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欣

（哈尔滨工业大学 深圳研究生院，广东 深圳518000）

古代官服是国家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朝历代都有法令对衣冠服饰的图案、色彩、形制等方面做出详尽的规范。上古时代就有“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的记载，在封建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官服形态的演变和发展更是作为区分尊卑的重要标识，打上了等级的烙印。

按照符号学原理的解释，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统一体，而符号的所指又具有多层次性，其中包括符号的指代功能、符号的象征功能、符号的美学功能、符号的情感功能等，通过对古代官服符号学意义的分析和研究，可以让我们深入了解这些服饰符号所体现的社会特征和文化内涵，进而揭示中华远古文明的答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古代官服的发展与演变

中国自古以来就很重视衣冠之制，《左传》中有这样的记载:“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历代官修正史也都把《舆服志》编列其中，这些都说明衣冠服饰在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地位。

服饰初始的主要功能是蔽体御寒和装饰美化，但在长期演变发展的过程中其功能逐渐多样化和复杂化，成为人们“昭名分，辨等威”的工具，不同地位身份的人在不同的场合穿衣戴帽和饰物的佩戴都有严格的限定，在这样的背景下，官服产生了。官服也被称为“服章”，《辞源》对于官服的定义:“是指等级社会中用以明辨官品等级的服饰。”[1](P800)其中包括皇帝、后妃、王公大臣、各级官员按章规定所穿着的各种服饰。官服形态从产生之初就打上了深刻的等级烙印。

(一)中国古代官服的起源与先秦的官服

部落间频繁的战争在上古时代已经结束，社会进入相对和平的时期，服饰作为社会生活中较为直观的表现形式，除了具有穿着的实用功能，还被作为礼仪和教化的工具，逐渐具有辨明身份的功能，因此当时就有“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2](P394)的记载，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古代官服的萌芽时期，延用后世数千年的十二纹章也在此时初见端倪。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国家的诞生也伴随着物质生活形式的变化，官服自然被赋予更多的政治色彩。殷商时期的服饰更趋于多样化和规范化，并初显出礼仪等级的特点，冕服就是在这时出现的。

到了周代，官服制度开始完备起来，官员服饰所表现出的等级差别已经不再是简单观念上的区分，而上升到国家法律的高度，是人人必须遵守的规范准则。我国现存最早关于官服制度的详细记载就是来自这一时期的《周礼》。《周礼》中的内容对我国历代官服制度的影响非常大，总体而言，中国历朝历代的官服制度都在遵从周制的基础上有所损益，但其区分品秩等差的核心始终没有变化。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不同派别各抒己见，官服制度也没有能够形成统一的规范。

(二)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官服

秦朝存在的时间很短，在官员服饰上也没有形成完备的制度，由于秦始皇以“法”治理天下，包括服饰在内的礼仪制度被不断弱化。尽管如此，秦朝统治者信奉阴阳五行的观念在官服中有所体现，秦人认为本朝以水德取代了周朝的火德，因此各级官员在重大的礼仪或祭祀活动时穿黑色礼服。

汉朝初年，一般官员服饰没有什么禁忌，只是在祭服上沿用秦朝的黑衣大帽。汉武帝时期改正朔，易服色，对于官服制度并没有规定的细则，直到东汉明帝时期才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官服制度，真正做到了用不同 服饰来区别上下尊卑，因此有了“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的说法。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官服的具体形制和使用方法都发生了极大变化，服饰制度内容完全脱离了传统古制的规范，这也是古代官服发展非常特殊的一段时期，与当时混乱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

(三)隋唐宋元的官服

隋朝初年的服饰多依循北朝旧制，隋炀帝统治时期开始修订衣冠制度，使得纷乱的服饰制度重新得以规范。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伴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官服制度也进一步完善，服饰文化呈现出空前的活力，官服的分色制度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宋朝初年的官服制度有不少是从唐朝沿袭下来的，但在传承的过程中又多有变异，与唐代区别很大。在统治者保守观念和理学思想的双重影响下，宋朝官服一改前朝那种包容万象、自由奔放的风格特征，朝着质朴、复古、单一少变的方向发展，形式趋于保守，但服饰的等级观念得到进一步强化。

元代是蒙古族统治中原的时代，由于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对落后，衣冠服饰较为简朴。元代统治者在强制推行蒙古族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对汉文化的吸取和借鉴，在服饰制度上推行的是“近取金宋，远法汉唐”的原则。

(四)明清的官服

明朝可以称得上是古代官服发展的集大成时期，在用料选材、装饰工艺、等级标识等方面都超过了以往，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明朝在排斥胡服的同时大力恢复传统，制定了明确的服饰制度，在突出皇权和强调等级差异的方面尤为严格，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明朝时期出现的补服也极具特色，并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官服最突出的特征。

清朝也是少数民族政权，满族统治者坚持自身传统服饰的习俗，废除隋唐以来的服色制度，除了在庆典时用绛色，各级官员不论职位高低都穿蓝色服饰，只在官帽和补服上作品级区分，以此确立了自己独特的服饰体系，彻底改变了延续千年的汉族官服面貌，在封建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最后一笔。

二、古代官服的符号特征

从符号学观点看，世界上一切有意义的物质形式都是符号，古代官服的构成要素可以看作是按一定的文化模式所作的编码，是服饰的符号化形式。符号具有能指和所指两个层面的意义，古代官服符号的能指意义是服饰的纹样、材质、色彩、工艺、配件等视觉语言，通过直观表述所体现的服饰功用、品质、价值等方面的内容；所指意义是官服被人穿用时所被认可的职位、品级、礼法等方面的内容。中国古代官服的图案、色彩、形制都是具有鲜明特征的服饰符号，具有能指和所指两方面的涵义与内容。以符号学的观点进行古代官服的符号学研究，理顺服饰符号之间的关系，掌握服饰发展历程中符号的变迁，进而可以挖掘出隐藏在符号背后的深刻意义。

(一)图案符号特征

官服中的图案作为一种特定的符号类型，源于图腾崇拜意识、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以及对大自然的眷恋之情，这些图案符号既与大自然相和谐，又遵循礼法等级的原则。官服上的花鸟鱼虫和飞禽走兽已经不止于美化性的装饰或是凭借虚幻构筑的影像，而是人们内心中的真实存在。图案符号在各个朝代的官服中都有体现，其中最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当属在舜统治时期就已经初见端倪的十二纹章和产生于明朝时期的补子图形。

图1 十二纹章图案

十二纹章是绘绣在古代君王及高级官员礼服上的的十二种纹饰（图1），其中包括：日、月、星辰、群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是中国古代官服中典型的图案符号。其中“日、月用于左右两肩，星辰用于后背上部，有‘肩挑日月，背负七星’的意思。龙取其应变，也比拟天子；华虫取其文采； 宗彝取其忠孝；藻取其洁净；火取其光明；粉米取其食养；黼取其决断；黻取其明辨。”[3](P67-75)这些图案符号绝不是随意的附加物或简单的装饰美化，它们是古人仰视俯察天地万物之象并择而用之的结果，更是对于服用者品德修养的要求与其身份品级的象征。

图2 明朝文官一品补绣仙鹤图案

图3 明朝风宪官补绣獬豸图案

明朝时期首创“补子”，各级官吏袍服的前胸、后背分别缝缀“补子”来标识官员的等级身份:“文官绣禽，象征其文采；武官绣兽，象征其勇猛。”[4](P348)据《明史·舆服志》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规定补子图案：“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武官绣兽，以示威猛：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杂职练鹊；风宪官獬豸……”[5](P1638)其中飞禽走兽等图案符号都各有所指，如文官一品补绣仙鹤图案（图2），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仙之鸟，高洁俊雅、超凡脱俗，喻意服用者为宰辅高官，位显人贵，不同于世俗之人；狮虎是万兽之王，武将服以此作为补绣，取其威武强悍，勇猛善战之意；风宪官补修獬豸图案（图3），它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上古神兽，能明辨是非曲直，识别善恶忠奸，并且不避权贵，专门吞食贪官污吏。清朝直接承袭明代的补服形式，但在图案题材、补幅大小和构图方式等方面略有不同。这种用图案符号来标识官品等级差别的方式成为中国古代官服中最突出的特征。

(二)色彩符号特征

古代思想家用五行学说解释和规范世界，他们将世上的各种元素归纳为金、木、水、火、土五种符号，它们之间相生相克构成了世间万物的各种变化。在五行说的基础上又有了五色说，即与五行相对应的白、青、黑、赤、黄五种颜色被古人视为是象征吉利祥瑞的正色，对中国古代的色彩美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深入到人们的色彩审美意识中。官服中色彩符号使用正体现了积淀其中深厚的历史文化精髓。

中国人对色彩符号的重视源远流长，每一个新王朝的建立都要确定本朝运行的历法和崇尚的颜色，以此来证明其统治顺承天意、合乎天道，这也是我们常说的“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有“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汉尚赤……”的说法。从周朝开始，人们就非常注重官服服色的运用，“祭祀的礼服上衣用青中略红的‘玄’色，代表拂晓时天空之色；下裳则选用赤黄的大地之色，成为‘纁’色。”[6](P18)最早利用服色区分官员等级的是秦朝，三品以上官员的袍服都为绿色，这种颜色的划分还较为粗略。真正做到以色彩符号论尊卑则始自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当时颁布的服制规定:“自天子逮于青吏，章服皆有等差。令五品以上通服朱紫……”[7](P1943)此后进一步规定，五品以上官员穿紫袍，六品以下官员穿绿袍。唐朝以前黄色上下通用，并没有特别尊贵的意义，直到唐高祖时期才明确规定，除了皇帝以外，各下属官员不经赏赐是绝不能服用黄色。唐代在贞观四年(630年)对官服的颜色有了更为详尽的规定。其中“一、二、三品官员穿紫色，四品穿深绯，五品穿浅绯，六品深绿，七品浅绿，八品深青，九品浅青……”[8](P569)形成了黄、紫、朱、绿、青、黑、白构成的色彩符号等级序列。宋朝服色的划分仍然沿袭唐朝的旧制，宋神宗时，“四品以上服紫袍，六品以上服绯袍，九品以上服绿袍。”[9](P3562)由于宋朝崇尚理学，与唐代相比显得色调单一，有向着自然和质朴方向发展的趋势。

明朝官服在色彩符号的使用上基本沿袭唐宋，洪武年间规定:“一品至四品，绯袍；五品至七品，青袍；八品九品，绿袍；未入流杂职官，袍、绮、带与八品以下同。”[10]其中最主要的不同是废除紫色不用，绯红色成为最高级官吏的官服色彩符号，从而形成了黄、绯、青、绿的官服色彩符号等级序列。清朝官员的服装，不论品级大小都是蓝色（由蓝色向石青色逐渐过渡），只在庆典时用绛色；外褂是红青色，只是在素服时改用黑色。

由此可见，色彩是古代官服符号中的重要内容，历史上除了对于黄色的特别限制，文武百官的服色也有严格的规定，大致是以红、紫色为贵，青绿色次之，以此标识出各品级官员尊卑等级。

（三）形制符号特征

历代官服在款型方面也不尽相同，如汉代官吏的“袍服”、唐代官吏的“圆领袍衫”、明清官吏的“补服”等都有各自的特点，但总体而言，古代官服更多表现出平面化的结构特征,因此对于图案、制绣、挂件、配饰等手段更为注重，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形制符号语言。

古代官服的形制符号可能是所有符号类别中最为繁冗复杂的部分，却也是极为重要的部分，并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即使是在隋唐时期发展出以颜色区分官级的服色制度，在明代袍服上又增加区别品级的补子，形制符号依然被作为区分官品等级的重要手段而加以运用。

唐朝时期在腰间系挂的鱼袋是颇具特色的形制符号，《新唐书》中记载:“为了防止诏命时做诈伪，唐永徽二年规定官员随身佩鱼袋，用以盛装鱼符,鱼符左右各一，左进右出，出入必合符。三品以上用金,五品以上用银。”[11](P526)

宋朝官员腰间所佩带的革带也属于形制符号的范畴（图4），革带外裹包着或红或黑的绫绢，镶配在上面的带銙也有严格的区分:“玉銙专门用于朝服，犀銙只能用于有官品者，三品以上用玉，四品以上用金，五品六品银銙镀金，七品以上用银。”[9](P3365)

明朝的形制符号更是运用到了极致，《明史·舆服志》中记载:“洪武二十六年规定，一品玉，或花或素；二品犀；三、四品，金荔枝；五品以下乌角。鞓用青革，仍垂挞尾于下。”“文武官常服，……其带，一品玉，二品花犀，三品金钑花，四品素金，五品银钑花，六品、七品素银，八品、九品乌角。”[5](P1636-1637)

清朝的形制符号也别具特色，以象征官品等级“顶戴花翎”为例（图5），其中“花翎是指冠帽后部拖垂下来的孔雀翎羽，尾端灿烂鲜艳的圆圈叫做眼，有三眼、二眼、一眼和无眼的区别，其中三眼最为尊贵……冠上的顶珠则以东珠、红宝石、珊瑚、青金石、水晶、金、银等不同材质来标定等级，其定制极其严格，不得僭越……”[12](P8)

古代官服的各种服饰配件种类繁多, 功能与佩带方式也不尽相同，甚至达到繁冗的程度，这些形制符号的共同的特征是以不同的材质和数量区分官品等级，成为各朝代官服中鲜明独特的风格。

三、古代官服的符号学意义探究

符号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创造和传承又以符号为媒介。古代官服衍生出的符号学意义，成为传播个人和社会信息的重要载体，形成独特的媒介特征和传播属性。古代官服是美的凝聚和体现，因此属于审美符号的范畴；古代官服对于文武官员的职务类别划分清晰，因此属于类别符号的范畴；古代官服是封建社会个人身份地位的外在标识，因此属于社会地位符号的范畴；古代官服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又是社会文化现象的反映，因此属于社会文化符号的范畴。

按照符号学原理的解释，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统一体，而符号的所指又具有多层次性，其中包括符号的指代功能、符号的象征功能、符号的美学功能、符号的情感功能等。正因为官服作为符号系统具备复杂的能指和所指意义，才使其与等级象征、礼法观念、社会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构成了动态化符号语言。

（一）趋吉纳祥的民族审美心理

官服符号是人类表达审美意识的特殊语言形式，其中又包括精神审美和社会审美两方面的内容。精神审美则表现在官服的图案、色彩、材料和款式上；社会审美是通过官服符号显示出服用者的职位、身份、品级等方面的内容。人们的审美心理就是通过对官服符号精神和社会的双重属性体现出来。

人们对于喜庆祥和的追求和向往是与生俱来的，而祝福和祈愿的心理能够通过各种象征手法予以表现，古代官服中的图形符号和色彩符号的运用就是这种趋吉纳祥民族审美心理的直接体现，特别是各种图形纹样在官服中广泛使用,其符号功能也较为系统完整，飞禽走兽和花鸟鱼虫都被赋予吉祥的寓意,融进了人们约定俗成的审美意识。如明代补子都是以红色作底，以金线缝制，传递出喜庆之情。文官一品补子由仙鹤和水浪图案构成,水浪与“潮”同意,“潮”谐朝字音,因此显示出的符号意义是“一品当朝”,其中两只仙鹤环绕而飞的形态则体现出“成双成对”的祈福和祝愿。

（二）自然朴实的哲学价值观

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等哲学思想就是当时人们自然朴实价值观的直接体现。历代统治者在制定官服制度时无不将礼法文化、等级制度和自然思想融合在一起，从这个角度看，官服制度是上天秩序在人间的具体表现。

古代有关“天玄地黄”“上衣下裳”的说法都源自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传说这种观念在黄帝、尧、舜时期创立,取天地的形与色，天在上，地在下，故衣在上，裳在下，帝王的服饰被定为玄衣黄裳，其寓意在于天子受命于天，其服装应与天地玄黄之色相合，这就做到了天地人三者相对应、相联系，以此来体现王权的合理性和权威性。

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下，唐朝把黄色作为帝王的象征，这是因为赤黄接近日头的颜色，而日是帝王尊位的象征，“天不可有二日，国不可有二君”，因此从唐高宗中期以后，除皇帝以外，官民不被允许穿黄。

在清朝补服中我们可以看到，补子图案都采取相同的构图，日纹高悬在图案上方，飞禽或猛兽伫立在水天之间，眼神注视着远方的太阳，这种表现方式正是自然事物与主体情感实现物我融合的典型概括，表现出古人对于“天人合一”理想境界的祈望。

（三）强调等级秩序的礼法文化

图4 宋朝文官武将蟒袍、官衣上的配件

图5 清朝官帽

礼法文化在中国形成有着深厚的社会和文化基础，“其中自给自足的农耕生产方式为其物质基础；宗法家族的社会组织结构为其社会基础；以权力为核心的政治模式和官僚制度为其政治基础；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思维模式为其文化基础。”[13](P32)中国在进入阶级社会之日起就产生了严苛的等级制度，这种等级观念在几千年官服演变的过程中不断得以强化。

古代官服作为社会风尚的表现，从产生之初就深深地烙上了礼法文化的印记，因此，官服符号中凝结着礼法文化的诸多内容，官员的穿戴配饰都表明他处于社会阶梯的哪一个级别，如果说官服符号是外在表现的话，礼法文化就是内在的核心和精髓。因此，官服符号的发展和演变不仅体现出人与大自然相和谐，同时又遵循等级秩序和礼法文化的原则，在官员等级的规定上进行了严格细致的划分:“贵贱有级，服位有等，……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14](P15)例如在图案符号的使用上，古代君主以龙作为自己的象征，文武百官也用飞禽走兽来比拟，各级官员都被安排以一种特定的动物图案作为象征，这样不仅显示出“君臣一致”，而且体现出“君臣有别”。再者，从一品到九品，每个官阶都有不同的装饰标准，身居高位的官员服饰华丽多彩，普通官员的服饰纹疏彩淡，通过不同的服饰符号来强调各自的等级，区分上下尊卑和社会地位，于是服用者的言行举止不得不努力按照“礼”的要求行事。

（四）形制严格的官僚体系和管理制度

在中国社会漫长的发展历程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形制严格的官僚体制和严密规范的管理制度。这些制度不仅是庞大的封建王朝得以有序运转的基础，也对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通过历朝历代官服符号纷繁复杂的分类和规范，我们可以窥见这些官僚体系和管理制度端倪。根据《周礼》的记载，当时就有官服的分级制度,各等级官员所使用的纹饰、颜色、材料都给予规定，不同的季节时令和出席场合，其服用的方式方法也不尽相同。在周秦汉晋时期这些分类规范还比较单一，只对朝服的形制进行规定，公服和常服还没有列入其中，隋唐时期的官服已经囊括了朝、公、常三服，形制标准更加严格，明朝时期的官服形制至详至晰，从基本款式到衣长袖宽，从鞋袜式样到冠梁多寡、展角尺寸等都有固定的标准，对于形制标准和配套方法的要求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些标准的实施为统治者行使权力提供了参照和依据，对于提高行政效率，实现行政目标有积极的作用。

中国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逐步建立起庞大复杂的官僚体系和严谨规范的管理制度，随着国家法制逐渐完备，组织管理日益严密，充分发展的官僚体系和管理制度已成为维持封建社会所不可缺少的基本工具。

（五）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

中国古代发展史也是一部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的历史，其间充满了民族间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习惯的交往和联系，既有强制同化，又有自然融合，错综复杂地交融在一起。古代官服符号是在延续了几千年民族融合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起来的，是传承历史与文明的重要载体，它们的精彩演绎得益于两千多年来汉族和周边少数民族之间频繁占领或臣服的过程中，是各民族相互渗透的必然结果。

汉族同周边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始终在进行，在几次大的民族融合当中，这种交流和借鉴体现得尤为突出。民族融合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间的频繁攻伐无形中加强了中原地区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交往和联系；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然形成了第一次民族大融合的高潮期；隋唐时期开明的制度政策大大加快了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宋元时期是第二个民族大融合时期，元朝的统一使得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至明清时期，民族融合与文化交往更是达到新的高度。可见，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构成了文化发展的主要特征。民族融合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中国各民族在其长期融合交往的过程中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文化特征，这些文化特征都通过官服的各种符号体系表现出来，其中包涵着丰富的民族文化意蕴和深厚的民族文化情感，因此，古代官服符号的形成也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结果。

四、古代官服符号学意义的传承与发展

综合以上对于古代官服符号学意义的分析和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理清官服特有的属性和功用，不同时期人们的审美情感和心理需求都贯穿于官服发展的始终，官服所具有的装饰美化、身份象征、品级标识等功能只是其各种社会属性的外在表现，最本质的核心还是凝集其中的民族文化内涵。

（一）文化规范的形成与整合

中国古代官服体系完整且式样繁多，承载了丰富的文化价值和历史内涵，是数千年儒家思想和礼教制度的载体，并在历代典章、法令和礼俗中进一步制度化和规范化。对古代官服符号学意义的探究过程同样是对传统审美心理、社会意识形态和时代精神风貌深入了解的过程，不同时期的官服符号在图案、色彩、形制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丰富多变的姿态，这些符号要素按照一定的文化模式变化组合，自成一体，它们不仅是不同时期人们审美观念和价值标准的反映，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文化的直接体现。

封建社会自有其一套合理完善的文化范式，其中涵盖了国家核心利益、民族整体观念、个人行为准则等多方面的内容。通过对古代官服符号学意义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符号本身也表明，在封建体制下服饰所展现出的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特征，不管是清新奔放的隋唐官服，拘谨保守的宋代官服，还是繁冗复杂的明清官服，都不约而同地对人们的言行举止、礼仪规范等方面做出详尽的规范，官服中不同的形制内容和符号体系生动形象地体现出人们对于官员职业操守和道德品质的期望与要求, 被赋予封建礼仪、天道伦理和身份地位的诸多涵义，以此来约束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法，使得服用者忘不了自己的角色身份，严格按照这种价值标准行事，在为国尽职和为君尽忠的同时，自觉维护这种体制所孕育的和谐稳定的文化秩序，只要每个人都遵守这种规范标准，国家就可以实现长治久安。

古代官服中宣扬和谐，讲求秩序的精神应该被我们深刻理解并积极继承，不管是纹章纹饰中所表达的对于完善道德品质的要求，还是服色制度中包含的对于宇宙秩序的强调和遵从，以及补服中体现出对于忠于职守等价值观念的坚守，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重要内容。

（二）文脉的传承与延续

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有着不同的文化特征，但任何阶段的文化发展都不是孤立的，会不可避免地以前朝文化作为参照系，自觉地通过文化比较和文化认同等方式吸纳旧文化中有价值的内容，并使之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如此循环往复的过程构成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主旋律。

古代官服文化源远流长，它的产生和发展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是不同时期人们审美观念、思想道德和价值标准的综合反映，它是中国发展史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古代社会几千年发展的过程中，官服制度作为维护和巩固统治秩序的重要内容，在历史的传承中延续和发展，并且日臻完善，从官服的符号体系中我们可窥见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

古代官服符号体系的发展脉络体现出文化的传承与延续，历代官服与此前各朝代的衣冠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变化，在保持其特有的文化气质基础上不断吐故纳新，展现出一幅幅异彩纷呈的画卷，到了明清时期更是集前朝文化之大成于一身，形成独具特色的符号系统。正因为历朝官服的发展演绎对于前代都有斟酌有损益，官服才能凝集各个朝代文化的精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部分。

五、结语

古代官服的符号学意义不能被孤立地理解，而是要放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加以考察，否则将不可避免地造成曲解和异化。虽然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古代官服所体现的象征意义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了种种不可避免的变异，其中多少有一些封建残余的意思，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古代官服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文化和历史价值，它同样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永恒存在的价值。深入探究和理解官服符号在传播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对于我们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精髓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