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雄

摘 要：陈世骧等人提出并倡扬的抒情传统论，是目前在中国文学传统研究方面颇具影响的观点和主张，但表现出明显的“本质主义”思路及理论范式。在世界范围的反本质主义对“本质主义”理论范式的批判和清理已将近一个半世纪的今天，对这种理论范式进行必要的反思，实为当务之急。中国文学传统研究要获得突破性的发展，必须破除那种任何“中心”的“本质主义”思路及理论范式，积极、理性地借鉴反本质主义所主张的差异、多元的观点，面向丰富、生动的文学活动及其多层次要素或环节，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更多维的研究探讨与理论阐释，并为它不断开辟新的理论话语空间提供可能。

关键词：抒情传统；中国文学传统；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9-0178-06

引 言

在中国文学传统研究方面，陈世骧等人标举的抒情传统论，作为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和主张，可谓是影响深巨，这正如有论者指出的，自从这种观点提出以来，“越来越为海内外的中国文学研究者所接受”1，并“成为中国文学研究中一个颇具范式意义的论述架构”2。对此，尽管目前也有不少学者从不同的方面或角度进行了一些讨论与反思，并呈现出某种日趋深入的态势3，但如何更为有效地展开问题清理与反思，以利于中国文学传统的研究，显然是尚需学界共同努力与推进的话题。下面，笔者即拟针对抒情传统论的“本质主义”理论范式做些进一步的考察分析和反思探讨，以期推动问题的研究思考。

一

在抒情传统论的形成谱系中，陈世骧无疑是开山立派的人物。1971年，旅美学者陈世骧在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比较文学讨论组的英文致辞中对抒情传统论的观点予以首揭并进行了相关阐述1，对此，有论者曾视为与《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之于新儒家一般，正式开启了“中国抒情传统论述的序幕”，并具有“实质性的纲领作用”。2对于陈世骧的这份纲领性的英文致辞及其做出的抒情传统论述，为避免断章取义与曲意附会之嫌，我们这里先做两个方面的问题交代，一是涉及到我们考察分析的文本依据问题；二是涉及到我们这种考察分析做出的理论症结问题。

第一是我们考察分析的文本依据问题。我们的考察分析如何才是建立在可靠的文本基础上的？这里有一个文本流播而需征信的问题。目前学界可以确信的一些事实是，1971年，在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比较文学讨论组的英文致辞中，陈世骧第一次明确抛出抒情传统论的观点，并做出了某种纲领性的阐发与勾勒。陈氏于同年去世后，其讲稿又由他的学生杨牧（王靖献）带到台北举行的国际比较文学会议（淡江文理学院主办）宣读。次年，原文发表于英文学刊Tamkang Review，同时由淡江大学外文系杨铭涂以《中国的抒情传统》为题译出中文，发表于台湾《纯文学》1972年第10卷第1期。后杨译《中国的抒情传统》由陈世骧的学生杨牧（王靖献）修订、删削，收入《陈世骧文存》（台湾志文出版社1972年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是为我们常见的通行中文本的《中国的抒情传统》。近年，有陈国球等根据陈世骧的原英文稿，以《论中国抒情传统》为题重新做出中译。3该译者在《译者前言》指出，现在的通行中文本《中国的抒情传统》，“经过翻译和删削，其中部分细节和行文语气已有所不同”，而对原文的翻译亦有“未达”之处，而学界“引述以及讨论”每每以其为“主要依据”，就难免会出现误解，“大概是因译文而生的错觉”。我们认为，译者根据原英文稿译出全文，以力求“如实揭出”“文章的原来立意”，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澄清目前学界对陈氏之论理解的诸多偏差，也有利于我们更为准确真实地理解和认识，比如译者充分注意到“传统”与“道统”之间“其实有相当的差异”，将“tradition”统译为“传统”，而规避了通行中文本在不同地方分别译成“传统”和“道统”所引发的歧解。因而，为了避免出现以往论者一样的误解与偏差，我们下文对陈世骧提出的抒情传统论及其体现出的“本质主义”理论范式的考察分析皆在该译的基础上参照英文原文，亦期以此为文本依据更能切近陈氏“文章的原来立意”。

第二是我们考察分析做出的理论症结问题。我们说陈世骧等人的抒情传统的论述表现出了“本质主义”的理论范式，这种理论症结的给出，显然要基于我们上述的文本依据，但也需要对这种理论症结做出必要的交代，方能明了这种理论症结为何？“本质主义”理论范式，作为抒情传统论的理论症结，从其理论基础来说，是西方哲学的“本质主义”理论范式在文学研究上的反映，缘于西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及本质论误区，最早的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本体论的英文表述是“ontology”，是希腊文的ov（拉丁写法为on，意为“存在”、“存有”）4和后缀词“ology”（“学问”、“知识体系”）的组合，也就是“关于‘存在的学说或理论”。这种学说或理论，具体而言，就是通过特设某个终极存在，为一般存在者提供存在依据。巴门尼德的“一”、柏拉图的“理式”，就是这样特设出的终极存在。到了亚里士多德，他提出实体（ousia）、数量、性质、关系、何地、何时、所处、所有、动作和承受等存在的十个范畴，其中，实体（ousia）作为一种终极存在而居于中心位置，并构成某物“是什么（ti esti）”或“是其所是（to ti en einai）”的依据，5这即是西方近代以来一般所理解的“本质”。这种本质“中心”的决定论，作为一种“本质主义”理论范式及认知方式，其所构成的本质“中心”与非“中心”要素的等级秩序，正如德里达所指出的，“一方在逻辑、价值等等方面统治着另一方，占据着支配地位”1，并由此形成对后者的盲视，或使其处于边缘而遮蔽不显。这也是“本质主义”理论范式在当代饱受诟病之处。这种理论范式体现在文学研究上，即是把文学活动的某个要素人为地设定为本质“中心”，而这也就构成对非“中心”要素的统治性支配，并造成某种盲视与遮蔽。而这也正是抒情传统论将文学活动的抒情因素视为中国文学的本质“中心”进行理论阐发所出现的问题。对此，我们下文将结合陈世驤等人抒情传统的论述进行一些具体分析。endprint

二

陈世骧作为抒情传统论的首揭者，在他看来，这一观点的提出是有其历史依据的，并且这种依据是有迹可循而源远流长的。陈世骧指出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始于“备受称颂的《诗经》”，之后是“动人心魄的《楚辞》”，并构成了“中国文学传统的源头”，“自此，中国文学创作的主要航道确定下来了”，并“不断发展与扩张”，可以说，中国文学传统“就是一个抒情传统”。2

对于陈世骧的这种看法，我们认为其看到了中国文学从《诗经》开始就具有的抒情因素，这无疑有它的合理性，并对中国文学而言，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正如陈世骧所指出的，即便是叙事艺术，诸如“所谓的元曲、明传奇，乃至清昆曲”，每一部无不“都是由数以百计精妙的抒情诗堆成的作品”，还有“传统的章回小说”中“点缀穿插”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又或有时被惹恼）”的抒情诗，都可谓存在着普遍的抒情表现。3就此而言，中国文学确乎有“一个抒情传统”，但问题是，陈世骧提出这一“抒情传统”时，显然是将抒情视为了中国文学的根本属性及本质，并置之于中国文学的“中心”地位，而走向了一种抒情“中心”的“本质主义”之途。

而这样一种抒情“中心”的“本质主义”，在将抒情视为“本质”并置于中国文学的“中心”地位的同时，也形成了对非“中心”因素的统治与支配，甚至盲视和遮蔽，比如对这种理论视域中的叙事因素。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陈世骧是始自《诗经》提出并进行所谓抒情传统的论述的，而这样一种盲视和遮蔽也就从《诗经》开始了。诚然，正如陈世骧所看到的，《诗经》有数量可观的抒情诗，但这显然不是《诗经》的全部。《诗经》的作品包括《风》《雅》《颂》，但我们现在常见的是，论及《诗经》，“大都只注意以‘抒情表述为主的《国风》，而忽略《雅》《颂》，即便有论及《雅》诗者，也大都只注意被号称为周族史诗的《生民》《公刘》《绵》《皇矣》等那几首诗”4，显然，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自然主要看到的是《诗经》中的抒情诗，并以此为发端得出一个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也就似乎顺理成章了。而如果我们稍稍注意到这种看法所忽视的部分，而转向《诗经》中《雅》《颂》，就会发现其显著的叙事特征。这样一种特征不仅仅限于《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等“被号称为周族史诗”的几首叙事诗，而且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在《雅》《颂》诸篇中也有相当普遍而充分的体现。《雅》《颂》描写的对象多为周王，其中包括大量对周王室先祖乃至武王、宣王等功业的叙写，也有对厉王、幽王等的暴虐昏乱及统治危机的反映，大凡通过这样的纪实叙史，以达到治世之目的。我们一般认为《雅》《颂》对于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就是从其表现出的叙事功能来说的。

实质上，我们知道，陈世骧是将文学表现做了抒情与叙事的二分，并从这种二分及比较中展开其抒情传统论述的，他讨论中西文学差异是如此，而具体到中国文学也是这样，也并没有否定中国文学的叙事存在，只是在这种二分及比较中，从《诗经》开始及至整个中国文学，其叙事的存在，处在一种抒情“中心”的“本质主义”思路及其话语宰制与支配下被遮蔽无遗或边缘化了。这用陈氏的话来说，就是“其他方面如叙事或戏剧的发展，都只能靠边站”“或者是被兼并、淹没”，即便“叙事艺术极其迟缓地登场以后”，抒情也仍作为主导因素而“渗透，甚或颠覆它们”。1显然，这是把抒情视为中国文学的根本属性和“本质”中心，而在一种抒情“中心”的“本质主义”话语传统及支配下，将叙事作为抒情的附庸，而实际上是最后取消了叙事及叙事传统的存在。

继陈世骧之后，高友工是抒情传统论体系建构的重要人物，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髙友工“较完整地建构了抒情传统的（精神史式的）大叙事”2，而形成了一个“俨然”“自足自适”的体系3。在这一“俨然”“自足自适”的体系中，我们可以看到，髙友工在陈世骧立论的基础上，结合不同文类对抒情传统论做了更系统的阐发，并称之为“抒情美典”，以突显其作为中国文学传统的审美典范意义及价值理想。高友工也将文学表现做了抒情与叙事的二分，而不讳言中国文学中的叙事存在，乃至叙事传统，但与陈世骧并无二致的是，“抒情”及“抒情传统”的“中心”地位是一以贯之的，而更获得某种体系的定位与强化，也就是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作为“一个主导体系”，“其他形式或者为之压抑、摒弃，演变为小传统……或者索性被抒情传统所吸收吞并，处处以抒情的价值为最高理想”，4而其不讳言的叙事传统也正是这样一种被“压抑”“摒弃”，甚或“吸收吞并”的“小传统”，典型的比如戏剧、小说等的叙事，而终须“以抒情的价值为最高理想”，并消融于抒情传统之中，所以，《红楼梦》《儒林外史》等虽是小说，但也基于抒情目的与需要，而显示为抒情境界了。5

由上可知，在高友工抒情传统论的体系建构中，他论及叙事文学，其理论阐释的重点也是在抒情而非叙事，只是用叙事文学中的抒情因素来为其抒情传统提供某种理论注脚，而实质上也是在一种抒情“中心”的“本质主义”话语宰制下，将叙事视为抒情的附庸存在了，而最终也就是实际上取消了叙事及叙事传统的自身存在。这样一种抒情“中心”的“本质主义”思路与理论范式，显然与抒情传统论的提出者陈世骧是一脉相承，而更加在体系化的层面予以贯彻了。

三

在世界思想理論界，对“本质主义”理论范式的批判、清理已近一个半世纪，而上述抒情传统论仍停留于这种理论范式，这值得我们深思，而需要实现研究思路的突破和拓展。

在19世纪中后期的西方，尼采即以“重估一切价值”的姿态，开始了对“本质主义”理论范式的批判与清理，他宣称上帝之死，实则是宣告上帝所隐喻的一切“本质主义”中心话语与绝对本质的虚妄，不仅如此，尼采更是指出，在这种“本质主义”中心话语与绝对本质的统治和支配下，“几千年来凡经哲学家处理的一切都变成了概念的木乃伊，没有一件真实的东西活着逃出他们的手掌”6，是对存在物全部丰富、生动的东西的漠视与扼杀。这种批判与清理，后经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德里达（解构主义）、维特根斯坦（分析哲学）、罗蒂（新实用主义）等人的进一步阐扬，形成了一股对世界学术思想走向发生重要影响的反本质主义思潮。这种理论思潮尽管并无统一的纲领与体系，而在许多具体方面存在分歧和争议，但其差异、多元的观点却是一致的，而在方法论意义上值得重视。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代西方哲学与人文学术研究，包括文学研究，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逐渐表现出多元展开的趋势，并最终在20世纪形成多元发展的格局，这不能不说是有反本质主义打破此前的“本质主义”理论范式及其中心话语一统天下的历史功劳。endprint

马克思曾指出，“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1显然，反本质主义正是以一种对“本质主义”中心话语及绝对本质的反拨与否定姿态出现的，正如有学者所言，反本质主义的重要贡献在于“让我们重新找回了事物的丰富多样性，通过对具体认识的绝对性的否定，避免了思维僵化、认识单一的危险”2，而“这不是因为我们没有一双上帝的眼睛，而是事实上没有一个全能的观察角度”，“从不同的角度看到的世界不一样”，而其具有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使得每个观察者本身，也需要变换角度看世界”，“这幅色彩缤纷的知识画卷，决不是本质主义者所想象的整齐有序的世界图式”，而是“打破绝对核心与边缘的观察格局”呈现出的多维知识图景。3我们知道，文学活动是一个从文学创作到文学作品再到文学接受等形成的一系列要素与环节的过程，而这也构成了文学活动的多层次系统以及我们对之进行观照的多维视角。显然，在中国文学传统的研究方面，我们前述的抒情传统论的观点，将文学活动的抒情因素视为中国文学的根本属性及本质“中心”，在走向一种抒情“中心”的“本质主义”之途及理论范式的同时，也就形成了对非“中心”要素及多维视角的遮蔽。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否定所谓的抒情传统，相反，从中国文学的抒情因素而言，我们认为这种抒情传统是存在的，只是不能以一种抒情“中心”的“本质主义”的理论范式否定，甚至取消所谓非“中心”要素的存在，典型的比如我们上文提到的被抒情传统论做二分对待实则被否定、取消掉了的叙事因素及其传统。这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中国文学中，“的确存在着抒情传统，但它不是唯一的”，就文学的表现手段而言，除了抒情，若从叙事因素来看，实际上中国文学“还有一条同样悠久深厚的叙事传统”，是为叙事传统论的观点。4正如我们前文指出的，陈世骧等人是始自《诗经》提出抒情传统论的，但在提出这一抒情传统论时，将抒情视为了中国文学的根本属性及本质“中心”，而表现为一种抒情“中心”的“本质主义”思路与理论范式，并形成了对中国文学从《诗经》开始的非“中心”的叙事因素的统治和支配，甚至盲视与遮蔽。对此，上述叙事传统论的观点显然也没有回避，而是极具针对性地做出了其“叙事分析”，这种观点指出，《诗经》并不是“只有抒情”，“其中有够格的叙事诗，即使那些向来被视为抒情诗的作品，也存在着叙事因素”，5正如我们前文所提到的，这无疑是看到了为抒情传统论所忽视的部分，而将“叙事分析”引入到《诗经》抒情诗的认识与解读，也自有其新意。而在这种观点看来，对《诗经》的这种认识，也“适用于整个中国诗史”，进而申明，“就在作为中国文学特长的抒情诗（包括词曲）中，也并非尽是抒情而缺乏叙事。古典诗词中，叙事的因子、成分、片段和单篇断章，普遍地存在着，更不必说像乐府诗这样‘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本来就具有较强叙事功能的诗类”。6就此而言，这种叙事传统论的观点上绍《诗经》，在中国文学“抒情传统”之外，揭橥出一个“叙事传统”，无疑为中国文学传统的研究敞开了另外一个新的话语理论空间，而有其不容否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也要注意到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从一种抒情“中心”的“本质主义”理论范式走向另一种叙事“中心”的“本质主义”理论范式，而形成新的盲视与遮蔽，这同样是不足取的。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中国文学传统的研究要获得突破性的发展，就不应再停留或留恋于任何一种“中心”的“本质主義”理论范式，而是积极、理性地借鉴反本质主义所主张的差异、多元的观点1，面向丰富、生动的文学活动及其多层次要素或环节，从更多维的角度或层面展开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研究探讨和理论阐释，并避免新的盲视和遮蔽出现。就此而言，这正如有论者所认为的，无论是抒情传统，还是叙事传统，都是“从文学表现的内涵、特质，特别是文学表现的基本手段这个角度来看的”，只是“观察分析的一个视角而已”，2而不能以这“一个视角”遮蔽了其它一个个视角。比如在这一视角之外，对于中国文学传统研究，亦有学者从文学表现的议论手法、语言表达因素、意义理解及传递等不同要素或环节对中国文学的议论传统3、语言观念及传统4、诗学建构的譬喻性话语体系及传统5提出看法。这些都是从不同的多维视角作出的有益探索与研究，而显然是上述抒情传统论在其“抒情”中心的“本质主义”思路及理论范式的遮蔽下所未能见的，我们也期盼这样的研究能有更多元的出现。

结 语

综而言之，陈世骧等人提出并倡扬的抒情传统论，是目前在中国文学传统研究方面颇具影响的观点与主张，但表现出明显的“本质主义”思路及理论范式。时至今日，世界范围的反本质主义对“本质主义”理论范式的批判和清理已将近一个半世纪，对这种“本质主义”理论范式进行必要的反思，实为当务之急。中国文学传统研究要获得突破性的发展，必须破除那种任何“中心”的“本质主义”思路及理论范式，积极、理性地借鉴反本质主义所主张的差异、多元的观点，面向丰富、生动的文学活动及其多层次要素或环节，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更多维的研究探讨与理论阐释。“和而不同”、“同则不继”，唯此，才能为中国文学传统研究注入不竭活力，开辟出更为广阔的理论话语空间及研究新境。

Reflection on the “Essentialism” Paradigm of the Theory about Lyrical Tradition

Li Zixiong

Abstract： The theory about lyrical tradition advocated by Shih-hsiang Chen et al is a tremendous influence opinion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Chinese literature tradition. However， it exhibits the paradigm of “essentialism”. So far to date， the world-wild anti-essentialism has criticized and liquidated the paradigm of “essentialism” for almost one and a half centuries. Therefore， it is the urgent affair to make the necessary self-examination. To get a breakthrough， the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radition should get out of the paradigm of “essentialism” regarding any center， should actively and rationally use for reference from the idea of diversity and difference supported by anti-essentialism facing to extensive and vivid literature activities including their multilevel elements and process to make more multidimensionally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so as to provide the possibility for the new theoretical discourse space.

Keywords： Lyrical Tradition； Chinese Literature Tradition； Essentialism； Anti-essentialismendprint