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有五口人——我们夫妻俩和三个孩子。1969年，根据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中学毕业生都要到广阔天地去。女儿牧遐和小儿子牧人一个是六八届高中，一个是六八届初中，都要到农村去插队落户。

牧人离家时未满16岁。我送他到楼下，下午还要上班。我告诫自己，一定不要在他的面前哭，好像这不过是一次平常的旅行。

晚上，我回到家，看見牧遐把家里所有的灯都打开了，我想她是因为感到孤单无助才这样做的吧。惨白的灯光显得格外冷清，我们俩不由得放声痛哭。

多年后，牧人在他的博客中写道：“我们在杨树浦码头上了船，家属都挤在一条马路上，不许他们靠近码头。哥哥和姐姐来送我，姐姐那天围了一条白围巾，所以我很容易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找到她。船开动了，像受到指挥棒的指挥一样，轰然响起一片哭声……”

根据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另一条最高指示，国内所有的设计单位都要从大城市搬到三线城市去，所以在第二设计院工作的先生也最后一个离家去了遵义。

我并不是特别心疼孩子们在农村干农活和受苦，但是非常痛恨我小儿子的前途被毁了——学钢琴的孩子不可一日不练琴。因此，我在襄阳公园门前遇到一位“上影”的同事——她的女儿也是“上音附小”的学生，我说：“审查我，我可以原谅，但是毁了我儿子的前途，我真恨不得杀了他们。”她说：“我也是。”那时还是文革时期，我又说：“快别说了，万一别人听见了，还不把咱们两个老太太抓进去？”

十年噩梦，幸而一朝苏醒。

牧心在结婚生子后，考取了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后來任记者；牧人考取了北京中央歌舞团做钢琴伴奏，他常混到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听课，后来改为作曲；牧遐在结婚生子后再去读半脱产大学，从100斤瘦到85斤，总算也圆了大学梦。比起那些进城后一无所长、进了工厂又首先遭遇下岗的同龄人，我又觉得自己该谢天谢地了。

（摘自《我的配音生涯》上海译文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