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玮

“我5岁送情报，9岁当红军，11岁参加长征。征途上，由于年龄小、步子小，别人走一步，我得跑两三步，一天到晚总在不停地跑。别人是走完了长征，我是‘跑’完了长征。”

北京市东城区育群胡同一座幽静的四合院里，居住着一位九死一生的传奇女性，她就是老红军、原兰州军区联勤部副政委王新兰。最近，笔者采访了这位巾帼英雄，她向我讲述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年仅5岁的地下交通员

王新兰1924年出生在四川省宣汉县王家坝。同年，她的叔叔王维舟在家乡创建了四川省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

1929年4月，王维舟领导了著名的川东起义，建立了川东游击军第一路军。四川军阀刘存厚调集反动武装围攻游击军，悬赏捉拿发动起义的中共党员和农运骨干，王维舟等人的革命活动转入地下。

不久，一股敌人进驻王家坝，并把一个连部强行设在了王新兰家。这股国民党武装经常搜山抓人，给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游击军的联络造成很大困难。地下党看王新兰年纪小，不易被敌人怀疑，就经常派她传送情报，联络人员。后来有人知道她5岁就当上了地下党的交通员，称她是年纪不大的“老革命”。

一次，王新兰在送信时刚走到一片树林，迎头碰上了敌连长。幼小的王新兰急中生智，开口问道：“长官，摸到这里做啥子？”敌连长回了一句“打只野鸭吃”，然后狡猾地反问：“你上哪儿去？” 小新兰镇定地说：“猫儿跑了，我来找找。”看到敌连长走远了，她用脚踩了踩垫在鞋底里的密信，赶紧撒开小腿跑进了密林。这封信促成了一次战斗的胜利，川东游击军缴获了敌人十几支枪。

跟着姐姐当红军

1933年11月2日， 川 东游击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军。当天，王新兰举着一面小旗，随着家人一起早早来到县城的会场。她看见叔叔王维舟和许多游击队员第一次穿上军装显得特别精神，心里有了参加红军的愿望。

几天后，王新兰的姐姐王新国也参加了红军。王新兰整天跟在姐姐后面，有时跟着学歌谣，有时帮着刷标语。

王新兰找到一个征兵点，要求当红军。一个红军干部回答她，你还太小，过几年再说吧。她又来到另一个征兵点，仍然被婉拒。姐姐知道她的心思，答应妹妹到12岁时一定帮她当上兵。王新兰对姐姐说出了谎报年龄的想法，姐姐说：“你长得那么小，说12岁哪个相信？”

不久，王新兰姐姐所在部队准备撤至通江、巴中一带，她哭着求姐姐想办法带走自己。无奈，王新国领着王新兰来到了红四军军部。

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徐立清听说王新兰要参军，叹了口气说：“孩子，你太小了。”

王新兰回答：“你别看我小，我会写字，会跳舞，会吹奏，还会唱歌！”说着还用手在地下写了几个字。

姐姐王新国也在旁边帮腔说：“首长，你就收下我妹妹吧！你别看她年龄小，可她已经为党工作好几年了。”她把妹妹几年来为党传递情报的事讲给了徐立清。

徐立清听了王新国的介绍后对王新兰说：“你，红军收下了！”很快，王新兰被分配到姐姐所在的红四军宣传队，穿上了一套小军装。这一年，王新兰只有9岁。

征途中失去哥哥姐姐和母亲

王新兰和姐姐王新国等红军宣传队员一起，经常为红军官兵和群众表演文艺节目。过了几天，她在床板上发现了姐姐留下的一张字条：“小妹，组织调我到省委工作，来不及和你告别，以后就靠你自己管理自己了。”王新兰没有想到，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见到当红军的姐姐和哥哥。她后来得知，包括哥哥和姐姐在内的4位亲人，死在了张国焘为清除异己、建立个人独裁统治所推行的“肃反”运动中。

1934年秋，红四军进入旺苍坝一带。一天，有人捎信给王新兰说，你的母亲就在附近，病得很厉害。王新兰在一间破房子里见到了病危的母亲。母亲抚摸着女儿说：“闺女，陪妈几天吧。”王新兰只是哭，不说话——部队行踪不定，她来时领导交待必须当天返回。

这次相见，成为这对母女的永别。

1937年，王新兰（中）与战友在陕西三原镇。

“千万不能掉队！”

1935年3月底的一天晚上，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开始了。

部队作战时，王新兰与宣传队的战友们担负起现场救护的任务。她年纪小，抬不动重伤员，就搀扶着轻伤员走路。

行军途中每到路口，王新兰就和战友们打着竹板，向行进中的红军官兵表演文艺节目。有王新兰的地方，总有许多笑声。半个多月后，大家听不到她的笑声了。原来，王新兰染上了重伤寒，战友们用树枝做成的担架抬着她继续往前走。

部队在一个村子宿营时，有人建议给房东一些大洋，把王新兰留下来。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洪学智说：“一台好的演出，能带给部队官兵巨大的精神力量。”他对宣传队领导说：“这孩子表演技术不错，再难也要把她带上，谁把她丢了，我找谁算账！”

王新兰与死神擦肩而过。部队到达一处名叫理番的地方时，她已能勉强坐起来了。此后，她拄着木棍，艰难地迈步前行。她紧紧地跟着队伍，一边走一边在心里告诫自己：“千万不能掉队！”

红军翻越夹金山时，大部队定于凌晨5点动身上山，而王新兰和宣传队的战友们要提前行动，在部队经过的关口处搭建宣传棚，做好宣传鼓动工作。

“同志们，加劲走，赶快穿过大风口。莫歇劲，莫逗留，‘三不准’要求记心头……”看到王新兰这样小的红军站在寒风中表演文艺节目，指战员们十分感动，更增强了战胜困难的决心。等到所有主力部队全部快过完时，宣传队的战士们冻得快麻木了。红四军第十一师政委陈锡联爱怜地摸着王新兰的头说：“部队快过完了，你们宣传队也赶紧走，这里不能久留。”

寒夜过后是黎明

王新兰在长征中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因为自己年龄小，步子小，别人走一步，她要跑两三步。每次行军对她来说，面临的既是体力的考验更是毅力的考验。

1935年 8月上旬，王新兰背着一条线毯、一双草鞋、一支笛子，拄着木棍跟着部队走进了草地。草地的夜似乎很长，她又冷又饿。指导员到附近找些枯草升起篝火，领着大家搓手、跺脚、唱歌。

走啊走，一天、两天、三天……前方出现了树木，草地终于走到了尽头。王新兰抑制不住泪水，与同伴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走出草地不久，张国焘公开和党中央搞分裂，下令红四方面军过草地南下。9月中旬，王新兰跟着部队二过草地。时值深秋，无衣无食，加上部队刚过一次草地，官兵们已经疲惫不堪了。茫茫草地，似乎没有尽头。王新兰和队员们谁也不说话，心里的疑问越来越大：“刚从草地走过来不久，为什么又要返回去啊？”

王新兰与丈夫萧华。

倒下的人越来越多，部队的战斗力越来越差。当部队第二次走出草地时，王新兰用力掐了掐大腿，有些不相信地对战友说：“难道我们真的活过来了？”

1935年1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关与国民党军激战，毙伤敌人1.5万余人，但红军自身伤亡也很严重。王新兰此前虽然经历过无数次战斗，但还没有见过如此惨烈的场景：红军和川军的尸体交织在一起，纵横错列；很多战士至死仍在用手紧紧地掐着敌人的脖子，触目惊心。王新兰和幸存的战友们一次次冲进硝烟里，把一批又一批伤员抬下来。

经过百丈关这一战，王新兰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就在这个月，她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成为宣传队中年龄最小的共青团员。

1936年2月下旬，红军再次翻越夹金山、折多山等大雪山，于3月中旬到达道孚、炉霍、瞻化、甘孜一带。王新兰经历了很多，更成熟了很多。

1936年7月2日，红四方面军主力与红二、六军团齐集甘孜。会师那天，洪学智组织宣传队敲锣打鼓列队欢迎，王新兰第一次看到了闻名已久的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红二六军团领导人。

由于朱德、任弼时、贺龙等力争，南下走到绝路的张国焘此时不得不同意北上与中央会合。王新兰随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走进了草地。

在王新兰的长征记忆中，第三次过草地是最艰苦的一次，进入草地不久，部队的粮食快吃光了。经过前两次草地行军，草地上能吃的野菜、草根等很难再找到，不少人饿得上气不接下气。王新兰有时走着走着，就看到前边的同志倒了下去……

寒夜过后是黎明。王新兰愣是用那双稚嫩的双脚，“跑”完了千难万险的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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