因此有必要对该诗主旨的嬗变作一分析。

1 汉唐经学社会下的《小星》内涵

自春秋以来，《诗经》就被广泛应用于政治活动当中，国君、卿大夫交往时不直抒胸臆而是借助于诵诗来传达自己的意思，此时这些诗往往被引申或是断章取义，以至于后人读来感到简直像是猜谜。例如《左传·文公三年》引《召南·采蘩》：“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来赞美秦穆公，“君子以是知秦穆之为君也……”[7]《论语·季氏》篇也说：“不学诗，无以言。”[8]《论语》中还有多处孔子用《诗》来教育弟子的记载。可见在春秋时《诗经》就带上了浓厚的政治和教化色彩，“那时人没有学问观念，所以只消用社会上传诵的话去支配事实。说某一种事是合于老话的，某一件事是不合于老话的。凡是要说一句话，可以在诗上找到同意义的句子的，就可以将诗句囫囵的搬出来。”[9]。

汉代是一个经学盛行的时代，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人们对经学的解读就迈上了一个高峰。汉代六经的地位提高，儒生们逐字逐句解读经书，以至于皓首穷经，“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同时，西汉占主流地位的学者都是今文经学家，今文经学家着重发挥经的微言大义，国家培养太学生并非为了将他们培养成文学之士而是要把他们培养成帝国的官僚，因此博士讲经往往为了政治服务，对《诗》进行穿凿附会，赋予他们美刺的功能，以达到儒生们干预政治的目的。在这个目的下，《诗经》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申直至能与政治扯上关系，走进西汉中后期，儒生解诗更是脱离文义，杂以灾异迷信的谶纬之学。属于今文经学的三家诗今已亡佚，但是从流传下来的毛诗来看，汉代对《诗》的解释确实有刻意附会经学家理想政治的倾向。但不能否认的是毛亨和毛苌在为《诗经》做注时十分注重字词的解释，保留了较多先秦古注。汉代去周代不远，大量对《诗经》的理解和周代生活的风俗还得以保留，因此从时代和解经方法来看，汉人的注释比宋人要更加可靠，不能说汉人对《诗经》的理解全是扭曲附会。按照《毛传》的解释，《小星》的主旨是“惠及下也。妇人无妬忌之行，惠及贱妾，进御于君，知其命有贵贱，能尽其心矣。”也即赞扬正妻无妒忌之心，使妾能同沾雨露，而妾也清楚自己身份卑贱因此能尽心侍奉。《小星》的作用是为教导尊者能惠下，卑者能安于现状，谨守顺序。从这里可以看出《诗经》在保持统治秩序，教育民众尊卑有序当中的作用。

虽然从《韩诗外传》中反映出汉人对《小星》一诗存在不同理解，即认为《小星》的主旨是说小吏勤谨奉公，但随着三家诗过早的亡佚这些不同的说法未能对其后的学术产生较大影响。并且《韩诗外传》也体现了它实际上也是用《诗》来支持他的政治学说。“怀其宝而迷其国，不可与语仁。窘其身而约其亲，不可语语孝。任重道远者，不择地而息，家贫亲老者，不择官而仕。故君子桥褐趋时，当务为急。传云：不逢时而仕，任事而敦其虑，为之使而不入其谋，贫焉故也。”可见《韩诗》中的“说教”意味依然浓厚，只不过对象从后妃庶妾变成了小吏，这是统治者要求小吏任劳任怨，奉使勤劳，并用仁孝观念来加强这套说辞的分量，根本上依然是为了加强中央统治。

总之，汉代对《小星》的理解主要关注的是如何挖掘其政治上的“潜力”，这与汉代的政治的变革有关，一个新的，正逐步脱离封建贵族的政府正在形成，如何建立起一种面向平民的政府与制度是当时儒生和政治家们着重思考的问题，因此各家各派都将经典与政治相结合，极力把官方认可的道德价值观念附会到《诗经》上，一方面利用它们作为自己学说立足的根据，一方面通过对经典的附会可以对民众产生良好的教化作用。同时《诗经》由于年代的久远本身难以理解，要想读懂它不可避免地要在上面附加一个背景，因此《诗经》中的《小星》便被“利用”成了汉代及以后的朝代宣教的文本。

“南北朝、隋、唐义疏之学，皆不过为东汉诸儒座主奴而已。”[10]《五经正义》的主要作用是收集散佚的儒家典籍，统一纷乱的各家学说以达到树立科举考试标准的目的。唐代孔颖达做正义时本着疏不破注的精神大体继承了毛诗的旨意，因而唐代之前对《诗经》的理解没有太大变化。《毛诗正义》认同了毛诗对《小星》的理解，只是在《毛传》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解释。endprint

2 疑经时代的到来

宋代以前佛，道兴盛，为了找回儒学曾有的地位，宋儒不得不关注佛、道教着重的形上学问题和超道德价值，然而“这时候，儒家表现在孟子、荀子、董仲舒等人著作中的活力早已丧失。经典原文具在，注疏甚至更多，可是都不能满足时代的精神兴趣和需要。”[11]，于是宋儒破汉唐“传注”，掀起了“疑经改经”的潮流，宋人不满于固守章句之学，倡义理之风，开创了以己意解《诗》的风气。尤其是理学家们，一面注解《诗经》一面大谈性命义理之学。汉代以来完全以经学角度解释《诗经》到了这时候已经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他们开始意识到《诗经》中有单纯描写普通人爱情和生活的诗歌，宋代许多学者如郑樵、苏辙、欧阳修、朱熹等开始攻击《毛序》与郑玄所做的注，具体到《小星》这首诗上来说宋代出现了如下几种解释：王质的《诗总闻》解释为妇人送丈夫夜行所感；“君子以王事行役，妇人送之指星言入夜也。总闻曰：宵征言夜行，在公言公事，非贱妾进御之辞。当是妇人送君子以夜而行，事急则人劳，称命言不若安处者，各有分也。大率昔人至无可奈何不得已者归之于命，孔子所谓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另有一种说法是入直者之辞，戴溪的《续吕氏家塾读诗记》中说：“小星，庶妾作也……盖持被入直，非进御于君也，庶妾入直，非进御于君也，庶妾入直，视命秩者。贵贱不同，不敢嗟怨，实知其命有不同故也。”

但是从宋代对《小星》的解释来看，仍然有许多学者保留着传统解释，即使是反叛传统的朱熹、欧阳修也还是将此诗理解为夫人能不妒忌，众妾感激之辞。《诗集传》：

“南国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妬忌、以惠其下。故其众妾美之如此。盖众妾进御于君、不敢当夕、见星而往、见星而还。故因所见、以起兴。其于义无所取。特取在东在公两字之相应耳。逐言、其所以如此者、由其所赋之分、不同于贵者。是以深以得御於君为夫人之惠、而不敢致怨于往来之勤也。”

除此以外仍然还有一大部分学者祖述毛、郑，攻击朱熹等人的疑传、疑经思潮，如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吕氏曰：夫人无妬忌之行而贱妾安于其命，所谓上好仁而下必好义者也。”还有段昌武的《段氏毛诗集解》、严粲的《诗缉》等等。针对朱熹对《诗》做出的新解，马端临在其《文献通考》中提出质疑道：“夫子尝删诗，取《关雎》樂而不淫；今以文公《诗传》考之，其为男女淫泆而自作者，凡二十有四，何夫子犹存之不删！”[12]可见几千年来的学术思想传承是很难改变的，何况这还是国家的官方学说。动摇了儒学赋予在《诗》上的伦理教化，的确容易使人尤其是普通百姓产生思想上的混乱进而影响到国本的稳固。但即使是朱熹、欧阳修这种大胆疑经的人也另有自己的思考，虽然他们是传统的英勇反叛者，并且为自己的叛逆行为付出了代价，但他们的根本目的依然是为了加强道德伦理，将世人从佛教和道教的修行中重新拉回到“正常”的，有秩序的儒家社会中来，因此他们实际上没有跳出传统的封建礼教之外来审视《诗经》，从一些其它的篇章中可以看到，宋儒所要求的道德规范事实上更加严苛。他们的怀疑《毛序》固然为《诗经》做出了些比较合乎常理的解释，但当他们从道德的角度来审视这些诗时又是不满足于汉儒注疏下的伦理观念的，他们意识到了情诗的存在，又直斥这些诗为淫诗而希望将之删去，像朱熹的弟子王柏判定《野有死麕》等三十二篇诗是“恶行邪说”，有污圣道应当尽数删去。宋学好发义理，实质上与汉学识殊途同归，不过是换一种穿凿附会的方式来写宋代的伦理纲常，宋学也不是完全反对汉学的，“是朱子作《集传》，不过自成一家之言，非欲后人尽废古说而从之。”[13]

3 清代考据学兴盛下的《小星》

有清一代，学术之风大盛，“国朝经师有功于后学者有三事。一曰辑佚书。……一曰精校勘……一曰通小学……。”[14]清代学术上的一大纷争即汉宋之争，统治阶级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将理学定为官方哲学，又大力组织古籍整理考证的工作，“这样，统治阶级表彰理学，又造成了宋学汉学并传，为汉学的复兴创造了条件。”[15]清朝统治者的文化专制政策造成了清人较少发挥而征实的学术风气，清朝统治者极大加强了君主专制，曾经与君共治天下的理想已经不可能复现，稍有不慎就会遭受杀身之祸，大臣的尊严被降低到奴才的级别。清代严酷的文字狱和异族统治面前知识分子的气节观念使他们不得不埋首于故纸堆中发展一种朴实无华之学，如此才可能避免罹受身体和精神的迫害。于是他们将汉唐儒学中的考据学发展到极致，为了求实而求实，从而背离了中国传统学术跟政治紧密联系的传统。

明末顾炎武、黄宗羲等人鉴于明亡于无本空谈而提倡的经世致用不及蔚然成风而很快又转为考据之学。训诂学的迅速发展为清儒解经提供了新的并且更科学的道路，虽然清代考据学占主流但有许多学者意识到偏废考据无益于社会的发展而提倡汉宋调和兼采。

清儒终日埋头于典籍而带来的训诂学的鼎盛在《诗经》的解读上是有着突出贡献的，他们通过考证《诗经》的异文、归类分析等方法提出新的诗学观点，与宋儒反毛诗的不同在于他们的论据更加合乎逻辑，论证更加使人信服。姚际恒的《诗经通论》是疑古的代表作，他在这本书中条分缕析地列举出了六条将《小星》释为众妾赞美夫人之辞的不通之处：“

此篇章俊卿以为‘小臣行役之作，是也。今推广其意言之。山川原隰之间，仰头见星，东西历历可指，所谓‘戴星而行也。若宫闱永巷之地，不类一也。‘肃、‘速同，疾行貌。若为妇人步屧之貌，……盖抱衾、裯云者，犹后人言‘幞被之谓。虽行李自有役夫携持，言之者，犹北山诗云‘或息偃在床，以见己之不得寝息意耳。‘实命不同较‘我从事独贤稍为浑厚。若谓众妾作，则是乃其常分，安见后妃之‘惠及下乎！小序语。且委命之辞几邻于怨，又安见下之感激而为美后妃之诗乎！”

其后方玉润的《诗经原始》受其启发进一步发挥为“小臣行役自甘之作”，认为这位小臣虽然辛苦，知道命不同但依然安于天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敢有所怨嗟。经他们所阐释的《小星》有着浓厚的普通人的情感，它抒发的是辛勤工作中的人之常情即一种对普通人的关怀而不是干瘪的教化。endprint

虽然有像姚际恒、方玉润、崔述这样的学者详细论证《小星》不当按《毛序》那样理解，但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篇》、陈奂的《诗毛氏传疏》、马端辰的《毛诗传笺通释》等依然秉持着传统观点。而因为《诗经通论》这样的书不合于正统未能收入《四库全书》，可见清代人虽然发现了《诗经》在经典之外的价值但这些发现还没有上升到国家层面也并没有受到社会上读书人的广泛认同，它还只是一些饱读诗书的有识之士的一家之言。

清人学问的精湛还表现在对上千年文献的搜集整理、辑佚和汇编上。范家相有《三家诗拾遗》，陈寿祺陈乔枞父子又有《三家诗遗说考》，整理了当时他们所能见到的关于三家诗的材料，并对其中出现的异文进行音、义方面的考证。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摒弃门户之见，耙梳历代《诗经》的注解，尤其是三家诗中与毛诗有异议的地方，面对这些不同也有自己的判定，根据韩、齐二家，认定《召南·小星》为卑官奉使、早夜勤劳之作。

可以说清人解《诗》因为有了更加科学的工具而更可能去接近《诗》的真相。对之前朝代《诗经》的总结性研究使人看到了清儒的包容。

4 民国时期的《小星》研究

民国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历史、文学方面的大家，他们以大胆的精神几乎颠覆了中国一直以来对《诗经》的解释并且他们的很多理解不论在当时还是在现代都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胡适在《谈谈诗经》中提出了研究《诗经》的几个重要方法，如“归纳比较的方法”、“撇开一切《毛传》、《郑笺》、《朱注》等等，自己去细细涵咏原文”、“多备一些参考比较的材料”、“多研究民俗学、社会学、文学、史学”，可是他自己在说《小星》的时候却未严格地按这样的方式去研究：“嘒彼小星一诗是写妓女生活的最古记载，我们试看《老残游记》，可见黄河流域的妓女送铺盖上店陪客人的情形，我们看她抱衾裯以宵征，就可知道她的职业生活了。”[16]胡适最有名的话莫过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可是胡适对《小星》的理解实在只做到了前半句，《老残游记》是清末小说，时代上跟西周、春秋相差极远，以这样一个不同时代的材料去理解《小星》所得出的结论纵然不失创新但其实是另一种牵强附会的歪曲。夏传才先生曾不客气地指出：“用清末《老残游记》中描写近代妓女的生活，来解释上古诗歌，这样找证据，不是缺乏起码的历史常识，就是有意的歪曲。胡适的‘大胆推翻就是他提倡的‘大胆假设，也即主观臆想，信口开河；他的‘小心求证，就是不问客观事物有无联系，随意取其所需。”[17]虽然胡适的这一解释站不住脚但可见这一时期疑古风气的厉害和学术思想的自由程度。相比而言，闻一多先生的诠释就要稳妥些，他将“抱”训为“抛”，认为这首诗是以小吏妻子的口吻来叙述的。

这一时期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急需在政治上做出变革，推翻封建帝制的政治潮流带来了文化上要扫清经学专制的风气。中国屡屡遭受战争的失败激发了人们民族危亡的紧迫感，这表现在《诗经》研究上一方面是要以《诗经》为武器，利用它来挽救中华民族。一方面是抱着对国故深刻的感情而研究传承本国文化，以抵御外来文化的入侵，因此人们对《诗经》研究具有较高的热情。

随着坚船利炮带来的思想解放使人们对封建礼教不屑一顾，于是摒弃了完全将《诗经》看作儒家“圣经”的研究角度而更多以文学的眼光去看它，认为《诗经》是一部具有政治作用的歌謠总集。闻一多先生在《匡斋尺牍》、顾颉刚先生在《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鲁迅先生的《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等等著名的文章都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诗经》剥掉了温柔敦厚的教化外衣，而被证实它本来是些无名氏口耳相传的表达思念、讽刺、怨恨、爱恋、赞颂的闾巷歌谣。它不再神圣，而是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两千多年前的人生活尚且自由，今人却反而受到种种礼教束缚，于是《诗经》就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小星》不是用来教育女性要安顺，正妻要戒妒、妾要恭顺卑下的，而是“仕宦者夙夜在公，感其劳苦而歌”[18]的不满工作任务重且无回报的怨命之辞，这与当时女性独立、解放，提倡一夫一妻制、人格平等的潮流是符合的。

之前的一些学者意识到了《小星》是一首表达命运不同之哀伤的诗，但是长期以来对《诗经》“思无邪”的评价使得他们忽视了哀伤背后的愤懑不甘，因为这种个人“极端”情感的流露会损害《诗经》的纯真，个体的表达权力被淹没在了统治阶级的教民顺从当中。同样宋代就有学者注意到了爱情诗的存在，遗憾的是却将它们定义为讽刺诗。西方自由婚恋的观念在五四以后越发深入人心，《诗经》中本来令几千年来卫道士吵闹不休的自由恋爱的诗如今成了最生动最有灵性的一批诗歌。《诗经》中这些体现人类生活自由的诗歌契合了这一时期反封建，争取个人意志的觉醒和人格独立进而争取民族自由的潮流。但值得注意的是，每个时期人们读《诗经》都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当时人的眼光，自觉或不自觉地用当下的社会与思维去理解它们，因此即使是民国时期较为科学的《诗经》研究也不可能免俗。“‘五四以来的研究者对《诗经》的解读虽然脱离了礼教的束缚，却又给它赋予了新的内容，也就是从中读出了反礼教的内容。他们批评古人功利观念太深，政治气息太浓，头巾气逼人。但把《诗经》当作反封建的旗帜挥舞与将其作为礼教的枷锁摆弄又能有多少差别呢？”[19]

清末民国一些新事物的出现如报纸等也大大加快了《诗经》研讨的速度，方便了学人之间的联系，各种研究成果、新的观念得以迅速传播，甫一出现就能立刻引起广泛的参与讨论，推动了《诗经》研究。“清代汉学、考证之法甚精，而于主义无所创辟。”[20]经过清代考据学的积累准备，此时人们研究《诗经》有了更多的材料，与西方交流的日益密切也让西方的一些学科知识传入中国，许多学者开始综合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民俗学、文学、史学多材料多角度来研究《诗经》，也运用《诗经》来作为他们研究天文学、宗教、经济、历史、地理的材料，如郭沫若先生的《〈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闻一多先生的《姜嫄履大人迹考》和《说鱼》等，可见对《诗经》的研究至此进入了更加深入细致科学的程度。胡适对《小星》的解释就是他运用了民俗学和文学的产物。endprint

5 小结

《诗经》的年代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似乎很难再追寻到《诗经》它本来的面目。一个文学作品一旦产生它就不再只属于作者，它的生命的意义属于阅读它的人，它的生命的长度也取决于读者能赋予它的时代感。去了解《诗经》的本意固然重要，但是梳理《诗经》诠释史同样重要，它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当时那个时代的一个切口。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诠释的风尚，这个风尚毋庸置疑就是那个特定时代的社会背景产生的，通过对《小星》诗旨嬗变的分析后人便得以一窥不同时期政治、学术的变化。正如克罗齐在《历史的理论和实际》中说的那样；“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21]《小星》在被詮释的过程中带上了时代的烙印又随着时代的变迁被推翻并被赋予新的理解。无论如何解释它的诗旨，它在当时都是有意义的、合理的，是那个时代的人根据当时社会的需要以时代的思维创作出来的。具体到《小星》一章中，历来解释纷杂，众说纷纭，难以定夺，但从它自汉至民国的变动来看，《小星》的主旨大体上经历了从教化夫人不要妒忌、妾要安分守己到小吏自叹命不如人的牢骚无奈之辞，它的文学性被益欲彰显，主题益愈轻松且易为普通人理解，人们从这首诗上越来越发现自我意识的存在而宣扬不平等的教化之味越来越淡，同时人情味越来越浓。

参考文献

[1]王连成：《〈诗经·小星〉新探》，《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

[2]胡义诚：《〈召南·小星〉在怨谁？——兼评胡适的解说》，《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

[3]薄海歌：《〈召南·小星〉的多样主题与其被解读的时代》，《安徽文学》2012年第4期。

[4]邵杰：《〈诗经·召南·小星〉论析》，《中国韵文学刊》2016年第4期。

[5]张倩倩：《中日韩〈诗经·小星〉研究之考察》，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6]肖雷：《〈诗经·召南〉诗旨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7]李梦生：《左传译注·文公三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49页。

[8]杨伯峻：《论云译注·季氏》，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01页。

[9]顾颉刚：《<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

[10]吕思勉：《先秦史》，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页。

[1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