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

摘要：我国近代纺织工业的职工教育始自清末，历经时代更替，几经曲折，逐渐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技工、中等、高职高专、大学本科、研究生等多层次的职业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实用人才，为满足纺织业日益发展的需要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与此相适应，随着改革的深入，在职工教育的管理服务体制方面也有创新之举。

关键词：纺织工业；职工教育；管理服务体制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7）09-0093-04

我国纺织工业历史悠久，汉唐时代出现著名的“丝绸之路”，原因就在于丝绸纺织业的发达，虽然当年还是人力手工操作。其后，棉纺织存在于漫长的封建社会，规模亦超过丝绸纺织业。人类生活有“衣、食、住、行”，而“衣”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殊需要。古时，土布成为广大民众生活的必需品，“男耕女织”更形象地说明那时农民家庭手工劳作的情景。而作为商品的纺织物，由于社会的需要，早年即已相当发达，有着独立存在的、进行商品生产的城镇手工纺织业工场，从事劳作的手工业者，历来以家族或师徒关系相传承，自然，也就谈不上现代意义的纺织工业及其职工教育。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打开了中国大门，大量倾销其机制棉纱、布匹、呢绒。据史料记载，仅民国元年（1912年）即進口“洋货”“棉绒杂疋”价值高达白银一亿五千四百三十三万两，占全年进口四亿七千三百万两的近三分之一[1]，利源外溢，国运堪忧。中国日益觉醒的有识之士，决心投入振兴实业、挽回国家权益的行动，其中就包括创办近代纺织工业。

一、清末以来的纺织业及其职工教育

在进口洋货冲击下，民族纺织工业逐渐起步。棉纺织业虽晚于缫丝、织呢，但却发展最快，且所占比重最大。有史料称，仅在湖北、上海，至1895年底，已有纺纱机17.5万锭，织布机1 800台（不包括手工织布机）。到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民族资本纺织工业仅发展到纺纱机48.4万锭，织布机2 016台。相比英、美、日等外国资本涌入所设工厂而言，民族资本企业在资金、设备、技术、管理诸方面，均处于弱势，有的甚至被外资纺织企业兼并[2]。

清末民初之际，以直隶为代表的北方机织土布便是民族纺织工业发展的案例。位于天津的直隶工艺总局，实业家周学熙（1866—1947）任总办，创建有高等工业学堂以及实习工场等单位。实习工场就是一个近代具有专门的“职工教育”功能的场所，原本附属于工业学堂，后来实际上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其《试办章程》规定“以提倡制造，培养民生，储各项公司工匠之才，成本局学堂学生之艺为宗旨”，即学生在此实习，另招工徒习艺，实行“工学并举”。工场设“讲堂”，工徒每日“讲习书课一点钟”，学习书、算；其“聪颖者”可“量才施教”，学习工业学堂之课程。工场开设有染色、织布、木工、金工……等多科，招收工徒，“分习各艺”；计划招收“官费工徒”200名，又分“十二岁至十五岁为幼童”，“十六岁至二十二岁为及岁”，每月分别给予二至三元津贴；“官费工徒”毕业后，需在本场“效力三年”，“期满方准自赴他处作工”[3]。工徒中以习织、染者居多，如1907年在场工徒700名中，习机织（织布、织巾）者就超过400名。与此同时，江南一带的民族资本纺织业亦相继创建，被毛泽东称为近代中国“不能忘记”的纺织工业企业家张謇（1853—1926），既开办了实体的大生纺织企业，又创办了相应的职业培训机构，如1912年创设“纺织染传习所”，转年定名“南通纺织专门学校”，他亲自担任校长，聘请日籍和本国留学欧、美人士任教，是当年最早成立的纺织高等院校，历经百年，几度调整合并，现为南通大学。常州纺织实业家刘国钧（1887—1978），从一个小织布厂做起，发展为下属4个厂的大成纺织印染公司。同时，先后创办了练习班、艺徒班、值车工养成所、夜校等，并与高校、职专协作，本着“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理念，培养了众多操作工和技术人员。为纪念这位纺织实业家，1989年江苏常州特意创建了“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荣氏家族的申新纺织企业，也以“实学实用”的精神创办了职业养成所、女工养成所、半日学校，以及纺织工业专科学校、纺织染工程补习学校等职业教育机构，为企业发展提供了人力技术资源[4]。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1920年，全国已有纺织工厂475家，纺织工人总数达35.8万人，占当时全国近代工业职工总数55.76万人的60%以上[2]，是产业工人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日资大肆扩张，至1936年，日资纺织企业几乎拥有了全中国近半纺锭、织机设备[2]，民族资本企业仍敌不过外资企业。旧中国的纺织工业，不但外国垄断资本占据了支配地位，而且在纺织原料、设备等方面也严重依赖外国。

就从业工人方面考察，既有上述接受教育培训一类比较文明的形式，同时也存在一批遭受剥削、奴役，处境悲惨的纺织工人。1936年，著名作家夏衍的长篇通讯《包身工》所揭露的情况触目惊心。包工头操纵着女包身工们的命运，要订立契约，提供保人，不得与外界接触，没有人身自由，通常以二三年为期，实际上是一种定期被“卖身”的“女奴”。同时存在的还有一种“养成工”，主要也是女性，属于一种变相的学徒关系，它源于日本，先为上海日商纱厂引入，后华商纱厂亦效仿采用。“养成工”主要是年少的童工，只供饭食，无工资报酬，也需要找保人，订契约，不准参加罢工，学习劳动期满，须在厂以低工资做工数年，不得中途离厂，同样是受着人身束缚，从事苦役式劳动[2]。作为纺织工人，他们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在劳动实践中掌握操作技能，根本谈不上什么文明、正规的“职业教育”，与前述早期民族资本创办的纺织业职工教育相比，可谓冰火两重天。

有压迫，就有反抗。1925年始自上海的“五卅运动”，就是以纺织工人的斗争为导火线，随后发展成为席卷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

二、新中国纺织工业职工教育的新面貌

新中国的纺织工业与祖国各项事业发展同步，先后经历了国民经济恢复、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十年浩劫，随后又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几十年来，既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又注意引进吸收，学习先进，其行业结构、地区布局、科技水平以及职工队伍的状况都有了极大的改观。endprint

据权威资料统计，1949年纺织工业职工有74.5万人，其中工程技术与管理人员为7 989人，约占职工总数的1.07%[2]。新中国成立后，纺织工业发展迅速，迫切需要大量多学科和专业的高、中、初级配套的技术管理人才。相关部门在发挥原有人才力量的同时，一方面大力发展纺织教育事业，调整整顿原有的纺织院校，建立了一批新型的全日制纺织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另一方面大力开展在职职工教育，举办了各种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班，初、中级职工业余学校；并选派一批学生赴前苏联、前民主德国留学。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共有纺织高等院校13所（本科10所，专科3所），分别归国家纺织工业部或地方所属；另开设了纺织类专业院校17所，共计有30所院校（系）。截至1982年底，在校学生分别为：研究生128人，本科生13 720人，大专生1 379人；中专学校41所，在校学生11 952人；技工学校225所，在校学生28 100人[2]。总之，纺织院校呈现出学科设置增加，师资队伍扩大，教学水平提高，科学研究相继开展的良好局面，培养的学生基本上满足了纺织工业发展的需要。

与此同时，国家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大力普及在职职工的教育培训。纺织行业原本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人大多从事简单重复的运转操作和生产辅助工作，又以女工为多，她们大多来自贫穷落后的农村，文化水平很低，文盲、半文盲占职工总数的60%～70%，受过初中以上文化教育的不足20%。针对解放后广大工人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强烈愿望，全国各地纺织工业系统的职工教育纷纷举办，其形式多样，渠道多种。一是由企业、行业或地区举办的以扫盲为主的识字班、业余小学班，进而发展到初中、高中班，从而提高了职工的文化水平。二是结合生产需要举办的各种学习和提高技术操作的培训班。三是较长期举办的（半年以上）脱产技术训练班，系统学习各工序的生产工艺理论、质量管理知识、设备结构与安装，理论与实践并重，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四是为适应国家“五年计划”建设新的纺织基地的需要，成建制地组织工人、技术骨干和党政干部，在职培训半年至一年，整体负责新厂的建设工作。五是组织在职干部的培训，既有在地区行业设立的干部学校的学习培训，也有的选派干部、劳动模范和优秀青年工人到全日制纺织院校深造。这些做法，不但满足了国家的需要，也为从业职工，特别是青年职工的成长提供了条件[2]。

自然，纺织工业的职工教育也脱离不了全国形势的大环境，如在“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盛行，提出要在“十五年普及高等教育”，不少职工学校也挂起“红专大学”的牌子，没多久又纷纷下马。文革中，受“造反”冲击，职工教育一度停办，到1971年方有所恢复；不久，办“七·二一”大学又成风潮，仅上海纺织系统就兴办了318所。实际上空有“大学”招牌，并没有系统地进行理论教学，师资不足，学生大多缺乏严格的学校教育。这些弯路使得纺织职工队伍的政治素质、文化技术水平大幅度下降。一份1979年的抽样调查表明，纺织职工队伍出现了严重的“三低一少”的情况，即文化水平低、技术水平低、管理水平低、工程技术人员少，这与粉碎“四人帮”之后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需要极不适应[2]。

198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职工教育工作的决定》，全国纺织工业系统先后三次召开职工教育工作会议，整顿被搞乱的职工教育。各企业纷纷行动起来，单独或联合举办从初小到高中的文化补习班和技术补习班；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批纺织中专；纺织職工大学也发展到60所，在校学生约8 400人；还有约7 300人参加社会的电视大学学习。与此同时，各地许多骨干企业大力开展全员培训，重点提高1966年以后进厂的青年职工的文化技术水平和企业领导干部的管理水平。至1982年底，96万青年职工参加了文化补课，占应补课对象的52%；青年工人参加本岗位“应知应会”学习的占青工总数的90%；厂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企业管理轮训的占总数的80%以上。通过上述活动，对改善职工队伍的素质，提高企业的生产水平和管理水平，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2]。

1982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将教育列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使包括纺织工业职工教育在内的教育事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具体表现在：各级领导高度重视，职工教育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为适应本行业的需要，组织力量，开展多种形式办学；职工教育逐渐走入正规化、经常化[2]。

三、改革深入，创新职工教育服务管理体制

纺织工业职工教育是为纺织工业服务的，从属于国家与纺织工业部门。新中国建立之初，培养纺织工业人才主要由教育系统的各院校承担。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纺织高等院校（系）为18所，在校学生1 200余人；中等纺织技术学校（多为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约20余所，在校学生约1 500人。同时，各大纺织公司根据需要也举办有半工半读技术训练班和各种专业人员短训班。尽管教学水平参差不齐，但也培养出一批纺织专业人才，解放后，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了纺织工业系统各级管理部门、纺织企业、纺织院校和科研机构的领导与业务骨干。在对原有纺织院校进行改组调整的同时，又新建了一批纺织院校，至1982年，已有高等院校（系）30所，在校学生1.51万人；中等纺织学校41所，在校学生1.19万人；纺织技工学校225所，在校学生2.81万人[2]。之后，又有更大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原有的纺织专业院校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大都改为综合性大学，纺织专业成为其优势专业。

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逐步探索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此过程中，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管理机构必然要随之改革，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动与发展。1993年，国家层面的管理部门——纺织工业部被撤销，成立纺织总会，之后又经过设局、改为协会等变动，2011年更名为“纺织工业联合会”，成为全国性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承担纺织行业的管理服务事宜，有近四十个不同的协会、中心等组织为其成员。原来属纺织工业部的教育部门分别划归教育部或地方，不再直接管理。endprint

1992年成立的“纺织服装教育学会”（包括社会上陆续创办的纺织类学校），是教育部批准，国家民政部注册确认、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由全国纺织行业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自愿组成的学术性、非营利性、全国性的社会团体（同时也是纺织工业联合会的成员）。学会下设高等教育、高职高专、中等教育、继续教育4个分会，开展创办专业刊物、编写教材、组织赛事、评奖先进、交流信息、培训教师、与产业对话等多种活动。与教育部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协同，开展了“教育教学改革立项”、申报“服装设计专业教学资源库”、推进“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以及组织竞赛、评选、奖励表彰等工作，相当活跃。

教育行政部门也相应地进行了改革，教育部设立了“行业职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其下既有数十个不同专业的指导委员会，也有高校、高职高专、中等院校不同层级的教学指导委员会。就纺织行业看，设有“全国纺织服装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其下又有不同具体专业的分委员会，如服装表演专业分委员会、纤维材料分委员会、非织造材料与工程专业分委员会等等。仅就“实训”而言，以“江苏省高职纺织品创新实训基地”为例，它是与常州市五大纺织工业园区的重点企业合作共建的，设有纺织品成形工艺实训中心、纺织品创新设计实训中心、纺织品检测实训中心、纺织品整理技术实训中心等四个部门。其实训成员包括纺织面料设计师、纤维分析工、针纺织品检验工、染色打样工、化工工艺试验工、染料分析工、化学分析工、环保操作工、污水处理化工等，极其繁杂。

在今天科技不断发展进步、改革不断深入的时代，拥有庞大生产体系的纺织工业是“供给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产品、技术结构等方面的改革创新任务十分艰巨。职业教育必须与之相适应，因此，任务也是很繁重的。唯有与时俱进，才能在传承与创新中承担起新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黄锡铨.中国通商贸易补救说[M].北京：北京税务处出版（国家图书馆藏），1914.

[2]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纺织工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3-4，580，7，356，372，

375-376，377，377-378，378-381，361-362.

[3]虞和平，等.周學熙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93-95.

[4]上海工运志编委会.上海工运志[M].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王恒）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