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自己的落榜，当成天意，上帝看我爸我妈太苦了，才让他们的女儿赶紧长大，成为可以为他们分担重负的人。

初生牛犊不怕虎

许多人说，我是个天生的乒乓球运动员。

刚开始我没受过正规的乒乓球训练，却在学校的水泥乒乓球台上，打遍全校无敌手；后来，我代表学校参加县里的乒乓球大赛，又打遍高州无敌手；此时高州体校选我为正式队员，接着我又打遍湛江地区无敌手；打到省里时，我不敌省队的专业运动员，却也拼了个亚军。

1979 年，我即将走进高考考场时，老师建议我考北京体育大学，他说，以我的学习成绩和专业水平，考北体十拿九稳。做专业运动员，也许前程无量，我却只想做医生。

也是虚荣心作祟，十八岁的我心比天高，我爸我妈全是大学生，我二哥三哥也于去年前年考上了体面的正经大学，为什么我就注定只能读另类的体育大学？我偏不走大家公认的阳光大道，一意孤行走上了我的独木桥，我填写的三个志愿中，全是医学院、医学院、医学院。我想用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告诉人们，钟帆飞我不仅会打球，还会读书。事实证明，我的赌气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不停地练球，不断地参加比赛，不可能不影响我的学习，我以五分之差与医学院擦肩而过。

我爸我妈劝我复读，我摇头说不。我爸我妈只是普通的中学教师，养育我们兄妹五个（我大哥残疾，二哥三哥在上大学，妹妹还在读高中），早已让他们身心憔悴，我复读多花的每一分钱，都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那一根稻草。我不敢复读，甚至觉得，无视父母的劳累去复读，是可耻的。同时，我把自己的落榜，当成天意，上帝看我爸我妈太苦了，才让他们的女儿赶紧长大，成为可以为他们分担重负的人。

考虑几天，我选定了自己要走的路，对我爸说：“我去茂名石化当工人吧。”

上世纪80年代，是国营企业的黄金时代，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不是想当就能当的，茂名石化这种老牌国企，门槛更是高得很，寻常人家的子弟，能进茂名石化，也算是鲤鱼跃了龙门。我爸见我说得轻描淡写，吃了一惊，问：“你有进茂名石化的路子？”我说：“考呗。”

我没能做上专业运动员，骨子里却具备运动员的素质，敢于拼搏，1981 年我以优异的成绩一举考进茂名石化当上了工人。

我爸简直是超人

我爸我妈的祖上都是高州望族，他们相信天道酬勤，世世代代勤扒苦做；他们还相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不遗余力地把子女培养成了知书达礼的知识分子。老祖宗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们几辈子努力攒下的财富，会成为后人的“噩梦”；他们让子女苦读的书，会成为“祸根”。因为出身不好，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吃过的苦头，我爸妈全都吃过。让我感动并受益终生的是，他们从没有因此怨天尤人，我爸永远笑对人生，我妈今年89 岁，依然每天在家里唱红歌，并把自己唱过的一百多首红歌刻录成碟，给每个家庭成员都送一份。扯远了，我接着说我十八岁的故事吧。

我爸建国前毕业于中山大学法律系，但他没能成为法官或律师，而是做了中学物理教师。在带学生做实验的时候，我爸学会了装配收音机。收音机曾是我们家快乐的源泉，让我们知晓国家大事，让我们学会流行歌曲。让我们更得意的是，别人家的收音机是花钱买来的，我们家的，却是我爸亲手装的。收音机并不贵，寻常百姓都买得起，可是，谁能把一堆乱七八糟的电线和电子管，组装成收音机？在我的心目中，我爸简直就是无所不能的超人。

有一天，电视机进入了我们家所在的茂名二中。这能说会唱还有活动影像的电视机，就像童话里的魔盒，成了全校的宝贝疙瘩。天黑以后，全校教职员工及家属，都争先恐后地往有电视机的老师家赶。去晚了，就占不到位子，只能站在窗户外面，踮着脚尖，伸长脖子，从人缝里瞅一瞅。我和我妹也着魔了，在家里叽叽喳喳说的全是电视里看来的东西，吃完饭，饭碗一推就往那位老师家赶。《霍元甲》、《再向虎山行》等香港台湾电视连续剧，让全中国如痴如醉，我和我妹又怎么经得起如此这般的诱惑呢。

我爸没去赶场看电视，我没有太在意，只以为我爸工作忙，或者，落伍了，不爱赶潮流了。直到有一天下午，我无意间看到一封信……信是广州的姑妈写来的，拆开了摆在爸爸的书桌上，我很久没见过姑妈了，好想知道姑妈如今怎么样了，就顺手抽出了信纸。一读之下，我惊呆了。

原来，我和我妹每晚跑去别人家看电视，伤透了我爸的心。他想装配一台电视机，却买不到配件，想买一台，钱却不够。听说广州可以分期付款买电视机，他就写信向姑妈咨询，分期付款购买电视机的手续如何办。这封信就是姑妈的回信，她说，没有广州户口，不可以分期付款买电视机的。

怪不得我爸一整天闷闷不乐。

我爸的骨子里，奉行的是“穷养儿子，富养女儿”的基本原则，他一直在竭尽全力，满足我和我妹的需求，他不能容忍自己的女儿甘于平庸、甘于贫贱。

我的眼泪奔涌而出，号啕大哭。

为了父母的微笑

那封信似乎让我突然长大了，当晚，我让我妹别再跑出去看电视，我妹很不解，問我：“为什么？”

我说：“因为，我们马上就有自己的电视机了。”

我妹兴奋得大叫一声：“真的呀！”

当然是真的。我早就盘算好了，我自己攒了一百多块钱，再找同事们借个几百块，就能买一台了，而且，要买就买比邻居老师大的电视机，他家是14 寸的，我买17 寸的！

那时候，我还是学徒工，每个月工资18 块，我能借到几百块钱吗？

我知道我能。我是厂里的活跃分子，同事们待我如同亲姐妹，几个老师傅，更对我如亲生女儿一般宠爱，只要我开口，他们一定会慷慨解囊的。

从古至今，都有别给人借钱的训诫，虽然有十足把握，我还是有点忐忑。第二天，我吞吞吐吐向师傅张月英开了口，说我想买一台电视机，孝敬我爸我妈。张师傅“哎呀”一声，说：“这是好事呀，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要有你这么一个懂事的孝顺女儿，做梦都笑醒呢。还差钱是不，没问题，我们给你凑！”

接着，张师傅吆喝起来：“帆飞姑娘要买电视机，大伙儿多多支持啊！”同事们立刻积极响应，几十、几百地给我凑。

我数了数大家给我凑的钱，竟然有一千块！远远超出我的预期。当我和我妹把价值1060块的牡丹牌彩色电视机抬回家时，轰动了茂名二中。

我爸目瞪口呆，大惊失色，问我：“你咋来那么多钱？”

我说：“我和师傅搞了个小发明，厂里给我发奖金了。”

我爸顿时眉开眼笑：“好！好！”

从此以后的好长一段时间，我们家成了茂名二中的中心，天一黑，来看电视的人就让我们家满堂生辉。我爸我妈好客，络绎而至的客人让他们喜气洋洋，忙忙碌碌地招待茶水。

原来，让父母快乐的方法竟如此简单。

1983年，我考上了茂名石化职工大学，我欠下的债，直到1986年我大学毕业后才还清。

1987 年，刚过六十岁的父亲，因病猝然去世。

我很惭愧，自己没能成为医生，医好父亲的病。我唯一庆幸的是，我大胆举债，让父亲整整高兴了七年。

解敏摘自《女报》2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