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楠

提起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我们往往会想到战国时期的荀子、东汉时期的王充、南朝时期的范缜以及明末清初的王夫之等人。其中东汉王充的代表作《论衡》又是宣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的重要著作。

官场失意后著书立说

关于王充的生平，主要记载在《论衡·自纪篇》以及《后汉书·王充传》中。王充，字仲任，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27）。他的先祖，本是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人，因立了军功，封于会稽阳亭，但仅仅过了一年时间，就被削去爵位而成为普通平民，从事农耕。他的曾祖父王勇，好意气用事，《论衡·自纪篇》中用的是“任气”一词，结果可想而知，就是与谁都合不来，结怨众多。此后不久便赶上了灾荒年头，又值兵荒马乱，王充的祖父王汎怕被仇人捉住，无奈之下不得不舍弃田园，领着全家肩挑车载着家当来到钱塘县，在这里以“贾贩为事”，就是做起了小生意。王汎生子二人，长子叫王蒙，次子叫王诵，王诵就是王充的父亲。

曾祖父王勇“任气”的传统，到了王蒙、王诵这里非但没有收敛和改变，反而有过之而无不及，结果不用说又是结怨众多，特别是与当地豪强地主丁伯结了怨。要知道，在东汉时代，豪强地主势力强大，与他们结怨一定没有好的下场。于是，王家又不得不举家搬往上虞（今浙江上虞）。王充正是出生在这个地方。

王家经历了两次大的迁徙，家道逐渐衰落了。但是，王诵并没有放弃让儿子王充受教育的机会。6岁时，王充开始读书写字，8岁入书馆读书。王充自幼聪慧，又无过失，受到了老师的赞扬。大概是这个缘故，王充被保送到京城洛阳的太学（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读书，当时他的年龄才28岁。他的老师即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班彪。如果你对班彪这个人不太熟悉的话，那么提起他的儿子班固，应该算是家喻户晓了。其实，班固修撰《汉书》，很多史料都来源于他父亲班彪所著的“后传数十篇”。在班彪这里，王充学习的是《论语》《尚书》等儒家经典，但是，他不肯盲目地相信一家之言，而是博览群书。由于王充家贫，买不起书，他就到洛阳的书肆里去看书，在这里他接触到了太学中禁止阅读的诸子百家之言。加之王充的记忆力特别好，能过目成诵。就在看书之时，王充有了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王充之所以能成为大学者，于天赋之外，还有刻苦的学习。

在讀书之余，王充不断思考，越来越对太学中教授的儒家学说产生疑问，以致认为“伪书俗文，多不实诚”，“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从今天的研究来看，王充的判断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自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中便加入了黄老之术乃至谶纬之说，变得神秘化了。对于儒学中一些“神秘化”的言论，王充不盲从，而是采取了批判的态度，这是他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的发端。王充说自己“经明德就，谢师而专门，援笔而众奇”，这背后应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自己的一些观点和老师班彪有所不合。在当时人眼里，王充是一个“异类”：进太学如此之难，王充却谢师而退；学习儒家经典就可以做官，王充却对其加以批判。

“谢师”后的王充，回到了故乡上虞，一面教授学生，一面独立研究。其间他也做过官，说是“官”其实有点勉强，我们先看看他做过的职务：“在县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为从事。”无论是掾功曹，还是从事，不过是州郡的属吏，主要起辅助的作用，地位卑微。但是，职位虽低，王充却不盲目附和，溜须拍马，以求升迁，而是不趋炎附势，不同流合污，甚至还直言谏诤，因此触犯了一些权贵，终至罢官回家。

官场失意的王充并没有灰心丧志，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得官不欣，失位不恨”。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著书立说上，“居贫苦而志不倦，淫读古文，甘闻异言”，“幽处独居，考论虚实”，最终完成了《论衡》《讥俗节义》《政务》《养性》等著作，其中《讥俗节义》是批判当时社会风气的，《政务》表达了王充的政治见解，《养性》是关于养气自守的议论。可惜，这三部书都已经失传了，留下来的仅有《论衡》一部。而《论衡》可以说是王充花费毕生精力完成的一部作品，创作前后历时达30余年，充分反映了王充的见解和主张，特别是他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

到了晚年，王充又做过一些小官，但都不长久，生计也出了问题，乃至“贫无供养，志不娱快”。大约在公元95—96年间，王充病逝于家。

《论衡》一书的创作背景及内容

《论衡》一书的产生和汉代社会谶纬学说以及天人感应学说的盛行密不可分。谶是天帝降下来的预言和暗示，后来演变成为秦汉一些儒家学者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纬也是解释经的文字，不过纬书解经，并非真正的研究学问，而是把经书作为圣人留下的语言，在解释时穿凿附会地制造迷信故事。加之，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学说，对儒学进行加工改造，其中掺入了不少神秘性和神学色彩，并将其确立为合法的官学。

到了东汉，这种思潮更加强盛。原因在于，东汉开国皇帝汉光武帝刘秀在未做皇帝前，有一位儒生从关中带来一卷“天书”（即谶纬之书），上面写道：“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于是，刘秀就受命于天，做了天子，并以此昭告天下。刘秀因为谶纬而当了皇帝，所以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图谶于天下”。这就使得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中弥漫着封建神学。

其实，今天看来，谶纬学说、天人感应学说都是统治者用来麻痹广大民众、维护王朝统治的工具。由于当时民众的学识普遍较低，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迷信思想才得以广泛传播，民众才深信不疑。

生活在东汉时期的王充，自然受到了当时社会谶纬和天人感应学说的影响，特别是他还在太学中学习过。但是，王充没有把自己局限在儒家经典之内，而是广泛涉猎不同的书籍，并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他一反社会当时的主流思想，提出了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观点。

当然，王充的这一思想，也是受到了他人启发的。比如东汉初年学者桓谭，坚决反对谶纬迷信，并著《新论》一书。王充深受其影响，在《论衡》中对桓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此外，古文经学家刘向、刘歆父子反对以天人感应的观点来解释一切人事现象，让王充产生了深思。社会背景和多重因素交织下，王充的这部代表作《论衡》就诞生了。endprint

取名“论衡”，衡即秤，“论衡”的意思就是作者要对古往今来的一切思想学说加以衡量，评其是非，定其轻重，抨击所谓的虚妄之说，即“论衡者，……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辩其实虚”，“折衷以圣道，析理于通材，如衡之平，如鉴之开”，《论衡》“一言也，曰：疾虚妄”。

《论衡》一书，历来著录都是八十五篇。流传至今的有三十卷和十五卷两种，也都是八十五篇，其中第四十四篇《招致篇》有篇名而无正文，实存八十四篇。现代学者把《论衡》实存的八十四篇作了大体归类：

其一是从不同的角度论述性命问题的，有十四篇。其中，《物势篇》是性命说所依据的理论，《本性篇》与《率性篇》主要说性，《初禀篇》《无形篇》《偶会篇》《命禄篇》《气寿篇》《命义篇》《逢遇篇》《累害篇》《幸偶篇》《吉验篇》主要说命，《骨相篇》说性和命在骨体上的表征。

其二是论述天人关系的，有二十篇。其中，《自然篇》是天人关系说所依据的理论，体现了王充的自然主义天道观，《寒温篇》《谴告篇》《变动篇》《感类篇》是评论当时儒家阴阳灾异、天人感应诸说违背了天道自然之义，《明雩篇》《顺鼓篇》《乱龙篇》《遭虎篇》《商虫篇》是论述当时灾异变动的，《治期篇》《齐世篇》《讲瑞篇》《指瑞篇》《是应篇》《宣汉篇》《恢国篇》《验符篇》《须颂篇》《佚文篇》是论述当时各种瑞应的。

其三是论人鬼关系及当时禁忌的，有十六篇，贯穿了王充的无神论精神。其中，《论死篇》《死伪篇》《纪妖篇》《订鬼篇》《言毒篇》《薄葬篇》《祀义篇》《祭意篇》主要论述的是人鬼关系，反复阐明人死无知，不能为鬼，不能致人祸福，因而提倡薄葬；《四讳篇》《譋时篇》《讥日篇》《卜筮篇》《辨祟篇》《难岁篇》《诘术篇》《解除篇》论述的是当时的各种禁忌，说明吉凶祸福，皆遭适偶然，所以不应相信一切迷信的禁忌。

其四是评论书传中的天人感应说及虚妄之言的，有二十四篇，充分体现了王充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其中，《变虚篇》《异虚篇》《感虚篇》《福虚篇》《祸虚篇》《龙虚篇》《雷虚篇》主要是评论书传中的天人感应说，《奇怪篇》《书虚篇》《道虚篇》《语增篇》《儒增篇》《艺增篇》《问孔篇》《非韩篇》《刺孟篇》《谈天篇》《说日篇》《实知篇》《知实篇》《定贤篇》《正说篇》《书解篇》《案书篇》主要是评论书传中的虚妄之言。

其五是论述区分贤佞才智和用人制度的，有《答佞篇》《程材篇》《量知篇》《谢短篇》《效力篇》《別通篇》《超奇篇》《状留篇》等八篇。

其六可以当作自序和自传使用，包括《对作篇》和《自纪篇》两篇。

《论衡》的现代价值

作为一部蕴含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的力作，直到今天《论衡》仍有其积极意义。

首先，《论衡》旨在破除对天神的迷信。汉代继承了前代对天神的迷信说教，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神，像人一样具有感情和意志。董仲舒说，天是“百神之大君”。《白虎通义》说，天是“居高理下为人镇”的主宰世界的上帝。认为天神能赏善罚恶，君主的喜怒、操行的好坏和政治的得失都会感动天神，使其做出相应的回答，而自然界的变化就是天神意志的体现。这种观点是当时唯心主义神学的主要内容。对此，王充系统阐释了天是自然而不是神的唯物主义观点。他根据天文科学知识和一般常识，认为天和地一样，是客观存在的平正无边的物质实体，有自己的运行规律。日月星辰也都是自然物质，“系于天，随天四时转行”。出于对天的朴素唯物主义认识，王充还吸收了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提出人和万物都是天地施放出来的“恬澹无欲，无为无事”的气自然形成的，“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他还说“天动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则自然也；施气不欲为物，而物自为，此则无为也”，这种自然无为的观点，既肯定了自然界的物质性，又肯定了自然变化的客观性，从根本上否定了天神的存在。此外，汉代唯心主义神学还编造了很多谶纬学说宣扬君权神授，说帝王不是人的后代而是天神用某种神物生出来的，符瑞是天神授命帝王统治天下的象征。对此，王充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物也。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他进一步用“物生自类本种”的唯物主义观点，指出帝王也是人生的，不是什么天神的后代。王充的这一观点，是对君权神授说的公开挑战，在当时的环境下，无疑反映了一个唯物主义者的大无畏精神。再有，汉代社会“天神谴告人君，犹人君责怒臣下”这种天人感应谴告说十分盛行，日食、水灾、旱灾等，在当时都被认为是天神对君主或官员的谴告。对此，王充继续他的唯物主义思想，认为天是无意识的物质实体，灾异的发生，只是一种自然想象，有它自身的规律，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根本不是天神的有意安排，而且他还揭露出这样一个社会本质，即谴告说产生的社会基础是政治的腐败。今天看来，王充的这一观点很具有前瞻性。

其次，《论衡》旨在破除对鬼神的迷信和封建迷信。王充生活的时代，各种鬼神迷信泛滥成灾，仅汉光武帝建武二年（26）“初制郊兆于洛阳城南”时，所祠诸神就达一千五百余种。汉章帝时还嫌不够，继续增加。王充对此进行了批判，特别是对“死人为鬼，有知，能害人”的说法，提出了“死人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的无神论主张。他继承了桓谭的以烛火比喻形神的唯物主义观点，精辟地指出：“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就是说，精神必须依靠形体才能产生，世间根本没有什么死人的灵魂存在。这就从一定的高度批判了灵魂不死的谬论。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当时人们祭祀的鬼神，其实都是不存在的，“百祀无鬼，死人无知”，“祭之无福，不祭无祸”。另外，当时人们居家生活时的迷信禁忌多如牛毛，像搬家、盖房、丧葬、婚嫁、生子等。王充不仅一一驳斥了各种封建迷信禁忌，还着重揭露了各种迷信骗术，为的是让百姓少受伤害。

第三，《论衡》中体现了王充治国、惠民的思想。王充反对厚葬的习俗，认为这是个人虚荣心的体现，更是劳民伤财之举。厚葬习俗带来的后果就是社会上的“财尽民贫，国空兵弱”，甚至“国破城亡，主出民散”。与此同时，王充还提出统治者要多关注民生，注重百姓的实际生活和物质利益，实行惠民之政。只有这样，统治才能稳定，社会才能和谐。

最后，王充在书中还提出了自己的人才观。王充通过研究历史，认为人才对国家兴亡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国家盛衰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在《效力篇》中，他通过叙述历史事实，表明了人才的重要性。他还提出，要通过人才实际施展其才能的效果，判断人才的层次和作用的大小，这是与他唯物主义思想一脉相承的。此外，王充还以千里马作比喻，当千里马被用来“引盐车”时，“垂头落汗，行不能进”，这说明没有将它用在合适的地方，虽然用了，但它的价值却体现不出来。使用人才也是一样，要将其安排在合适的职位上，才能做到人尽其用。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