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镜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以儒释道为代表。“优秀”体现在哪里？儒释道在最高境界上体现为圆满地处理人的本性与习性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宇宙不同维次空间一切众生的关系。儒家感悟到“天人合一”。孟子讲“万物皆备于我矣”。“仁者爱人”意思就是与天地合德。天象征着整个宇宙的法则，是人类的道德源泉。天地无私，太阳普照，大地生养万物，没有竞争，没有对立，更没有仇杀。人间也应如此。道家的庄子讲“天地万物与我为一”。佛家《华严经》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译成白话文，意思是宇宙一切众生跟我们是同一生命共同体。佛家讲宇宙有十一种不同的法界，科学家讲宇宙有十一种不同维次的空间，两者的说法是吻合的。《华严经》讲“情与无情，同圆种智。”这句话的意思是一切众生皆可成佛。众生跟佛具有一样的佛性、本性，区别是迷则为众生，悟则为佛。佛家学说是教导一切众生成佛的理论和方法。佛家指出，宇宙是怎么复杂，我们人这个身体也是怎么复杂。我们的身体是宇宙的浓缩，宇宙是我们这个身体的扩大。小宇宙同大宇宙是一不是二。为什么宇宙是和谐的，因为万物“道并行而不悖，总归于一原。”整个宇宙浓缩为一个原点，这个原点是宇宙的根源。《华严经》讲“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原点就是佛家讲的本性、佛性，就是儒家讲的“性本善”。然而“人唯不能豁然贯通”，人们不能见到根源。儒家、释家、道家讲修行就是教导人们通过修习禅定，验证经典中讲的道理，契入境界，就会回归一原，回归本性、佛性、本善。这就是佛家禅宗讲的“明心见性”，教不讲的“大开圆解”。《华严经》讲“小大包容”“芥子纳须弥（山），须弥纳芥子。”大能包容小，小也能包容大。这正如一张光盘可能包容《大藏经》或《四库全本》，这是小包容大。

宇宙万物是一生命共同体，从中自然生发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慈悲就是爱。这种爱心遍宇宙。这种爱是平等的，决定没有分别；这种爱是清净的，决定没有染污。这是大乘佛教的根本原理。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共识。我们有了这样的宇宙视野，就会拓开心量，包容一切，包容宇宙不同维次空间一切众生。西方有一位备受学术界尊敬的大史学家汤因比。他的主要学术贡献是十二册的巨著《历史研究》。他研究了全世界主要的不同文化。他对东方的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教评价最高。他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同池田大拙在《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对话》中，指出“解决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要靠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教。”需要的绝对不是中国的科学技术，不是中国的经济，不是中国的军事力量。世界各国对中国可以放心。汤因比著的《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论述了世界宗教超越时代、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重要的是要把宗教的本质的东西从非本质的、附带的东西中分离出来。他通俗地把这比喻为将“米”从“稻壳”中筛选出来，就是保住宗教的本质，同时把仅适用于特定时代、特定的文明的附带部分抛弃掉。他把这称之为“宗教改革”。他说的“本质”就是宇宙视野的慈悲和仁爱，而他讲的正是指孔孟学说的“仁爱”和大乘佛教的“慈悲”

。古代圣贤是通过什么途径和方法认识到宇宙真相，即宇宙万物与我是一生命共同体呢？佛经教我们的秘诀是“至诚感动”，真诚到极处就通达了。什么叫诚？“一念不生谓之诚。”倘若你还有一个妄念，你就不诚，诚到极处，极其微细的妄想都断了，那叫诚。至少你把你的妄念都控制住了，在一段时间里不起作用，就能通达本性、佛性，就能突破科学家讲的不同维次的空间，能突破四度空间、五度空间等，于是一般人见不到的，他能见到，一般人听不到的，他能听到。在禅定中见到的境界，不是一两个人见到的，而是许许多多的人见到的。世界上最早的宗教是印度的婆罗门教。西方学者考察后认为婆罗门教有八千多年的历史。印度学者讲，婆罗门教的不少信徒在禅定中都看到“六道轮回”（天道、阿修罗道、人道、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等六道）。中国历代佛教高僧都有相当深的禅定功夫，他们留传下来的论著都讲了他们在禅定中见到的境界。他们指出，只要你修禅定，修清净心，两年的工夫就能见到饿鬼道。佛教也讲人堕畜生道、饿鬼道和地狱道的原因，贪念堕鬼道，愚痴堕畜生道，嗔恚堕地狱道。佛家《五章问经》讲“心取地狱，心取恶鬼，心取畜生，心取天人，凡诸形貌，皆心所为。”

中国传统文化把人类与万物作为整体加以思考。宇宙万物是一个统一的、平衡的、和谐的整体，表现在人际关系上，则建立起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规范，以“德”为基础的德性思想体系，从而形成“仁者爱人”“礼之用，和为贵”的和谐有序的社会。人我是一体，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一个人的尊严表现在尊重他人，“敬人者，人恒敬之”。

儒释道的经典不易读懂。我们现代人绝大多数缺少定力，我们内心有一个严重障礙。这个障碍就是有私心，自私自利，遇事只计较自己的利益，而不为他人、为社会着想。古圣先贤是寡欲的，心是静的，而现代人的嗜欲太多，心总是浮动的。这像水一样。水平静时像一面镜子，照东西照得清清楚楚，倘若水起波浪，照东西必然照不清楚，何况有大风大浪。我们从这个道理细细去思维，人心清净，看东西看得清楚，人心浮动，看东西会看错了。

儒释道都教导我们要把心静下来。儒家讲宁静致远。诸葛亮《诫子书》讲“夫君子之行，静以养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宋儒周敦颐《太极图说》中讲“无欲故静”。静是人心无私欲杂念。静是修身养性的功夫。在老子思想中，静是人的自然纯真状态。《老子》讲“致虚极、守静笃。”老子认为，一个人的心境原本是空明宁静的状态，只因为生活中私欲的萌动，扰动，而使心灵蔽塞不安。所以要通过修炼“致虚守静”的功夫，返璞归真，恢复心灵的清明。静就是心不妄动，思不游起。佛家在修身中有“戒、定、慧”三学，戒生定、定生慧；有“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布施是放下私欲，为众生服务，能布施，才能学持戒。在持戒过程中，能进一步忍辱，做到卑己敬人，能忍让，礼让，谦让，能“八风”不动。学戒有了功夫，才能真正修禅定。禅定有了功夫，才能生智慧。“定”是枢纽，能做到“定”，则心不乱，不颠倒，寂静清净，有主心骨。西方学者也重视静以专注的功夫。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德国著名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发出警告：“因为技术革命的浪潮如此令人着迷，让人眼花缭乱。总有一天计算机思维会成为人类唯一的思考方式。”最终会损害“静默思维”。他认为“静默思维”是人性的体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讲过：“信息消费的是人们的专注力。因此，信息越多，人们越不专注。”越分心，越难去深入地思考。思考的时间越短，就越容易流于肤浅。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曾在斯坦福大学做演说，他提出忠告“不要让他人的声音淹没你内心的声音，最重要的是，勇敢地追随自己的内心和直觉。”他说，要专注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这是对内在感受的专注，能得到“直觉”的感悟和对潜意识的启示的发觉，从而明白自己研究课题的真相。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史蒂芬·卡普兰提出“专注力恢复理论”，他认为最适合放松的环境是大自然。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说：“传统观点认为，最理想的‘隐居之地必须包含有助于专注力恢复的全部要素。为冥想（禅定）而设的修道院常位于休闲静谧的自然环境中。”同样的，中国的佛寺和道观多建立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中。endprint

古圣先贤讲，读经典著作重在会义明理，“会义者得旨（要旨），不会义者循文。”所谓循文（循：依从），便是死在文下之谓也。圣贤也讲：“宁可少闻多解义，不可多闻不解义。”比如，孔子讲“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孔子的真义是警告，欲要节制，不可纵。然而有的学者却将孔子的话解释为：钟情美食、享受男欢女爱是人的天性，这是误读了孔子的话。

中国传统文化讲“和”，讲“让”。为什么？因为宇宙万物与我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西方文化讲“争”，讲“斗”。所以在美国，总统大选称为“竞选”，生活和工作中到处是竞争。中国传统文化是道义文化，西方文化是功利文化。道义文化是彼此礼让；功利文化是急功近利。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成为西方人的生存之道。然而，急功近利往往如同昙花一现。从历史上看，罗马帝国、近代的英帝国称霸一时，最后崩溃。当代的美利坚帝国的命运也必将如此。西方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形成资本主义的价值观。第一是实利主义的出现。按这种价值观，重要的是工作、挣钱、发财，而不是丰富的精神生活，第二是资产阶级提出“以人为本”的口号。这口号实际上是对古希腊哲学中以人为中心的思想的复兴。不过，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商品拜物教大行其道，实际上，“以物为本”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追求的价值目标。第三，资本主义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的尖锐对立和冲突，而这又是跟西方二元对立的哲学思想一脉相承的。现代西方哲学是以“个人主体性”为标志的。个人主体性原则是遵循“对象化逻辑”。对象化逻辑是一种“主客二元对立”的逻辑，是把“自我”确立为主体，同时把“自我”以外的他者规定为客体，而在思维方式上体现为“主客二元对立”。这种思维方式的背后隐含着“工具理性”的价值态度。黑格尔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论述了“个人主体性”原则是一种“知性”原则。这种“知性”原则表现为一种控制性“暴力”。这种“暴力”体现在对他人的关系上，把他人“作为客体加以压迫”。每个人不仅把社会共同体视为只具有工具性价值的东西，而且也把他人当作只具有工具性价值。第四，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近代资本主义是由新教伦理产生的。不过他忽视了新教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一个重要影响是：美国的自以为是、唯我独尊的霸主心态是跟基督教的“唯一真神”的排他性有密切思想关系的。直到现在，世界各国都不容易期待美国能跟持有其他信仰和意识形态的群体开展富有成效的对话。美国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不少人根深蒂固地存在着控制欲强烈的个人主义，在社会中或个人的对立中有着喜欢争论、诉讼的倾向。

依据宇宙万物与我为一体的视野，中华民族诞生了在《易经》和《老子》等书中彰显的“综合辩证思维模式”，得出了宇宙——天地——自然——社会——人性在本质上相通的结论。而西方实证科学的思维模式是分解模式，比如把机器拆成零件来研究。对象分解，学科分解，對应的是牛顿机械论的宇宙观。从爱因斯坦到伊·普里戈金（耗散结构论创立者，诺贝尔奖得主）都发现中国的《易经》的自然哲学，视宇宙为“自给自足的有机整体”。而《易经》以综合辩证为主的思维模式恰恰是帮助西方科学研究把拆散的零件重新组装为机器的灵丹妙药，推动西方综合科学的革命。“波粒二象性原理”的创立者尼尔斯·波尔把中国的“太极图”定为他的家族的族徽，而且绣在袖口上。爱因斯坦在晚年努力解决某些宇宙的基本问题，而脱离了主流物理学和常规思路。他希望把重力、电磁力学、量子力学、广义相对论等等都统一到一个理论框架中，综合为一个有机整体。遗憾的是他的离世使他未能完成他的宏愿。

古圣先贤、佛菩萨都力图摆脱外物的束缚，感悟到万物同体和天人合一的境界。这完全不同于西方人。西方人向人以外的对象索取，注重知识，由此形成知识型的生存方式。西方人对天地没有敬畏之心，力图掌控宰制天地万物。中国人总是向人的内心探求，注重内心的体验，追求悟觉性的生命精神。西方式的思想总是要指向某一对象。这一对象即使是自己，也是把人自己当作思想之外的“客体”。因此西方人的思想的指向总是向外的。中国人的思想指向往往是“向内的”，是向内的思想方法，古圣先贤、佛菩萨揭示了人的“天人一体”“宇宙万物一体”的生命精神，并由此决定了中国人的真实生存方式。儒释道讲“道”不是讲“生存之道”，而是“生命之道”。生命之道统摄生存之道。宋明理学吸收了佛家的思想，在心性本体意义上谈天人、物我合一。据《香山年谱》记载，陆象山讲过“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在本心基础上，吾心之理即整个宇宙之理。王阳明的《大学问》更为感慨的说：“夫大人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这种“天人一体”“万物一体”不是理论预设和罗辑思辩，而是古圣先贤和佛菩萨对人的生命自身的真实感受和体悟，是人的真实存在。天人合一，宇宙万物与我为一，是古圣先贤内心的形而上之道，是中国人的终极关怀。中国哲学是人生哲学，同时也是生命哲学。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本质上是生命精神。这是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充满人文关怀和对宇宙万物的大慈大悲。先贤们“究天人之际”，孜孜以求的终极问题都是人生问题、生命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石。当代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有赖于借用先前思想家的智慧。经典文化可以超越时代，经典文化传授给我们的是如何理解人与世界，乃至宇宙的基本关系。这关系到现在和未来我们如何对待世界，如何能持续地在地球上健康地生存下去。经典文化会帮助我们加深对现实的理解，也能为我们提供生活的指南。经典文化能回答当代人期望回答的重大问题，价值观问题。古圣先贤的教诲确实跟西方人的观念不相同。中国自古以来讲“天下为公”，讲“仁民爱物”“推己及人”。这个胸襟多么广大。圣贤的教诲帮助我们在当今物质世界消解我们身心的“物化”和“异化”，能大大提升我们的精神境界。如何对待中华传统文化，涉及一个人的文化修养、道德慈善人品，更重要的是涉及我们的文化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中国梦的目标自信。汤因比晚年时讲“解决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只有靠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教。”这是他研究世界东西方许多民族文化后作出的震撼世界的预言。这是真有见地。社会问题的核心是人心问题。儒释道的教育就是针对人心问题。当代世界是乱世，只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引领世界。endprint

中华传统道德慈善文化在教育上强调“修身为本，教学为先。”修身和教学首先肯定儒家讲的“性本善”，肯定佛家讲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人的自性本善，才能通过修身和教育，人人皆可为圣贤；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才能通过修身和教育，人人皆可为佛菩萨。何谓“圣”？一个人通过修身，明白了天地真相、宇宙真相及其理事、因果等，就是“圣”人，在佛家就是佛。明白了，但不够彻底，就是“贤”人，或称菩萨。儒家讲“性相近，习相远。”本性是纯净纯善的，没有善恶，没有真妄，没有邪正。习性是后天形成的，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習性是有善、有恶的。动物也是一样。“乌鸦反哺”，老乌鸦飞不动了，小乌鸦飞出去觅食，飞回来喂老乌鸦，这是天性。西方人肯定“人性恶”。既然人的本性是恶的，那么教育也无法改变人的恶的本性。那么靠什么？靠法治。美国是世界上第一富国，也是世界上武器最先进的，也是法律最完善的，但美国也是世界上最乱的，凶杀案、青少年犯罪率在世界上排第一，种族歧视也是世界上最严重的。离婚率也相当高。家庭是社会最小的细胞，家庭不和谐了，社会就不稳定了。美国人好斗，好诉讼，这使得律师能够恣意勒索诉讼人的钱财。美国媒体称，法治造就了美国律师的专制。中国自古以来强调法治与礼治的结合、法治与德治的结合。法是治国的根本，但人是法的根源。古圣讲“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为政以德”，说明培养有道德的人的重要性。只有“政”和“法”靠不住，要有道德的人。所以中国古人把教育放在一切事业的首位。这就是“教学为先”。本性本善，这是圣贤教育依据的前提。圣贤教育是把人的不善的念头回归到本善，把习性改回到本性，从而保持内在的本性、佛性，具有尊严的人的生命。

《礼记》讲“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古代帝王、地方政府首长都把教化人民作为施政的最重要的事。帝王和政府首长都要“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君”是领导人民；“亲”是爱护人民；“师”是教育人民。在教育方面，君权跟相权之间也是分权的。帝王主管佛陀教育，宰相主管孔孟教育。跟帝王抓教育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历来重视家庭教育。教育要从小抓起。《易经》讲“蒙以养正，圣功也。”“蒙以养正”是家庭教育的原则。为什么？《礼记》讲“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倘若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缺少良好的家庭教育，成年以后再接受道德慈善教育，其修身就难了。修身之难，难在改掉习气，恢复本性。然而道德你听懂了，可是你那个习气不是一下子可以断的。为什么？“理可顿悟，事须渐除。”举一个浅近的例子。一瓶白酒喝完了，用清水洗一洗，放在书架上。一个月过去了，你拿起这瓶子嗅一下，你可以闻到酒味。半年过去了，再闻这个瓶子，依然可以闻到酒味。这就是习气。佛家讲，受教育者需要反观内照，需要放大镜、显微镜，照到自己灵魂深处，找到虚妄、迷乱，挖出自己毛病的根。这就是佛家讲的“降伏其心。”这需要强有力的意志。佛家讲“三学”（戒定慧），就是息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佛家讲“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布施”是放下私欲，为大众服务。从历史上看，能完全做到“三学”和“六度”的人很少，有一部分人多少能管束自己。大部分人则是道理明白了，但不想按道理去做。春秋时代的孔子讲“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是为真修身，“为人”是表现自己了不起，如同贪官，公开作反贪报告说得头头是道，回家后照旧受贿。人人知道闯红灯违法，但据媒体报道，有的路段，骑电动车、自行车的人，乃至行人闯红灯者达百分之九十以上。从历史上看，我们翻阅二十五史，可以看到大富大贵要能保住不做缺德的事，很难，很少有。

从中国历史看，五帝时期（约前30世纪至前21世纪初）是“以道治国。”以道治国是随顺社会的自然法则来治国。换言之，治国要维系社会的自然的法则，是效法天地之道。《易经》讲“道济天下，”是以道帮助天下人；“乐天知命”，最大的快乐是行天道，预知自己和大家的命运。夏商时期，“道”失掉后有“德治”。到周初，德失掉后有仁治、义治。春秋战国时期，仁治、义治失掉了，而“礼治”也岌岌可危。秦朝是暴力统治。自汉朝到清朝，基本上是礼治，虽也提倡仁义之说，但已非主流。清朝末期，礼失掉了，中国大乱。礼是生活规范，是社会秩序。“规”是规矩，轨道，范是典型。古圣先贤教人，要求最低水平是“明礼”。比“明礼”水平高的是“行义”。行义是为大家服务，尽义务，不享受权利。再往上提升是“行仁”。仁是真正的爱心，恭敬心。再往上是“行德”；最高是“行道”。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能“行义”“行礼”，就天下太平，社会安定了。现在全球的慈善事业中能真正“行仁”的人已十分罕见了。

当前弘扬中华传统道德慈善文化，当务之急还是抓“明礼”，抓“以礼化民。”明礼需要生活化，需要具体操作，明确规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弟子规》是儒家的根，《太上感应篇》是道教的根，《十善业道经》是佛家的根，都规定了生活的规矩、基本做法。《弟子规》是讲人要从小学规矩，从孝亲尊师等开始，直到培养“仁者爱人”的情怀。《太上感应篇》开列善行24条，开列恶行161条。善行是应该做的，恶行是不应该做的，并且强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十善业道经》规定，“不杀生，不邪淫，不偷盗，不妄语，不两舌（不挑拨离间），不绮语（不花言巧语），不恶口（不说粗语），不贪，不嗔，不痴。”《论语》讲“不知礼，无以立”。人的成长、人格的完善首先需要自爱，需要礼的约束。媒体报道，不讲礼的事太多了。比如，据公安部交管局统计，近三年来全国在斑马线上发生机动车与行人的交通事故14000起，导致3898人死亡。造成斑马线的事故原因中，机动车未按规定让行占全部事故的90%。真是触目惊心啊！是应该把“以礼化民”放在全民教育的首位了。“礼”是什么？“礼”是“自卑而尊人”，对人对事减少摩擦，减少冲突，处处忍让。“礼”是恭敬。没有恭敬心，表面上鞠躬作揖都是虚伪的。“礼”是“非礼莫视，非礼莫言，非礼莫作。”礼是指诸恶莫作，众善奉持。明礼容易吗？孔子讲“礼之用，和为贵，”其根基是“克己复礼”。“克己”是什么？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所以学礼、明礼还要格除自己的私心、私欲。可见不容易。这需要儒家和佛家在道德慈善文化教育上的合作。endprint

儒家和佛家教授的道德慈善修行的基本科目是“孝亲尊师”。儒家和佛家的教学都有其纲领。孔孟的教学纲领是“仁义”“忠恕”。“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夫子自之道，忠恕而已矣”。大乘佛教的教学纲领是真诚、慈悲。儒佛两家教学纲领加起来是八个字：仁义、忠恕、真诚、慈悲。当代人能做到这八个字，就可称为贤人、君子了。本文对儒佛两家文化教育的基本科目和纲领不多谈了。可以多谈一点的是儒家文化教育是“一世教育”，始自胎教，终至老死，慎终追远。佛家的教育是“三世教育”，在时间上讲过去世、现在世和未来世；在空间上，不限于地球，而是大到整个宇宙。儒家一世教育既不牵涉前世，也不牵涉来世，因此有一定的局限性。儒家的“孝”是爱，“五常”是爱，“思维”“八德”都是爱。儒家的教育是教人们懂得自爱，自爱才会爱人。自爱就不会造恶业，不同众生对立，懂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是缺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教育。中国历代都有不少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往往“只尚言说，不求实悟”，在财色的诱惑下当汉奸而不知羞耻。佛家三世教育的修学从“三福”做起。第一福是“孝顺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修人天福，即人天之道。佛教化人类，第一步教你保住人身，不堕恶道（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把堕恶道的业因统统戒除。第二福是修声闻、缘觉二乘之道：“受持三皈，具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福是修大乘菩萨之道：“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佛教讲十一法界，就是科学家所讲的宇宙十一个不同维次的空间。“三福”讲的是从人、天法界到大乘菩萨法界，没有提地狱、饿鬼、畜生等三恶道，因为修身的目的就是避免堕入三恶道。修行要修明心见性，使不明的心、被染污的心恢复光明。人的本性是净。倘若把本性比作水，把不明的心比作波浪，水若是起波浪，波浪虽然还是水，但它的观照的作用丧失了，就不明了。怎么修？要把这水静下来，让它恢复平静。水在平静的时候，就像一面镜子，外面的山河大地照得清清楚楚。心为什么丧失本性？因为贪嗔痴的妄念纷起。起心动念就是波浪。在十一个法界中有九个法界即九种不同维次的空间的众生有差别，就在妄念振动幅度大小不一样。在九法界中地位愈高，振动的幅度愈小。越往下，心的妄动越来越厉害。三恶道的众生的妄心是大风大浪，他们的本性完全或几乎被遮盖住了，完全或几乎不明了。佛家的教育就是引导一切众生断恶修善，转迷为悟，转凡为圣。这不仅为今世，更是为来世，脱离六道轮回（六道指三善道：人、阿修罗、天；三恶道：畜生、饿鬼、地狱）。佛教的道德慈善文化是宇宙视野，因此“孝”是对宇宙万物，对一切众生的恭敬，爱宇宙一切众生。这是落实“宇宙万物是一生命共同体”。佛家讲“无我”。我们认为自己这个身是我，这错了。我这个身只是宇宙里一微尘而已。我是什么？宇宙一切众生就是我，一切众生与我是一，不是二，把一微尘认作是我，把宇宙忘了。什么是孝？孝是宇宙一切众生与我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从这个孝中产生大慈大悲。有了宇宙视野，佛教是什么？佛教是“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慈悲是以智为本，世间的爱是以情为本。慈悲是理智的爱，是平等，不分别，不执着，一视同仁，不分国家、种族、宗教和星球。“方便”，“方”是方法，人與人、人与自然、人与天地相处的方法，是最适当的方法，恰当的方法，也是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因人而异的方法。慈悲没有条件，不求回报，“犹如莲花不着水，亦如日月不住空”。

儒家是一世教育，偶尔也讲因果，比如《易经》讲“积善人家必有余福，不积善人家必有余殃。”余福或余殃是指父母作善或作恶，得到的福或祸的果报会延至儿女。佛法的基础是三世因果报应和六道轮回。因果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响必应声，影必随形。佛家讲，犯五戒会引起五脏五根病：“杀”起肝眼病，“盗”起肺鼻病，“淫”起肾耳病，“妄语”起脾舌病，“酒”起心口病。佛家讲，恶念会引起灾害：水灾是果，贪欲是因；火灾是果，嗔恚是因；风灾是果，愚痴是因；地震是果，傲慢是因。我们读历史实录，大量史实会让我们深信不疑。这是为什么佛家不断强调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六道轮回讲的是三世因果报应。“贪”会堕饿鬼道，“嗔”会堕地狱道，“痴”会堕畜生道。这是三恶道的因果报应。严守五戒可保在人道，行善但仍保留傲慢习气，可升阿修罗道，行仁会升天道，因为天心是爱心。这是三善道的因果报应。这是一般而言。印光大师在《〈学佛浅说〉序》中讲“如果所说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等法，深则见深，浅则见浅。以之修心，即可断惑证真，了生脱死。以之治世，即可胜残去杀，返浇（刻薄）还淳。”印光大师在《与陈慧恭居士书》中讲“鬼与人混处。……谁家无鬼乎？鬼比人当多百千倍。人若怕鬼，当积德行善，则鬼便敬而护之。人若做暗昧事，鬼便争相揶揄，故难吉祥。”老子讲“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干坏事、恶事，警察没有来找你，牛顿有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它就是因果报应定律。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有因必有果。佛家讲道德慈善修养是从“深信因果，断恶修善”开始。学儒家文化，人们会羞于、齿于作恶。学佛家因果报应文化，人们会不敢作恶。因果报应对一个人的道德慈善修养，其力量远超过儒家的理伦教育。一个人在道德上有相当好的修养，可是遇到高名重利，面对那个诱惑，还是守不住。唯有深信因果，他虽然看到高名重利，但一想到将来三恶道的果报，他就不敢了。印光大师在《时殷德增母子法语二则》中讲“故因果者，实为维系人心之大防，足以辅助王化所不及，乃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亦古今国家治乱兴衰之关键也。”我们要“为往圣继绝学”，把印光大师的教诲传遍全球。

中华传统文化观察人类问题有着宇宙的视野，超越个人、家庭、民族，乃至地球共同体的范围，与宇宙万物共生共存，并以仁爱、慈悲精神来实现这一目标。当今我们炎黄子孙要有对“宇宙万物是一生命共同体”的理论自信，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将中华传统道德慈善文化内化于我们的心理意识、言论行为之中，成为我们大家的自觉信念、理想和追求。

当今我们首先需要“以礼化民”，懂规矩，懂守法，辅以“仁、义”的教化。倘若大多数中国人能守礼，能守法，进而懂得“义”，做应该做的事，不做不该做的事；有少数中国人能“爱人如己”“人饥己饥，人溺己溺”，那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定能梦想成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