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珲

一九一八年一个冬日的清晨，在法国里昂附近的一个火车站，工作人员发现一名男子在独自游荡。他们认为他是乘坐运送德国战俘的医院专列而来。但是当火车站工作人员询问这名男子的来历时，他却含糊其辞。这个有着黑色髭须的年轻男子病病恹恹，神志不清。他穿着法国军队的制服，衣服上没有所属部队的番号和标签。而且他身无分文，也没有携带任何身份证明文件。医生只好将他送至位于里昂郊外的布龙的一家精神病院。当被问及姓名时，他含混的回答听起来很像“安瑟姆·曼根（Anthelme Mangin）”，而这就成了所有人对他的称呼。

1917年，比利时，受伤的士兵眼神茫然，有典型的“炮弹休克”的症状。

一位对他心存同情的医生照顾了他许多年，他成了当地的名人。法庭和媒体一直没有放弃寻找他的真实身份，因为他在一战的炮火中幸存，是战争遗留下来的“不明身份人口”。医生们对引起他失忆症的原因争论不休，有人试图否认他的失忆是“炮弹休克（shell shock）”引起的，因为根据规定，蒙受炮弹休克的军人可以得到抚恤金。1942年，安瑟姆在法国一家收容所于饥饿与贫穷中死去。

何为“炮弹休克”？

“炮弹休克”已经成为描述一战士兵经历的一个关键词。1920年，绍斯伯勒委员会（The Southborough Committee）将炮弹休克定义为“一种情绪性休克，既可能存在于具有神经质性格的人身上，也可能由长期压力和可怕经历所导致。休克的最终爆发往往由相对不重要的事件或者神经衰弱引起，而根本原因则是积蓄已久的压力、紧张和痛苦”。

“神经休克”这一术语最早由心理学家查尔斯·S·迈尔斯（Charles S. Myers）发明，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1915年2月刊上出现了这一概念，标志着它在学术界的首次亮相。迈尔斯受过心理学的专业训练，又进入英国皇家陆军医疗队（Royal Army Medical Corps）为在法国作战的英国军队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他对随军医生没有好感，认为他们对医学研究心存敌意，不相信人会遭受心理创伤从而神经崩溃。到1916年7月，迈尔斯已经接待了超过2000个具有炮弹休克症状的病人，他意识到有必要建设专门的医学机构来进行研究和治疗。而且他很快就承认“炮弹休克”是个不准确的术语，因为有些士兵根本没有接触过燃烧的炮弹，战争带来的压力即可令他们陷入精神的地狱。

迈尔斯在诊断中引入了类别分析法，得出结论：军官更多遭受神经衰弱的困扰，而在普通士兵身上则表现为歇斯底里症和精神创伤。“教育和传统的力量使得军官们拥有更强的自控力，他们要成为其他人的榜样。军官们忙于部署军队、发布命令，履行自己的职责。与此同时，他手下的士兵除了眼睁睁地看着炮弹像流星一样飞来飞去，并等待上级的命令之外没有其他排遣压力的办法。”

迈尔斯深信困扰军官群体的神经衰弱是筋疲力尽引起的神经性紊乱，会导致严重的情绪失控、自信心丧失、抑郁、头痛、眩晕、失眠、噩梦、食欲丧失、失忆、注意力不集中以及偏执。个体的歇斯底里症非常不易察觉，但是却会导致痉挛、震颤、发汗、口吃或缄默、耳聋、失明、健忘、瘫痪、肌肉收缩、行走困难、日常生活无法自理。他们被无法忘却过去的纠缠，无论是清醒还是沉睡，无法摆脱的回忆都不放过他们。所有士兵当中，最容易罹患炮弹休克的年龄群是18岁至25岁的年轻人。而喜欢自我分析和沉思的内倾型性格群体是最常见的患者，他们总是发挥着自己无穷的想象力，评估着自己在战场上的生存几率。

有人轻蔑，有人同情

医学界的态度随即变得分化。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对某些军人佯称有病从而逃避责任的怀疑，虽然大众都对出现了炮弹休克症状的士兵所遭受的苦刑充满同情，但也不乏批评他们缺乏意志力和自控力的声音。其中最尖锐的批评者乃戈特子爵（Lt Col Viscount Gort），他认为这些患者需要的不过是“一颗坚强的心脏”，炮弹休克是“对军人这个群体的侮辱”，那些痛苦的病症“很有可能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已经存在了”。鼓吹装病论的英国专家约翰·考利爵士（Sir John Collie）认为在军队中佯装有病是个严重的問题。一战期间乃至战后，他都是英国政界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对伪装、欺骗和夸大其词的容忍度为零。他甚至干预治疗——他不赞成女性护士护理炮弹休克病人。他是保险理赔方面的专家，战后，许多老兵申请战争抚恤金，他就是最终仲裁人。炮弹休克这个全新的医学概念给他提供了深入调查的土壤。他对精神治疗嗤之以鼻，称之为“江湖骗术”，他认为只有辛苦劳作才是治愈精神疾病的万灵药。战后他保持着冥顽不化的态度，将所有问题都归罪于软弱的意志力。他呼吁通过严厉的纪律和艰苦的工作来实行国民再教育。

军队中心理疾病的爆发与蔓延令高级军官们十分头疼。自1914年蒙斯撤退起就有人注意到普遍存在的心理疾病，在后来的战役中这种现象有所加剧。约翰·考利爵士做过一个大致可靠的估计，约有20万名士兵因为精神方面的原因被军队清退。在一些区域，捐躯的士兵中有40%死于神经紊乱。1916年7月至12月，索姆河战役期间，仅在英国军队中就出现了16000起炮弹休克的病例。

军队十分排斥“炮弹休克”这个词。因战争而患上精神疾病的人无法得到治疗，除非他们的长官批准。在“震荡性休克”和“情绪性休克”之间存在着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前者即身体受损，后者则是精神压力。炮弹休克被污名化了。索姆河战役后，很多军官抱怨说他们的士兵“完全没有用……是堕落的……对战友、对军营而言都很危险”。后来成为丘吉尔私人医生的莫兰勋爵（Lord Moran）声称“一些应征入伍者明显就是毫无廉耻的废物，是城市里最糟糕的生物”。据称，一个英军参谋曾说：“如果一个男人让他的战友失望，他就应该被杀死。军队里要疯子有什么用？”endprint

有许多文本資料记载关于一战老兵的经历。有些是纪实性报道，还有一些充满反思力量的诗歌和小说流传至今。德国表现主义艺术家奥托·狄克斯（Otto Dix）在1914年写下了这样的句子：

虱子、老鼠、带刺铁丝网、跳蚤、炮弹、炮弹、地下洞穴、尸体、血浆、酒精、野猫、大炮、肮脏、子弹、追击炮、火焰、钢铁：战争即这些，它是魔鬼的作品。

1914年，堑壕战打响之后，战争很快陷入僵局，11月，基钦纳勋爵（Lord Kitchener）对当时的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说：“我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这不是战争。”但就是这看起来不像战争的战争让前所未有的巨大数量的人精神崩溃。

对英国军人的健康的关心由来已久。1904年，英国内务部成立了国民体格弱化委员会（Committee on Physical Deterioration），专门调查人民的身体健康和体质发展问题，并为儿童的教育和福利提供建议。对未来帝国的子民生长在贫穷、疾病和饥饿当中的恐惧在政府官员的心中回荡。丘吉尔曾于1912年说：“贫弱心智的增加对整个民族来说是个可怕的威胁。”

政界人士和普罗大众对炮弹休克的态度各异，有人轻蔑，有人同情。医学界和军界则体现出更深切的担忧，但也分“鹰派”和“鸽派”。对于炮弹休克的诊断从未达到令人满意的准确率，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难以辨别，军方高层对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假说怀有很深的敌意，只有身经百战，久经沙场的作战部队才对精神崩溃的士兵有着些许理解。最大的争议还是在于种种表现到底是炮弹休克，还是在面对敌人时的怯懦或逃避作战的诡计？那些精神异常的人所做的是否仅仅是让自己的战友暴露在危险中？如果精神崩溃无法避免，那么一支军队如何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为何有人失去自控力，有人却安然无恙？包括运动在内的娱乐休闲活动帮助某些人放松神经，幽默感释放了压力，宗教信仰也能安抚某些人的灵魂。大部分士兵的确成功克服了战争的压力，但是那些意志力薄弱，士气尽散的人又该怎么办？

怎么治愈？

艾佛·格尼（1890年-1937年）是个英国诗人、作曲家，但也是一名一战士兵。他的很多作品揭示了普通士兵的精神状况，在一众主流历史学家的作品中显得独树一帜。他出身贫寒，但天资聪颖，获得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奖学金，跟随查尔斯·斯坦福爵士（Sir Charles Stanford）学习作曲。在伦敦求学的时候，格尼被周围的人当成怪胎，这是因为他总是过于紧张。他的朋友——同为作曲家的赫伯特·霍威尔斯（Herbert Howells）说他“奇怪、不安，但可爱、聪明，有种强烈的、无法抗拒的魅力”。1914年，他欲入伍却因视力不合格遭拒。他希望户外生活能强化自己脆弱的神经，于是再次申请入伍，终于在1915年2月通过了征兵考核。从1916年5月开始，他一直在法国服役。在很多方面，他都是个一团糟的士兵，他反抗枯燥的军队训练，不喜欢上级派给他的各种任务。一次例行检查，长官批评了他的散漫无序，但是他的班长为他辩护，称他是“好人”，总是在炮火面前保持镇定。他憎恶军队管理那一套，但对战友们的镇定和勇气感到非常钦佩——“只有战友之爱才能让一切美好起来”。在战壕里，他发现写诗比作曲要容易一些。

两次受伤之后，1917年，格尼在英国多家陆军医院中多次辗转。他爱上了一个照顾他的护士，但是这段情事没有持续太久，他紧接着出现了抑郁的症状，情绪起起伏伏，1918年6月，他甚至试图自杀。1918年10月，他终于出院，随机回到皇家音乐学院，成为拉尔夫·沃恩·威廉姆斯（Ralph Vaughan Williams）的学生。但是他始终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在音乐事业上，只好揣着微薄的战争抚恤金回到家乡。后来，他一直倚靠朋友和家人的帮助。他的情绪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他会在大晚上离家出走，在乡间道路上徒步好几英里。1922年9月，他被诊断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他的兄长没有照顾精神病人的耐心，把他送进了一家昂贵的私人疗养院。格尼感觉自己仿佛在坐牢一般，他的理想主义逐渐转化为绝望，在疗养院里度过了自己的余生。

格尼曾经在1918年申请过战争伤残补助，但是他的请求被驳回了，官方声称“他的病情并非由战争引起，只是在战争中恶化而已”，这是他们常用的伎俩。1925年3月，他在达特福德精神病院写道：“身在病房中，一日清醒十二个钟头，痛苦难熬。牢狱生活都要比这个好。”

1917年，迈尔斯接到命令，调查英国国内对炮弹休克病人的治疗情况进展如何。迈尔斯调查发现，截至1916年4月，超过12000名被送到综合性军事医院的病人没有得到专业医生的治疗，甚至连病历都找不到了。对于类似格尼这样的二等兵的治疗方案通常包括惩戒和电疗，对军官的治疗方式则是理疗、心理咨询和催眠。

加拿大心理学家刘易斯·叶兰德（Lewis R. Yealland）曾于1916年的伦敦国立医院当过住院医生，通过他的经历可窥见当时对炮弹休克的治疗有多么严苛，他的某些疗法甚至可谓折磨。他曾经治疗过一个患有缄默症的24岁士兵。

“此人参加过蒙斯撤退、马恩河战役、埃纳堑壕战、第一次和第二次伊普尔战役。1916年4月，他被送往萨洛尼卡，3个月后，他在骑马时突然坠落。此后5天都没有恢复意识。醒来时他全身发抖，无法说话。又过了9个月，我见到了他，他一直保持沉默。我们尝试过很多办法让他开口说话。有次，我们把他绑在椅子上，让强电流刺激他的颈部和喉部。我们用燃烧的烟头试探他的舌尖。但这些办法都没能恢复他的语言功能。我严肃地跟他提起他的职责和家人。电疗室的门紧闭着，他知道只有痊愈才能离开房间。我们对他用了多次电疗法，最后他终于被治愈了。”

叶兰德还记录了许多其他病例，他会直接质问病人“你想不想被治好？”他对病人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因为他认为温情会使得他们的症状加剧。恐吓和凌辱才是他的风格。

一战中出现的炮弹休克波及的范围之广泛，使得医学界发明了一个新的术语来命名这种现象。无论是医学界还是军方的态度都是模棱两可的，对其的疗法也激进而危险。在这个过程中，精神疗法得到了发展，开明的观念也日益流行。人们希望更加完善的训练能够降低士兵精神崩溃的概率，但是对普通士兵通过装病当逃兵的怀疑和指责的声音一直存在。相形之下，军官们则获得了更多的理解和尊重，对他们的治疗也更加温和。截至1918年，英国政府为超过40万名残疾的陆军士兵和海军士兵提供了医疗救助和抚恤金。医疗机构也因此而革新：到1920年，英国已拥有113家医院，18600个床位，专门接收受伤军人，另外还有48家精神病医院。到一战结束时，8万名患有炮弹休克的病人在英国皇家陆军医院（RAMC）得到了治疗。战后，20万名一战老兵接受了政府发放的针对精神疾病的抚恤金。直到1939年，英国还有4万名老兵仍饱受一战带来的精神创伤，抚恤金也仍在发放。

1922年，医学界抛弃了“炮弹休克”这个术语。但是这个词继续为大众所使用。随着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的结束，诸如“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战斗应激反应（combat stress disorder or reaction）”这样的词汇又重回大众视野。士兵已远离了战场，战争却仍在脑中继续。无论这种病症叫什么名字，可以肯定的是，战争不仅摧毁人类的家园，也伤害人们的心灵。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