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侯虹斌

不平则鸣

□ 侯虹斌

张爱玲不需要同情

对张爱玲的了解，是可以随着资料的进一步发掘而不断改变的。张爱玲的形象，也渐次有了更多的层次。比如，名主持蔡康永曾有过一段话又被频频转发了：“我其实蛮愿意跟大家提醒一下，有好多人都喜欢引用张爱玲的一句话‘出名要趁早’。每次看到有人引用张爱玲这话，我就想为什么？张爱玲的人生很棒吗？张爱玲的人生糟透了。”

蔡康永对“出名要趁早”这句流行俗语的批驳是对的；但他认为张爱玲的人生“糟透了”，只能说明两点：第一，蔡康永对张爱玲以及她所处的时代了解太少。第二，他否定了一种成功学，但却又灌输了另一种成功学。

张爱玲的前半生和后半生，其实有不同的意义。世人常爱她前半生伶俐的作品和炫目的经历，殊不知，她夹杂在原生家庭和不幸婚姻中的苦恼，再加上国恨家仇。她的后半生，世人只觉得贫困潦倒，无人赏识；实际上，她正逐渐回归到日常的生活当中，谋生，也寻求生活意义。许多认知，正好是错位的。

说张爱玲把自己的人生搞得乱七八糟，并不是蔡康永一个人的成见；类似的偏见，以前就听得很多。这个依据，首先是因为张爱玲嫁的胡兰成是个汉奸，而且还非常花心，朝三暮四，张爱玲不得不黯然离去；其次张爱玲在出国之后，貌似没有什么街知巷闻的好作品出现了；再有，张爱玲再婚，却嫁的不是有钱人，她最后是一个人在公寓里孤零零地去世的，好久才被人发现。

实际上，这是对当时的社会环境没有清晰的认知。况且，什么叫“过得糟糕”？只有那种“嫁为富家媳、子孙满堂”才是完美吗？

胡兰成，算是张爱玲的一道疤，她知道胡兰成的不忠，试图挽回过，还去乡下找他；但一旦明确了这个人不值得爱，张爱玲马上撤退，一点也不恋栈。多年后，她写信给胡兰成借书，胡还想撩拨她，张爱玲连信都不回，断得干干净净。而如今，多少号称独立的现代女性，还拖泥带水地浑不吝呢。

就像大家假装不相信李清照再婚过一样，很多人也有意忽略张爱玲的第二任丈夫。是的，她的丈夫赖雅又老又穷，从世俗角度来看，条件不是很好；但是，只要读过《张爱玲年谱》(张惠苑著)的人马上就能明白，这两个人不仅相处得时间更久(十一年，胡张之恋仅三年)，更像是真心相爱：他们一起散步、逛街、看电影、互相送礼物、互相扶持，虽有些拮据，也不乏温暖。这很糟糕吗？如果对比萧红、丁玲、沈从文、老舍等同时代作家，你会知道，作为一个乱世中求生的女人，张爱玲已经把自己的生活掌控在最舒适的范围里了。

针对蔡康永的那段话，香港作家迈克说，“我没有胆量指着写过20世纪最佳中文文学作品的人说，你的人生糟透了。我也绝不敢这么说。”事实上，张爱玲后来并不穷，在由张爱玲的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宋淇之子)口述的新书《宋家客厅：从钱钟书到张爱玲》一书里透露，张爱玲不仅在美国户头有28107．71美元，而且还有外币存款约为32万多美元。在那时这真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也许因为张爱玲后半生没有当上嫁个好夫婿的富婆，传统的审美里，又在刻意缅怀和营造一种“我只是枯萎了”“低到尘埃里，开出花来”，以及“一个苍凉的手势”的凄美失意，于是把张爱玲假想为饱读诗文只知道谈情说爱的林黛玉，难道这样就更可爱吗？殊不知，一个贵族少女，十七岁就离家出走，十八岁考了整个远东区第一名、就读香港大学，二十二岁就凭写作暴得大名，二十六岁离婚——张爱玲的每一步都在跟坏运气做斗争，而且赢了，这样的人，能活得差到哪里呢。

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通病，要么你成功大发，供人羡慕；要么你英年早逝，由后人给你献花缅怀——偏偏对一种以写作谋生的朴素生活视而不见；就像很难接受聪明伶俐的妖女黄蓉也会变中年妇女一样。殊不知，那只是大众的想象，跟张爱玲本人无关。

不久前还有一个段子：“作为一个已经去世的作家，张爱玲还保持着每年一部新书的速度在出书，好勤奋啊!”这，居然是真的。因为张爱玲很幸运，她这么孤僻的人，却得到了不少倾心相助的好友，并且，遇上了受人之托、重人之事的遗产执行人宋淇。她的作品、她的人生和各种掌故，得到了善终。她若在泉下知道找对了人，恐怕也会笑出声来吧。

为萧红鸣不平

近期，因为有多部关于作家萧红的电影上映，萧红又重新回到了大众视野中。我就看到多篇谈萧红的热点文章出现在网络上，无一例外的都是谈她的感情生活，并且，都颇有贬义。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作家张耀杰在文章中写道的：“只不过纵情纵欲的萧红，必须凭借着动物性的情感本能而盲目依附于一个又一个‘始乱终弃’的男权主人”；他还批评另一位女性写作者是“与萧红一样因为‘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而‘甘受奴役’的写作者”。对同行进行直接人身攻击，这本身就非常不得体了，在此先存而不论；他认为萧红“纵情纵欲”“动物的情感本能”“盲目依附”“甘受奴役”这些语言，也明显用错了时空。

作为一个已经故去的小说家，我想，留给历史的首先是他／她的文学作品。他／她的价值如何，主要体现在文本上了，作品是杰出作品还只是滥竽充数，具有关键意义。其次，有时囿于时代局限，小说家的文本价值可能相对较弱，但这类小说中能否反映历史，是否具有文献价值也是有意义的。最后，才是小说家的人品、道德、理想情怀、感情追求，是否对人类有所启发有所裨益。

一般而言，历史上没有几个作家经得起前一两个标准的考量，根本不值得用到第三个标准。怎么一到女作家，就先从人品、爱情上来品评了呢？作品反而不重要了吗？

当然不是。从文本上来说，萧红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杰出的作家，远远超越了与她同时期的绝大多数男性作家。萧红的小说创作中，深深烙印着黑土地的印记。当大部分作家鼓噪着放下手里的笔上战场杀敌时，她却在用笔发挥着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力量，抒写着地域性文化背景和战争状态下人的麻木、卑微、粗鄙的生活形态。她的语言美丽而丰赡，在一个一个的细节当中，读者可以感受到萧红强烈的生命力，以及深深的悲怆。《生死场》如是，《呼兰河传》亦如是。

来看看萧红的私生活。她的短暂的一生经历过几位男人，包括先与订婚的汪恩甲悔婚，后来相遇之后同居，怀着孩子却被抛弃；接着遇到萧军，同居了一段时间，再次怀着孩子被抛弃；遇到端木蕻良，结了婚，但端木也曾数次抛下她遁走，包括在战乱中和病危时；还有一个恋情似真似假的比她小几岁的骆宾基。

如果把萧红的名字抹掉，放在现代来看，这的确是一个不智的女人，一个软弱的女人。但如果你知道这是在八十年前发生的事，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就不一样了。那是20世纪30年代，正是萧红的青春时期，也正是一个新旧观念交错的时期；不仅没有法律保障，旧的价值观念已然崩溃，新的尚未建立起来。用今人的标准去要求时人，只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当时，西方诸多婚姻理论已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当时的报刊开辟婚姻问题专栏，对婚姻改革进行大肆宣传，如《新青年》《妇女杂志》《妇女评论》《晨报》副刊等曾经开展“贞操问题”“新性道德”“离婚问题”“爱情定则”等问题的讨论，成为婚姻问题讨论的主要阵地。不过，大多数的家庭里依然遵循着旧式的婚姻规则，在家长专制的威严下婚姻的自由受到严重的牵制，受到这种痛苦的尤以女子为甚。像萧红，还在小学时就被家族许配给汪家了。

萧红是勇敢的，1930年为了反对包办婚姻，逃离家庭；为了生活，又向报刊投稿，勤奋写作；她还不顾家庭反对，在表哥陆舜振的帮助下到北平，进入女师附中读书。后来她与汪恩甲产生了感情，同居了，其兄汪大澄解除了弟弟与萧红的婚约，萧红又到法院状告汪大澄。她还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如果这种惊世骇俗的举动还叫“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甘受奴役”，那不知“有意志”的女孩，到底该是什么样？

萧红曾两次都在挺着大肚子时，被男方所抛弃。应该说，她情商并不高，她没能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显得不智；但她是一个受害者，该挨骂不是她，而是毫无仁义的男方。但萧红并不需要我们后人的同情，在如此的厄运之下，她不仅没有被口水淹死，而且居然两次都能找到新的爱情。显然，她不仅不“盲目依附”，而且很有魅力，生命力旺盛，不断地向上攀缘、成长。

至于说萧红依附于男人，这个罪名，萧红离得更远。她是一个独立女性，她不仅忙于写作，积极地工作，有自己的朋友圈子，更要照顾丈夫或男友。如果从历史来看，萧红的文学成就比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都要高许多，后世的名声也要更大；在萧红去世后，这三位男人都把与萧红的恋情(甚至有无恋情还存疑)当成宝贝放在心口捂暖，当作珍贵的遗产，他们的名字经常是因为萧红才带出来的。到底是谁依附谁？

（摘自《我不代表真理我只代表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