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玊

话语的狂欢之下，是自由与尊严
——重读王小波“时代三部曲”

○王玉玊

一、权力秩序：“环球同此凉热”

《白银时代》，“我”趴在桌上，一只手沿着桌子垂下去，如同一只巨大的蛇颈龙。于是，就真的有一只蛇颈龙，从侏罗纪跋涉过漫长的时间，在现代的水泥荒漠上颓然倾倒，长长的脖子拍在地上，用覆着灰色薄膜的眼睛，张望迷雾般的世界。

在王小波的笔下，文字具有言灵般的魔力，就如这只蛇颈龙一般，原本寻常的比喻却会忽然化作真实。仍是在《白银时代》中，被称作“克利奥佩屈拉”的女上司也会倏尔变成那个神秘而残忍的埃及艳后，将“我”悬钉在遥远埃及荒漠中的十字架上。自此，喻像本身便不再作为孤立的个体存在，草木茂盛的侏罗纪、日光酷烈的埃及荒漠，甚至是蛇颈龙咀嚼紫罗兰花的记忆，克利奥佩屈拉手中的铜锤与钉子也都成为了比喻中的一部分。“白银时代”借由这些喻像与遥远的时空交叠并置，潮湿且遍布着蕨类植物的恐龙时代，以及虽然残忍却充满野蛮激情的埃及酷刑，都反衬出了“白银时代”的冷漠、呆板与压抑。

而如《万寿寺》《红拂夜奔》这般对于唐传奇的演绎，则像是愈加扩大化了的比喻。《万寿寺》里，随着“我”的失忆，“我”笔下的薛嵩不再是那个沉默、失意、匍匐于老妓女带来的长安“规矩”之下的湘西节度使，他爱上了红线，沉迷于建造与雕刻——就如同“我”沉迷于那些费力不讨好的修理工作，他还将回到长安（时间上与空间上的），乘着云梯拯救塔中的姑娘，像个凯旋的英雄——就如同从记忆的囚牢中暂获自由的“我”。在故事的最后，“我”恢复了记忆，也彻底变成了薛嵩，长安城里的传奇已经过去，一切终将“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①。《红拂夜奔》里，王二证明了费尔马定理，于是将自己变成了“人瑞”，李卫公建造了一座长安城，却把自己困成了囚徒。于是，最后一件有趣的事就只剩下死亡，然而红拂盛大的死亡却以失败告终，王二也只能继续强忍着绝望活在世上。发生在唐代的故事，总是与现实中“我”的生活息息相关，大唐长安成了当代的镜像，“我”与薛嵩、李靖命运相连，其间关系亦可等同于《白银时代》中“我”与蛇颈龙的关系。

古与今、现实与虚构便借着这样文字化作了同一种权力镜像的不同折射，就如同《白银时代》中的谜底：世界是银子的，环球同此凉热。

这便是《白银世界》中关于权力秩序的最可怕的寓言。在这个故事中，所有人都被权力关系所奴役，而每一个受害人，同时又都是加害者。王小波没有延续伤痕文学中那种二元对立的悲情政治，他不相信苦难的天然合法性，也不相信被压迫者必然无辜且正义。他从不以受害者的姿态做血泪控诉，而是冷眼旁观，质疑一切。从文学创作到“夫妻生活”，全都被归置于权力的监管之下，而真正手握权杖的人却从未出现。我的女上司“克”自可以如女王般颐指气使，肆意枪毙“我”的稿件，而当“我”面对作为下属的“棕色的”之时，“我”同样是专横虚伪的“老大哥”，想方设法阻挠她写“真正的小说”。《红拂夜奔》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词叫做“领导上”。“领导上”无所不能，但却从未真正在场——当王二成了“人瑞”，便发现那些他曾经以为是“领导上”的人实际上什么都不算。“领导上”从未有过固定的所指，每一种权力都是暴力，每一个行使这种暴力的人都会暂时成为“领导上”。“克”如是，“我”亦如是。

然而王小波笔下的权力结构却并不止于如此简单地沿着科层制单向流动，更精妙的故事发生在“我”与保安、劫匪、保险公司之间：

公司的保安员用内线电话通知我说：该下班了。他知道有人在等着劫我。所以他是在通知我，赶紧出去给劫匪送钱；不然劫匪会砸我的车了。车在学院的停车场上被砸，他有责任，要扣他的工资。我不怕劫匪砸我的车，因为保险公司会赔我。但我怕保安被扣工资——他会记恨我，以后给我离楼最远的车位……文明社会一环扣一环，和谐地运转着，错一环则动全身。②

每个人都把手中的微末权力化做了武器，借以规避他人权力造成的暴力，而武器本身则衍生了新一轮的暴力。当权力如此精密地运行无阻，王小波说，这就叫做“文明”。

在《白银时代》《未来世界》等小说中，王小波关于一个巨型公司以严格的科层制度掌控世界的想象，无疑与《美丽新世界》《1984》等英国反乌托邦小说有着因袭关系。但与此同时，当被“克”辖制的“我”转身就能变成下属口中的“老大哥”，当不能得罪的人不仅仅是上级，还有车库保安甚至偷车贼，这种环环相扣的微妙关系，便又携带了鲜明的中国经验与文革记忆。其中奥义在于：权力永远不会耿直地、按照它自称的样子显现自身，它总在上演暧昧的变形记，并因其暧昧而畅行无阻。于是，在《黄金时代》中，“斗破鞋”是“出差”，是“传统娱乐活动”，总之不是惩罚或者教育；在《万寿寺》中，红线自愿走进了柚木精雕的牢笼，把这一切当作被宠爱的证明。

二、语言与记忆：没有枷锁的囚牢

恰如“领导上”一词在《红拂夜奔》中因反复使用而暴露了其中负载的复杂意义一般，王小波常常将对话语的敏感视为破解权力奥秘的突破口。《白银时代》便以大量的篇幅讨论了“生活”一词：

“生活”这个词有很古怪的用法……实际上，生活……和真实不真实没有关系。我初写这部小说时，他们总说我的小说没有生活，这不说明别的，只说明当时这篇小说在生活之外，还说明我很想写这篇小说；现在却说有了生活，这不说明别的，只说明它完全纳入了生活的轨道，还说明我现在不想写这篇小说了。③

这种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批判也暗含着对于话语暴力的辛辣讽刺，“生活”一词为权力所规约，不再指向现实生活，而是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拟像”，并驱逐、镇压一切违背意识形态要求的生命样态。而“生活”的反义词则是“叵测”，这是《2015》中用以形容艺术家小舅以及他的画作的词。所谓“叵测”，就是无法被意识形态所解释、安置的东西，因而是危险的，小舅便因为“叵测”而被送进了习艺所，因为“叵测”而获得了小舅妈的青睐。与一般的讲述文艺工作者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作品不同，《2015》充满了黑色幽默的意味，在故事结尾处，小舅的“叵测”没有被碱厂的沉重劳动所征服，反而被一台过时的电脑486给解释了。小舅脱离了“叵测”，进入了“生活”，变得平淡无奇——但这一切与劳动改造毫无关系。

《寻找无双》的故事同样是关于话语与记忆的。王仙客从山东来到长安，寻找无双。长安城在王小波的创作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这座永远灰蒙蒙的、布局极端规整的大城足以泯灭一切个性，总是成为书中人物想要逃离却又永远无法逃离的梦魇。《万寿寺》中的薛嵩逃到了湘西，老妓女带来的营规却把整个凤凰寨变成了长安城一样的灰色；《红拂夜奔》里的李靖千辛万苦逃出肮脏混乱的洛阳，把自己毕生的创造力都献给了新城长安，却最终把自己困死在城中。王仙客却是主动来到长安的，来寻找表妹无双。但宣阳坊里没人记得无双，他们说宣阳坊中间的院子是个尼姑庵，后又说是鱼玄机住过的道观，话说得多了，就渐渐成了真的，无双仿佛真的不存在，王仙客仿佛真的曾是鱼玄机的座上客——就像《黄金时代》中，陈清扬也曾一度怀疑王二是否真的存在一样。好在陈清扬上山去找王二，好在王仙客遇见了彩萍，不然王二与无双或许便真的不存在了。宣阳坊诸位君子不仅改写了自己的记忆，也用话语促使王仙客的记忆里多出了那个又乖又甜却放荡不羁的鱼玄机。这一段庄周梦蝶式的故事中，纠缠撕扯的不再是虚拟与真实的界限，而是话语暴力与身体经验对记忆的争夺。王小波在序言中说：“本书就是一本关于智慧，更确切地说，关于智慧的遭遇的书。”④所谓智慧，便是在暴力的胁迫与话语的威压之下铭记真实的能力与勇气。王仙客拥有这种智慧，他终于记起了无双，也让宣阳坊诸位君子记起了官家洗荡长安七十二坊清查附逆的旧事。但王仙客仍旧找不到无双，因为谁记起了这一切，谁就是“奸党”，唯有忘记才能成为“我们”。

话语是一种权力，这个在福柯那里得到最充分阐释的命题，也成为了王小波小说中一个重要的主题。甚至可以说，《黄金时代》的整个故事构架，恰恰构成了对于福柯所说的“忏悔”机制的戏仿。在故事开头，陈清扬欲证明自己不是“破鞋”而不得，便已经向读者展现了话语逻辑与身体真实的分道扬镳。接下来，王二与陈清扬一度逃离终又归来，而小说的主要情节，则是二人一遍遍“写材料”的过程。“写材料”与基督教的“忏悔”异曲同工，总是试图通过反复的叙事将最隐秘、最具身体性的性行为归置于社会管理之下，在话语的洗礼下将个人询唤/改造为臣服于意识形态的主体。但当“材料”变成了“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下小说”，当批斗变成了农闲余兴节目，我们在《黄金时代》中看到的，恰恰是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整体性的暴露和失效，意识形态询唤变成了一场只能凭借暴力与低俗趣味维持的荒诞剧。故而《黄金时代》虽写“文革”，实际上已然触及到了后冷战的命题——宏大叙事在其高歌猛进之时实际上已经开始解体。

或许恰恰是对于“文革”的理解，使得王小波对于任何宏大叙事都抱有怀疑的态度。在他的笔下，没有挺身抗暴的悲情英雄，没有青春无悔的激昂宣言，而是充满了非理性的奇想、睿智的谐谑、黑色幽默、解构与反讽。这使得他的写作远离了20世纪80年代主流的“知青文学”，而在外在形式上更接近于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中那种对于严肃话题的揶揄态度。在王小波笔下，主人公不再是负载着真理之启示的英雄，故事也不再连贯地向着唯一的结局进发，整个叙事显得枝杈漫展，主人公在叙事者的操纵下左突右冲，时而英勇时而颓唐，时而充满奇思妙想时而昏聩懦弱迷茫。故事也随之而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即有的叙事总在被新的叙事否定与改写。主人公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他总被禁锢于话语的囚牢，在种种力量的撕扯之间步履维艰。《万寿寺》非常典型地体现了王小波小说的这一形式特点。两个叙事者——失忆前的“我”和失忆后的“我”争夺着故事的叙事权，导致故事主人公薛嵩的人生轨迹几经扭曲。在失忆前的“我”笔下，长安纨绔子弟薛嵩带着老妓女和一群最擅长出卖的雇佣兵来到了遍布着红土丘陵的湘西做节度使，整个凤凰寨死气沉沉。失忆后的“我”则令薛嵩摇身一变，成了个颇富奇想的能工巧匠，随着刺客的来袭，故事的主色调由炽热沉闷的红，变作了神秘诡谲的蓝，薛嵩与红线一道，开启了一段颇具浪漫色彩的爱情与战斗传奇，就连老妓女和小妓女都变得面目生动起来，一个敢买凶杀人，一个能面对刺客巧舌如簧。失忆后的“我”似乎仍嫌不够，决定让薛嵩干脆回到长安，重新出发，于是，高耸的云梯上，薛嵩上演了一场震撼人心的英雄救美，就在凯歌奏响之时，“我”恢复了记忆，那个失忆前的“我”重新夺取了故事的统治权，薛嵩只能再一次回到湘西。薛嵩的人生不由自主，作为叙事者的“我”又何尝不是？一旦记忆携带着恐怖与暴力卷土重来，因失忆而萌生的那一点英雄气概便只好偃旗息鼓、纳地投降。

而无论是失忆前的“我”还是失忆后的“我”，都带着点愤世嫉俗的小聪明，一边解构着唐代的传奇，一边挖苦学院派、讽刺官僚体制，却终究只敢在小孙面前耍耍嘴皮子，在小说里借着薛嵩的名字做一回英雄梦，在笔端发些牢骚最后还要删去。王小波小说中身为叙事者的“我”/王二实际上常常是这样的状态，他对于现实有清醒的理解，所以与一切格格不入，他解嘲、冷笑，用狂欢化的语言编织着歧路丛生的故事，但他又从未做过什么真正的反抗，他总能在适当的时机妥协、随波逐流地活下去。

一位贤者坐在君王面前，君王问道：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控制天下苍生？这位智者、夫子，或者叫做傻逼，为了炫耀他的聪明，就答道：有的。这就是控制大家的意志……从那一天开始，不仅天下苍生尽被控制，连智慧也被控制。有意志的智慧坚挺着，既有用，又有趣，可以给人带来极大的快感；没有意志的智慧软塌塌的，除了充当历史的脐带，别无用场了……⑤

或许正像引文中所说，“我”/王二不乏智慧，却少了点意志。身处20世纪90年代的王小波已然失落了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那种启蒙大众、变革社会、以天下为己任的自信，无论是“新写实”式的平庸日常，还是王朔式的嬉笑怒骂，都嘈杂喧闹地拥挤在王小波的小说中，但在这似乎足以解构一切的话语狂欢之下，承接自启蒙价值的、对于自由与尊严的追寻仍旧是他一切创作的底色与根骨。

自由与尊严，或者说：要有趣。

三、性、科学与艺术：走向自由？

现在，让我们重回长安，造访一位名叫红拂的女子。她一生做出了两个重要的决定，第一个是跟随李靖逃出洛阳，第二个是在李靖死后殉夫自杀。她一生都在逃亡，她一生都在追求有趣——这是《红拂夜奔》中的故事。无论是红拂，还是王小波笔下其他重要的女性角色，总是带着点妖气，就像武侠小说里恣意妄为的小妖女，叛逆、性感，自由奔放、敢想敢做。因而属于她们的性与爱便总显得热烈而自由，与灰暗呆板的权力机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王二与陈清扬在云南深山中坦荡的交媾挑战着道德的禁忌；红线在床第间对“老爷”“奴家”等称谓的戏仿颠覆了官与民、男与女的权力关系。性描写总是在王小波的小说中占据很大的比例，这些描写直率而又干净，去除了一切言语的遮掩矫饰，于是，性与爱成为了生命之本能力量的象征，成为了重归身体性、逃脱话语的囚牢的幽径，成为了嘲弄秩序压迫、寻求自由与有趣的一种武器。

另一件武器则是人类的智识活动与创造欲望，具体而言便是科学与艺术。这与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理论观点是相一致的。比如阿尔都塞便认为真正的科学与艺术是对抗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途径。《未来世界》中的舅舅是物理学家，《2015》中的小舅是画家，《万寿寺》与《红拂夜奔》中的主人公薛嵩与李靖都是创造力非凡的能工巧匠，而作为叙事者的“我”/王二则分别是会写小说的历史研究员，以及数学学者……薛嵩与红线共同建造枷锁与囚牢的过程，以及那个可以升上天空的宅院，可以说是《万寿寺》中最为浪漫唯美的部分。饱含爱意的精致囚牢、自由无拘的创造活动，颠覆了“抢”与“被抢”的权力关系，含混了“囚禁”与“供养”间的对立状态，而当升上天空的宅院困住了蓝色的刺客，我们看到的则是人凭借智识战胜暴力与权谋的精彩战役。

当知识分子成为了故事的主人公或叙述人，权力机器对于知识分子的收编与镇压这一主题也就被代入了文本之中。《红拂夜奔》便是关于收编的。李卫公的诸多发明创造，总是得不到重视，唯有到了皇帝手中，摇身一变成了统治工具，才得以通行于世。李靖设计的风力长安与水力长安皆得不到许可，唯有土头土脑、能把人都变成行尸走肉一般的顺民的人力长安建造完成。因此李靖成了李卫公，固然地位显赫却不过是自己设计的长安城中的一个囚徒。此后，无论是李卫公的消极抵抗，还是红拂的殉夫自杀，都是在试图摆脱这种以恩典之名施行的禁锢。《白银时代》《2015》《未来世界》则是一组关于暴力镇压的反乌托邦未来想象。在这些反乌托邦的未来预言中，不仅仅浸透着“文革”记忆，也包含着身处商业大潮汹涌澎湃的20世纪90年代之中时对于商业资本的警惕与反思，因而那个主宰着主人公命运的机器不再是任何政治机关，而是一个笼罩整个社会的巨大的“写作公司”。《白银时代》将“枪毙稿子”这个原本具有比喻性质的说法变为了现实：

今天上午，我室全体同仁——四男二女——都被毙掉了。如今世界上共有三种处决人的方法：电椅、瓦斯、行刑队。⑥

于是凸显出了镇压的恐怖与暴烈。《2015》的故事则更加悲怆，“我”为了写出《我的舅舅》而遭受迫害，先后考取历史、哲学两个从业资格证借以寻求庇护却皆宣告失败，甚至连身份都被剥夺。最终绝望的“我”彻底放弃了抵抗，成为了公司第八创作组集体G组的三级创作员，并永远失去了创作的欲望。但就是在这样严酷的镇压与迫害中，我们也看到了依靠暴力和官僚体制才得以运作的意识形态机器总是不可避免地僵硬、愚蠢、外强中干，看到了发乎真诚的爱、欲望与智慧所具有的反抗可能。所以《黄金时代》陈清扬的胜利才显得狡黠而精彩，《2015》小舅逃出习艺所的计谋才令人拍案叫绝。

然而，施虐—受虐、暴力—反抗、科学艺术—意识形态……所有足以催生新的宏大叙事的二元对立总会令王小波心生警惕。在王小波笔下，无论是性、科学还是艺术，它们一方面是反抗暴力的武器，但同时也是复杂暧昧的。

一方面，性关系常常成为权力关系的对应物。《白银时代》中的师生恋，《未来世界》中舅舅与警员F的爱情，《2015》中小舅与碱厂管教的恋情便是如此。权力、控制力、窥视癖被扭曲成了爱欲，借由男性对女性的征服遐想，男主人公们实际上自欺欺人地拜倒在了权力的石榴裙下。另一方面，科学与艺术又常常显得真假莫辨。《2015》中小舅“叵测”的画作却只能与粗陋的电脑程序等量齐观，《万寿寺》中薛嵩的发明也常常“关键时刻掉链子”。那些身负创造力的人，他们在反抗之前就已经开始学习油滑与世故，他们不是英雄，他们身上那点不合时宜也不足以改变世界。《黄金时代》中那个颇为光明的结尾或许已是最后的少年意气，从1993年的《红拂夜奔》《寻找无双》，到1994年的《未来世界》，再到1996年的《万寿寺》与《白银时代》，故事的基调日趋灰暗，唯一不曾改变的，是王小波一次次乘着文字踏上征程，寻找通往有趣人生的道路的信念。或许，恰恰是这种变动不居的寻找姿态而不是任何一个坚硬的“正确答案”才能够真正启示无数可能的未来。

时至今日，“文革”债务尚未清算完毕，20世纪90年代商业化大潮在文化思想领域的后果又凸显出来。一方面，意识形态伴随着资本与媒介的全球流动，正以更为“柔软”的方式“润物无声”，商品拜物教与犬儒主义甚嚣尘上；另一方面，网络与社交平台的分众效果又使得反抗的声音在无穷的自我消耗中失去力量。当我们重读王小波时，或许会觉得他对于那种一味强硬的权力结构的想象多少有些简单。但或许这样正好，王小波本就不该成为预言一切的“圣经”或者指引道路的“新神话”。应该被记住的仅仅是保持智慧的勇气，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追求有趣人生的信念。

①⑤王小波《万寿寺》[A]，王小波《青铜时代》[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第248页，第155页。

②③⑥王小波《白银时代》[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第34页，第57页，第19页。

④王小波《寻找无双》[A]，王小波《青铜时代》[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第479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