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

北京东城区一条悠长的胡同深处，有一间属于我的小平房，它由正式的房屋加自己搭建的小房组成，也就16平方米，逼仄之极。我曾在这里住过5年，搬离已有17年。如果不是孩子上学的缘故，我几乎不会回到这里来。

北京的小学入学遵循就近原则，各个序位划分十分细致。我儿子所上的那所小学共分7个序位。第一序位是父母、孩子户口在该学区，在该学区有房，且房产在孩子监护人名下；第二序位是孩子户口在北京市其它学区，但监护人在该学区有房；孩子户口在该学区，“四老”（祖父、祖母、外公、外婆）在该学区有房产的排在第三序位。谢天谢地，一间小平房让我的孩子以第一序位被录取了。

这个暑期，我数次去收拾这处平房时，走在胡同里，看到处处有工人在“封堵门脸”。原来，北京正在整治“开墙打洞”。之前有些临街巷的住房，破墙开了大门，变成了餐馆、小商店，对外营业。而今，这些门洞全部被要求恢复原状，只留下一个个小窗户，开店营生自然不好继续下去了。

我刚来京时曾设想，等自己有了孩子，孩子上学不会再像自己单位的同事那样，为孩子的择校费尽周折。我笃信将来的北京会更开放、更包容，教育资源也更加公平。

现在回想起来，真觉得当时的自己想得太简单。不知不觉，我来北京已经24年了，这24年对于人的一生来说，是个漫长而重要的阶段；但对这个千年古都而言，却只是白驹过隙一瞬间。24年间，这座城市规模的生长速度，恐怕是建城以来最快的时期；然而，它却有许多不变的东西，譬如一道道无形的“城墙”。

【我要进京】

“我为什么要来北京？”

人到中年后，我闲来无事时常如此自问。若置于年少时，这根本不是个问题，或者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是首都，人往高处走，外省青年削尖脑袋进京，这是有志者的奋斗目标。

大学时读老舍《茶馆》的剧本，第一幕中刘麻子说：“要不怎么说，就是条狗也得托生在北京城里嘛！”这句话触动了我，尽管那时我从未到過北京，我对城市的切身体会，除了老家的邵阳城，就是读大学的兰州，省城长沙只是转车时匆匆而过，没什么感觉。但我暗下决心，既然这辈子无法托生在北京城，那么一定要凭自己的奋斗成为北京市民。

对一个刚走出山沟沟里的孩子来说，兰州当然是一座大城。但因为在读书，平时的活动范围很窄，主要就在兰大所在的城关区一带。渐渐地，我发现这是一座很“土”的城市。兰州沿黄河而建，东西狭长，达几十公里，南北狭窄。站在校园里，遥望南北，看到的是黄褐色的大土山。沿着学校门口的天水路往北走，不远就到雁滩公园。那时候的雁滩还是一派农家风光，一户户人家，一座座果园，秋天里成熟的苹果和梨子发出好闻的香味，夹杂着黄河拍打岸边卷起的泥沙味。我常去购书的张掖路一带，多是黄土垒成的平房，外面挂着蓝色的幡子，走在街巷里，宛若穿越回清末或民国初年。

我念大二时就明确了目标：兰州只是我求学的地方，是我人生的一个驿站，我必不会留在这里，我要进京。

机缘巧合，这个目标实现了。就像我的湖湘前辈沈从文那样，从湘西大山里出来，到了北京，多年后把刚进京的一幕记得清清楚楚：1923年8月下旬的一天，沈从文带着一卷简单的行李和七元六角钱来到北京，走出正阳门火车站后，一位车夫把他拉到西河沿街的一家小旅馆。三天后，表弟黄村生又帮他搬到“位于前门附近不远外杨梅竹斜街酉西会馆一个窄小房间里”。

我也把1993年6月底的那天早晨第一次进京的情形记得清清楚楚。我走出北京站，坐地铁从东直门站出来后，遭遇便衣警察的盘查，坐401路公共汽车，听不懂售票大婶含混的报站，多问了一句结果被奚落——多年后我才知道这是北京人说话的“吞音”，一些音节省略了，如“中央电视台”发成“装垫台”。

我居住在北京的生涯就此开始了。此后，我在这里待过的岁月长于以往任何一个地方，包括我的故乡，而且我还要继续待下去。

北京像浩瀚的大海，再有情怀和宏伟志向的青年，在这座大城里，就像尘埃一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打拼，在这里立住脚，成了家，生了娃，再有一套房子，尽管和少年时的万丈雄心尚有差距，但也可聊以自慰了。

大多数人进了北京，不都如此吗。我没有什么失落，回首这些年在北京的生活，也没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作为一个有“历史癖”的人来说，我恰好碰上了北京建城以来规模扩张最快、城市面貌变化最大的20年。我算是这个城市成长为“巨无霸”的一个小小见证者吧。

【皇城根里的小平房】

刚来北京时，我住在酒仙桥，那时候酒仙桥是一个“孤悬”在北京东北郊的工业卫星城。厂里的师傅常常说“进城办事”，在他们的观念中，进了东直门才算是到了真正的北京城。城区到首都机场的高速路还没有修好，三环路刚刚贯通。三元桥旁边的中旅大厦是个很醒目的地标，修修停停好些年才结束了烂尾。

出了三元桥是大型国企曙光电机厂，一过曙光电机厂就是沟渠纵横的郊野，秋天还能看到遍地的苞米和白菜，以及一排排整齐的白杨树。我后来的东家——《法制日报》社，11层高的办公楼当时如鹤立鸡群。现在，这里是“高大上”的望京，是国际知名企业总部和高级住宅区集中的地方。

1996年，我结婚了。承蒙单位关照，给了我胡同深处的那间小平房，算是进城了，也算是在北京有了立锥之地。

那时，北京旧城区大杂院里百姓的日子过得可真叫艰苦。我所居住的那个大院是一个前后两进加上东跨院的规整四合院，应该曾是某个大户人家的宅子。1949年后由相关部门接收，用以安置干部和职工。几十年来已塞下30多户人，光是我住的东跨院就有8户。院里的空地也被加盖成小房，只留下窄窄的通道。东跨院里幸亏还有三棵需要两人才能合抱的大树，挡住了私搭乱建蚕食空地的步伐。

出了大院门口是一个公共厕所，那种定期由掏粪工人清理的旱厕，当然，卫生条件比小城镇的公厕还是好些。在这里，冬天需要生煤取暖，我因此学会了安炉子烟囱、生蜂窝煤。

在这个院子里，我见识了北京人的热情与达观。东跨院北两间大北屋住着一位离休的老先生，当年随聂荣臻元帅的大军进城，是东四派出所第一任所长。另一间北屋住着小何一家三口，他比我年长约七八岁，但依然是大院里老人们口中的“小何”，他已下岗多年，妻子在一个国营招待所工作。后院两间北屋，住着一位姓李的老交警一家，因为孩子多，北屋前的院子被他加盖了两间房，正对着我的后窗。老交警的其他几个子女长大成家后都陆续离开了，只剩老三和父母住在一起。这个老三似乎从来就没怎么工作过，开了几天出租车，嫌累，也歇着了。我记得他的嗓门很大，我每每躺在床上，都能听到他以一口京腔叙述白天出门看到的新奇事。他已经结婚了，有个小男孩，夏天光着屁股到处跑。

他们并不觉得这样过日子苦，哪怕是下岗或没工作，也还算衣食无忧，言谈间不时流露出住在皇城根的自豪感。小何和李家老三还特别喜欢养鸟和养蛐蛐。一到夏天，院子的大树上挂着的都是他俩淘来的蛐蛐，叫个不停。一开始我觉得很烦，时间长了，竟然慢慢喜欢上听蛐蛐的叫声。

我只想尽快逃离这个破败的平房。1999年，我所在的单位最后一次福利分房，因确定机构精简而被分流去事业单位的我，得到优先照顾，分得了东三环和东四环之间，西大望路旁的一套50平方米的一居室。一起分到此处的多是些年轻的干部，大家牢骚满腹，因为年轻、资历浅，无法分得二环附近或北三环的住宅。此处已出了东三环，是该部现有房源中最偏僻的，通向小区的50米小路都还没有硬化，尘土飞扬。等我装修好房子搬进去时，已来到2000年，我也已成为《法制日报》的一名记者。

谁又能想到，没过几年，这一片成了中央商务区（CBD）。这一切的巨变，是从2001年北京成功申办奥运会开始的。

2001年7月13日，北京取得了2008年奥运会承办权，我一觉醒来，发现北京成了一个大工地。首先变化的就是我出门必走的西大望路。小区南面是北京工业大学，这里将兴修奥运会用的羽毛球馆。于是乎，不到一年时间，场馆周边环境巨变，道路拓宽，居民搭建的小平房被拆除。

在奥运会开幕前三年，我接到东城区房管局的电话，让我去那间久违的小平房里，将东西搬走，为了迎奥运，东城区将开展危旧房翻建和煤改电计划。我曾居住的那个院子的平房几乎要全部推平，然后按原来的样子，用青砖、黑瓦、木梁重新修建。建好后，还统一安装了电取暖设施，再也不用生蜂窝煤了；胡同里的旱厕也改造成了可冲洗的厕所。

【黄金时代】

2004年时，我想50平方米的房子还是太小了，将来有了孩子就会住不下。于是，咬咬牙在东五环买了一套115平方米的三居室，当时的房价每平方米近5000元。适逢北京房市不景气，政府鼓励购房，银行慷慨放贷，但5000元一平方米的这个价位仍让不少普通市民觉得很贵。我的一些朋友说：等一等，等一等，北京的房价会下跌。

2007年我刚搬到这处新居时，周遭还一片荒凉，此情此景与刚搬进上一套房子时有点像。站在阳台上，我能望见东南面由村民种植的一大丘大豆，这些大豆算是这片土地的末代庄稼了，次年，大豆地上就开始建房。2012年地铁6号线通车，出小区门50米便是地铁口；再后来，市政府搬到6号线东段最后一站潞城的所在地，而我家就处在西边朝阳门和东边新市政府的最中间——我来北京时，这个城市只有1号、2号两条地铁线，加起来总长不过40公里，而今，北京包括地铁在内的城市轨道交通总里程已超过600公里。

如果要简单地概括一下，我来到北京的前15年，就是在数次换工作和数次换房子中度过的。工作的性质离体制越来越远，居住面积越来越大而距市中心越来越远。正是北京的飞速发展给了我换工作的空间和换房子的机遇。

现在回想起来，我进京的1993年到举办奥运会的2008年，真是北京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外省青年——不管是否取得一纸北京户口——进京发展的黄金时代。

1993年，实行几十年的粮票废除，当时刚进京的我没能明白这一举措的重大意义。从此以后，老百姓不再受粮票的束缚，拿着钞票就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买到粮食。人口从乡村涌向城市，从小城市涌向大城市的潮流也自此加速。

上大学时，我之所以立下小小的志向：毕业后必须分配到北京，但从来没有想过要当“北漂”（当时还没有这个词），是因为身处信息不甚发达的兰州，我以为，如果没有北京户口，不可能在那个大城市生存。

1993年后，1997年的香港回归和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两个重要节点。我发现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没有北京户口，仅仅揣着一纸文凭就来闯荡。当中不少成为了文化、科技企业或媒体的骨干甚至是负责人，他们在北京买豪宅、买靓车，在北京生儿育女……

曾经的北京户口——这道隐形的“城墙”似乎被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垮了。记得我刚来北京的前几年还不是这样的，最明显的是地方政府对非京籍人士还有着公开的就业歧视。每年元旦过后，《北京晚报》和《北京青年报》刊登北京市劳动部门的通知，告知用工单位哪些工种可以招收非北京户口的人，不难想象，那些几乎都是脏活、累活，本地人不太乐意做的岗位，如果单位违规，劳动部门查到了将严厉处罚。商品房刚刚上市时，外地人不能在北京买房、买车，我的一位《光明日报》媒体同行，温州籍，大学毕业后分配进京，他说他名下的好几套房，都是在北京做买卖的同乡借他的名义买的。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连开通中国移动的全球通业务，也需要北京身份证，我的身份证就曾借给老家一位在京做生意的朋友申办电话号码，几年后他弃用，运营商还向我追索话费。

后来，收容遣送制度废除了，暂住在北京的外地人终于等来了福音。我和许多观察者都很乐观，认为照此发展势头，北京和全国的社保、医保联网，外地户口适龄儿童将无障碍地在京接受义务教育，甚至参加高考。有无北京户口对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來说，几乎没有区别了。如此一来，各种隐性“城墙”很快就会完全消失，户口只起到标识居住地的作用。

【17年后的“回归”】

当举国上下欢腾，北京成功举办了2008年奥运会后，京城的面貌就更加靓丽了，道路愈加宽敞，新修的住宅区富丽堂皇。可外地人在北京生存的难度指数却似乎增加了。

房价的飞涨超过了大多数人的预期，10年间北京同一区位的商品房价格几乎翻了10倍。2008年以前，一对“80后”年轻人结婚，通过双方父母筹钱加借款来给首付，两人还房贷购房的做法曾被媒体讽为“超前消费”。现在回过头看，这样做的人无不庆幸当时勒紧裤带供了一套房子。

北京奥运会结束后的9年来，中国GDP增速放缓，这是经济发展规律所致，可以理解；而房地产业却一枝独秀，大城市的房价让普通的工薪阶层难以承受。现在各大中城市政府所出台的打击“炒房”招数，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有序地发展，挤掉泡沫，能防止出现危及金融业的灾难性后果，但并未实质降低年轻人购买城市房子的难度。如今一个从小地方跑到一二线城市谋生的人，如果没有特别好的运气，没有他人的照顾，全凭勤劳和智慧，生存和向上是不那么容易的。

那些前些年幸运地在北京购房的人，如果没有北京户口，也会碰到一个大难题：孩子的入学。从幼升小开始，一些在北京混得风生水起的中产者，就是因为户口不在本市，而不得不为孩子上学历经千辛万苦；有的人不得不把孩子送回老家或在环北京周边的河北市县上学。即使孩子的户口落在北京，因为教育资源不均衡，想把孩子送到东城、西城、海淀这几个拥有更多优质教育资源的地区也得绞尽脑汁。我笑着对孩子说，还是爸爸妈妈有先见之明，把你生成“110101”（东城区居民身份证号码开头6位数），上学不用费那么大的劲了。

当初搬离小平房时，我有着“白日放歌须纵酒”的兴奋，心想，总算告别了这狭小的破房子了。17年弹指一挥间，我又带着孩子回来了。院里几位老人已经身故，只有一位93岁的老太太还精神矍铄，看到我还热情地招呼：“有日子没见了，孩子回来上学了？”见多识广的东城老太太不用多问就知道怎么回事。后院李家老三那个曾光着屁股到处跑的儿子，已经长成一位帅小伙，开着一辆大众轿车，每天都要折腾一番才能把车停进胡同里。

由于整治“开墙打洞”卓见成效，我晚上走在住所附近的胡同里，已不见往日的喧闹，街巷安安静静的，路灯也是灰暗的，仿佛置身于西部某个小镇，不禁怀疑，这是北京的核心区吗？

这些年来，我见证了北京的成长，也是北京成长的受益者。北京不仅是一座普通的城市，它更像是大家向往和憧憬的一个符号，这个符号等于机会、等于梦想、等于未来，无论什么变迁，似乎都难以阻挡那些前来的步伐。而今，我又回到这个当年恨不得尽快逃离的老城区和那间小平房，这就像一个隐喻：城区面积变得再大，摩天大楼修得再多，只要那道隐形的“城墙”还在，人们就总想活在“墙”内，以獲得某种安全感。但愿这道“墙”早日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