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成全　刘帅帅

〔摘要〕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曾经对“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进行了深入的方法论批判，矛头直指“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方法论的两大标志：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演绎法传统。直至今天，这些批判仍具有深远意义。作为“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当代传人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层面上仍没有任何实质进步，方法论的形而上学性是导致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现实解释力越来越弱的根本原因。德国历史学派重视的历史维度问题仍是经济学领域的方法论核心问题。德国历史学派经济思想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启迪意义。

〔关键词〕德国历史学派；盎格鲁-撒克逊 ；西方主流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91文献标识码：A文

章编号：10084096（2017）05000308

在经济学发展的早期，存在两条有不同方法论倾向的思想脉络，代表着两种分庭抗礼的研究传统：“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和“德国传统”。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德国传统”的代表——德国历史学派从方法论的角度对秉承“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经济学进行了持续有力的批判。后来，随着德国历史学派退出历史舞台，“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才成为西方经济学研究无可争议的统治者。目前，以“新古典”为底色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正是“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的当代传人。深入了解一百多年前德国历史学派对“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的批判，对于认清并在此基础上扬弃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一、“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的方法论标志

（一）方法论个人主义

方法论个人主义是“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最鲜明的方法论标志，它指的是：经济社会中的一切现象都要最终基于个人行为来被解释，不涉及非个人决策的解释。在它打造的理论世界里，个人是经济生活中最基本的角色，一切经济活动都由个人发起并完成，活动的结果也都由个人来直接承担。

把个人作为基本分析单元来构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是斯密。斯密深深着迷于牛顿力学的简洁优美，《国富论》无疑是追随牛顿方法的产物，从个人经济行为出发来解释整体市场变化。斯密的经济学理论是启蒙思想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具体表现和重大成就之一，对个人价值和自由的强调反映出了经济领域中人本主义意识和新功利主义的价值观。

斯密认为，一是分工使个人成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分析单元。二是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力。三是个人自由就是最好的经济机制安排。个人自由本身就构成了经济社会的自动调节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使经济协调发展，达到最佳配置资源状态。公共利益只能在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竞争中实现。因此，个人作为经济活动基本分析单元是最好的选择。

需要指出的是，斯密本人既追求理论普遍性，也顾及历史性，但他没能把理论和历史真正统一在一起。因此，斯密的著作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非一致性逻辑。斯密用很大篇幅论证了追求个人利益的自由竞争会形成最好的经济制度，但后来又抱怨个人维护自利的行为极大地阻碍了自由贸易的推广。

在斯密开创的基础上，西方主流经济学经过二百多年已有了很大发展，但个人主义一直是分析的基础。更加完备严谨的“理性经济人”概念如今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核心和基点。

（二）演绎传统

“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标志是其演绎传统。方法论个人主义已经隐含了抽象的假设演绎法，这种演绎传统也源起于斯密，《国富论》的第一篇是斯密使用演绎法的经典成就，从自利的个人一直推演出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状况和内在秩序。然而，斯密在《国富论》中并没有把演绎法一用到底，从第二篇开始，他转而使用历史归纳的方式。在斯密之后，李嘉图完全继承了他的演绎传统，抛弃了（斯密同样很看重的）历史归纳，把演绎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推向了一种极端。他认为，经济运行的法则就像引力原理一样是确定不移的规律，经济学研究就是要揭示这些法则规律。李嘉图丝毫不介意把他的演绎结论当作对未来的可靠预测。

对演绎法进行自觉分析的第一人是西尼尔。西尼尔提出了四个经济学赖以演绎建立的基本原则：一是个人想以最小代价获得最大幸福。二是人口增长率比生活资料增长率高。三是劳动与机器相结合总能生产出净产品。四是农业易出现报酬递减。在给定條件下，从这四个基本原则出发可以演绎推导出所有经济学法则或规律。不过，西尼尔不认为理论可以直接应用于现实。

穆勒是一位方法论大师。他认为，经济学必然是一门抽象的科学，自利的个人只是建立科学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的假定。在经济学研究中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进行受控实验，所以抽象的思辨、推理是唯一的可行办法。然而，这样从假定出发演绎而来的结论是值得怀疑的，由于“干扰因素”的影响，演绎结论和实际情况不一定一致。因此，“政治经济学的结论就像地理学的结论一样，……仅仅是在抽象的意义上是真实的，即它们只是在某些假定下才是真实的”[1]。经济学提供对经济活动的趋势判断，是对现实的接近，而非现实描述。

凯尔恩斯的方法论思想与穆勒大体相同，但是对演绎赖以发生的基本原则的态度不一致。穆勒认为，“没有任何经济学家会愚蠢到假定人类实际上就是这样构成的，但它是科学必然要在其中进行的方式”[1]。凯尔恩斯却甘愿成为穆勒眼中的蠢人，明确宣称经济学的那些基本前提是真实的，来自于直接且易于证明的观察，不是迫于研究目的而权且设立的假定。约翰内维尔在其方法论名著《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中

凯恩斯把英国经济学的演绎传统概括为五点：一是经济学是科学，不是艺术或道德，它揭示法则或规律，不制定行为规范。二是经济可以与其他社会现象领域相区分，从社会中被单独提炼出来进行研究。三是直接归纳不能确定规律，受控实验不可能，经济学研究唯一可行的方法是演绎法。四是演绎只依据少数基本前提，会忽略很多因素，抽象法是必需的。五是经济学并不描述事实，只是指出变化趋势。endprint

二、来自德国历史学派的批判及其方法论要点

（一）批判方法论个人主义

早在1727年，德国大学就出现了专为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而设立的教授席位，比英国大学里政治经济学从道德哲学中独立出来要早近180年。德国历史学派的前身是德国的官房学，它是经济学“德国传统”的最初形态。官房学重视国家从历史和现实出发的特殊性，推崇重商主义政策，在德国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德国各级政府参与经济的程度远远超过英法等国。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官房学研究传统的德国历史学派，理所当然会排斥方法论个人主义。韦伯一定程度上接受个人主义，但必须是包含历史文化背景的个人，反对原子式个人。他们不相信社会是由原子式个人组成的，不相信团体利益或行为能由个人利益或行为简单加减而来。对他们来说，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密不可分，国家、民族等团体是经济分析中比个人更合适的基本分析单元。绝大部分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都没有对国家干预经济表示出不满——至少没有根本性的不满，而且还不同程度地推崇国家干预。

最早对斯密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提出有效批评的人是德国历史学派先驱李斯特。当时能在影响力上真正抗衡《国富论》的著作，首推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李斯特雄辩地指出，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一致。仅仅以个人为基本研究对象，并把得到的所谓规律性无限放大，完全无视国家的存在以及各国之间的利益差异，这明显犯了根本性的错误。李斯特认为，“古典学派完全否认了国家和国家利益的存在，一切都要听从个人安排，要单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来进行保卫”[2]。可经济学首要的研究目标是国民经济，它显然不可能是个人经济的简单加减。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不一致是经常存在的，有时甚至会彼此很尖锐地对立起来。因此，“国家为了民族的最高利益，不但有理由而且有责任对商业（它本身是无害的）加以某种约束和限制”[2]。

李斯特坚决反对方法论个人主义中对自利的推崇。斯密也在另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中推崇“同情”，斯密在两部旷世名著中表现出的矛盾纠结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因为追求个人利益不可能像斯密讲的那样自动实现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所以给个人极力追求自利披上理论的合法外衣是很危险的。李斯特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人人完全热衷于追求自利，结果将会是人心逐渐化为铁石，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心逐渐化为乌有，最终，国家的“道德势必完全摧毁，一切生产力因此势必完全消失，国家的财富、文化和权力也将不复存在”[2]。

李斯特论证了把国家作为研究基础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认为，“各个国家各有它特有的语言和文字、传统和历史、风俗和习惯、法律和制度，……这是一个团体，是由千头万绪的精神关系和利害关系结合起来，把自己合并成一个独立整体的。它承认它自己的和本身范围以内的权力法则，但与别的同类团体在国家自由上仍然处于对立地位，所以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下，只能依靠它自己的力量和资源来保持生存和独立。个人主要依靠国家并在国家范围内获得文化、生产力、安全和繁荣，同样地，人类的文明只有依靠各个国家的文明和发展才能设想，才有可能”[2] 。这段话表明，国家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基本分析单元，是一个经济意义上不应分割来看的整体。

李斯特从生产力的角度论证国家主义方法论。李斯特认为，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更重要，而生产力是一种综合力量，生产力的进步仅仅取决于分工的发展。而且，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一样具有生产力。即便是个人的生产力也是由精神、道德和知识等很多因素综合决定的，而这一切都可以最终归结到个人身处的国家状况，如“科学与技术是否发达；公共制度与法律对于宗教品质、道德和才智、人身和财产安全、自由和公道这些方面是否能有所促进；国内的物质发展，农工商这些因素是否受到一视同仁的、相称的培养；国家是否有足够强大力量”[2]。因此，个人经济行为只适合交换价值的说明，绝不是合理的基本分析单元；国家才是能够有效阐明生产力的合理的基本分析单元。

李斯特给当时英国经济学总结出三大缺陷。“第一是无边无际的世界主义，它不承认国家原则，也不考虑如何满足国家利益。第二是死板的唯物主义，它处处只是顾到事物的单纯交换价值，没有考虑到国家的精神和政治利益，眼前和长远的利益以及国家的生产力。第三是支离破碎的狭隘的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对于社会劳动的本质和特征以及力量联合在更大关系中的作用一概不顾，只是把人类想象成处于没有分裂为各个国家的情况下与社会（即全人类）进行着自由交换，只是在这样情况下来考虑自然而然发展起来的私人事业”[2] 。这三大缺陷综合起来看其实就是对个人主义方法论的批判以及对国家主义方法论的反证。

在李斯特之后，新历史学派的领袖施穆勒运用“团体利己主义”概念，从理论逻辑上更为彻底地批判了方法论个人主义。施穆勒认为，“团体利己主义”才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社会目标是性别关系和团体利益诉求的体现，内在地塑造了习俗、道德、宗教以及法律。虽然在我们获得的感性认识中，生产和消费等经济行为的个体单元表现为个人或家庭，但是真正影响并造就了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主体是一个范围更加广阔的社会实体。他认为，“然我们所见到的，却是经济统一的情感和认识（由其内部或外部看来都是同样的），同时必然地会创造出一个团体的利己主义”[3]。不同的时代表现出不同的經济秩序，而不同的经济秩序又决定了每个时代的经济政策，即“每个时代的商业政策则受这个利己主义的激励”[3]。施穆勒认为，人类社会和“鲁滨逊经济”截然不同，个人利己主义不能成为解释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出发点。伦理约束对于限制和调节不断驱动人类的占有欲是必需的。如果失去这种约束，社会结构和团体利益就很可能被破坏甚至崩溃。施穆勒借助历史方法论证：个人利己主义作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以及“经济生活从来就是一个主要地取决于个人行为的过程”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以这种非历史的理论观点为基础分析人类经济社会的努力，是一个错误的行动方向。endprint

（二）批判演绎传统

对以演绎法为主的理论构建传统，德国历史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也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批判。

在罗雪尔看来，抽象演绎在经济学中的使用只是一种很初级的权宜之计。他认为，“政治经济学中一般性的东西有许多是和数理科学相似的……它充满着抽象的东西”[4]。确实存在某种程度的抽象空间。商品供求规律是在假设人仅受最大利益观念支配的前提下建立的，就像自由落体定律是在假设真空环境的前提下提出的一样。这样的定理可以很好地用数学方法表达。然而，经济学更大程度上“是心理的”，“由于我们这门科学是和人发生关系，它必须照人的本来面目如实地来处理它们，而他们同时又是为很不相同的和非经济的动机所驱使，并且是归属于完全一致的民族国家和时代”[4]。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范围，会随复杂程度的提高而缩小，直至不可能。李嘉图方式只是经济学初级阶段的一个意义有限的步骤，绝不能忘记这是一种抽象，当把理论与现实连接的时候就会暴露其局限性。因此，在对国民经济进行总体研究时，必须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历史和现实多姿多彩的变化上，这时唯一适当的只能是历史方法。他认为，把英国的经济学视为无时无地不灵的普遍性理论是荒谬的，“一种经济理想不能适用于每个国家人民的不同种类的欲望，正如一件上衣不能适合一切人的身材一样，孩童学步用的引带和老年人的拐杖对于壮年人是个大累赘”[4]。

希尔德布兰德的想法比罗雪尔激进得多。他在《经济学的现在与将来》中表明立场，对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演绎法大加挞伐，批判的焦点也集中在由演绎法衍生的理论普适性上。他认为，“无论斯密的贡献如何之大，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如何确定，他的学派与其重商主义者和重农主义者前辈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想建立一个国民经济的理论，其中的定律放之四海而皆准。正如卢梭及康德首倡某种政治学派，以设立一个绝对的因素为主，而不顾人类的天赋差别，也不顾各国不同的发展步骤及状况；斯密及他的门徒也想从各个人民的特征事实，从各国发展中某一时的事实里面，发现万事皆准的一般原则，而由此设立一种世界经济或人类经济。这种尝试完全与斯密时代的唯理主义相符合。他们的出发点认为，国民经济的一切定律，因为创立于人与货物的关系，所以超出时间及空间的限制，而在一切变化不已的现象中仍然是正确的。因此，他们不了解人类从社会动物方面看起来，是文化的产儿和历史的产物。而他的需求、意见，对于货物的关系，对于人的关系，绝不能永远相同。这些都是按地理及历史而互异，且不断变化，并不断随人类的整个文化而改进”[5]。

施穆勒对于演绎法在经济理论构建中的作用的认识更为系统和深刻。施穆勒认为，归纳和演绎密不可分，演绎是在归纳的基础上产生的，“根据归纳在有关因果关系上运用规律时，按照归纳和同一冲动、同一信仰、同一悟性的愿望，建立了演绎”[5]。演绎也很必要，但要想在实际运用中有效果必须是在一个很理想的状态下。把政治经济学视为如同几何学那样的演绎性理论，是“自我满足的骄傲自大”[6]。施穆勒认为，任何科学进步都有赖于这两种方法的混和运用，只不过在不同领域和阶段对二者有所偏重，而经济学还处在一个很幼稚的发展阶段，需要以归纳为主。

施穆勒的论述是结合经济思想史做出的。他认为，经济学产生之初的18世纪上半期，对经济现象的认识本质上源于经验归纳；1750—1800年，经济学作为一种演绎的学说体系出现了；到19世纪上半期，施穆勒及凯尔恩斯等从方法论的高度把演绎法确定为经济学的“官方”方法；从19世纪中期开始，人们在现实中逐渐感受到那些舊教条的错漏之处，于是历史学派走上前台，以求推翻教条，正确运用归纳和演绎。

（三）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论要点

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论有一个明确的主题：经济理论必须包含历史维度。历史维度是指在经济理论构建中应与一般性追求一样被重视的，对历史、地域、文化和制度等特性的体现，即经济学理论应体现出历史时间、地理空间和人类精神的差异性。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论包含如下要点：一是德国历史学派强调，像经济学这样涉及到人类本身的社会科学，是不可能严格区分为科学类或艺术类的，它既属于科学，也属于艺术。二是德国历史学派坚决反对方法论个人主义，强调国民经济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国家主义或集体主义才是解读社会经济的适当起点。三是德国历史学派反对以抽象演绎为主的理论传统，反对从一些似是而非的假设前提出发来脱离实际地推演出一切。四是德国历史学派反对把自利心当作理论世界中经济活动的唯一动机，他们认为自利既不是唯一动机，也很难说是最主要的动机。五是德国历史学派反对理论普适性，他们认为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任何理论和制度的合理性都不可能超越时空限制而绝对存在。

三、德国历史学派批判的启发

（一）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批判

相比于德国历史学派存续的时代，作为“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当代继承者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在理论内容上有了一定发展，但是在方法论层面却一直在原地踏步。全盘接受“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可以被概括为一个主题：对普适性的执着追求。这种普适性是指对社会经济系统——包括其所有的结构与变迁——的解释具有充分的一般性。它可以在广阔的应用范围内解释任何经济现象，所有的历史和现实情况都仅仅是这个程序中待输入的自变量数据。一百多年前德国历史学派做出的批判，现在几乎仍可以完全套用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上。必须指出，方法论的形而上学性是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现实解释力越来越弱的一个根本原因。

1“理性经济人”是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当代面目

西方主流经济学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逻辑起点，仍坚持“个人才有目标和利益；社会系统及其变迁产生于个人行为；所有大规模的社会现象最终都应该……只考虑个人”[7]。“理性经济人”假设的个人行为实质上相当于物理世界中的原子。在这一点上，李斯特和施穆勒等的批判仍然犀利有效，假设一个无历史、无文化、无制度背景的自利个人作为理论基点的合理性目前受到更加严重的质疑。一直以来很多经济学家致力于维护先验人性假设的合理性，把自利视为现实人性的抽象。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使用“抽象”这个词是不恰当的，抽象是从众多事物中抽出共同的本质性特征，抽象出的概念要能够统摄被抽象范畴，“理性经济人”显然达不到这种要求。他们想表达的应该是自利是人性的主体或主要方面。这样的话，这个问题就无需争论了。因为就像“上帝存在”一样，正方反方都无法有效论证。反对者同样可以以“道德人”为先验人性假设，运用同样的方法演绎出一个理论框架，然后用“爱”是人性主要方面这一神圣命题为挡箭牌，刀枪不入地无视一切质疑。endprint

“理性经济人”比被德国历史学派攻击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更精致。这个理论基点的构建经过了三重简化：社会经济还原到个体层面；所有个体简化为同质的原子式个体；主观心智简化为客观世界的完全反映[8]。在一百多年前，德国历史学派明确指出第一重简化并隐约察觉第二重简化。在第三重简化中完全排除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使人类心智简化为客观世界的“镜像”。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心智是无意义的范畴，因为没有它仍可以产生一种处理可观察人类行为的理论。只要我们的理论能很好地把投入和产出联系起来，这个黑箱是没有必要打开的”[9]。因此，用“理性”把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交互影响的二重结构简化为排除了主观世界的单一形态。这个简化过程一直秉持着“机械还原”的初衷。虽然科学界曾很长时期受这种方法论支配，但如今已公认这种方法只适合分析封闭系统内的简单事物。对于明显具有开放系统特征的人类社会，“机械还原”已显然力不从心。

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现实的整体显示出一些为它的各孤立的组成部分所没有的性质”[9]。“每一个别部分和每一个别事件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内在条件，而且不同程度地取决于整体的内在条件，或取决于该整体作为一个部分所从属的更高级单位的内在条件。因此，孤立部分的行为通常不同于它在整体联系中的行为”[10]。同理，在人类社会中无法简单加减个体行为得到整体机制。

2以静态“均衡”为标志的演绎理论空间很狭窄

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演绎内容上依然坚持“均衡”框架，只不过在需求和供给较力过程中加入了不对称信息、交易成本等类似于摩擦力的因素。

20世纪50年代，阿罗和德布鲁（在相当严格的假定前提下）用现代数学方法为一般均衡提供了严谨数学证明。阿罗-德布鲁模型被公认极具数学美感、系统全面地展示了“均衡”信念——说它已经上升为一种信仰也不为过。即使少数认为现代经济学已经突破新古典研究纲领的学者，也仍然坚持“存在一种唯一的一般均衡，这仍然是被主流所持有的观点”[11]。

“均衡”框架的理论空间很狭窄，无论是意在构造需求定律的消费者行为理论，还是为画出正斜率供给曲线而形成的厂商理论（包括成本理论），都“把尚待证明的几乎是所有一切经济命题都预先设定为已知的”[12]，已经没有向外扩展的内在动力，是一个典型的稳定封闭型体系。前提假设一确定，结果也就确定了。

一般均衡模型所描述的其实是一个静态的高度集中计划经济，“完全竞争”实则是消灭了竞争，“完全市场”实则是取消了市场，在这个模型中，规律性关联是固定的，过程是可逆的。阿罗和德布鲁的证明大大强化了学者们对“均衡”框架的忠实——这其实有点莫名其妙，因为即使人们对严格初始条件下存在静态均衡的逻辑没有异议，也没有任何过硬的论证能够证明动态均衡的合理性[13]。

早在20世纪中叶，英国剑桥的后凯恩斯学派就以“资本加总”和“技术再转换”为突破口，对静态均衡框架应用于动态经济增长问题的逻辑一致性发起了致命攻击。萨缪尔森在论战中无奈地把“资本”概念称为“克拉克的神话故事”，承认其不具有逻辑和经验上的可辩护性[14]。萨缪尔森批判《资本论》价值转形问题时非常严厉，认为用劳动解释价格形成是“不必要的迂回”，是“一块橡皮擦就能解决的问题”，可在面对后凯恩斯学派的质疑时却对克拉克的“资本”概念很宽容，坚持认为这是一个有用的“寓言”，说明了一个不能被公式化和辩护的“事实”。

形成这种思维模式的根源在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哲学本体论预设：机械决定论，即构成客观世界的各种基本事物之间具有一种原子式的孤立性，因果关系像机械齿轮的咬合一样是呆滞、固定的。持机械决定论的学者认为可以“用物理的和机械的原理去给世界最后解释”[15]，理论时常表现出的相对于现实的贫困只是由于数据资料不充分或数学工具还有待进步。“拉普拉斯妖”拉普拉斯说：“如果一个智能知道某一刻所有自然运动的力和所有自然构成的物件的位置，假如他也能够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那宇宙里最大的物体到最小的粒子的运动都会包含在一条简单公式中。对于这智者来说没有事物会是含糊的，而未来只会像过去般出现在他面前。”后人称这个“智能”为“拉普拉斯妖”。可谓机械决定论最形象的诠释。

自然科学早已挣脱了机械决定论的束缚，可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世界观却仍与拉普拉斯一致。就像喬治斯库-罗根所说，“就在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开始为现代经济学奠定基础时，物理学界一场惊人的革命扫除了自然科学和哲学领域的机械决定教条。奇怪的是，‘效用和自利的力学的建筑师，甚至是晚近的那些模型设计师，都没能及时地察觉到这种没落”[16]。

3用对演绎逻辑的极度追求逃避经验检验

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世界观源于西方早期经验主义哲学，但实际上只得其形。经验主义的灵魂在于“经验”，不管是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还是证伪主义，都视理论的经验检验为首要环节。德国历史学派当年对英国经济学理论脱离现实的批评仍适用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

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演绎模式主要来自逻辑实证主义，双重强调逻辑一致和经验一致，但是，因为经济学无法在经验检验环节达到自然科学的标准，理论家们便希望主要由严格的理论逻辑性表现出科学性，于是数学——作为演绎逻辑的精确表达——与经济学的结合不断深化。目前，深度数学化已被公认为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要标志。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解各种披着经济学外衣的数学应用题，频频有数学专业的学者摘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甚至出现了认为经济学是应用数学一个分支的观点[17]。虽然数学对于经济思想的准确表达和深入思考的确益处良多，但必须指出，这种数学化很大程度上是滥用数学，即用复杂的形式掩盖思想的贫困。凯恩斯曾批评这种为数学而数学的做法：“目前过多的数理经济学只是一种大杂烩，和它所依靠的初始假设一样不精确，它使作者在矫揉造作的、无用的符号的迷宫中丧失了对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相互关系的洞察力”[18]。布拉特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所有这些根本不是把数学运用于现实的经济问题，相反，是把高度精确、复杂的数学运用于完全想象中的、幻想的经济学的美妙的理想国”[18] 。此外，这种滥用还引起了很多优秀学者对数学的排斥，这种间接效应同样可惜。endprint

对经济理论演绎逻辑的追求存在明显的局限。数学本身的发展已跳出了结构主义的窠臼，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已证明：数学也做不到完全公理化和逻辑一致，用来解释复杂经济现实的经济学更不可能。目前，着重追求逻辑性的做法正在不断弱化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现实相关性。数学形式主义的背后是对经验检验的逃避，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虽然“贴上了证伪主义的标签，但它们经常在它们自以为是的实践中碰壁——它们所用的科学哲学以‘无关痛痒的证伪主义为特征”[19]。逃避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学与现实渐行渐远，就像布劳格所说，经济学家们已经逐渐地把这个学科转变成了某种社会数学，数学系所理解的分析上的精密是最重要的，而经验相干性（正如物理学系所理解的）则是无足轻重的。如果一个论题不能由形式化建模所处理，它就简单地被交付给智力的低层社会[20]。

（二）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启发

在经济思想史上，德国历史学派是一个有重要影响却被主流刻意遗忘的学派。西方主流经济学形式化理论造成理论与现实脱节的现状，促使人们又重新发现了曾与“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对抗了近一个世纪的德国历史学派。然而，近年来中国经济学教研领域正在逐渐由西方主流经济学全面掌握话语权。越来越多学者意识里的经济学或“科学”的经济学，正在被西方主流经济学塞满。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时空范围内不断丰富和发展、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反思的成果。而深入认识德国历史学派的理论思想，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1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认识

由于以往中国经济学界对德国历史学派缺乏研究，以及传统思维认为马克思与庸俗经济学格格不入，造成二者的联系被割裂了。其实，德国历史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有着共同的传统基础。生物进化论、德国古典哲学、德国历史主义法学以及法国大革命等，都深刻影响了马克思与德国经济学历史主义者。“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德国历史学派是同一哲学文化的产物”[21]。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能找到很多与德国历史学派互相对应的观点。如二者都把生产而非交易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主题，认为资本本身不创造价值；二者都强调技术创新，把它视为竞争的重要方式和社会演化的关键；二者都隐含一定程度的社会有机体思想；二者都把社会发展进程区分为不同的阶段和形态等。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二者都认为，非历史的、普遍性的范畴不能抓住经济社会的实质特征，经济理论必须具备历史维度。他们都致力于构建对历史敏感的经济理论，把经济学中的人放在历史中把握。二者区别在于：德国历史学派——尤其是早期历史学派秉承的是更传统的德国历史主义，在世界观上偏于纯粹的黑格尔唯心论；马克思则从更多方面吸取思想精华，超越传统的德国历史主义，从世界历史的大视野着眼，在经济学研究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其独创的唯物史观。

共同的基础使双方在理论思想上拥有广泛的对话可能，后来的韦伯和桑巴特等历史学派代表就从马克思理论思想中获益匪浅，而韦伯和桑巴特的理论也同样给后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很多启发和借鉴。

2有助于开创以中国经验为基础的经济学

中国传统哲学的世界观是系统、有机和动态的，这与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传统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而继承“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仍固守着呆板、机械、静态的世界观。与之相比，前者与现代自然科学更加一致，明显更为先进。因此，我们有必要跳出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领域人为设置的藩篱，恢复系统、有机、动态的方法论传统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目前的主流经济思想史教科书几乎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家谱，从中根本无法理解发达国家找到脱贫致富道路的“思想闪电”。“欧洲和北美的工业化强国现在似乎都对它们自己的过去形成了错误的看法，忘记了国家在带领它们走上脱离贫困之路上所发挥的作用”[22]。对此，张夏准认为，“富裕国家在过去并不是在他们现在所推薦的、并常常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和制度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不幸的是，这种事实目前鲜为人知，因为资本主义的‘官方历史学家们已经非常成功地改写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历史”[23]。事实正如李斯特说的那样，这些国家一旦发达，就要踢掉爬上来的梯子。

德国历史学派是经济学自主创新的优秀代表，代表了落后国家走上强国之路的理论旨趣和政策取向。德国历史学派提出的重视国别差异的“国民经济学”与大一统的“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是针锋相对的。实际上，（与德国历史学派相似的）美国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分别是美国和德国崛起阶段国内经济思想的主流，日本崛起虽没出现什么有理论价值的学派，但德国历史学派对日本有显而易见的影响。也就是说，德国历史学派不仅帮助德国在19世纪迅速摘掉落后帽子成为世界强国，而且也使在德国模式基础之上制定经济政策的美国与日本成长为世界级强国。

因此，重新发现德国历史学派在今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应该把德国历史学派作为榜样，为构建能帮助中华民族走上快速复兴道路的经济学理论而努力。

四、结语

李嘉图等片面吸取了《国富论》中的演绎主义方法，为“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通向超历史普适性的道路敞开了大门。之后兴起的德国历史学派曾经是抵制这种导向的主力，在近百年的时间里与“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分庭抗礼。他们提出的经济理论的历史维度问题是经济学方法论的核心问题，对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探究价值。

追求理论普适性的价值当然不能忽视，但必须承认：经济学无法像物理学那样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超历史解释框架，不可能成为在方法论意义上与物理学相同的学科。然而，西方主流经济学业已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使学者们对此视而不见。endprint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不应追随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错误路径，而应借鉴德国历史学派在构建本土经济学理论过程中体现出的理论旨趣，通过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打造出真正适合中国现阶段发展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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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韩淑丽）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