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自杀”对大学生的心理意义——基于语义区分和话语分析的考察*

2017-09-13高一虹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张雨涵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话语研究论丛 2017年1期
关键词:自杀独生子女态度

◎高一虹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张雨涵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自杀”对大学生的心理意义——基于语义区分和话语分析的考察*

◎高一虹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张雨涵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本研究旨在调查“自杀”对我国大学生的心理意义,或者说从社会语言学角度考察大学生对自杀的态度。研究以“语义区分量表”为主,参与者为五地高校的571名大学本科生;事后就其统计结果访谈了部分参与者,并对访谈录音文本进行了话语分析。结果发现,自杀对大学生的心理意义整体上是负面的。自杀的心理意义呈现四个维度:评价、包容度、情绪、行为。行为维度的态度最为否定,即倾向预防和阻止,评价维度的态度否定程度稍弱。成长所在地区、独生子女与否、城乡家庭背景对“自杀”的整体态度有显著影响。成长于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的学生比西部地区的学生对自杀的态度更为宽容;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的态度更为宽容;大城市比农村背景学生的态度更为宽容。在“自杀”的具体心理意义维度上,也存在一些群体差异。访谈结果与量表基本一致,并进一步呈现出对自杀的“否定”话语和“尊重”话语。研究呈现的多重心理意义对于预测未来的态度变化趋势以及高校生命教育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死亡;自杀;心理意义;语义区分量表

1. 引言

词汇的心理意义,是指人们对这个词的主观反应和理解。这反映出人们对相关概念所代表事物的态度、认知、情绪情感,以及可能的行为取向。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有关死亡的信息传播变得更加公开、迅速,谈论包括自杀在内的死亡的方式以及有关观念也似在发生悄然的改变。

最近,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总督导徐凯文提出,应试教育体制培养出的优秀大学生常犯“空心病”(价值观缺陷所致心理障碍),导致有自杀意识和自杀行为的学生增加(徐凯文,2016)。通过微信对此观点的传播,“北大一年级的新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其中有30.4%的学生厌恶学习,……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的概括引起很大反响和争议(综述见2016年11月29日《中国青年报》)。人们不禁询问,我国大学生对自杀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我们的研究从词汇的心理意义切入,探究大学生对“自杀”的态度。

2. 文献综述和研究问题

较系统的自杀研究始于19世纪末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自杀论》,他反对将自杀单纯地看作个人因生理病理原因自愿放弃生命的行为,认为自杀反映了个人在社会中的存在形式及融入程度(Simpson, 1960)。Garrison(1991)沿用涂尔干对自杀的分类方法,根据史料归纳出社会态度:由于个人品质低劣和道德缺失的自杀令人唾弃,为集体利益而牺牲的自杀值得尊敬(Garrison, 1991)。社会科学的自杀态度研究多采用实证方式,着重探究态度的影响因素,如人口学变量、生活环境、所受教育和培训。

2.1 国际上的自杀态度研究

许多国际研究发现,宗教信仰是影响自杀态度的关键因素。基督教将自杀视为危害社会、摧毁生命价值的罪行(Ivey, 2007),因此基督徒相比无宗教信仰者更倾向于对自杀持“不接受”的态度(Sawyer & Sobal, 1987; Stack, 1994; Eskin, 2004; Ginn et al., 2011)。相比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对自杀的态度更为消极(Domino et al., 1981)。拥有坚定宗教信仰的非洲加纳人甚至认为只有上帝才有权力结束人的生命(Osafo et al., 2011)。

就不同年龄的群体而言,研究多发现年轻人更倾向于将自杀看作个人权利,老年人则认为自杀受道德干预(Segal et al., 2004; Meissner et al., 2015)。有关自杀态度性别差异的研究发现并不一致,甚至有矛盾。一些研究发现男性对自杀的负面评价少于女性,倾向于认为自杀是个人权利,因此对自杀者更少同情。女性则更不容易接受自杀(Lee et al., 2007; Meissner et al., 2015; Van Sickle et al., 2016)。其他一些研究却发现男性更倾向认为自杀是冲动性的,并对有自杀欲望的人进行干预(Poreddi et al., 2016),而女性则更容易接受自杀(Lake et al., 2013)。一项在非洲的调查表明,男性青年普遍认为自杀是一种充满勇气和意志的行为,自杀让倍感压力的男性青年对抗过高的社会期待,本身是一种逃避现实、与社会沟通、增强存在感、重新确立男性权力的方式(Meissner et al., 2015)。

除人口学变量外,生活环境对自杀态度也有一定影响。大众媒体对自杀的失真报道容易引起认知偏差(Beautrais et al., 2004)。拥有自杀家族史的人更倾向认为自杀想法不可避免且无法阻止(Tsukahara et al., 2016)。家庭暴力也会增加人们对自杀的容忍度。生活环境和性别的交互作用表明,在破裂的家庭关系中,女性更容易产生自杀想法(Poreddi et al., 2016)。

2.2 我国大学生的自杀态度研究

对我国大学生的自杀态度的研究,多发现大学生整体上对自杀持否定态度,这种趋势与徐凯文(2016)暗示的大学生自杀意识强有所矛盾;不过这些研究也表明,拥有积极的生命价值观、较高的生活满意度、较多的社会支持、生活目的和生活意义感较为明确的大学生,对自杀行为越是反对和排斥,这与徐凯文的逻辑一致(杨玲、李丽丽,2007;王小桃,2010;谢杏利等,2012;桑海云、咸大伟,2014;陈秀珍,2015)。在性别维度上,女生对自杀表现出更为否定的态度(桑海云等,2014),更提倡自杀的防御教育(蔡玲等,2010)。在专业维度上,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对自杀持更为否定的态度(蔡玲等,2010;桑海云等,2014)。就大学生家庭经济情况、城乡背景的影响而言,研究发现并不一致,有的研究表明港澳台地区的学生、家庭经济好的学生更加歧视自杀行为(蔡玲等,2010),而另有研究表明来自城市的学生对自杀行为更加宽容(陈秀珍,2015)。

2.3 自杀态度的研究方法

自杀态度的研究方法可大致归为三类。问卷是最为普遍使用的工具。国际上的自杀态度研究中,问卷工具主要为“自杀观念问卷”(Suicide Opinion Questionnaire, SOQ, by Domino et al., 1982)和“自杀态度测量问卷”(The questionnaire measuring attitudes toward suicide, ATTS, by Renberg & Jacobsson, 2003)。问卷形式为李克特量表,要求被试对含有自杀态度的陈述句根据本人的同意程度打分。国内的自杀态度研究绝大多数采用“自杀态度量表”(肖水源等,1999),包括“对自杀行为性质的认识”“对自杀者的态度”“对自杀者家属的态度”“对安乐死的态度”四个维度。类似的问卷方法能够有效地量化“态度”这一概念,但其局限性在于年代久远的题目可能无法刻画现代社会人们对自杀的态度;同时量表无法反映出被试的答案是深思熟虑之后的,还是受问卷启发的自然反应(Van Sickle et al., 2016)。而且,自杀在文化中往往被避讳谈论,所以用完整的语句来测量态度,面临效度的挑战。第二种较为常见的方法是访谈,它能够体现个体差异,深入考察想法和感受,弥补只用数字说话的不足(Meissner et al., 2015)。但这种方法只能描述问题的某种呈现方式,难以考察变量的因果关系。第三种方法聚焦于词汇,例如自杀词汇量表(Verbal Suicide Scale)列出与自杀相关的词汇,令被试勾画出其第一时间联想出的词汇。这种研究信度强,但是因为被试可以受词汇影响,勾画出其心中并不存在的描写自杀的词汇,此方法在准确反映被试最原始的态度方面也有局限(Koweszko et al., 2016)。

语义区分量表(Semantic Differential Scale)是由美国心理学家Charles Egerton Osgood等开发的心理意义测量工具(Osgood et al., 1957)。量表包含一系列成对的反义形容词,每对之间有7~11个等距区间,人们对某事物的认识、感受等态度倾向可以通过所选反义形容词的区间位置反映出来。它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了词汇联想反应和问卷方法的优势,但仍缺少访谈的深入和多元。该方法经更新(Heise, 2010),在社会科学界有较为广泛的使用,不过在自杀态度的研究中还较少见到。

由综述可见,对自杀态度的考察,以不同视角和方法的研究已得出了一些一致和不一致的结果,研究者与心理健康实践工作者也有着不尽相同的认识。自杀对我国大学生的心理意义,还需要视角和方法更多元、更细致的探究。考虑到生命教育正在我国高校兴起(陆晓娅,2016),对大学生自杀态度的充分考察,将为未来的生命教育提供坚实的实证基础。

2.4 研究问题

本研究以语义区分量表为主,访谈为辅,考察“自杀”对于我国大学生的心理意义。研究问题是:

1)“自杀”对于大学生的心理意义如何,整体态度的否定—肯定程度是怎样的?

2)“自杀”的心理意义呈现怎样的维度?各维度的否定—肯定程度是怎样的?

3)对于不同人口学变量的大学生群体,“自杀”的心理意义是否有所不同?有何不同?学生自己如何解读这些不同?

3. 研究方法

3.1 参与者

本研究的方法以语义区分量表为主,以访谈为辅。语义区分参与者为来自北京、兰州、昆明、南昌、沈阳的571名大学本科生(表1、表2,少量缺失值未呈现),其中“成长所在地区”为中国地理区划的“四大经济分区”,即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分别为“率先发展”“振兴”“崛起”和“开发”的东部、东北、中部、西部。1访谈参与者是参加了语义区分调查的7位学生,其中包括一名后来被排除在量表统计范围外的研究生(表3)。

表1 问卷参与者人口学变量分布:成长所在地区、性别、专业、年级

表2 问卷参与者人口学变量分布:城乡家庭背景、民族、宗教信仰、独生子女与否

表3 访谈参与者人口学特征

3.2 测量工具

主要测量工具为自制语义区分量表,题项是根据文献和我们的主观理解编制的。经过预测信度测试筛选,确定了16对反义形容词:1)不接受—接受;2)难过—平静;3)不负责—负责任;4)阻止—默许;5)反对—同情;6)恐惧—镇静;7)挽留—顺从;8)不值得—有价值;9)丧失—解脱;10)不理解—理解;11)焦虑—轻松;12)预防—顺其自然;13)教育—放任;14)痛惜—麻木;15)失败—胜利;16)厌恶—钦佩。实际测量时的题目将语义正反向的混合方式编排,形式为七点量表,要求研究对象根据自己对“自杀”的理解,在每对反义形容词的相应位置打勾。

3.3 实施过程

语义区分的预测实施于2016年暑期,调整后的信度为a=.847,达到满意水平。正式测量实施于7至10月,多委托教师课堂发放,学生当场填写。参与者都填写了书面知情同意书。知情同意书建议如家中近期有亲人过世等特殊情况,可能引起不良情绪,不要参与调查。

在统计出语义区分量表结果后,我们于2017年1月对部分参与者进行了视频或语音形式的结构性个别访谈。我们就量表主要结果询问参与者,了解其个人的填答是怎样的,与主要结果有何异同,如何理解这些结果。每个访谈的时间约15分钟。

3.4 数据分析

我们用SPSS软件整理了量表数据,反转部分题目以保证题项意义的正负方向一致(低分值为否定,高分值为肯定)。在此基础上做了以下统计:1)描述性统计:所有题目的均值、标准差;2)题项结构的探索性因子分析;3)以人口学变量为自变量(虚拟变量),以16题总均值为因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4)以人口学变量为自变量,以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为因变量的多元方差分析(MANOVA)。

对访谈材料进行了对应于相关量表结果的主题分析。参考对“话语分析”较宽泛的定位视角(Schiffrin, 1994),2主题分析也可视为话语分析的一种形式。对于统计数据得出的“硬的”结果,访谈材料的主题分析可以从“软的”角度补充、挖掘和揭示,从而更为深入全面地回应研究问题。

4. 研究结果

4.1 “自杀”的心理意义:总体态度

描述性统计显示,“自杀”的整体心理意义偏否定。在1~7的横轴上,中间值为4,数值越低表示态度越否定,数值越高态度越肯定。样本的总均值为3.16,低于4;标准差0.946;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1和6.63。也就是说,参与者整体上对自杀持否定态度。

在访谈中,参与者也表示了对自杀整体上否定的态度。如:“整体上对这个还是不太能接受的范围,我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毕竟自杀这种事情,我可以说是对自己身边人的不负责任,也是对自己身边人的一种很大的打击。”(S6)“我个人对这个自杀事情还是比较否定的。自杀毕竟是生命的终结,对不对?生命还是很美好的,不应该随便自杀。……我高中有一段时间就是比较的纠结,这段时间可能是刚开始思考人生吧,把各种问题都想了一遍,其中就包括自杀。那个时候思考的结果就是,如果不自杀的话,很多事情都可以改变。”(S2)

4.2 “自杀”心理意义的维度

对语义区分量表的分析显示,数据适宜进行因子分析(KMO=0.863,Barlett的球形度检验结果显著)。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斜交旋转(Direct Oblimin, Delta=0)自然归类得出四个因子,累积解释总变差的59.663%(表4)。自然析出的因子较适合概念解释,予以采纳。

表4 因子特征值及方差解释百分比

表5 因子结构及负荷

续表

因子1:评价因子2:行为因子3:包容度因子4:情绪 Q7顺从—挽留 .601 Q14麻木—痛惜 .472 Q10理解—不理解 .781 Q5同情—反对 .713 Q8有价值—不值得 .603 Q9解脱—丧失 .443 Q6镇静—恐惧 .887 Q2平静—难过 .764 Q11轻松—焦虑 .541

因子1整体上特别是负荷最高的前三项呈现的是对自杀的认识、判断或评价,主要是认知层面的,尽管也包含了是否应采取行动的内容。我们将该因子命名为“评价”。因子2整体上特别是负荷最高的前两项呈现了对自杀的行为取向,即是否采取预防和挽留的行动。我们将该因子命名为“行为”。因子3似乎与因子1有相似之处,包括了价值判断,但整体上特别是负荷最高的前两项侧重的是对自杀的理解和包容程度。我们将此因子命名为“包容度”。因子4的所有题项都是有关情绪、情感的内容,因此命名为“情绪”。

评价、行为、包容度、情绪这四个维度,与心理学文献中普遍采用的认知、情绪、行为三维度以及以往文献中的维度较为相似。不过比较有意思的是“评价”与“包容度”的区分。我们也曾尝试用强制限制因子个数为3的方法进行因子分析,但是这两个因子并没有合并的迹象。“评价”似较侧重对自杀的认知,而“包容度”或许更多地是填答者本人对自杀采取的态度。

在对“自杀”的态度总体偏向否定的情况下,各维度的具体情况又如何呢?图1显示了四个因子的均值。由图可见,相对而言,大学生在对自杀的行为维度最为否定,即对具有此倾向的人,表示自己会试图挽留和预防。而在对自杀的(以认知为主的)评价维度,持相对宽容的态度。对自杀的情绪反应,以及是否反对的包容度,处于行为和评价之间。

图1 “自杀”各维度的因子值

如何理解学生对自杀的态度整体上是否定的,特别是在“行为”维度是否定的,不过在“评价”维度更偏向中性?访谈参与者是这样陈述的:

“首先我个人来讲,很难理解为什么他们会去选择这样一种方式来结束生命。其次就是身边有这样的人,肯定是前期会阻劝,但最终如果他们真的要选择这种方式,我觉得我更多采取的还是一种尊重。如果他们关系真的跟我很好的话,我会很好地帮助他们去料理一些后事,比如说照顾他们的父母亲。”(S4)

“自杀是一种选择,就是在你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的时候不要随便选它,因为你选了就没有机会选别的了。……大家都是偏否定的看法是比较可以理解的,然后大家也考虑到了要尊重每个人自己的决定吧。自杀这个行为肯定也是一个人经过深思熟虑最后做出的决定,他之所以会做这个决定,肯定也是经过各种取舍之后,觉得自己更能接受的一种方式。”(S2)

“单从行为本身来讲,就是不考虑其他因素的话,自杀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于人、于己、于社会都是一个不利的行为。……不过,他们通过自杀来表达一种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是他们一种自我实现的方式。”(S6)

访谈材料对数字材料做出了具体诠释,可看出两种看似矛盾的话语:一方面是整体上对自杀的“否定”,另一方面是对个人生命选择权利和意愿的“尊重”。

4.3 总体态度的群体比较

人口学变量各群体在16题总均值上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自杀”对各群体心理意义均值

为了考察人口学变量对于整体自杀态度影响的显著性,我们以性别、专业、城乡家庭背景、成长所在地区、独生子女与否为自变量,以16题总均值为因变量,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需说明,并非所有问卷中设计的人口学变量都进入了统计。由于该研究将本科生基本视为同质性群体,并未将其年龄、年级、婚姻状况视为变量,仅为说明样本状况采集了相关数据。此外,本次调查中少数民族与汉族学生人数相比悬殊,且内部差异大(民族多样),前期差异统计发现与汉族之间无显著差异,故排除在多元回归分析之外。基于相同原因,宗教信仰也排除在统计之外。民族和宗教对自杀态度的影响,有待更大、更均衡的样本考察。

以性别、专业、城乡家庭背景(简称“城乡”)、成长地区(简称“地区”)、独生子女与否(简称“独生”)为五个自变量(虚拟变量),以自杀态度总均值为因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数据基本满足误差呈正态分布以及误差和预测变量不相关的前提,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较多显著相关。逐步回归结果显示,回归方程具有显著性,有三个自变量对自杀的态度有显著解释作用,按解释力由高至低排列分别是地区、独生、城乡,R2为0.12,即成长地区、独生子女与否、城乡家庭背景构成的组合能解释对自杀态度12%的变差(表7)。

表7 多元逐步回归摘要表

***p<.001

在多元回归发现有显著影响的三个自变量中,独生子女与否只有两个层次,城乡家庭背景有三个层次,即大城市、中小城镇、农村,但具有显著效应的是大城市与农村之比构成的虚拟变量;成长地区有四个层次,但具有显著效应的是东部与西部之比构成的虚拟变量。由表6的描述性统计可见,就对自杀的总体态度而言,成长于西部地区的学生比成长于东部地区的学生对自杀的态度更为否定;非独生子女比独生子女对自杀的态度更为否定;来自农村的学生比来自大城市的学生对自杀更为否定。

(3)式可以概括为:三阶幻方中,第一行的平方和等于第三行的平方和;(4)式可以概括为:三阶幻方中,第一列的平方和等于第三列的平方和.

访谈参与者多认为东西部差异、城乡差异的原因是相似的,与经济发达程度有关。有些人将此与受教育程度、见识广度联系起来:“东部更富庶一些,相对来讲是更发达一些,可能跟大城市那个规律是比较相似的。人民生活水平比较高,然后普通来讲受教育程度较高……大家的见识,然后接触到的东西也会更多一些,就对别人更加包容。”(S2)“跟成长的环境,接触的这种思想观念,有一定的关系吧,在农村思想就更保守一些,但在城市的话,对这些东西就看得更开一些。可能平时听说啊,或者哪怕是见到的也更多一些,说的夸张一点,就是见怪不怪。”(S4)

也有些人反对“见怪不怪”的说法,认为观念差异与社会结构有关:“见得多了并不一定会代表能够去接受,而且这个观点也可以更容易去反驳啊。因为东部如果经济发展的水平更高,那么他自杀的机会成本是比西部要更大的。比如说我是一个在上海年薪30万的人,选择了自杀,那么我的代价就是失去了一年30万的收入,以及上海都市的生活。……东部的经济更发达,所以个体之间的关系更加独立一些。一个个体死亡之后,对于身边人的影响并不是那么大。但是在西部的社会结构更加传统一些,所以一个人牵涉的亲密关系会更多一些,所以他们会更加否定自杀。……同样,城市里还是以核心家庭为主,所以一个人的影响波及范围还是比较有限的。”(S5)“农村……如果一个人自杀的话,可能会对整个家庭生存、生活水平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所以说相对来说(对自杀)认可度会比较低。”(S6)

还有人认为城乡、东西部差异与生命体验的丰富性、思考的深度有关:“在农村会有更多时间花在农业劳动实践,在实践中对周围的自然环境有了一种联系。所以在农村生活的人的生活体验更丰富一些,那么他有了这样一种跟世界的联系,就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是充实的、有意义的。这个是体验的方面。在思考方面,城市的人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来思考他自身的行事准则、行为,有更多的机会反思。反思的结果可能就是产生人生的迷茫。”(S3)

有关独生子女对自杀更为宽容的态度,一些访谈参与者认为与独生子女的责任和压力较大有关:“我本身是独生子女,我觉得独生子女面临的压力相对于非独来说会更大。因为虽然可能父母对他的投入会更加集中,但他身上承担的责任也会更大。怎么说呢?现在有很多人就面临逼婚或者父母不停地问,有没有找女朋友。假如我有一个兄弟,他过得很好,有房子有车子,或者事业很好,父母这方面的压力就会减小一些。……如果是一个人就可能会觉得,如果说我自己一事无成,可能就是对父母的辜负,父母脸上有点不光彩,觉得自己的儿女一事无成。这样的话可能会导致独生子女对于自杀的宽容度有不同。”(S6)或者非独生子女的心理更加健康:“他们从小身边有很多人的陪伴,跟独生子女比起来可能会有更少的心理问题,更不可能去想到自杀这种事情,……更健康一些。”(S2)

4.4 各心理维度上的群体比较

下面我们要更细致地考察一下各群体在不同心理维度上的态度异同。我们以性别、专业、城乡家庭背景、独生子女与否、成长所在地区为自变量,以评价、包容度、情绪、行为四个因子为因变量,进行了多元方差分析。3之所以采用多元方差分析,而非单个因变量的方差分析(GLM),主要是想用更加综合的方式,考察自变量对于因变量联合分布的影响。

经过从饱和模型开始,逐步删除不显著的变量,最终得出的模型包括两个主效应和一个二阶交互效应,分别是性别(Wilks的Lambda F=4.786, p=.001)、成长所在地区的主效应(F=2.919, p=.001),以及成长所在地区与城乡家庭背景的交互效应(F=2.279, p=.000)。

性别的显著影响体现于情绪维度(F=12.727, df=1, p=.000)。具体而言,自杀的情绪意义对于女生更为负面(因子均值M=-.092),对于男生更为正面(M=.216)。

男女生在情绪上的数据差异,以及访谈对象的解释,似乎比较符合一般社会刻板印象:

“女生胆更小,在听见自杀之后,她的脑海里出现的就是比较恐怖的情景,然后自然而然的就会比男生产生更多的恐惧。”(S4,男)“男生他会什么事不那么放在心上,然后女生就容易往心里去,或者是就会想的比较多、比较敏感。”(S7,女)“我刚才在看那个美剧嘛,《兄弟连》,打打杀杀的。我看美剧一般都喜欢看暴力的那种。(访谈者:所以自杀带给你的情绪反应可能就小一点?)嗯,可能是吧。”(S1,男)

情绪反映女多男少的差别,有可能是男女生在一定程度上内化了社会性别的刻板印象,用这种模式去行事,自觉不自觉地让自己显得更加男性化或者女性化,久而久之形成了这种习惯,进而呈现于语义区分量表的填答中。

成长所在地区的显著影响体现于评价维度(F=10.202, df=3, p=.000)。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成长的学生,比相对不发达地区成长的学生对自杀的评价更为正面。因子均值分别为:东部=.102;东北=.090;中部=.040;西部=.016。

成长所在地区与城乡家庭背景的交互效应也体现于评价维度(F=6.006, df=8, p=.000)。对于多数成长所在地区,对于自杀的评价以农村背景的学生最低,中小城镇背景的学生居中,大城市背景的学生最高。在东部地区,这一城乡差异尤为明显。但是在东北地区,城乡差异是反向的,即大城市学生对于自杀的评价低于中小城镇和农村的学生(图4)。这一结果如何解读,就本研究目前的调查方式和较为有限的样本来说还不好下结论,有待今后研究的验证和深入考察。一个可能是,东北大城市衰落的大工业有其观念影响,在这个背景下长大的学生,对自杀的评价相对于其他地区大城市的学生更为传统一些。

有关这一交互效应,访谈对象S5的理解或许可以参考:“还是可以从社会的组织形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密程度的差异来解释。东北的社会整合程度是更高的,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50年代开始,就是整个大国企,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单位里面的一个机械零件。所以如果他自杀了,某种意义上带来的是对整个单位及社会组织的一个破坏。另一方面,家人的福利等等都会紧密联系在这个人的社会位置上。如果他死去了,那么他在单位里面的社会身份跟待遇以及级别也都失去了,相关的人也会受到更大的影响。相较于东南部的沿岸城市来讲是这样的,所以他们(东北城市)会更加倾向于反对自杀。但是东部农村和其他地方的农村的组织形式不是完全一样的,我们能看到一个村,一个姓、两个姓氏的人,在这儿生活了几百上千年。但是东北的农村之前是很少有人居住的,只不过是一百年,不过是四五代人,可能还没有形成那么强的关系。所以总体上来他们可以更加宽容地理解自杀。”

5. 小结

本研究以语义区分量表为主,以访谈录音文本的主题分析为辅,考察大学生在认知、情感、态度、行为取向层面对“自杀”这一词语的反馈。初步分析结果发现:

1)总体而言,大学生对自杀的态度是较为否定的。在从1~7的否定—肯定轴上,总均值为3.166。这与之前的一些采用“自杀态度量表”所做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蔡玲等,2010;桑海云等,2014),但与近期新媒体所言大学生较高的自杀倾向并不吻合。

2)自杀的心理意义呈现四个维度:评价、包容度、情绪、行为。调查对象的态度在针对自杀所采取的行为维度最为否定,即倾向预防和阻止,但在对自杀的评价维度较为宽容。情绪和包容度层面居中。访谈结果与量表基本一致,并进一步呈现出对自杀的“否定”话语和“尊重”话语。两种话语看似矛盾,但按照研究参与者的逻辑,或许对生命的“尊重”既包括生命形式本身,也包括生命主体的选择权利和意愿。

3)不同人口学变量的大学生群体对自杀的整体态度有所差异。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影响显著的人口学变量是成长所在地区、独生子女与否、城乡家庭背景。具体而言,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长大的学生比西部地区长大的学生对自杀的态度更为宽容;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对自杀的态度更为宽容;大城市比农村背景的学生对自杀的态度更为宽容。

在自杀的不同心理意义维度上,各群体之间也存在一些差异。多元方差分析发现,性别在情绪维度有显著影响,女生对自杀的情绪反应比男生更为负面;成长所在地区在评价维度有显著影响,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对自杀的评价越为宽容。此外,成长所在地区与城乡家庭背景在评价维度有显著的交互效应。对于多数地区而言,对自杀的评价以农村家庭背景的学生最低,中小城镇的学生居中,大城市的学生最高。在东部地区这一城乡差异尤为突出。但在东北地区,城乡差异似为反向,大城市学生对于自杀的评价低于中小城镇和农村的学生。

以上发现与过往其他方法调查的研究有一致性,例如蔡玲等(2010)、桑海云等(2014)曾发现女性比男性对自杀持更为坚决的反对态度。不过本研究的显著性别差异仅出现在情绪层面,在整体态度和评价、包容度和行为层面的差异都未达显著水平。也就是说,男女大学生对自杀的态度同大于异。

以往研究曾发现家庭经济好的学生更歧视自杀(蔡玲等,2010)。本研究虽然没有直接测量家庭经济状况,但如果不考虑复杂的交互效应,总体趋势是成长于经济越发达地区的学生,对自杀的态度越为宽容;来自城市家庭的学生比来自农村的学生对自杀的态度更为宽容。这些发现似与过往研究不同,且似乎说明,经济的发达程度与对自杀态度的宽容程度成正比。

这与国际上一些研究发现的教育程度越高,对自杀的看法更为积极,乃至将其视为个人权利的发现(Sun et al., 2005; Kodaka et al., 2013; Van Sickle et al., 2016),似乎也有一致性。

本研究的发现揭示出现代化进程对大学生自杀态度的影响。经济的发达程度、城市化、独生子女等,可能与相应较大的心理压力相联系,与较高的自杀倾向相联系,同时也使大学生对自杀持更为接纳的态度。这样的态度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也许能够减少对有自杀企图者及自杀成功者的歧视,以更接纳、理解的态度对待他们;另一方面,它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心理压力、孤独感的普遍存在,自杀危机的潜伏具有其土壤。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深,对自杀的接受度可能会继续增加。不过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以及非独生子女的增加,未来或许会出现自杀接受度的反向制衡。展望未来的教育,以黑白对错分明的方式将“珍爱生命”灌输给学生,未必还能十分有效。这是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必须面对的挑战。目前在我国高校中正在兴起生命教育,本研究所揭示的现象,或许对于生命教育将提供一定的启发。

致谢:

感谢岳昌君、许宏晨老师给予的统计问题指导,作者对可能的错误负全责。感谢以下老师给予的问卷实施帮助:陈艳清、黄乙玲、翦羽、刘熠、马福国、马骞、彭云、徐爱伟、曾承辉、张建社、赵靓。

注释:

① “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加速发展的新形势,全国分为四大经济区域: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为: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互动百科。东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中部: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西部:四川、重庆、广西、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内蒙古西部、宁夏、青海、新疆、西藏。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东部。http://www.baike.com/wiki/%E4%B8%AD%E5%9B%BD%E5%9C%B0%E7%90%86%E5%8C%BA%E5%88%92。

② 话语分析可以指非常专业的语言学分析方法,如批评话语分析(参见Fairclough, 2010; Wodak and Meyer, 2009),也可以泛指语言学领域中任何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如Schiffrin, 1994)。本研究中的话语分析属于后一种,指对访谈的内容和主题的分析。

③ 基于前述原因,民族和宗教没有作为变量考虑。多元方差检验的假定条件包括:1)观测值之间相互独立;2)因变量之间有一定强度的相关;3)各因变量均为正态分布且方差相等。本研究的相应情况:1)样本抽取基本保证了观测值的独立;2)MANOVA检验结果,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显著性水平为.000,即因变量之间足够相关;3)协方差矩阵等同性的Box检验结果:Box的M=434.859; F=1.7; df=220, 11833.612; p=.000,即因变量之间的同质性不足。误差方差等同性的Levene检验进一步显示,评价因子的方差有显著差异(p=.002)。根据统计规则,在没有异常值出现的情况下,以上假定条件的满足并不十分严格(郭志刚,2015:287)。

Beautrais, A. L., L. J. Horwood & D. M. Fergusson. 2004. Knowledge and attitudes about suicide in 25-year-olds., 38: 260-265.

Domino, G., A. Cohen & R. Gonzalez. 1981. Jewish and Christian attitudes on suicide., 20(3): 201-207.

Domino, G., D. Moore, L. Westlake, & L. Gibson. 1982. Attitude toward suicide: A factor analytic approach., 38(2): 257-262.

Eskin, M. 2004. The effects of religious versus secular education on suicide ideation and suicidal attitudes in adolescents in Turkey., 39: 536-542.

Fairclough, N. 2010.(2nd ed.). London: Pearson.

Garrison, E. P. 1991. Attitudes toward Suicide in Ancient Greece., 121: 1-34.

Ginn, S., A. Price, L. Rayner, G. S. Owen, R. D. Hayes, M. Hotopf & W. Lee. 2011. Senior doctors’ opinions of rational suicide., 37(12): 723-726.

Heise, D. R. 2010.. Hoboken NJ: Wiley.

Ivey, A. Z. 2007. Attitude toward suicide and mental illness in African American church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oQuest Dissertations Publishing, 2007. 3287544.

Kodaka, M., M. Inagaki & M. Yamada. 2013.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attitudes towards suicide among Japanese pharmacists participating in the board certified psychiatric pharmacy specialist seminar., 34(6): 420-427.

Koweszko, T., J. Gierus, A. Mosiołek, M. Kamiński, M. D. Janus & A. Szulc. 2016.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verbal suicide scale (VSS)—measuring attitudes toward suicide in the group of patients hospitalized in the psychiatric unit., 30: 476-479.

Lake, A. M., S. Kandasamy, M. Kleinman & M. S. Gould. 2013. Adolescents’ attitudes about the role of mental illness in suicide, and their association with suicide risk., 43(6): 692-702.

Lee S., A. Tsang & X. Li. 2007. Attitudes toward suicide among Chinese people in Hong Kong., 37(5): 565-574.

Meissner, B., J. Bantjes & A. Kagee. 2015. I would rather just go through with it than be called a Wussy: An exploration of how a group of young South African men think and talk about suicide.’s, 10(4): 338-348.

Osafo, J., H. Hjelmeland, C. S. Akotia & B. L. Knizek. 2011. The meanings of suicidal behaviour to psychology students in Ghana: A qualitative approach., 48(5): 643-659.

Osgood, C. E., G. Suci & P. Tannenbau. 1957..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Poreddi, V., R. Thimmaiah, R. Ramu, et al. 2016. Gender differences related to attitudes toward suicide and suicidal behavior., 52: 228-232.

Renberg, E. S. & L. Jacobsson. 2003. Development of a questionnaire on attitudes towards suicide (ATT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a Swedish population., 33(1): 52-64.

Sawyer, D. & J. Sobal. 1987.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suicide demographic and ideological correlates., 51(1): 92-101.

Segal, D. L., M. S. Mincic, F. L. Coolidge & A. O’Riley. 2004. Attitudes toward suicide and suicide risk among younger and older persons., 28: 671-678.

Schiffrin, D. 1994.. Oxford: Blackwell.

Simpson, G. 1960. The aetiology of suicide. In E. Durkheim.. Illinois: The Free Press.

Stack, S. 1994. The effects of religion and feminism on suicide ideology: An analysis of national survey data., 33(2): 110-121.

Sun, F-K., A. Long & J. Boore. 2005. The attitudes of casualty nurses in Taiwan to patients who have attempted suicide., 16: 255-263.

Tsukahara, T., H. Arai, T. Kamijo, Y. Kobayashi, S. Washizuka, H. Arito & T. Nomiyama. 201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titudes toward suicide and family history of suicide in Nagano Prefecture, Japan., 13(6): 623.

Van Sickle, M., A. Werbel, K. Perera, K. Pak, K. DeYoung & M. Ghahramanlou-Holloway. 2016.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of the suicide opinion questionnaire in a U.S. military sample of marine corps non-commissioned officers., 181: 672-679.

Wodak, R. & M. Meyer (eds.). 2009.(2nd edition). London: Sage.

蔡玲、林汉生、王声湧、刘国宁,2010,大学生对自杀行为的认知、态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华疾病控制杂志》,第10期,980-983页。

陈秀珍,2015,大学生自杀态度及其相关因素研究,《长春教育学院学报》,第21期,53-55页。

郭志刚,2015,《社会统计分析方法——SPSS软件应用》(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陆晓娅,2016,《影像中的生死课》,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桑海云、咸大伟,2014,大学生自杀态度相关研究,《兰州教育学院学报》,第10期,148-150页。

王小桃,2010,大学生生命价值观及其相关因素的理论模型构建,《中国健康教育》,第5期,378-380页。

肖水源、杨洪、董群惠、杨德森,1999,自杀态度问卷的编制及信度与效度研究,《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第4期,250-251页。

谢杏利、邹兵、黄中岩,2012,大学生自杀态度与生活目的、生命意义感的关系,《南方医科大学学报》,第10期,1482-1485页。

徐凯文,2016,“徐凯文:为啥教师家庭孩子心理健康问题高发”,中国网—教育中国,edu.china.com.cn。

杨玲、李丽丽,2007,大学生自杀态度及其相关因素,《中国社会医学杂志》,第2期,126-128页、131页。

越优秀的大学青年竟然越空虚?,《中国青年报》,http://mp.weixin.qq.com/s/QFMC1gH_fCJeTQwLr5Gu_Q。

Psychological Meanings of “Suicide” for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A Semantic Differential Study

Gao Yihong, Peking University Zhang Yuhan, Tsinghua University

Using Semantic Differential Scale as the instrument,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d psychological meanings of “suicide” for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Participants were 571 undergraduates from five cities in China.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verall meaning of suicide was negative, and there were four meaning dimensions: evaluation, containment, emotion, and behavioral tendency. The mean score on the behavioral dimension was the most negative (showing the tendency of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whereas that on the evaluation dimension was least negative. Demographic features had influences on attitudes towards suicide: 1) Compared to students grown up in the economically less developed West in China, those who grew up in the developed East were more tolerant of suicide in their overall attitudes. 2) Single children in families were more tolerant than those who had siblings. 3) Those from big cities were more tolerant than those from rural areas. Group differences were also found on specific meaning dimensions. Such psychological meanings found in the study have implications for predicting attitudinal changes and for life education at the tertiary level.

death, suicide, psychological meaning, Semantic Differential Scale

高一虹

联系地址:北京市(100871)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北京大学

电子邮件:gaoyh@pku.edu.cn

高一虹,女,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外语教育、跨文化交际。张雨涵,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外文系英语专业本科生。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

猜你喜欢

自杀独生子女态度
图说
态度
别人对你的态度,都是你允许的
独生子女可以直接继承房产吗?
夏天好烦 懒也能穿出态度
对一例因抑郁症有自杀倾向的案例分析
“自杀”的教授
态度决定一切
独生子女的心理问题分析
阿根廷检察官“自杀”牵涉四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