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祥奇

曾健勇的早期创作中有一部分表现出轻松的笔意，情绪中甚至不乏纯真的美好——但就是这种看起来近乎悖论的图像关系，恰是我们解读曾健勇艺术的关键所在。曾健勇有种非常敏感的理论自觉能力，这也是自“大队长”到“主角”系列呈现主题愈见清晰和明确的原因。我们也就不难相信，曾健勇对少年情绪的把握，很有可能受到种所谓“当代性表情”的直接影响。对于当代性的预设，以及固定图式的确立，构成了曾健勇在艺术创作过程中不可回避的思想境遇。

在一些批评家看来，曾健勇揭示着人性中最虚假的本质；当然，艺术家无法使用一种“科学”的语言，其柔和、松软的画面质感，赋予了作品诗意的寓言性。事实上，曾健勇一直在尝试超越图式的边界，非常智慧地将画面与宗教文本之间，建立了似是而非的逻辑关系，这是非常有趣的视觉经验：图式在一种延续性中获得新的生存空问。这是崭新的个性化的叙事。艺术家此时更加关注画面本身：从对图式和形象符号化的谨细勾勒，到注重渲染画面空问的层次结构，丰富的视觉景观展示出生命原则的推演。艺术家开始释放自己内心中神秘的启示，对宗教符号的自由借用，使其绘画不再受到社会学批评和思维方式的约束：在笔者看来，这种模糊和不确定的存在，可能更贴近我们对于真实的想象。这里需要进步说明的是，有思想的艺术家绝不会屈从于可认知的物体、情绪或者是气氛的表现，换句话说，艺术创作的可塑性目的，并不仅仅是表现那些通常被认为是图像主题的部分。而当代性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一种对现实题材本身的关注、对种批判观念的继承，更多是种精神价值和生命價值的超越体验。曾健勇打开了一条前往新知识、新视域的通道。

2012年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