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琦珍

景德镇陶瓷大学陈寧博士的新著《清代陶瓷文献学论纲》（以下简称《论纲》）即将付梓，希望我能为这本书写一点文字。

我和陈宁相识，源于《中华大典？艺术典？陶瓷艺术分典》的编撰。2 0 0 6年，我应邀担任景德镇陶瓷大学的外聘教授，协助该校中国陶瓷文化研究所编撰他们所承担的国家重大文化出版工程《中华大典？艺术典？陶瓷艺术分典》。陈宁是这个课题组的骨干，我们在一起工作了近八年。八年间，课题组除了完成并出版了《中华大典？艺术典？陶瓷艺术分典》外，还编辑出版了煌煌30大册的《中国古代陶瓷文献影印辑刊》以及上、下两卷的《中国古陶瓷文献校注》。在这两部书稿的编写中，陈宁任副主编，承担了大量工作。这期间，他还出版了自己的专著《颜色釉瓷》，并惠赠了一册给我。多年的交往，我深知他有极其严谨的学风和扎实的功底，也有极其深厚的陶瓷文献方面的知识积累。更令我感兴趣的，是他对中国古代陶瓷文献还有许多很独到的理论认识。或许正因为如此，我一直认为他是陶瓷文化研究界值得特别关注的一位年青学者。还在编写《中国古陶瓷文献校注》时，他送书稿来南昌交我作最后审定，交谈中，我就隐隐地有种预感，下一步，他很可能会在理论研究方面跃上新的高度，收获新的成果。所以，当他把这部《论纲》放到我的案头时，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在任何一个学科的研究中，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甄别，都是最基础性的工作。脱离真实、丰富的文献，研究者注定只能徘徊于令人迷茫的荒野，自陷于武断臆测的泥淖，所得出的结论也必然只是缺乏可靠依据的臆说。《论语？八佾》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话：“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这是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关于“文献”一词的最早记载。孔子是谨慎的，他考辨夏礼、商礼，特别强调要以充分的文献资料作为依据。这既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种严谨的治学精神，后来也成了中国文化各个门类研究中所共同遵守的准则。陶瓷学科的研究自然也是一样。

那么，什么是“文献”呢？学科研究中一些学术概念的界定，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各人的理解也是可以见仁见智的。从孔子说了这段话之后，几千年来人们对于“文献”的解释，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学者们的解释往往不太一样，这是很正常的。但演变到最后，从比较宽泛的角度讲，将有关的文字资料及有研究价值的文物称作“文献”，进而作为“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上还是成了学界的共识。这当然是从其广义的角度来说的。然而事物又有其特殊的一面，“文物”由于是以实物形态而存在的，虽然大多都具有研究的价值，但价值的属性不同，学科的归类也往往不同。在研究中，是否都可称之为“文献”，是否属于“文献学”的研究范围，也便有了争论。当代著名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曾明确地表示，这个界定还是应该以是否有文字信息为依据。有的“文物”，诸如古人类头骨和牙齿之类，从其价值属性来说，是古生物学的研究范围；古墓葬中出土的陶器、铜器等器皿，是古器物学的研究范围，都很难被视作“文献”，因而对这类文物的研究，和“文献学”的研究范围还是有区别的。我觉得，这应该被认为是从狭义的角度做出的划分，也是更为确切、更易于被人们接受的一种划分方法。

“陶瓷文献”便属于这样的概念。就一个民族的整个文化来说，陶瓷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支，有关它的文字资料自然应被涵盖在整个中国古籍文献和现当代文献之中。将历代流传下来的有关陶瓷的文字资料视作“文献”，这自然是不存在争议的。然而，陶瓷作为一个极具工艺特点的学科门类，又有其特殊性的一面。正如陈宁在本书稿中所指出的，陶瓷作品作为一种载体，也有可能属于陶瓷文献的范围，也有可能不属于这个范围。他比较认同张舜徽先生的观点。《论纲》认为，只有那些记录有文字符号信息的陶瓷作品，才可以被视作“陶瓷文献”。这自然就对这些年同样困扰陶瓷理论研究的关于“陶瓷文献”的界定，做出了明确说明。尽管《论纲》没有涉及清代陶瓷中具体的实物资料，但这个界定，无论是对本书的写作来说，还是对读者来说，我觉得都是十分必要的。

也许正因为陶瓷学科的这种特殊性，学界乃至整个社会对陶瓷的关注，都相对集中在陶瓷制品的实物方面。陶瓷生产者的注意力，则又较多地集中在制坯、釉色、绘画、烧制等具体的制作工艺上。对陶瓷文献的搜集、整理的关注度，则显得很不够，更不要说进行更深入而系统的理论研究了。其实，中国陶瓷文献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历史非常的悠久。因为我所从事的专业的关系，几十年来我虽对陶瓷史料未多加注意，但在阅读过的古籍文献中，我也曾从典籍乃至方志所载录的古代祭器中，看到一些有关陶制器皿的记载。从《史记？五帝本纪》中，就曾读到过“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的故事。直至后来在陶瓷大学看到他们收集的陶瓷史料，我是被中国陶瓷文献的丰富而深深地震撼，以致满目骇然了。这种丰富到底到何种程度呢？陈宁参与编写的《中华大典？艺术典？陶瓷艺术分典》共250多万字，这还只是从现存的自先秦至清宣统年间的陶瓷文献中，精心筛选和摘录出来的最有代表性的陶瓷史料。稍后编辑出版的《中国古代陶瓷文献影印辑刊》虽3 0大册，但因为涉及版权等方面的问题，诸如当代学者整理出版的极为重要的《唐英督陶文档》《清宫瓷器档案全集》等，均未能纳入其中。民国以后的陶瓷史料，在学界目前还基本处于无人顾及的状态。至于流散在海外的中国陶瓷文献，在国内现有的出版物中，除对极少数几个译本有所介绍之外，其余基本上是付诸阙如的。可以这么说，对中国陶瓷文献的整理，我们还是不够完整和系统的，而对陶瓷文献的研究，也大体上是处于零散的、对单部著作的孤立的研究状态。这和陶瓷文献丰富存在的现状是很不相称的。这自然而然地也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到陶瓷学科方方面面研究工作的拓展和深入。

这种状况的形成，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我认为，恐怕和当前尚未建立一门“陶瓷文献学”有相当大的关系。陈宁在本书的第一章中言及到，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期，傅振伦先生就曾提出要建立一门“中国古陶瓷文献学”的设想，可惜20多年过去了，这一提议并未引起学界最基本的关注和重视。可能有人会说，建立一门“陶瓷文献学”，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确实，较之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学各门类文献的研究，陶瓷文献的研究规模要小得多，因为它毕竟只是关于一种特殊工艺制品的文献研究。但我倒觉得，即便如此，“陶瓷文献学”这个命题还是科学的、合理的。首先，它完全可以作为文献学的一个分支而存在，这一点应该是没有异议的。其次，它是有很充实的实际内容的，这包括极为丰富的文献材料的实际存在、很明确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以及可以系统归纳并且完全可以成立的学科特点等等。作为一门学科理论建立的必要条件，其实它都具备。这些足以支撑“陶瓷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合理存在。无可否认，这数十年来，有不少学者在中国古代陶瓷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方面，付出了许多努力，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倘若纵观整个的研究现状，一个明显的不足也是毋容讳言的，那就是尽管陶瓷文献的整理还存在很多问题，但相较而言，陶瓷文献理论的研究又远不及文献收集和整理所取得的成就。这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并且，倘若仔细梳理一下，便会发现，已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陶瓷原材料和具体的陶瓷工艺的研究，如瓷土、造型、釉色、装饰、烧制工艺等。二是对某些单一陶瓷著作的研究，如《陶冶图说》《景德镇陶录》《景德镇陶歌》等。其中有些成果确实具有相当的水平，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工作还缺乏对全部中国陶瓷文献的整体的、系统的、科学的观照。这种缺憾的出现，不能不说和陶瓷文献学的未能建立有关。

陈宁的这部著作，也不是一部涵盖全部陶瓷史料的《中国陶瓷文献学》。他立足的是清代陶瓷文献学的研究，这当然是属于断代陶瓷文献研究的范围。这种选择，我想应该和清代陶瓷文献最为丰富也最为完整有关。因此，我觉得他的选择是颇具眼力的。联系到他在本书“陶瓷文献学的提出”一节中，对傅振伦先生《中国古陶瓷文献学》一文的评析，我甚至还认为，他似乎是想以清代这一时段的陶瓷文献研究作为一个突破口，为“中国陶瓷文献学”的建立做一些前期的、更为科学的探索。所以，和那种零星孤立的、罗列式的研究不同，他在书中细致地辨析了“文献”“陶瓷文献”“文献学”“陶瓷文献学”等各种相关的概念，论述了“陶瓷文献学”的涵义，阐释了它作为学科的基本特点。再从“文献学”的角度，详细地考辨了整个清代陶瓷文献的编撰状况和分类体系的建构。然后以此为基础，以清代每一种重要的陶瓷专著为一个专题，逐次地论述清代最具代表性的陶瓷文献，考辨其编撰时间、著者事迹及成书过程，探讨其编撰特点、内容价值和版本源流，乃至一些文献编撰之间的承继关系等。这显然体现着文献学的特点，是以文献学的眼光和研究方法来做出的论述。这样做的结果，也便使他对每一种文献的研究不但考察全面，分析深刻，而且考辨极为详实。纵观全书，无论是整体的架构，还是具体的论述和考辨，我以为都较好地体现了一部“文献学”著作的特点。如果作者的意图真如我在上文中所揣测的那样，是小试牛刀，想为整个“中国陶瓷文献学”的建立作一些先期探索的话，那么我要说，这个探索是成功的、有意义的。

是为序。

作者简介：作者系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学文献学。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