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大学商学院会计系江苏无锡214000）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我国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与完善，企业面临的会计环境风险也在不断加大。因此，企业以及社会各界对稳健性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关注度也不断加大。稳健性原则又称谨慎性原则，是指在会计核算中应充分考虑到企业面临的风险，凡是能预计的损失和费用都应该记录和确认，而无十足把握的收入则不能予以确认，不能高估企业的资产或收益，也不能低估企业的负债和费用。20世纪，美囯会计学家Basu（1997）对会计信息质量的稳健性有重大突破，他把会计信息的稳健性理解为：在会计报表中，会计人员确认“好消息”比确认“坏消息”要求有更高的可证实性，而且利润中的“坏消息”可以反映出更多“好消息”，所以对于未实现的损失的确认比未实现的利益的确认要更加及时。

随着企业面临的风险不断加大，加强企业会计稳健性变得越来越有必要。会计稳健性不仅是会计信息使用者的信息过滤器，同样也是公司治理的重要部分。然而由于企业信息的不对称，股东与管理者往往由于利益异质背道而驰，出现一系列代理问题。为了减少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矛盾，企业也设计和实施了高管激励机制。在我国民营企业中，常见的高管激励机制有两种：一种是基于企业经营绩效的薪酬激励，另一种则是股权激励。薪酬激励与企业经营绩效挂钩，因此，企业高管很可能为了获得更多薪酬而高估资产和收益，低估负债和损失，粉饰报表，降低企业的会计稳健性。而股权激励的目的是使股东与管理者利益趋同，高管同时也是股东，这样的双重身份会减少管理者决策时个人利益与股东利益的冲突，从而也会提高企业的会计稳健性。本文采用理论与实证结合的方法深入分析了高管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考察了当前民营企业高管激励机制是否达到了高管与股东利益趋同的目的。

二、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稳健的会计信息表现为及时确认损失但不高估未证实的收益。会计稳健性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契约。企业股东委托有经验的管理者经营企业，必然会与管理者签订契约，并以会计盈余质量来判断契约执行的效果，但这种契约实际上存在不完备性。这种不完备性使得管理者存在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产生代理成本。为了降低代理成本，薪酬激励是企业采取的重要措施。然而由于经济人的利己特性，管理者在签订并履行契约的同时势必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抢占股东的利益。同时，由于两权分离而产生的信息不对称给予高管更多的机会调整盈余管理，粉饰报表，加快确认好消息延迟确认坏消息，使得会计稳健性降低。所以，当企业经营绩效与高管薪酬越相关，高管的短视行为越严重，操纵会计信息的可能性越大。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高管薪酬激励降低了民营企业的会计稳健性，即高管薪酬激励与民营企业会计稳健性呈负相关。

对于高管股权激励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我国现有研究理论主要认为高管持股可能同时存在利益趋同效应和防御战壕效应。利益趋同效应主要认为，由于委托代理理论，管理者与股东的利益存在异质性。企业为减少异质性，采用股权激励机制使得管理者与股东利益趋同。股权激励指企业以股权的形式给予管理者一定的剩余价值，使得管理者成为企业的股东，在经营企业时能站在股东的角度进行决策，为企业的长期发展服务，使得企业的会计稳健性能够得到保证。因此，利益趋同效应认为，企业实施高管股权激励，能够提高企业会计稳健性。而防御战壕效应认为，如果高管持股比例过高，很难避免出现高管控制董事会和其他股东利益现象，使得管理者和股东利益背离，高管很可能由于一己私利而粉饰报表。因此，防御战壕效应认为，企业实施高管股权激励会降低企业的会计稳健性。根据上述理论，本文提出如下两个竞争性假设：

H2a：高管股权激励提高了民营企业的会计稳健性，即高管股权激励与民营企业会计稳健性呈正相关。

H2b：高管股权激励降低了民营企业的会计稳健性，即高管股权激励与民营企业会计稳健性呈负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14—2016年所有苏南民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按以下原则进行筛选：（1）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2）删除指标数据缺失的样本观测值；（3）剔除ST、SST、S*ST公司；（4）剔除极端值，最终得到 204个样本观测值。财务数据和公司治理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另有部分数据通过财务报表手工整理计算而来。本文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的软件主要使用EVIEWS 9.0及EXCEL 2016。

（二）变量选取

本文选取C-Score的值计量会计稳健性，C-Score值可由 Khan、Watts（2007）对 Basu 模型的拓展公式计算而来，并且以前三名高管薪酬总额的自然对数计量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程度，以高管持股比例计量高管股权激励程度。为此，选取了如表1所示的相关变量。

表1 各变量定义

（三）模型构建

1.会计稳健性C-Score的值计算。由于国内尚未对会计稳健性规定统一的核算方法，因此本文根据会计稳健性的计量模型 Basu 模型，以及借鉴 Khan、Watts（2007）对 Basu（1997）的模型的拓展来测度公司每年度的会计稳健性水平。Basu模型如下：

其中，EPSi，t/Pi，t-1表示i公司t年末每股盈余除以t年末股票收盘价，Ri，t代表公司每年度的股票回报率，Di，t是哑变量，当Ri，t＜0 时取 1，否则取0。

根据 Khan、Watt对模型（1）的改进，本文用公司规模（SIZE）、权益乘数（LEV）、市净率（MB）三个特征变量作为公司投资机会集的代理变量，构建如下两个模型：

其中，Sizei，t为公司i的规模，用净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MBi，t表示公司 i的市净率；Leveri，t为公司 i的资产负债率。G-Score表示第i个公司在t年会计盈余对好消息的反应程度；C-Score表示第i个公司在t年度会计盈余对坏消息反应的增量。本文用C-Score的值来反映会计稳健性的程度。

将（2）、（3）分别带入（1）可得模型（4）。通过模型（4）的回归结果，计算年度会计稳健性C-Score：

2.为了研究民营上市公司实施高管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本文以前三名高管的薪酬总额的自然对数代替高管薪酬激励程度，以高管持股比例代替高管股权激励程度，并构建以下两个模型：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是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包括其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标准差。

表2 描述性统计

由表2可知，虚拟变量D的均值为0.85，表明样本中股票收益率为负的公司占比很大。会计稳健性C-Score的最小值为 0.1359137，最大值为 0.2294907，平均值为0.175014538，标准差为0.016896785。这表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存在会计稳健性，且差异不大，但稳健性水平还有待提高。同时，民营上市公司前三名高管薪酬之和的自然对数GX最小值为12.7891259，最大值为15.4944745，平均值为14.28501460，标准差为0.546577359。从中可以看出，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大都采取高管薪酬激励，且对薪酬激励机制基本持一致态度。高管持股比例GC最小值为0.0001081，最大值为0.6114776，平均值为0.149302353，标准差为0.169100714，这表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普遍采取高管股权激励机制，但由于机制更适宜长期实行，民营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机制还不够完善，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激励程度较大。由此可见，民营公司的高管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政策仍需较长时间去完善实践。

（二）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是研究两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时考察两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线性相关的一种统计方法，是检验两个变量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的一种方法，同样也是进行多元线性回归的前提。如果两个变量能够通过相关性检验，则需要多元线性回归进一步讨论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本文将通过使用皮尔森相关系数（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对本文选取的样本企业高管薪酬激励、股权激励与会计稳健性变量的相关关系加以衡量，并且分析在建立的多元回归模型中是否具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表3和表4分别是模型（5）和模型（6）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表3 模型（5）各变量相关性分析结果

表4 模型（6）各变量相关性分析结果

由表3 和表4 可知，模型（5）、（6）中因变量 C-Score 与自变量GX、GC存在显著相关性，控制变量SIZE和LEV也与因变量C-Score存在显著相关性，因此通过了相关性检验。其次，进行多重共线性讨论，从上面的表格可以得知，上述所列示的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并不高，大概在-0.2—0.5之间变化，这说明，模型中的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因此，我们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三）回归分析

检验一：C-Score=α1+α2×GXi，t+α3×Sizei，t+α4×Leveri，t

表5 高管薪酬与会计稳健性回归结果

从表5可以看出，该回归方程调整后的拟合程度为76.9%，拟合程度优良，说明该回归方程可信度高。GX的系数为-0.004，显著为负，说明在高管薪酬激励机制下，民营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降低，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1。但是该系数的sig值为0.077，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薪酬激励与公司会计稳健性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而薪酬激励与会计稳健性的相关系数没有通过检验，这主要可能是由于在苏南民营企业中大多是家族制企业，一个家族中很多有裙带关系的人都在一个企业中任职，即在一个企业中，公司的高管要么是家族内部亲属，要么是朋友关系，在家族制企业中，“近亲繁殖”的状况比较严重，高管大多会为了完善自家企业而努力工作，这可能是导致高管薪酬变化对于公司的会计稳健性并没有发生较大影响的主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更加看重的是高管自身的素质和能力等，“人治”特点明显。

检验二：C-Score=γ1+γ2×GCi，t+γ3×Sizei，t+γ4×Leveri，t

表6 高管股权激励对会计稳健性的回归结果

由表6数据可知，该回归方程调整后的拟合程度为75.8%，拟合程度优良，说明该回归方程可信度高。高管持股比例GC的系数为-0.002，小于0，且其sig值为0.794，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苏南民营上市公司实行高管股权激励机制并未达到高管和股东利益趋同的效果，反而降低了会计稳健性，但这种关系并不显著，验证了本文的假设2b。本文对此结果的解释为，苏南民营上市公司股权较为集中，且由于“家族式”管理，许多高管可能本身持股比例不高，但由于股权集中的原因使得其地位相对稳定，从而可能导致高管控制董事会或其他股东利益的现象，造成了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和股东利益的异质性，降低了会计稳健性，形成了防御战壕效应。因此，高管持股比越高，会计稳健性越低。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基于高管激励机制视角，以苏南民营上市公司2014—2016年度的数据为样本，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讨民营上市公司高管激励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随着高管薪酬的增加，会计稳健性不断降低，与业绩挂钩的薪酬激励会使得高管为了自身利益而降低对“坏消息”确认的敏感性，从而降低会计稳健性。但由于“家族式”管理模式，激励效果不显著，企业更看重的是高管的自身素质和能力。（2）对于股权激励，本文的实证分析更突出管理者防御效应，随着高管持股比例的增加，会计稳健性不断降低。因此，民营上市公司不能简单采用高管股权激励政策使得高管与股东利益趋同，从而提高会计稳健性。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高管薪酬激励还是高管股权激励，都无法使得高管与股东利益一致，无法实现民营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降低。因此，对于民营上市公司实施高管激励政策来提高会计稳健性，本文提出如下建议：（1）实行高管薪酬激励，应综合评价高管绩效，并考虑高管综合素质，而不应仅仅以公司经营绩效为基础。（2）创新高管激励方式，采用多元化激励方式，如发放证书、公开表彰等方式激励高管，从而规避高管道德风险，而非仅仅采用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3）提高公司内部的监督力度，形成一个自下而上的监督渠道和自上而下的信息反馈渠道。（4）为每位高管建立个人职业道德评价系统，通过多个评价指标来评判其职业操守。因此，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应在加强监管力度、完善治理机制的基础上实施高管激励，提高会计稳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