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玉英

摘要：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恐怖主义犯罪与网络的结合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大数据给国家社会秩序管理带来新的危机。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大数据在反恐情报的收集和恐怖主义犯罪活动的规律性分析，尤其是预测和风险预警上，作为一种新的反恐工具，有着独特的优势。通过反恐情报的收集和数据的分析处理，有助于反恐新方向的发现和提早布防。建立多部门信息情报共享中心、发展新型警民合作形式和培养专业技术人才有助于提高情报收集的质与量，实现数据与情报的联动，降低恐怖主义犯罪袭击的风险。

关键词：大数据；恐怖主义犯罪；情报反恐

大数据随着网络3.0时代的进一步发展，高调进入国际社会视野，大数据的广泛应用给人类生活带来新改变。但我们很快发现新技术也带来了新的威胁——人类社会风险的升高。网络已经成为继领土、领海和领空后又一大国家主权空间，针对网络空间的犯罪以及利用网络空间犯罪的事件层出不穷。网络空间的隐秘、快速化更是为犯罪分子提供了保护衣，网络显然已经成为预防打击犯罪、维护国家安全新一领域。在大数据进一步发展的背景下，如何与恐怖主义犯罪分子在网络空间的斗智斗勇成为新的主题。

一、大数据技术背景

大数据概念的流传始于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表的“big date：the next frontier for innovation， competitive and production”的研究报告。麦肯锡将大数据定义为：大数据是数据量的集合，是对海量数据的运用和解决实际问题，从海量的数据中抽丝剥茧的找出有用的和相关的信息去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 ]国内对大数据的认知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基于科技层面，将大数据作为信息数据的集合体；一是基于社会发展层面的理解，认为大数据是一种社会生活状态，它随着社会发展而应运而生，并将其作为一种工具，致力于解决社会存在的问题。在众多的大数据研究中，都提到大数据的4V特征，有的甚至将其扩展到8v。volume数据量，表明数据量体积之大，从TB级数据发展到PB，乃至于ZB；variety多样性，它表现为数据来源和数据形式的多样；velocity时效性，数据产生之多、之快要求对数据及时更新和处理，大数据的预测功能也要求对数据的及时有效处理，避免因数据陈旧而失去预测的精准度。value低价值密度，数据质量的参差不齐使得挖掘目标数据难，分辨、筛选价值数据不易。以个体用户为中心的数据流量模式是大数据形成的基础，共享网络平台的发展下，每个个体都是信息源，都有成为信息发布者和接收者的可能。国内外政府机关也积极响应大数据时代的号召，纷纷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化、建立政府门户网站、政府系统云端化等活动。我国提出十二五国家政务信息化建设工程规划后，广东、北京等地政府更是进一步走向资料公布、智能城市和智能政府。大数据在应用领域上也极其广泛，从疾病预防、交通、医疗保健和行政施政监督、电子商务等多层次、多方面的发展。

二、大數据背景下防控恐怖主义犯罪的困境

随科技而来的除了生活的便利外，还有社会秩序的管理危机，而网络正是这一管理危机的最大的推动者。2010年北非突尼斯茉莉花革命，本阿里政权的倒台，除了其政权本身的问题外，网络推力也是不可忽视的力量，正是维基解密所获取的美国政府的外文数据，直指本阿里家族的腐败内幕，从而进一步激化其社会矛盾，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大数据对政治安全的影响。

（一）大数据时代下恐怖主义犯罪的形式

我国《刑法修正案（九）》针对网络恐怖主义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当前，网络恐怖主义主要犯罪形式包括：利用网络传播、宣扬恐怖主义信息，恐怖主义分子培训等；直接攻击网络；利用网络向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提供资金、技术支持和网上联络、获取恐怖信息等。笔者将大数据时代下的恐怖主义犯罪分为两类：一是以网络为工具的，即通过或借助网络平台进行各种恐怖犯罪活动或与恐怖犯罪活动相关联的行为，一是对网络平台的直接攻击，此类行为大多以计算机犯罪的罪名规制。恐怖主义犯罪的一大特点便是试图引起民众的关注和支持，从而扩散自己的影响力。新时期的恐怖主义犯罪除了继承传统的袭击公共空间和公共设施外，也增加了借助网络、新媒体等技术手段实施犯罪活动。网络的隐蔽性和快速化传播更有利于其恐怖主义思想言论的传播和行为的轰动效应，实现其“新闻价值”。已然崛起的伊斯兰国ISIS除了依靠其军事武力外，也借助新媒体技术，积极进军社交媒体领域。ISIS以尊重事实为核心，向世界呈现出一个“有形”的国家，打造了“想象的共同体”，极具吸引力。[ ]

（二）防控恐怖主义犯罪的挑战

大数据时代下，恐怖主义犯罪活动日趋国际化、科技化和快速化，网络安全与国家安全的联系愈加紧密。

数据的隐蔽和快速传播为犯罪提供了技术和物理支持。大数据下信息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多渠道与匿名性，提供了一个更为安全的信息交流的平台，如网络聊天室、论坛、大型游戏和直播空间等，有的还创造特殊的联络方式，如共用一个邮件箱，然后在草稿箱中进行信息的加密交流。这类利用网络空间进行信息的交流和联络，现有的媒体技术难以发现，也无法阻止。“网络恐怖活动发展迅速，所有大的恐怖活动组织都建立了网站，在信息交流方式由单一信息推送转变为信息交流互动，对抗侦查能力极大地提高。”[ ]恐怖分子可以利用各类网络平台进行联络、并传播恐怖主义犯罪的非法信息。此外，网络也为恐怖分子宣传美化、合法化自身、招募和训练恐怖主义分子、获取资金技术支持、后援力量信息的收集提供了新的途径与可能。

数据的及时性对公共危机公关带来挑战。数据的草根性注定网络信息的泛滥和政府对社会舆论的控制力度的削弱。网络数据的快速传播，事件第一时间被以各种形式的资讯提供在民众眼前，其中有客观的，但也不乏夸张扩大乃至刻意煽动的语句，来博取民众关注、挑起民众情绪。曾经的全民抵制日货引发的打砸抢烧还记忆犹新，新一轮的抵韩运动又再一次开始，可幸的是这次并没有大范围过激行为，但是也存在着少数人打着爱国的名义，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一女生就曾在网上直播自己在乐天超市偷拿商品来响应抵韩口号的幼稚行为。涉及公民人身安全的事件发生时，如抢购食盐、拒吃近海鱼类防辐射等虚假信息很容易引起民众的恐慌，在这些群体性事件背后，正是网络将矛盾的不断放大、以及谣言和不可信信息的快速传播，煽动民众的情绪，最终导致社会秩序的严重破坏。endprint

技术的先进性为实施网络攻击提供可能。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安全问题是新时代的一大命题，当今恐怖主义分子除了试图获取民众的关注和支持外，更多的是想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电脑病毒、远程遥控、放射性污染源、食药品安全和社会教育等突出领域，将会成为新的攻击目标和方向。

数据的无边界性带来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新型渗透的威胁。它意味着恐怖主义信息的跨国界传播与交流，国内恐怖主义寻求国外势力的支持与帮助成为可能；国外势力的意识形态的渗透和获取某国国内秘密和消息也更为隐蔽。

三、大数据背景下的情报反恐的优势

大数据反恐的基本流程可以分为四步：情报数据的收集、情报数据的清洗和整合分析、数据的可视化建模、评估与预警。在这其中最为基础的是情报信息的收集，着眼于未来反恐的需求，高质量的情报收集，有助于降低恐怖主义犯罪袭击的风险。

（一）大数据下重视情报反恐的必然性

挑战与机遇并存，大数据同样也为恐怖主义犯罪的防控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其一，新视野的开拓。恐怖分子要计划和执行一项恐怖活动，就必定在网络空间中留下“数据脚印”，通过在海量的数据的“交易空间”中进行自动化的数据监控和挖掘，[ ]可以帮助反恐人员获取不同渠道的情报信息；其二，新反恐方向的发现。通过可视化建模，大数据可以清晰的表明某一地区历史、现在和将来恐怖分子的行动规律和时空分布，帮助发现新的侦破方向；其三，调整防控布置。大数据的核心在于预测，利用数据的相关性可以合规律地预测某地区恐怖主义犯罪的高概率时间段和地点，从而调整防卫措施，提早防控。

（二）情报反恐可能性分析

传统的情报信息的来源主要为人工情报和个人经验总结以及权威相关部门信息，前者情报来源可信度高、价值高但往往代价大。权威情报，但往往调取需授权，欠缺及时性与共享性。现时期的情报来源在传统情报来源外，更多的利用技术手段获取信息。它包括官方性数据，如全天候智能监控系统、政府与企业合作的信息分析中心、国际合作组织等数据；恐怖分子本身留下的痕迹数据，如恐怖分子本身建立的门户网站、自媒体上发布各种数据等；网络数据，如大论坛、贴吧、微博、微信公众号、博客和云端数据等。“美军利用ISIS发布在twitter上的图片、视频、声音等信息获得开源情报，并判断其所处位置、活动规律等，据此引导无人机、直升机和精确制导武器对极端武装进行打击，给ISIS造成了较大损失。”[ ]

（三）情报反恐对策分析

1.先发制人、主动预防的全民反恐之必然

大数据本身固有的4V特征决定其需要大量的人力与物力支持，“暴力恐怖主义现状所要求投入的资源远远超过我们经济所能负荷的范围”。[ ]反恐数据的收集不能单单只依靠政府部门的投入，反恐只是民生经济中的一部分，恐怖主义犯罪具有地域性的特点，反恐形势严峻程度不同，政府决策重心必然会有所倾斜。相较于恐怖组织和极端组织，恐怖事业和极端事业是他们全部的发力方向，每个成员个体的行动所能产生的数据量远远大于我们所能发现和分析的数据量。单独的依靠政府部门的反恐策略是不合理的，走人民群众路线一直是我党的发展路线，什伍连坐制、墨家起而自卫自治思想、联保联防等制度设计表明我国早期社会已存在全民互相监督、打击犯罪的历史基础。新型社区警务正是顺应时代的产物，这类社区警务立足于“先发制人、主动预防”，试图将犯罪预防而非犯罪的事后反应作为警务工作的目标。建国后，我国也在不断凝聚公众在预防犯罪上的力量，现今的警民合作之民生警务工程也逐渐增加，为反恐社区警务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警民合作和沟通的现实基础。某市除了公安机关自己设计布空监控设施外，并要求在案件多发地区的商贩每户必须安装三个监控摄像，一则可以达到事先警告，二则也能事中监控，事后调取录像资料帮助案件的侦破。因此，创新警务形式和发展警民合作是我国打击预防犯罪的必然发展趋势。

2.建立国内多部门联网情报库、加强国际合作之必要

情报反恐最关键的是数据的质与量，对数据的相关性分析和最后的可视化建模，需要多个部门多种类型数据的支持。但是由于各部门职责的不同，收集数据的角度也就存在差异；其次，各部门数据往往存放在部门内部资料中，没有授权难以获取。因此，当一个恐怖案件从组织策划到最后实施的过程中，可能留下的数据脚印虽然被发现，但由于没有及时分享与上报，就会错过将犯罪遏止在摇篮中的机会。因此，数据情报库的存在也就显得极为重要了。在反恐过程中，以海陆空三个角度的分析，至少需要陆地上的武警部门、公安部门、军队三个部门、以及海内外出境记录和资金流向、空管部门的数据共享。此外，随着恐怖主义境内境外的勾结，反恐国际合作也是必然趋势。欧洲国家是最先关注和最为关注大数据应用的地区，为了解决出现的网络信息安全问题，2000年底欧美等40余个国家签约《网络犯罪公约》，统一各国信息安全应急处置机构。恐怖主义犯罪的无国界特点要求我国积极争取掌握反恐行为的话语权，了解世界网络恐怖主义的网络结构和动向，保障我国信息网络安全，促进我国反恐行动的顺利进行。

3.培养专业人才和专业技术之紧迫

专业技术人员的参与渗透于大数据反恐的整個过程中，然而我国反恐事业发展较迟，计算机技术虽取得长足进步，但在法律与计算机交叉的领域内的专门人才仍旧匮乏，而专门的反恐人才更是寥寥，各省市反恐基地的建设和专门的反恐专业的院系也是近年来才开始冒头。因而，人才匮乏也正是大数据反恐目前面临的困境之一。吸收国内外专业人员、加强专业教育与培训显然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大数据时代下，危机与机遇并存，恐怖主义犯罪借助新的技术平台进一步发展，更难以捉摸与预防，脱离组织的单兵式、独狼式的恐怖主义犯罪将成为其新的行为模式。与时俱进，积极主动的面对大数据时代的挑战，利用好科技这把双刃剑是我国反恐的必然之路。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对各类情报收集的过程中如何将对个人隐私的侵犯缩减到民众可以接受的程度，正如我们自愿守法来换取安全的生活环境一样，为了反恐我们可以让渡的自由限度的界限是亟待商榷的问题。此外，大数据所发现可能的恐怖主义犯罪信息，是否达到可采取相应行动的证明标准？会否导致面对恐怖主义犯罪时，出警、搜查和逮捕上证明标准的简化等法律问题仍旧存在，大数据反恐如何做到制度化、法治化需要我们不懈的努力和创新。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