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瞻女性生存空间<br/>——解读《一间自己的屋子》中的女性思想

前瞻女性生存空间
——解读《一间自己的屋子》中的女性思想

2017-09-28郭佳阳

文艺评论 2017年11期

○郭佳阳

前瞻女性生存空间
——解读《一间自己的屋子》中的女性思想

○郭佳阳

弗吉尼亚·伍尔夫是现代英国杰出的女作家，在小说创作和文学评论中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她不仅是现代主义与意识流变奏小说的重要代表，而且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先驱，其女性思想散金碎玉般的散落在她大量的随笔散文中。《一间自己的屋子》是体现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思想的重要论著。伍尔夫所处的时代，女性的生存空间低矮狭窄，受教育的程度、在家庭中和社会上的地位均低于男性，女性是被人忽略的存在。当时，女性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受法律、习俗、传统等的约束。她们拥有财产继承权是争取了许多年的，而在社会上工作的概率较低，从事的职业也多为低报酬、无趣、重复的。妇女们希望摆脱这种“次等公民”的处境，她们进行了种种抗争，但收效并不明显。弗吉尼亚·伍尔夫通过对妇女创作的历史及现状的分析，将妇女追求独立的愿望进行了深刻的揭示，集中体现在作品《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弗吉尼亚·伍尔夫以其特有的敏感与聪慧，指出女性应该有勇气、有理智地去争取独立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地位。她的目标是实现“雌雄同体”的和谐两性关系。

一、探求阻碍女性文学发展的因素

妇女进入文学创作领域经过了重重的艰辛，克服了无数的坎坷，穿过了遍地的荆棘。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伍尔夫认为，女性的创作困境不仅是单纯的文学问题，也是人类长久以来存在的一个问题，女性获得写作权利不仅是单纯的文学问题，而且反映了女性获得独立自主的进程，是女性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的写照。弗吉尼亚·伍尔夫对女性文学创作的历史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她认为，在历史长河中大量妇女文学创作的内容是男权社会的传声筒，她们言说的话语与男性有着极大的一致性，因为她们违心地服从了男权文化，用男权文化的标准来约束与要求自己。伍尔夫由此得出，阻碍女性文学发展的重要因素是男权社会，男权社会对女性文学的制约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阻碍女性文学发展的因素之一是，妇女没有经济独立的权利。妇女从出生成长到结婚生子，都是处于家庭之中，而在自己家中操持家务和抚育孩子是没有报酬的。即使妇女有了钱财，也要依照父亲和丈夫的意愿使用，哪怕是极少的数目。长久以来，女性拥有的财富不受法律保护，这使妇女没有经济独立的可能，受制于家庭的束缚，依附于男权社会。物质的不自由限制了女性的创作自由。表现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就是在受教育方面女子可以在专门的女子学校学习，但是由于创建女子学校的女性的经济能力有限，所以女子学校的设施方方面面都远远低于男子学校。女子耗费同样的学习时间，学到的知识，锻炼的机会，都要比男性少得多。男子学校往往由王孙贵族筹建，加上政府持续不断地投资，可谓是金碧辉煌，校舍的每一块砖石都是精致的。图书馆的丰富藏书，为男性学生提供了学海无涯的牢固载体。绿草茵茵和阳光普照，为男性学生提供了优雅舒适的环境，餐厅中丰富可口的食品为男性学生提供了良好的营养动力。而女子学校的创建者是女性，她们没有社会地位，筹集到的资金十分有限，只能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校舍虽然可以使用，但是寒酸低下，图书馆的藏书有限，餐厅里提供的是求饱不求好的食物。女学生们只好用填不饱的肚子阅读不满意的书籍。在这样的环境中，“为生活舒适的一切”是没有办法达到的。造成妇女没有资金建造舒适学校的罪魁祸首是男权社会，男性不肯捐款，并恶意冷嘲热讽，他们不肯给女性提供工作岗位，并立法使女性没有财产继承权，导致妇女没有资金来源。妇女没有经济自主的权利，使妇女受到落后的教育。没有渊博的知识做支撑，女性不可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表达的阻碍女性文学发展的因素之二是，传统习俗的约束。妇女的生活要遵从男权社会的规范，在她们身上体现着男权社会的要求。妇女被要求“一定要顺从社会的习俗，一定要和‘所谓的世界’隔绝”①。女性学习礼仪、时髦、厨艺被认为是应当的，这一切都是为日常生活服务的。女性没有上学的机会，也没有在书房读书的时光，女性的社会角色无法形成。她们既没有思想闪耀的火花，也没有在社会上生存的武器。在十几岁时妇女就要服从父母的意愿嫁人，从此她们相夫教子，淹没于琐事之中。家务劳动得不到男性社会的承认，但这些具有机械性和重复性的劳动却天经地义地由女性来承担。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表述了家务的特征，“几乎没有什么工作能比永远重复的家务劳动更像西绪福斯所受的折磨了：干净的东西变脏，脏的东西又被搞干净，周而复始，日复一日”②。家庭主妇只好“在原地踏步中消耗自己：她没有任何进步，永远只是在维持现状。”③灰暗与千篇一律的家务充斥着妇女的生活，她们忍耐着无聊与疲劳，休息的时间都是有限的。

伴随枯燥家务劳动的还有抚育小孩。伍尔夫认为，生养小孩是女性的天职，也是妇女的责任，而这件事情是大大耗费女性精力的。在《一间自己的屋子》的屋子中，伍尔夫是这样描述的，“小孩儿出世前需要九个月，喂小孩吃奶需要三四个月，陪小孩儿需要五年，似乎没有理由让小孩子在大街上乱跑”④。许多妇女一生生下十几个孩子，如文中所提到的赛登夫人，她一生生了13个孩子，那么她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照顾孩子与料理家务中度过的，何谈文学创作。传统习俗使人认为，操持家务与抚育孩子由女性承担是理所当然的，女性的价值就在于此。女性受着传统习俗的约束，将自己生命中相当多的宝贵时间奉献给了他人，留给自己的时间少之又少，没有反思和阅读，没有听讲座和见老师的时间。女性在这样的环境下是不可能进行文学创作的。

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表达的阻碍女性文学发展因素之三是，无处不在的精神压力。男性社会对女性的种种约束不仅体现在行动上，更体现在精神上。在女性的行为被辖制得符合男性社会的要求的同时，这种循规蹈矩、小心翼翼的生活内化为女性恐惧、紧张的自我约束力，将女性牢牢钳制在男性社会的砧板上。无处不在的训导，不能做种种行为的告诫，在女性耳边幻听般的时时响起。于是妇女将这种约束内化为自我要求，将自己纳入男性社会运转的轨道。进行文学创作的女性，需要将自己伪装成为众多服赝男性社会的女性的样子。男性社会无所不至的监督，这使她们处于紧张恐惧和焦虑之中。这些不良情绪耗费了女性大量的精力和体力，影响了她们的创作水平。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表达的是“在过度的紧张之下想象力就会颠覆失措。明察的能力变惶惑了，它不能分辨真伪。”⑤

《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的身世凄苦，她将自己对身世的不满控制不住地写进了作品，这使她不能够全心全意地创作，而是停驻在私人的悲苦之中，使作品的质量下降。夏洛蒂·勃朗特对男性社会的恐惧造成她对罗切斯特形象的刻画是胆怯的，因为罗切斯特的形象呈现在我们面前有时是模糊的。《傲慢与偏见》的作者简·奥斯丁在公共起居室写作，但“她很小心不让佣人，客人或家庭以外任何人疑心到她在写作”⑥，写作不是可耻的行为，但是女性写作会遭到非议和嘲笑，简·奥斯丁这样绷住神经时刻关注小说之外的人和事，他们没有发现简·奥斯丁在创作是她自认为的“成功”之处。但是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的质量也大打折扣了。夏洛蒂·勃朗特和简·奥斯丁都是著名的作家，但是她们也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婉曲”地进行创作，那些不知名的作家更要掩藏自己的写作行为，无形中减少对小说的精力投入。女性作家在男性社会施以的精神重压下，创作质量难以达到作者的预期目的，而且在紧张与疲劳中只好选择相对简单的小说创作，因为其他文学样式更需要专心致志地阅读与创作。

二、伍尔夫对未来女性空间的构想

面对女性创作艰辛的历史与现状，伍尔夫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提出了对未来女性生存空间的构想。

首先对于女性被压抑的生活，她提出了女性要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的观点，这样可以解决女性的经济难题。“一间自己的屋子”既是物质意义上的，指女性生存的经济基础，又是指精神意义上的，指女性自我活动的空间基础。伍尔夫在书中反复叙写自己依靠姑妈的遗产，每年有500磅的收入，这样就可以保持自己活动的自由，不必从事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将时间用来进行自己喜爱的创作。

女性应当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会活动当中，这样不仅完成了自己的社会角色，而且会开阔视野，了解家庭之外的世界是如何的瞬息万变。女性在提高自己的知识与能力的同时，还可以有经济收入。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的女性，可以自给自足衣食住行的开支，可以专心阅读书籍，可以“舒服”地学习自己想要的知识，不必担心营养不足导致的阅读热情下降，也不必担心无力购买渴望阅读的书籍。

然而，仅仅具有经济基础是不够的，女性应当有自我意识和私人空间：女性的生活不应被洗衣煮饭所淹没，不应当被养育孩子完全占据，也不应当被时髦与利益造就成为没有头脑的“花瓶”。独立意识应当深深嵌入女性的头脑中。

其次，弗吉尼亚·伍尔夫还提出了“双性同体”观。伍尔夫在最后一章的开头，提出了“双性同体”的平和创作心态。文章中描写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当她从窗口向外望时，她看见一幅普通的生活场面，男女两个人走在一起，坐进了一辆汽车。她猛然醒悟到：真的，在我看见那一对走进汽车的时候，我的心境好像在分开之后，又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来。很明显的理由就是两性之间最自然的就是合作。若是男人，他脑子里女性那部分一定有影响，而一个女人也一定和她里面的男性有来往。珂勒律治说一个人伟大的脑子是半雌半雄的，他的意思大概如此”⑦。伍尔夫由此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构想——“双性同体”，即同一身体上具备雌雄两性的特征。这种构想突破以往两性对立的框架思维，体现了伍尔夫两性和谐发展的理想。她以小说的形式表达了“双性同体”观。伍尔夫依托她的小说《奥兰多传》表现了这种观点。奥兰多这个身兼两性的人物就体现了伍尔夫的“双性同体”的女性思想，“两性之间最自然的就是合作”⑧。伍尔夫的这种“双性同体”观表明了她追求两性和睦相处的思想意识，是对历史上以男性价值为唯一判断标准的反叛，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