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昊 刘惠军 戴必兵

(天津医科大学心理学研究所，天津 300070)

大学生亲子互动问卷的编制及其与抑郁的关系 *

王宇昊 刘惠军 戴必兵

(天津医科大学心理学研究所，天津 300070)

自编《大学生亲子互动问卷》，选取125名被试进行问卷初测，并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建立问卷的因子结构；运用编制好的亲子互动问卷和抑郁自评量表（SDS）对306名大学生进行纸笔测试。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考察《大学生亲子互动问卷》的结构，检验问卷的同质信度和分半信度，并运用回归分析考察亲子互动对抑郁的预测作用。结果显示《大学生亲子互动问卷》包含主动关怀、自我表露、家庭活动和经济交流四个维度共21道题目，项目载荷区间为0.46-0.78，解释率58.92%，问卷各维度内部一致性信度在0.71-0.89之间，分半信度在0.66-0.78之间，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指数χ2/df=1.49，RMSEA=0.06，结构效度可接受。亲子互动与抑郁的相关分析显示大学生亲子互动总分及四个维度的得分与抑郁都存在显著负相关，进一步的回归分析显示自我表露与家庭活动两个维度是预测抑郁的主要变量。在大学生的亲子互动中，更多的自我表露和家庭活动与较低水平的抑郁相关联。

亲子关系，亲子互动，抑郁。

1 引言

亲子关系是影响青少年成长的重要因素。研究显示，儿童期亲子关系的质量对于个体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良好的亲子关系有利于提高儿童与青少年的自我效能感和幸福感（郭海英等, 2014;黄时华, 蔡枫霞, 刘佩玲, 张卫, 龚文进, 2015），而不良的亲子关系会影响个体的焦虑、抑郁和网络成瘾等（张锦涛等, 2011; 孔金旺, 梁修云, 孟仙, 刘晶, 王礼桂, 2011; 杨菲, 吴鑫德, 2014）。以往对亲子关系的研究多着重于家庭功能、父母教养方式和亲子依恋类型等结构体系（陈健芷, 刘昭阳, 刘勇, 2013; 赵金霞, 朱彩琴, 2011; 王付曼, 陈晶琦, 肖晚晴, 马亚婷, 张曼, 2011），缺乏对亲子关系动态特征的考察。近来，研究者开始将视角从笼统的静态结构向具体的互动行为转变（Cheung &Pomerantz, 2011）, 亲子关系的动态特征，如情感表达，亲子沟通，亲子冲突和亲子互动等受到关注（梁宗保等, 2013; 池丽萍, 2013）。亲子互动是贯穿个体一生的社会性活动，也是毕生发展中的重要内容（Leach, 2007）。我国学者在分析当前和未来心理学研究重点领域中谈到，父子互动和母子互动在青少年心理健康与行为发展中的作用是当今具有前瞻性的问题之一（《心理科学》编辑部, 2014）。

亲子互动研究一般采用现场观察法与问卷调查法，其中现场观察主要应用于婴幼儿研究，问卷调查法则可应用于受过基本教育的各年龄段群体以及婴幼儿父母。本研究分析了现有的亲子研究问卷，如亲子关系问卷（吴继霞, 郭小川, 黄希庭, 李世娟, 2011），亲子冲突问卷（何文广, 宋广文, 2005）等，这些问卷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点：首先，这些问卷只针对情感性的关系，而没有涉及生活事件的互动。其次，这些问卷大部分是针对16岁以下的青少年或者儿童，适用于大学生样本的比较少。因此，为帮助高校心理工作者和研究者对大学生的亲子互动进行量化研究，有必要开发针对大学生这一特定人群的亲子互动问卷。

大学生是一个逐步走向独立的群体，人们习惯于将他们看做成人，其自我系统的发展完善曾经是以往研究的重点。但在近年来的心理咨询和心理危机事件中屡屡发现，大学生心理问题的发生存在明显的亲子关系背景。人们注意到了对大学生家庭关系结构和既往亲子关系特征的研究，但缺乏对大学生当前（在学期间）亲子互动特征的关注。深入探讨大学生当前的亲子互动特征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对于预防大学生心理危机，发现心理健康的保护因子具有实践意义。

抑郁是一种常见的负面情绪，也是心理健康的重要观测指标。大量研究发现，抑郁与家庭环境因素密切相关。针对子女的研究发现，早期的家庭冲突，生活压力水平等对子女的抑郁都具有预测作用（Eskin, Akyol, elik, & Gültekin, 2013;Riggio & Valenzuela, 2011; Nederhof, Ormel, &Oldehinkel, 2014; Jaremka, Lindgren, & Kiecolt-Glaser,2013），Yousefi等人的研究显示，父母的控制、温暖等与子女的抑郁有显著相关，家庭沟通对抑郁有显著的预测作用（Yousefi & Ahmadimehr,2014）。抑郁症患者比正常群体缺乏早期来自父母的关怀，安全型亲子依恋能够降低患抑郁症的风险，这一结果在大学生群体中也得到了验证（Blatt& Homann, 1992; 顾思梦, 杜文东, 2014）。针对父母（老年人）的研究也发现，来自成年子女的支持会对父母抑郁的改善有着积极帮助（Djundeva,Mills, Wittek, & Steverink, 2015）。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心理干预模式能够有效降低抑郁症复发率（徐东等, 2012; Wu et al., 2012），其中包括人际关系疗法，家庭疗法和生活节律管理（Tselebis,Moulou, Ilias, & Bratis, 2006; Lantz, 2001）。上述成果提示考察亲子互动与抑郁的相互关系对揭示抑郁的直接诱因，发现有效干预抑郁的社会途径具有前瞻意义。

对大学生而言，亲子互动的主动权开始向子女一方转移，并已发展为一个双向作用的过程，其不仅包括父母视角，还包括子女视角。本研究即从子女的心理与行为出发，编制大学生亲子互动问卷，评估亲子互动的特征和品质；并通过大学生亲子互动特征与抑郁关系的考察，揭示与大学生心理健康相关联的亲子互动特征。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亲子互动问卷编制的施测对象为天津市高校的150名本科生，年龄在18-20岁之间，共获得有效问卷125份，其中男46人，女79人。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项目分析的数据来自这部分被试。

问卷的结构效度验证、亲子互动与抑郁的关系研究采用的是另外一组被试。采用整群方便抽样方法对天津市某高校的365名大学生进行施测，回收有效问卷306份，回收率84.0%。一名被试没有标注性别和收入，其他被试中男性138人（45.1%），女性167人（54.6%）；独生子女147人（48.0%），非独生子女159人（52.0%）；家庭收入3000元以下为86人（28.1%），3000-5000元为124人（40.5%），5000-10000元为73人（23.9%），10000元以上为22人（7.2%）；52人（17.0%）以年或者学期为单位从父母手中获得生活费，216人（70.6%）以月为单位，38人（12.4%）以周为单位或者不定期获得生活费。

2.2 工具

2.2.1亲子互动问卷

采用自编的《大学生亲子互动问卷》。问卷编制过程如下，首先参阅Eisenberg等人的青少年亲子沟通研究（Eisenberg, Sieving, Bearinger, Swain,& Resnick, 2006; O’Malley, Blankemeyer, Walker,& Dellmann-Jenkins, 2007），将亲子互动定位在生活、交友、情感、工作、学业、时事等领域，并根据大学生的特点增加了家庭活动、经济交流等内容，在此框架下对30名本科生进行访谈调查，请他们对自己与父母之间的交流状态进行描述，并列举出自己与父母进行的互动项目，如“家庭聚餐”、“打电话”、“回家探望”等。

对访谈调查结果进行整理，获得55个题目。经课题组讨论，对题目进行初筛。题目筛选原则，一要符合大学生的生活特点；二是题目内容在大多数大学生中存在。删除明显不符合多数大学生生活实际的题目（如周末开车带父母兜风）；三是将含义大致相同的题目进行合并。最后保留36个题目，采用5点计分，1为“从来没有”，5为“经常如此”，无反向计分题目。

在此基础上，对问卷采用预测试以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项目分析，对题目做进一步筛选。然后重新招募一批被试进行施测，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考察问卷的结构效度。

2.2.2抑郁自评量表SDS

SDS是国内应用广泛的抑郁自评量表（王征宇, 迟玉芬, 1984），包含20道题目，无论是正常人群评定还是临床评定均具有良好的信、效度（王春芳, 蔡则环, 徐清, 1986; 高慧英, 王春红,2013），在大学生群体中也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刘贤臣, 唐茂芹, 陈琨, 胡蕾, 王爱祯, 1995）。

2.3 施测程序

问卷施测采用纸笔测试，以班级为单位，完成时间在11-20分钟范围内，完成后剔除掉明显错填，大量漏填的问卷。

2.4 统计分析

采用SPSS19.0与AMOS22.0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问卷的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因素分析法，验证性因素分析采用结构方程技术。对抑郁的预测以抑郁标准分数作为因变量，亲子互动作为观测变量，性别，家庭收入，是否独生，沟通方式，生活费给予方式等作为回归分析的控制变量进入，因为样本年龄比较集中，方差分析显示年龄因素主效应不显著，因此在统计分析时不考虑年龄变量。

3 结果

3.1 大学生亲子互动问卷编制

3.1.1探索性因素分析

采用SPSS19.0对预测试的结果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KMO球形度检验0.86，剔除掉公因子方差小于0.4的条目，最终确定21个题目。碎石图显示有9个因子特征值大于1，同时在4个因子后变得平缓，因此，可能存在的维度有双维度，三维度，四维度三种，采用最大方差旋转法进一步分析，旋转成分矩阵显示三维度和四维度上的因子载荷情况良好，其中三维度因子载荷在0.26到0.71之间，解释率为44.04%，四维度因子载荷在0.46到0.78之间，解释率为58.92%，因此采纳四维度结构，各因子负荷如表1所示。

表 1 各题目在各维度上的因子负荷

3.1.2项目分析

采用SPSS19.0进行项目分析，各题目与总分的相关度在0.38-0.77之间，选取总分的前27%作为高分组，后27%作为低分组，各题目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均值差值在0.45-2.33之间，t值在3.50-12.8之间，p值都小于0.05，证明问卷有良好的区分度。

3.1.3验证性因素分析

采用AMOS22.0对第二批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进一步考察问卷结构。结果显示：χ2=543.10，df=364，χ2/df=1.49，RMSEA=0.06，GFI=0.73，CFI=0.84。GFI接近0.80、CFI接近0.90的良好拟合标准，χ2/df（在1至2之间）和RMSEA（小于0.08）达到了模型拟合适配标准（吴明隆, 2009）。所以综合判断，该问卷的四因素模型具有可接受的结构效度。

3.1.4问卷信度

问卷包含4个维度，分别为主动关怀、自我表露、家庭活动和经济交流。其中主动关怀6个题目，α=0.89，指主动关心父母的生活，生理以及心理健康；自我表露6个题目，α=0.88，指主动进行自我情感与生活内容的表达；家庭活动5个题目，α=0.79，指家庭成员间共同进行的兴趣娱乐或者感情交流活动；经济交流4个题目，α=0.71，指在生活费，物品添置等方面的互动。问卷各维度的分半信度在0.66-0.78之间，显示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

3.2 亲子互动与抑郁的关系

3.2.1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如表2所示。对亲子互动各个维度上的性别差异、家庭经济状况差异和是否为独生子女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自我表露（F（1, 304）=21.80, p＜0.001）与家庭活动（F（1, 304）=8.10, p＜0.05）上显示出了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得分高于女性。在家庭活动（F（3, 302）=4.95, p＜0.01）与经济交流（F（3,302）=2.80, p＜0.05）上，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得分更高;在自我表露上，独生子女得分更高（F（1,304）=4.10, p＜0.05）。

3.2.2亲子互动与抑郁的相关分析

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考察抑郁标准分与亲子互动得分的相关，结果显示抑郁标准分与亲子互动问卷总分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r=–0.55,p＜0.01），其中主动关怀（r=–0.41, p＜0.01）, 自我表露（r=–0.52, p＜0.01）和家庭活动（r=–0.474,p＜0.01）三项与抑郁症状之间存在较高程度的负相关，经济交流（r=–0.14, p＜0.05）与抑郁之间存在中等程度的负相关（见表3）。

表 2 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3 抑郁标准分与问卷各维度分及总分的相关（N=306）

3.2.3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考察亲子互动特征对抑郁的预测作用，以enter进入法进行预测效应分析，以亲子互动问卷的4个因子得分为自变量，抑郁标准分数为因变量，性别、是否独生、家庭收入作为协变量。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主动关怀、经济交流两项对于抑郁没有明显的预测作用，而自我表露和家庭活动两项是负向预测抑郁的主要变量（见表4）。共线性诊断显示VIF＜10，可以排除多重共线性存在。

表 4 亲子互动分数对抑郁的回归结果

4 讨论

4.1 大学生亲子互动问卷

本研究的第一个目标是开发《大学生亲子互动问卷》，经探索性因素分析与验证性因素分析，获得了具有较好结构效度与同质性信度、分半信度的调查问卷。问卷包含四个维度，分别是主动关怀、自我表露、家庭活动和经济交流。其中，主动关怀维度集中体现了大学生亲子互动的主动性特征。在以往研究中，虽然有针对子女主动的亲子互动问卷，但只是针对老年人施测（申继亮, 周丽清, 佟雁, 张金颖, 2003），没有体现出亲子互动这一概念的双向性。

表3的结果显示，主动关怀，自我表露，家庭活动这三个维度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而经济交流则与其他维度之间的相关较低。从社会支持观点看，来自亲人或者其他方面的社会支持主要包括精神支持和物质支持，本研究开发的亲子互动问卷中的“经济交流”维度主要针对物质支持。大学生经济上尚未独立，大部分的时候经济问题的主动权更倾向于父母。

4.2 大学生的亲子互动特征

对青少年群体和老年父母群体而言，其亲子关系特征都是一方对另一方具有较强的依附性，而大学生群体已经成年，同时父母尚未进入老龄期，双方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陈宛玉, 周姗姗,2015）。同时，亲子交流的作用方式是以一系列互相关联而又互相独立的互动事件呈现的。因此，事件化，主动化是大学生亲子互动的显著特征。

从数据结果来看，更加愿意与父母进行沟通的是男性独生子女。本文推测，其原因是男性更加愿意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感情表达上也比女性更加开放；独生子女因为没有兄弟姐妹，因此更加受父母宠爱，与家人的交流更多。

回归分析的结果肯定了本研究提出的假设，从表4中可以看出，自我表露与家庭活动对于抑郁有着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而主动关怀与经济交流则没有显著预测。从现象上来看，可以说越是喜欢向父母进行自我表露，喜欢与父母一起进行活动的个体，抑郁的风险更低。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那些更愿意与父母亲近的个体的角色采择更加良好，因此自我概念更加完善，更加擅长用良好的方式缓解压力，具有更加良好的亲密关系，这些都能够有效缓解抑郁。该结果与Liao等的研究一致（Liao et al., 2014）。抑郁倾向高的个体与普通人群一样具有丰富的情感，在“给予-反馈”这一以父母的帮助为主导，子女的反馈为作用结果的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感恩与爱的感情与正常人是一致的，因此在经济交流得分上没有显示抑郁水平上的差异，但是在“沟通—活动”这一以子女的行为为主导，双方的互动为结果的过程中，高抑郁人群更加缺乏与父母谈话或者共同进行兴趣活动的需要，这就造成了自我表露与家庭活动两个维度上的显著差异。如果子女喜欢向父母展露自我，并积极参与家庭活动，就能够满足子女的归属需要。归属需要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想法或者驱力，它起源于个体成长早期的社会动机，与亲子依恋密不可分却又有所区别（Over,2016）。一方面，在大学生的亲子关系中，与父母的感情正逐渐从简单的依恋关系过渡到亲子依恋与社会归属并存的阶段。心理和生理健康问题在缺乏社会依恋中的人更加普遍（Baumeister &Leary, 1995）。另一方面，在进行心理危机干预时，良好的亲子关系能够满足个体的归属需要，诱发出更多的积极情绪，避免个体因习得性无助而导致抑郁（李金珍, 王文忠, 施建农, 2003），这一点是普通的依恋关系所不能比拟的。同时不良的亲子关系比如亲子之间的冷漠，孤立等属于社会排斥，会阻碍个体归属需要的满足（Over, 2016;Jin & Hu, 2014），对心理健康有着负面的影响。

在抑郁的治疗中，父母的作用是巨大的。压力水平的陡然增高是抑郁症发病的重要原因（Eskin et al., 2013）。大学生的压力源普遍存在于学业、经济以及人际关系中，在处理这些关系的时候，父母丰富的经验能够有效帮助子女解决问题，也能够更好的对子女进行疏导，防止子女在遇到困难或者挫折的时候进行反刍式思维，这样的思维也是抑郁的来源之一（Besharat, Issazadegan,Etemadinia, Golssanamlou, & Abdolmanafi, 2014）。因此，与父母的良好互动是大学生压力应对的关键。

4.3 本研究的局限性与未来的研究思路

本研究的主要局限在于，在问卷的编制上，采用的是以子女角度为主，以事件为基础编制，正如同前文所言，大学生亲子互动是一个双向过程，从子女角度认识亲子互动虽然弥补了以往研究缺少关注子女视角问题，但依然是不全面的。在未来研究中应该同时探讨双重视角，以便更全面更客观地了解大学生亲子互动的特征及其心理健康意义。

其次，亲子互动同时包含着父子互动和母子互动。事实上，在很多家庭里，父子互动模式和母子互动模式存在很大差异，分别探讨这两种互动，特别是两种互动的差异对子女心理健康的影响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再者，根据Bronfenbrenner的生态系统理论，个体发展的微系统重心是不断变换的（朱皕,2005）其所涉及到的亲密关系有亲子、情侣、同学和师生等等，并且在其中个体的社会角色也在不断变化，这些亲密关系对个体心理的影响有所不同，比如说情侣之间的亲密关系就可能涉及到关系困扰对抑郁的负向预测（Knobloch-Fedders,Critchfield, & Staab, 2017），而且不同亲密关系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叶子, 庞丽娟, 1999）。因此，未来的研究应从微观系统的多样化出发，作出更加全面的探讨。

最后，本研究尚缺乏问卷的重测信度与校标关联效度，今后应当对此进行补充。

5 结论

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大学生亲子互动问卷》包含四个维度：主动关怀、自我表露、家庭活动与经济交流，其信度和效度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可以对大学生群体进行施测应用。（2）在亲子互动特征中，自我表露与家庭活动两个维度对抑郁有着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陈健芷, 刘昭阳, 刘勇.(2013). 初中生受欺负现状及其与亲子依恋和同伴关系的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1(5), 795–799.

陈宛玉, 周姗姗.(2015). 青少年的亲子关系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 (6), 194–195.

池丽萍.(2013). 大学新生亲子沟通质量与“信任圈”的关系. 心理与行为研究, 11(5), 648–653.

高慧英, 王春红.(2013). 焦虑及抑郁自评量表的临床效度. 中国保健营养(下旬刊), (9), 4955–4956.

顾思梦, 杜文东.(2014). 大学生亲子依恋影响抑郁症状的研究进展. 中国学校卫生, 35(4), 633–636.

郭海英, 朱婉灵, 朱倩, 朱茂玲, 左培颖, 林丹华.(2014). 亲子沟通与农村青少年幸福感的关系: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0(2), 129–136.

何文广, 宋广文.(2005). 初中生亲子冲突事件问卷的编制.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2), 112–115.

黄时华, 蔡枫霞, 刘佩玲, 张卫, 龚文进.(2015). 初中生亲子关系和学校适应: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3(1),171–173.

孔金旺, 梁修云, 孟仙, 刘晶, 王礼桂.(2011). 父母关系及亲子沟通对初中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 中国学校卫生, 32(1), 53–54.

李金珍, 王文忠, 施建农.(2003). 积极心理学: 一种新的研究方向. 心理科学进展, 11(3), 321–327.

梁宗保, 张光珍, 邓慧华, 宋媛, 郑文明, 孙铃.(2013). 从婚姻关系到亲子关系: 父母情绪表达的中介作用. 心理学报, 45(12), 1355–1367.

申继亮, 周丽清, 佟雁, 张金颖.(2003). 亲子支持和孝顺期待对老年人孤独感的影响.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1(3), 167–169.

王春芳, 蔡则环, 徐清.(1986). 抑郁自评量表—SDS对1340例正常人评定分析. 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 12(5), 267–268.

王征宇, 迟玉芬.(1984). 抑郁自评量表(SDS. 上海精神医学, 26(2),73–74.

吴继霞, 郭小川, 黄希庭, 李世娟.(2011). 中学生亲子关系问卷编制.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37(4), 39–44.

吴明隆. (2009). 结构方程模型—AMOS的操作与应用.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心理科学》编辑部.(2014). 心理科学研究50题. 心理科学, 37(5),1030–1038.

徐东, 张学立, 李献云, 牛雅娟, 张艳萍, 王绍礼, …, 许永臣.(2012). 社会心理干预对自杀未遂者的效果.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6(1), 24–29.

叶子, 庞丽娟.(1999). 论儿童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和师生关系的相互关系. 心理发展与教育, 15(4), 50–53.

张锦涛, 刘勤学, 邓林园, 方晓义, 刘朝莹, 兰菁.(2011). 青少年亲子关系与网络成瘾: 孤独感的中介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27(6), 641–647.

赵金霞, 朱彩琴.(2011). 亲子依恋与儿童焦虑的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9(5), 636–638.

朱皕.(2005). 近50年来发展心理学生态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心理科学,28(4), 922–925.

Baumeister, R. F., & Leary, M. R.(1995). The need to belong: Desire for interpersonal attachments as a fundamental human motivation.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7(3), 497–529.

Besharat, M. A., Issazadegan, A., Etemadinia, M., Golssanamlou, S.,& Abdolmanafi, A.(2014).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s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10, 21–26.

Blatt, S. J., & Homann, E.(1992).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in the etiology of dependent and self-critical depression.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12(1), 47–91.

Cheung, C. S. S., & Pomerantz, E. M.(2011). Parents’ involvement in children’s lear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mplications for children’s academic and emotional adjustment. Child Development,82(3), 932–950.

Djundeva, M., Mills, M., Wittek, R., & Steverink, N.(2015). Receiving instrumental support in lat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nd parental depression.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70(6), 981–994.

Eisenberg, M. E., Sieving, R. E., Bearinger, L. H., Swain, C., & Resnick, M.D.(2006). Parents’ communication with adolescents about sexual behavior: A missed opportunity for prevention?. Journal of Youth &Adolescence, 35(6), 893–902.

Eskin, M., Akyol, A., Çelik, E. Y., & Gültekin, B. K.(2013). Social problem-solving, perceived stress, depression and life-satisfaction in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tension type and migraine headaches.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54(4), 337–343.

Jaremka, L. M., Lindgren, M. E., & Kiecolt-Glaser, J. K.(2013). Synergistic relationships among stress, depression, and troubled relationships:Insights from psychoneuroimmunology. Depression & Anxiety, 30(4),288–296.

Jin, J., & Hu, J. S.(2014). Cognitive reactions after social exclusion.Advances in Psychology, 4(1), 96–103.

Knobloch-Fedders, L. M., Critchfield, K. L., & Staab, E. M.(2017).Informative disagreements: Associations between relationship distress,depression, and discrepancy in interpersonal perception within couples.Family Process, 56(2), 459–475.

Lantz, J.(2001). Depression, existential family therapy, and Viktor Frankl’s dimensional ontology. Contemporary Family Therapy, 23(1), 19–32.

Leach, P.(2007). Book Reviews: Child care and child development. Results from the NICHD Study of Early Child Care and Youth Development.The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 Psychiatry, 48(9), 959.

Liao, J., Head, J., Kumari, M., Stansfeld, S., Kivimaki, M., Singh-Manoux,A., & Brunner, E. J.(2014). Editor’s choice: Negative aspects of close relationships as risk factors for cognitive aging. 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180(11), 1118–1125.

Nederhof, E., Ormel, J., & Oldehinkel, A. J.(2014). Mismatch or cumulative stress: The pathway to depression is conditional on attention style.Psychological Science, 25(3), 684–692.

O'Malley, C. J., Blankemeyer, M., Walker, K. K., & Dellmann-Jenkins,M.(2007). Children’s reported communication with their parents about war.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8(12), 1639–1662.

Over, H.(2016). The origins of belonging: Social motivation in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Biological Sciences, 371(1686), 20150072.

Tselebis, A., Moulou, A., Ilias, I., & Bratis, D.(2006). Depression, family support and alexithymia in patients with bronchial asthma. Annals of General Psychiatry, 5(1), S128.

Wu, S. J., Zhu, X., Zhang, Y. L., Liang, J., Liu, X. F., Yang, Y. B., … Miao,D. M.(2012). A new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512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Model” used for military rescuers in Wenchuan Earthquake in China. Social Psychiatry &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47(7), 1111–1119.

Yousefi, Z., & Ahmadimehr, Z.(2014). Predicting adolescence depression:Resiliency and family factors. SOP Transactions on Psychology, 1,1–10.

The Development of the Questionnaire of College Students′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Depression

WANG Yuhao, LIU Huijun, DAI Bibing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0)

The first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assess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questionnaire in college students, in which the preliminary survey was derived from 125 subjects, and the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was adopted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factor structure of the questionnaire. 306 college students were employed for the new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questionnaire and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structure validity of the questionnaire. 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 and split-half reliability of the questionnaire were then examined. The predictability that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predicts depression was explored via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is 21-item questionnaire included factors of caring, self-disclosure, family activities and communication of economy. Factor load ranged from 0.46 to 0.78, with explain rate of 58.92%,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were acceptable, which included 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ranges from 0.71 to 0.89), split-half reliability (ranges from 0.66 to 0.78), and fit indices in CFA(x2/df=1.492, RMSEA=0.06). The four dimensions were all significantly connected with the score of depression. Self-disclosure and family activities were associated negatively with depressio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depression.

B849

2016–3–2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SH065）。

刘惠军，E-mail: lhjun8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